編輯遇上文學青年

    一位編輯遇上了一個文學青年。
    1982年12月12日那天的《北京日報》第四版廣告欄中,有這樣一則廣告:
    尋人
    蘇德佑,男,36歲,身高1.60米左右,遼寧鞍山人。身穿青布棉襖,勞動布工作褲,腳穿黑膠靴,挎黃帆布包,精神不正常,於11月14日離家赴京並帶大量自寫詩稿,至今無音訊。如有見到者請通知鞍山大孤山礦選礦廠蘇德華。
    當天《北京日報》的讀者中,大約很少有注意到這則廣告的,讀到而產生出一種惶恐感的,更絕無僅有——那僅有的一位,便住在我們已經相當熟悉的那個鐘鼓樓附近的小四合院中。
    前面我們介紹這個四合院時,提到在前院的西邊,有個用帶月洞門的短牆另隔出來的小院。那小院裡住著一對中年夫婦,男的叫韓一潭,是個有著30年經驗的詩歌編輯,女的叫葛萍,是個有著27年教齡的小學教師。他們的獨生女兒韓向紅已經30歲出頭,早已結婚另過,外孫子都快滿五週歲了。
    由於韓一潭夫婦那住房的位置,位於這個四合院的「死角」,且又有一道短牆將他們的居住區與其餘部分隔開,加上他們生性不喜交際,所以儘管他們一結婚就住進了這個小院,卻始終未與院裡其他住戶打成一片。1982年年初,住裡院北屋的張奇林晚飯後翻閱《光明日報》時,看到一篇揄揚優秀編輯的文章。那篇文章裡介紹到「辛勤的淘金者韓一潭」,說韓一潭每天要審閱近千首自發投詩,大都味同嚼蠟,毫無新意,但他堅持一首首認真地讀下去,偶爾發現一首閃光的好詩,他便高興得情不自禁,立即報送主編,予以扶持……有一回他剛讀完一首只有十二行的好詩,便被叫走開會去了,開完會回來,他發現辦公桌被好心的同事整理了一番——因為窗外的風把他滿桌散亂的紙張刮到了地下,人家便為他拾起垛齊;他從那垛齊的稿堆中再尋那首好詩,怎麼也找不著了,非常懊喪,有人勸他不要找了,因為來稿者不過是無名小卒,其詩文只有十二行,按編輯部規定是可以不予回音、不予退稿的;他卻不能忘懷,他費時一下午,翻遍桌上、抽屜中所有的紙片,去尋覓那首小詩,竟毫無蹤影……第二天,他下了更大的決心,甚至趴到地上,搜尋櫃櫥下面,終於從櫃櫥下蛛網密佈的角落裡,找到了那首小詩。最後那首小詩被發表了出來,給作者極大的鼓舞,在首次成功的激勵下,那作者的創作熱情一發不可收拾,後來又陸續發出了許多短詩、組詩,目前竟儼然成為所在省份的一顆文學新星。當記者問到韓一潭從這樁事中總結出什麼經驗時,韓一潭風趣地說:「我的經驗教訓是——必須去買一方鎮紙,壓住我桌上的每一篇稿紙,不讓它們被風刮跑。」他那辦公桌上,後來果真出現了一方銅製鎮紙……張奇林讀完有關韓一潭的報道,不禁感歎地說:「各行各業都需要韓一潭這種伯樂啊,我們局裡要多幾個韓一潭,事情就好辦多了嘛!」當時他的女兒張秀藻在一旁咯咯咯地笑了:「爸,您知道嗎?韓一潭就住在咱們院裡!」張奇林吃了一驚:「鄰居?」張秀藻笑得更凶了:「爸,您的官僚主義真夠可以的!韓一潭就住咱們前邊西小院裡,您到現在才知道!」
    那篇報道的功效,首先是編輯部每天的詩稿暴增,而且來稿要麼在信封上就寫明是寄「韓一潭同志親收」,要麼就在裡面附上給韓一潭的信;其實報道見報前,韓一潭已經不看自發來稿了,編輯部新分來了兩個「工農兵學員」,自發來稿後來由他們處理——他們卻聰敏地把所有附有寫給「敬愛的韓老師」信件的詩稿,看也不看地都送到韓一潭的案頭,用那鎮紙鎮住;而當韓一潭把逕寄他而實在無暇過目的詩稿轉給他們時,他們又總是任其積壓,因為編輯部早就對作者聲明了嘛——「來稿勿寄私人,以免延誤。」這話換個角度說,就是「凡寄私人,延誤勿赦」。這種情況,自然是成百上千純樸的自發投稿者們想像不到的。
    那篇報道的功效還不止於此。報道發表後的半個月,一天傍晚,韓一潭同葛萍正在吃晚飯,忽然澹台智珠的公公把一個年輕人帶到他們那裡,對他們說:「韓編輯,葛老師,你們的親戚打東北來啦!」
    他倆朝那年輕人望去,大吃一驚——他們並無那樣一位親戚。後來他們弄清楚了,那年輕人並未自稱是他們的親戚,只是說他要找「韓伯伯」,澹台智珠的公公看那年輕人帶著行李,說話帶東北口音,遂誤以為他是他們家從東北來的親戚。
    韓一潭忙撂下飯碗,迎上去問那年輕人:「你找我嗎?」
    年輕人反問:「您是韓一潭韓伯伯嗎?」
    韓一潭點頭:「對,我就是。」
    年輕人把手裡提的旅行包一撂,伸出兩隻手來,抓住韓一潭的右手,緊緊握住,眼裡竟湧出了淚花:「韓伯伯,我可找著您了!」
    韓一潭有所憬悟,他忙問:「你從哪兒來?你找我有什麼事?」
    就是一般的親戚,見著韓一潭也不會那般親熱,年輕人彎腰拉開旅行包的拉鎖,取出了一個大塑料包來,透過包裝,可以看出裡頭全是又大又整的干蘑菇。他把那一大口袋干蘑菇擱到飯桌上,就畢恭畢敬地招呼葛萍說:「您是師母吧?師母您受累啦!」
    葛萍還沒明白這是怎麼回事,她只是發愣。
    韓一潭心裡說不出來是高興還是惱怒,他對這事態還缺乏足夠的思想準備。他不由得再一連串地問:「你是文學青年吧?你是怎麼找到我這來的?你從哪兒得著我家地址的?你是不是想請我給你看稿子?……」
    不一會兒也便全都弄清。他是東北一個縣裡的文學青年。他酷愛詩歌。他自然早就嘗試著給報刊投稿,從《詩刊》和《人民日報》的副刊,到他們地區的刊物和報紙副刊,全都投過,但一首也未被刊登,並且幾乎一律石沉大海……關於韓一潭的那篇報道自然給予了他極大的鼓舞,他說他讀時流出了熱淚——看來絕不是說謊,他感到他在「黑暗王國」中看到了「一線光明」,所以毅然投奔韓一潭來了。下了火車,他先找到編輯部,傳達室告訴他編輯部的人這天都外出聽報告去了——這也是事實;他便要求傳達室的人告訴他韓一潭的家庭地址,傳達室的人猶豫了好久,經不住他一再懇求,最後告訴了他,所以他現在才好不容易地找了來……
    葛萍出於一種女性的同情心,問他:「你還沒吃晚飯吧?」
    他坦率地說:「找不著韓伯伯,我什麼也吃不下呀。」
    葛萍便請他吃飯,菜不夠了,便下廚房為他去現炒了一大碟雞蛋。
    韓一潭請他坐到茶几邊的沙發上,問他:「你帶了些作品來吧?」
    那年輕人便拖過他那沉甸甸的旅行袋來,「哧溜」一聲拉開整個拉鎖,從裡面取出了一疊又一疊的詩稿來,一邊往茶几上放,一邊介紹他的創作說:「這是我的《抒情詩一百首》,這是我的組詩《泥土的愛》,這是我的抒情長詩《天空頌》,這是我的敘事詩《草原上的普羅米修斯》的第一部,這是我的詩劇《愛琴海的波濤》……」
    全部取出以後,他那詩稿足有一尺來高。
    韓一潭望著那一尺來高的詩稿,彷彿自己被宣判了重刑,驚惶得說不出話來。
    「韓伯伯,您一定要給我審閱,給我發表!您一定要指導我,扶植我!」年輕人懇摯地呼籲著。
    葛萍端來了炒好的雞蛋,請年輕人坐到飯桌那裡去吃晚飯。年輕人並不推辭,坐過去吃了,他顯然非常之餓,吃得狼吞虎嚥。
    葛萍對那一尺來高的詩稿,一時倒沒大注意,她對年輕人說:「你慢慢吃。不夠還可以來點方便麵。」又趁便問:「你北京都有什麼親戚呀?」
    年輕人邊吃邊答:「除了韓伯伯和您,我在北京沒親戚啊。」
    韓一潭心往下一沉,葛萍還沒大明白,她又問:「那你這回是幹什麼來呀?出差辦事嗎?你住哪個招待所呢?」
    年輕人反倒露出吃驚的神色,他宣佈說:「我就是找韓伯伯來的呀。我打算先在這兒住一個月,然後……」
    葛萍這才感到事態嚴重,她慌忙再問:「你有工作嗎?你哪個單位的?」
    年輕人若無其事地說:「有哇。我是縣農機局修建隊的。我們那單位的領導全是些個『土老帽兒』,懂個啥呀?他們不支持我搞文學創作,還打擊我——」
    韓一潭忍不住跟上去問:「你來北京,跟單位裡請假了嗎?」
    年輕人把嘴一撇:「請假?我根本不『勒』(理)他們!」
    葛萍著起急來:「你這怎麼行呢?你這不成了『盲流』了嗎?」
    年輕人吃完最後一口飯,用手背抹抹嘴唇說:「我不發表出作品來,絕不回去!」
    韓一潭心裡長毛,一時不知該怎麼把這位闖入者打發出去。
    葛萍又問:「你家裡知道你來北京的事嗎?」
    年輕人說:「咋不知道。我吵了一架才出來的。」
    葛萍責備他說:「你怎麼能這樣?你爸你媽現在該多著急啊!」
    年輕人笑了:「我爸我媽?我爸我媽早就沒啦!」
    葛萍愕然:「那你跟家裡什麼人吵?」
    年輕人忽然激動起來:「跟誰?跟我老婆!她是個庸俗不堪的小市民!對詩歌簡直一竅不通!詩盲!典型的詩盲!我跟她現在完完全全沒有一絲一毫的共同語言!我早就提出來跟她離婚,她死不答應,簡直是我的一副鐐銬!韓伯伯,您想想,帶著鐐銬跳舞,該有多難?我寫出這些詩來,容易嗎?每一行,每一字,都是我紅瑪瑙般的血、白銥金般的汗啊!現在我算痛快了,讓她在那發散著酸白菜氣息的小窩裡哭泣吧!『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
    葛萍連連搖頭:「嘖嘖嘖……你怎麼能這樣!你們有了孩子啦吧?」
    年輕人昂起下巴:「孩子?誰是我的孩子?」說著朝茶几上一尺來高的詩稿一指:「這才是我的孩子!她也給我生了一個女兒,那是肉,我要的是靈——是詩!我後悔當年不該結婚,不該要所謂的孩子。從文學史上看,多少詩人因為結婚形成悲劇,普希金,陸游……我一定要砸爛那世俗的鐐銬,做一個插翅飛翔的自由自在的繆斯!……」
    韓一潭、葛萍面面相覷。這一對老老實實、本本分分的知識分子,在家中還沒遇上過如此棘手的局面。
    韓一潭只好冒著惹怒對方、招來不測的風險,嚴肅到緊張地步地說:「年輕人,你這種不跟單位請假就擅離職守的行為,我們不能支持。你應當趕快回去。我們屋子很小,而且我們也不留人住宿,所以,你今晚還是另找地方去住吧——我們附近有個鑫園浴池,晚上接待過夜的旅客,你如果錢不夠,我們可以負擔。你最好明天一早就坐火車回去——」
    那年輕人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不能相信自己的處境,他瞪圓了眼睛,氣沖沖地問韓一潭:「你是韓一潭?!」
    韓一潭愣了一愣:「怎麼了?」
    「你原來是這麼個人!」年輕人氣憤地說,「報上把你吹成一朵花!原來你這麼糞1!什麼伯樂!什麼『沙裡淘金不憚煩』!騙人!偽君子!」他確實感到上當受騙了,這個世界,怎麼充滿了如此多的陷阱!他激動地拍著桌子說:「這是怎麼搞的?如果你們根本不想發現千里馬,那幹什麼登那狗屁文章騙人?!」
    葛萍嚇壞了。她覺得家裡來了個精神病患者。她家從來是安謐、寧靜的。她家從無逸出常軌的事。今天怎麼竟出現了這種局面!
    韓一潭很狼狽,他簡直不知道該怎麼跟眼前這位年輕人從ABC說起。他一時竟口吃起來:「你你你怎麼這樣不冷靜!你冷冷冷靜一點!你應該懂得,文學創作並不像你想像的那麼簡單……無論如何,你不應擅離職守,拋棄家室,這麼樣地跑到北京來……而且,就算你有的作品達到發表水平,也不可能馬上給你刊登出來。你知道嗎,一般的文學刊物,週期都是很長的,拿月刊來說,現在是3月,這一期1月裡就把稿子發到工廠去了;這一期印出來的時候,4月那一期已經看校樣了,5月的那一期稿子已經發去排字了,6月的大體上已經編好了,7月的已經開始著手編了……你的稿子以最快的速度錄用,編進六月那一期的可能性也不大,恐怕最早也要7月那一期才能刊用了;你看,即使能用,最快也還要等三四個月,你難道真的就在北京那麼等著嗎?如果要印成詩集,出單本的長詩,那至少要等一年以上才能見書……這還說的是馬上錄用,如果你達不到水平,那就等多久也沒用……你還是回去吧!」
    年輕人萬萬沒想到他所面臨的世界是這般冷酷,他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但他絲毫不減自信,他宣誓般地說:「我選擇的這條道路,我走完了!三四個月怕什麼?一年兩年怕什麼?我就是不發出作品不罷休!我向詩壇宣戰!不登上詩壇,我死不瞑目!」
    韓一潭目瞪口呆,不由問:「那你怎麼生活呢?在北京你住哪兒呢?錢花完了你拿什麼吃飯呢?何況北京市也不允許『盲流』的人在這裡待著不走……」
    「怎麼生活?」年輕人突然爆發出一陣輕蔑的笑聲,「我來找『辛勤的淘金者』,我以為他關心的是金子,鬧半天他滿腦子庸俗的垃圾——『怎麼生活?』對於詩人來說,除了作詩,還有什麼生活可言呢?我寧願流浪街頭,揀香煙盒子當紙,揀火柴棍當筆,也要寫詩。我是絕不再回那個讓我想起來就作嘔的單位,再不進那個充滿酸白菜氣味的小窩了!啊啊啊——你別再問我,我告訴你吧,我能在北京生活下去,我知道你所說的那個生活的意思——你的意思不就是掙錢嗎?在你們看來,掙錢,吃飯就是生活;那麼,好,我告訴你,我會理髮,我可以買一套理發的工具——那點錢我還有,我每天到自由市場去,給那些擺攤的農民理髮,我不但能掙出吃飯的錢來,我還能掙出買稿紙的錢來的。韓編輯!你別那麼看著我,我不會向你借錢的!告訴你吧,沒有你,我照樣能發表作品,能出名,咱們走著瞧吧!」
    局面僵在了那裡。韓一潭畢竟心軟,他望望那一尺來高的詩稿,歎口氣說:「你既然找到我這裡來了,我就挑著看看吧——其實我並沒有什麼水平,而且,文學這個東西,又尤其是詩,究竟怎麼算好,怎麼算壞,其實是很難說的……另外,希望你一定諒解我,你拿來這麼多詩,我實在是無法一一拜讀的。我每天都要上班,編輯部裡做不完的事,常常還要帶回家裡,用業餘時間做……」
    年輕人看韓一潭拿起了他的詩稿,打算看,氣平了一點,便說:「行行行,您忙,我諒解。您挑著看看吧!」
    韓一潭摘下眼鏡,湊攏年輕人的稿子,仔細一看,心裡不禁一動。那疊稿子裝訂得極其工美,光封面上的美術字標題就一定耗費了不少精力,裡面的詩一行行全用印刷體書寫,一點塗改也沒有。的的確確,那詩稿凝聚著年輕人「紅瑪瑙般的血」和「白銥金般的汗」。但是他首先讀到的那個詩劇《愛琴海的波濤》,「序詩」的一開頭四行就讓他莫名其妙:
    當巴黎聖母院的鐘聲,
    把愷撒大將從睡夢中驚醒,
    當飄忽、氤氳、的狂飆,
    把愛琴海從搖籃中震驚……
    韓一潭不禁皺眉對年輕人說:「你怎麼可以這樣寫呢?羅馬大將愷撒,是紀元前的人物,而巴黎聖母院好像是紀元後12世紀才有的,前後差了一千多年,那鐘聲怎麼可能聽見?更何況一個在西歐,一個在南歐……既然『飄忽』,怎麼可能是『狂飆』?而且,『氤氳』、『』這些詞太生僻,更不必堆砌……」
    年輕人不以為然:「我寫的是詩,又不是歷史,又不是中學的作文考卷,我怎麼不能這樣抒發我的感情?」
    韓一潭放下這一疊,取出另一疊,一邊說:「寫詩,也要從你熟悉的生活出發,你長期生活在中國的一個縣城,何必非去寫希臘、羅馬呢?」
    年輕人忙指著他手裡的那一疊說:「這就是寫我熟悉的生活嘛,我在內蒙插過隊!」
    韓一潭一看,這回是敘事長詩《草原上的普羅米修斯》。前面是長詩的目錄,第一章是「月夜的維納斯」,第二章是「山谷中的阿波羅」,第三章是「氈房中的安娜·卡列尼娜」,而第四章竟是「馬背上的阿童木」!他沒敢把目錄看完,更不敢往裡翻——他過目的荒唐之作多矣,但這位年輕人的大作,真可謂「更向荒唐演大荒」!
    「韓伯伯,」年輕人對他恢復了尊稱,期望地盯住他,懇求地說,「您給提出不足之處吧,意見越尖銳越好!」
    韓一潭真不知該說什麼才好。他只好擱回這一疊,再抽出那最底下的一疊來,這回的這一疊是《抒情詩一百首》,他隨便翻到一頁,阿彌陀佛,這回總算擺脫了洋神洋人的糾纏,詩句頗為曉順流暢……但是,啊呀,怎麼似曾相識?頭兩句好像是李瑛的,中間幾句好像是艾青的,末尾兩句又好像是舒婷的……
    正當韓一潭一籌莫展時,葛萍和詹麗穎進屋來了。葛萍感到事情不對頭以後,便盤算著怎麼才能打發走這個半瘋的文學青年。去報告派出所,似乎還不值當,找居委會,恐怕一時又說不清,想來想去,還是只得求鄰居協助;但全院除了收房租水電費而來他們家串過門的,似乎僅有詹麗穎一人。於是,當年輕人還在發洩他的不滿時,葛萍便溜出了屋子,去找詹麗穎,求她來想法子把那年輕人打發掉。詹麗穎一聽葛萍的描述,立即甩著大嗓門說:「這還得了?一分鐘也不能讓他在你們那裡待下去!你們太善良了,你們准知道他就是個寫詩的嗎?現在什麼怪事沒有!搞不好他是個詐騙犯、搶劫犯、流竄犯!你們一對書生,他要真的下手作案,你們手無縛雞之力,豈不遭殃!走!我去幫你們轟走他!」說著便站起來隨同葛萍直奔他們家。
    詹麗穎一進屋,還沒把那年輕人打量清楚,便粗聲大氣地說:「嘿!小伙子,你哪來的?這麼晚了,原來根本不認識,你怎麼能總在這兒待著?你知道這是哪兒嗎?這是首都北京,治安是抓得最緊的。行啦,你快走吧,要不,等派出所民警來了,那你可就想走也走不了啦!」
    年輕人被詹麗穎的氣派震懾住了。他也搞不清她是什麼人,見她那陣式,只感到恐慌。於是他便主動把所有詩稿都放回他那只旅行包,拉上拉鎖,氣急敗壞地說:「我走我走。我現在總算知道北京,知道詩壇,知道所謂的『淘金者』是什麼玩意了!」他一跺腳,很快地出了屋,並且出了院。
    韓一潭、葛萍還沒回過勁來時,詹麗穎卻自得其樂地拊掌哈哈大笑起來。
    從這以後,韓一潭回到家中,一聽見腳步聲朝他家那個小偏院走來,便如同驚弓之鳥。他囑告單位傳達室的同志,務必不要再把他家的地址,隨便告訴來訪的人。甚至每接到一個陌生人打來的電話,他也變得敏感而緊張,常常通話好一陣了,確證對方的身份並非文學青年,這才承認自己就是韓一潭。
    再過一陣,他開始接到罵他的信。來信的文學青年質問他為什麼不但不給回信,而且還「貪污」了他們的詩稿?其實他一開始是盡量回信的,但後來回不勝回,即使他每天24小時不吃不睡不做任何別的事,他也回不完每天接到的雪片般的來信。開頭凡寄給他個人的詩稿,他都自費給作者寄回,後來形勢發展到他實在無力負擔,如果一律自費退回,那他每月的伙食費全部用上也還不夠。後來他把寄給他私人的詩稿也混在編輯部的退稿中,由公家「郵資總付」,儘管編輯部裡並沒有人發出微詞,他自己卻總覺得不好意思;再以後,他才任寄給他個人的信稿積壓起來,結果就招來了怨恨和辱罵。
    記者又一次來找他,說要專為他寫篇「淘金者續篇」,把他嚇壞了。他哀求那位記者萬萬不要再給他增添煩惱和恐懼。
    到了秋天以後,寄到編輯部讓他「親收」的稿件和附有寫給「敬愛的韓老師」信件的稿件,才漸漸少了起來。
    有一個星期天,女兒女婿帶了外孫子來,大家聚餐,葛萍燒出的一盤菜很受歡迎,女兒挾起菜裡的大蘑菇問:「媽,這蘑菇哪兒買的?真好!」葛萍說:「咳,春天那會兒,一個年輕的詩歌作者硬擱在咱們家的……」
    韓一潭一聽,只覺得嗓子眼裡發噎,他埋怨道:「原來你讓我們吃的是這個——我怎麼能收他的東西!」
    葛萍辯解說:「誰願意要他的東西呀!那天他走的時候,咱們不是都忘了把這包蘑菇退還給他了嗎?他走了以後,我把這包蘑菇往碗櫃裡一扔,後來簡直忘得一乾二淨,前幾天收拾碗櫃,才又發現。我倒也想過,該給他退回去,可他地址呢?你記得嗎?我總不能把它扔了吧,上好的蘑菇,扔了讓鄰居發現,不得說咱們家抽風?再說,確實是他自願送的,你畢竟也還給他看了幾首詩,提了點意見嘛……」
    韓一潭搖頭說:「你當教師的人,怎麼說出這麼沒原則的話來?看過人家的詩,提過意見,就該受禮嗎?何況他那個人根本不正常,無論如何你不該讓我們吃他這蘑菇的……」
    葛萍心想自己操勞半天,好容易燒出這麼個菜來,卻遭此批評,實在掃興,便賭氣地說:「你堅持原則,你別吃!」
    女兒便插話說:「爸,你行了!你堅持原則,我見識過!你就一輩子那麼堅持原則吧!」說完挾了一個蘑菇,喂到兒子嘴中:「來,吃蘑菇!蘑菇好吃!」
    女兒的臉色很難看。韓一潭低下頭,心裡發堵。他的臉不由得變成了豬肝般顏色。
    「你堅持原則,我見識過!」女兒這話,像錐子一樣刺傷了他的靈魂。
    ……那是1968年。女兒17歲,臨高中畢業,趕上了「文化大革命」。
    在那「紅色風暴」之中,他們一家三口全都迷迷瞪瞪。韓一潭誠惶誠恐,惟求自保。葛萍慶幸自己教的只是一、二年級的學生,免受五、六年級學生的胡鬧式「衝擊」。女兒不是「紅衛兵」,卻也還算不上「黑崽子」,又不敢當「逍遙派」,每天到學校裡去參加運動,完全是隨波逐流。但畢竟年輕幼稚,「近朱者則言赤,近墨者則道黑」……有一天中午,女兒回到家中,大家圍桌吃飯時,忽然散佈了一些聽來的關於江青的傳聞和壞話。韓一潭和葛萍都嚇壞了,兩人異口同聲,嚴厲地斥責了女兒一番,弄得三個人全都沒吃飯就喪失了食慾。葛萍那天要參加一個區裡的批鬥會,提前走了,剩下韓一潭和女兒兩人。韓一潭不知怎麼的,心裡越想越發毛。那時候他家隔壁住的還不是澹台智珠一家,而是一個工廠裡的「造反派」頭頭,韓一潭總覺得女兒的「惡攻」一定已被隔壁聽去。況且他心裡也確實感到女兒的「惡攻」罪孽深重,萬萬不能容忍。他想出路只有一條——爭取「坦白從寬」。於是乎……他竟帶著哭哭啼啼的女兒,去到派出所「自首」!
    現在連他回想起來,也覺得簡直不像人世間能有的事!倘若這事發生在別人身上,如今寫成小說,寫成敘事詩,寫成回憶錄,把稿子交給他看,他一定會提出意見:「請不要胡編亂造!你這情節缺乏合理性!」
    然而,那竟的的確確是真的!
    而且,還有更加令人難以相信的細節——他是騎著自行車,把女兒馱在車後,帶到派出所的。他騎著車,女兒坐在後頭!他為什麼要騎車去?為的是快一點到達派出所?快一點葬送女兒?女兒當時怎麼不逃走?怎麼竟順從地坐到了車架子上?怎麼雖然嗚嗚咽咽感到萬分委屈,卻又跟他一起到了那派出所?
    1968年。記住那一年。確確實實出現了那麼一件極其怪誕、極其荒謬的事。他,和他親生的、惟一的女兒。那一年他已經39歲,而女兒才剛剛17。
    那時候的派出所是什麼狀況?一百個派出所可能出現一百種狀況。「砸爛公檢法」嘛。原有的政策可以完全拋到一邊。他的女兒進入派出所以後,會是什麼命運?從逮捕法辦到交給革命群眾「游鬥」,從被活活打死到被迫自盡,全都可能!當然,韓一潭把女兒主動送去,心裡想的確實是哀求「從寬」,能不能訓斥一頓便罷?能不能開一兩次批判會便放她「過關」?能不能只是「文鬥」而不要「武鬥」?……
    真像做夢一樣。偏他們去的那個派出所裡淨是好人。當時派出所似乎軍管了。在一間接待室裡,有兩個穿軍裝的人。他們不動聲色地聽完滿頭流汗的父親那語無倫次的「自首」,不動聲色地望著抖成一團的犯有「惡攻」罪的女兒,最後竟連一句訓斥也沒有,只是互相對望了一眼以後,一前一後地說:「行啦行啦,回去吧,回去吧,以後注意就行啦!」「去吧去吧,別來啦,別來啦!」
    事情出乎韓一潭意料,就那麼了結了。他再用自行車把女兒馱回了家中。他望著與鄰居相隔的那一堵牆壁,心裡踏實了許多。女兒卻哭得喘不過氣來,她到這時才體會到剛才所發生的一切所包含著的凶險。她之所以得以逢凶化吉,完完全全是出於一種不近當時情理的偶然。
    從此女兒對韓一潭失卻了敬愛。而且這種感情與年齡的增長恰成正比。早在「四人幫」倒台前韓一潭就懇求過女兒的寬恕,女兒在一定程度上也確實寬宥了他,但要想使女兒像對母親那樣地對他微笑、注目、說話、扶持……卻不再可能了。甚至當他50歲那年因病住院,女兒來醫院探望時,也只是例行公事般地問問他:「好點嗎?吃什麼藥?打什麼針?伙食還好嗎?」全無一點親熱感,就彷彿她是受什麼人委託,而不得不來應付差事的一個原本毫不相干的人。
    大悲哀。這種大悲哀只有他自己才能真正體味到。這是由他的生活道路所決定的。
    他1929年出生在一個破落的官僚家庭。他父親是個沉浸在往昔的「故都春夢」之中,而實際上卻「劫後桃花」般凋敝沉淪的小職員;祖父一死,大家庭分崩離析,父親更其潦倒——因此他高中未及畢業,便去當了一名文書。解放後,他報考了華北革命大學,那實際上是個短訓班性質的學校。當時各行各業急需幹部,「革大」及時地把各種各樣的幹部輸送到有關的部門,韓一潭被分配來當了一名編輯。他一當便是30年,編輯部的頭頭換了好幾茬兒,他卻在歷次的「改朝換代」中都被留用了下來。
    他成了編輯部裡資歷最深的編輯,主要的原因,在於溫馴。聽命於領導,一絲不苟地照辦,開頭似乎還不過是出於他的天性;後來,經過目睹一個個「帶刺兒的」、「搞獨創」的同事在政治運動中被打下去,他的馴順無爭更大程度是基於人生經驗的寶貴積累。領導要發配合「三反」、「五反」的詩,他便去挑這方面的詩;領導急需補發幾首配合「肅反」的詩,他便連夜去組稿,並且不僅組來了詩,還組來了相應的漫畫;領導說可以根據上面的精神,顯示一下他們「鳴放」的姿態,他便挑出幾首頗具「大鳴大放」氣派的來稿,請領導審處;領導說現在要「吹響『反右』的號角了」,他便很快組來了「反右」的「階梯詩」;領導說該趕快出一個「大躍進民歌專輯」,他便一口氣讀了6000首,精選出30首;後來到了「三年困難時期」,領導說現在大家生活艱苦,詩歌無妨輕鬆一點,他便組編了《夏夜圓舞曲》、《歡快的溪流》、《紅葉,紅葉,你真美》、《山村聞笛》等一批頗讓讀者眼目一新的短詩、組詩,有的還被作曲家譜曲,廣泛流布;再後來領導說「不能任修正主義文藝思潮氾濫了」,他便退回上述詩歌作者的無數來稿,寫信懇勸他們「跟上時代的步伐」,於是他又發現了一批更新的作者,發表了他們一系列的「革命化」作品;一直到1966年7月,整個編輯部徹底垮台前夕,他還編發了一首工人業餘作者所寫的《鐵帚橫掃「三家村」》。經過兩年左右的「斗、批、改」,3年左右的「干校」生活,1973年編輯部一恢復,新領導首批調回的老編輯裡,便有他在內。為什麼?除了知道他好使用外,也看重他對情況的熟悉——某個作者是怎麼個來歷,過去曾出現過哪些作品,引起過何種反應,編輯部遇到某種情況過去是怎麼處理的,……諸如此類的問題,領導只要提出,他便可以立即答覆,猶如一具活的資料庫。從那以後到1978年,他編的詩歌從內容上看,可以說幾乎在不斷地拐直角:抒發「同黨內走資派鬥爭到底」的「戰鬥豪情」;頌揚工人民兵在「四·五」事件中「打得好」;謳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來就是好」;鼓吹「億萬人民奮起反擊『右傾翻案風』」;歡呼「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幫』」;「緬懷革命老前輩,豐功偉績永不忘」;在「四·五精神」的召喚下,展望光輝燦爛的未來;為「十來個大慶」而「百靈般歡唱」;宣佈「『凡是』,這不是唯物論者的語言」;歡唱「喜迎『老包』到垅頭」;隆重推出《愛富歌》……
    主編更迭,人事滄桑,有的撤職流放,有的抱慚而退,有的去而不返,有的轉一圈卻又回來……周圍的同事也常常來來去去,然而總有那麼幾個老編輯「江流石不轉」,長滿青苔般地銹在那裡,韓一潭便是其中之一。
    除了聽話,馴服,可充「活資料庫」,他業務上內行、熟稔,也是公認的。說句公道話,他是頗具藝術眼光的。同一內容的詩歌,他總能精篩細選,嚴格地淘汰掉那些缺乏藝術氣息的,辛苦地淘瀝出那些藝術性較高的;並且極善於加工,有時讓他縮一句、換一字,便立奏點鐵成金的奇效,作者佩服,主編滿意,他自己也引以自豪。
    但是他自己卻從不寫詩。他甘當一個實實在在的編輯。對於那些當著編輯,卻醉心於寫詩,想把編輯這個崗位當塊跳板,伺機跳入專業詩人圈子的同事,他內心裡是很不以為然的。他可以容忍貓頭鷹,容忍豚鼠,卻不能容忍蝙蝠。
    不知不覺之中,他已兩鬢蒼蒼。「敢將十指誇針巧,不把雙眉斗畫長。」他已經習慣了一種恬淡平和、有所遵循的生活。過去他自然也有過惶恐,有過游移,有過失落感,但那都只是暫時的。比如「文化大革命」風暴襲來的頭兩個月,忽而「造反派」「揭竿而起」,昔日的領導威風掃地,令他不知該皈依「叛軍」還是該奮起「保皇」;忽而又進駐了「工作隊」使他慶幸自己未隨「游魚」也未近「走資派」;忽而「工作隊」又被押上了批鬥台而「造反派」又「一分為二」,你砸我打,驚心動魄……但好在這一切都不過有如疾風過境,很快形勢也就明朗:「中央文革」是最高權威,緊跟「兩報一刊社論」便無差池,他覺得自己又有所遵循了,便兢兢業業地當起「順民」來。那一時期他所訂閱的《紅旗》雜誌上,畫滿了他悉心捧讀留下的一道道紅線……
    不知怎麼搞的,這幾年他內心裡卻又浮起了惶恐和失落感,冷靜想來,實在是因為這幾年湧現在他眼前的斑駁世態,撞擊著他心扉的洶湧思潮,令他實在應接不暇,難以消化,而又無所遵循……
    一個年齡既輕、資歷既淺的作者,居然可以出版《×××選集》,而且在扉頁上登出照片、手跡,這是「文革」前所不可想像的,當年知名如秦牧、楊沫、郭小川、杜鵬程……誰能這樣出書呢?哪裡印過他們的照片呢?並且,這種年、資兩匱的作者,居然還被各地請來請去,坐飛機,住賓館,發表演說,遊山逛水,甚而派往國外,揚名他洲……人情嗎?合理嗎?
    錄音機,流行曲;李谷一,蘇小明;喇叭褲,登山樓;男高跟,披肩發;鐵臂阿童木,銀耳珍珠霜;白蘭牌洗衣機,雪花牌電冰箱;「我是日立寶寶」,「領導世界新潮流」;「胡風同志作了書面發言」,《西方現代派文學作品選》;落地式定時16英吋電風扇,梅花形淡紅色鑲花大吊燈;大型明星「美人頭」掛歷,精印法國印象派畫家畫集;「萬元戶」買汽車,「個體戶」雇工人;梅花鶴翔樁,海燈二指禪;「深圳最新豪華住宅——高嘉花園——即日開始發售……可遷移內地親屬入住……」,「屋奇應丸——主要成分:人參、牛黃、麝香、熊膽——功效卓著,群眾信賴……香港付款,內地取貨……」唉,真是「信息大爆炸」,可讓韓一潭如何禁受得起!什麼對?什麼錯?什麼好?什麼壞?什麼只能一時?什麼能夠長久?什麼沾而無礙?什麼務必遠離?
    天下從此多事。韓一潭從此多憂。而對這種世態,夜深人靜時,輾轉反側中,他心頭竟時時泛起一種釅釅的懷舊情緒……
    可是生活畢竟還是安定的,而且他家同別的家庭一樣,近一二年也開始走向了「電氣化」。1982年12月12日那天下午,當他坐在沙發上翻閱當天的《北京日報》時,他的愛人葛萍便在廚房中開動洗衣機洗衣服。洗衣機開動後的聲響固然大了一點,但聽來也還是愉快的。葛萍開了洗衣機,回到屋中,坐到案前批改學生的作文,心情也頗為怡悅。
    韓一潭讀報讀到了廣告欄中的那一則「尋人啟事」,不由惶惑起來——又是一個東北青年,「離家赴京並帶大量自寫詩稿」,奔誰而來?真令人不寒而慄。
    他不禁呼喚愛人:「葛萍,糟糕,咱們一定得注意——」
    葛萍只顧批改作文,並不搭理他。
    韓一潭便大聲地讀出那「尋人啟事」來,把其中最富威脅性的句子,重複了兩遍。
    葛萍這下緊張了:「是麼?怎麼好呢?這回,咱們無論如何不能讓他進到屋裡!」
    「是呀,是呀,」韓一潭說,「他要再拿出蘑菇什麼的,咱們一定要馬上退還他,堅決不能讓他往咱們桌子上擱!往窗台上擱也不行!」
    兩個人議論了一陣,有備無患,以逸待勞,總算漸漸鬆弛了下來。
    葛萍改出了三四本作文,韓一潭連當晚東鐵匠營俱樂部由中國評劇院一團戴月琴、李德琪主演《狐仙小翠》的廣告也瀏覽到了,廚房中的洗衣機也停了下來。這時,忽然有人用手指敲著他們屋門上的玻璃。
    兩口子不由得驚悚地朝門外望去,依稀是個男子漢的身影,心裡便一起發出悲鳴:「糟糕!果然來了!」
    可怎麼辦呢?

《鐘鼓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