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有著對春草的企盼，我卻願把絮絮的心語獻給新冬的第一片雪花，因為我深知北方大地惟有經過瑞雪的滋潤，才更利於第一針綠芽鮮碧地萌生。
常有採訪者問我：你對自己哪個作品最滿意？一般取巧的回答是：對已經寫出來的都不甚滿意，最滿意的可能是即將發表的或正寫作中的。我卻要坦率地說，我自己最滿意的是由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2004年第二版的長篇小說《四牌樓》。我以後可能再也寫不出超過它的小說。也常有記者問我：你的小說是否屬於"京味文學"？我總這樣強調：我不刻意追求"京味"，尤其不刻意去展現所謂的"老北京味兒"，我的小說所展現的，從時間來說更多的是現在時；從人物來說，我總是要發現在這個空間裡面出現的新的生命現象，我對這個關注得更多。我不是一個專門去寫比如說"八旗子弟"、寫老北京的老風俗，不是這樣一個作家。這些東西作為我來說，也是很重要的生活資源、寫作資源，我也加以利用。但在我的舞台的這個燈光所照亮的主要的人、主角，是一些新的生命。我現在寫下這些文字，不是想總結什麼寫作經驗，我是想梳理出自己的人生態度——我知道自己是有極限的，支撐我繼續往下跋涉的不是新的制高點，而是對新生活新生命不衰的觀察興趣。
每個作家的寫作有不同的資源取向。比如有的年輕作家，他可以寫一個舊社會的妓女的生活；他根本沒有經歷過軍閥混戰的局面，他可以寫軍閥混戰時期的一個悲歡離合的故事。那是他的創作自由。我的寫作，我的作品裡面的人物、故事基本上是與我共時空的，比如我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最新小說集《站冰》，裡面最長的一個中篇小說叫做《潑婦雞丁》，就是寫北京四合院被拆了以後，這些居民到哪兒去了？他們到了新地方，有的屬於城鄉的交界處，或者說是城郊結合部的那些樓盤裡面。我寫那些人的生存，寫外來的一些民工，包括從外地招來的一些年輕的保安，或主動或被動地來參與他們的生活。我寫這些生命的一種新的活潑的狀態，所以我不拘泥於一定要寫北京的老傳統，每個作品都要追溯到北京文化的歷史層面，我不是那樣的，我不斷追蹤新的北京的新發展，新的展拓了的生存空間和新的生命，新的生死歌哭。我不想讓歷史成為我靈魂的蝸殼，我總希望自己能進入"這一刻"的光影中。
我的寫作資源仍很豐富。我覺得一個寫作者寫作資源枯竭，很可能是因為他切斷了自己和這個現時空的社會生活的直接聯繫，只是通過書本、通過報紙、通過傳媒或者通過會議、通過文件、通過聽別人傳達轉述，去獲取寫作資源，那這樣的話，就和真正的那種社會生活新的生長點隔絕了。我恰恰不是這樣的，我現在很少參加會議，很少參加各種場面上的活動，而是直接地去和這些普通人混在一起，和這些民工，或者是外來的，比如說是這些保安，或者是一些新的居民區的居民生活在一起。所以我現在覺得，我的資源非常豐富，寫都寫不完。我要寫的東西太多，我都不知道該捨棄哪一部分。到目前為止，我的苦處是這個。
《當代》雜誌發表我的《潑婦雞丁》的時候，有一個編者按語，大意是說，現在像我這把年紀的人，一般都——他當然有點兒幽默了——或者含貽弄權去了，或者含貽弄孫去了，不玩兒這個了。跟我同齡、或者一起在文學上起步的很多人，後來基本不寫小說了，或者就是寫小說，數量也是越來越少。而我從寫《班主任》開始到現在，我穿越了20和21世紀的交替。我到現在，還有中篇短篇出來，而且都是寫的最鮮活的當代生活的，像《潑婦雞丁》這個中篇有五萬字。台灣已經出了單行本，因為是繁體字豎排，可以構成一個單行本。
《當代》就鼓勵我說，像我這樣的還能夠含貽弄文，而且還能夠寫小說，還能寫最新的生活，出現新的人物，而且小說在文本的追求上還有變化，讀者應該還能從我的小說裡讀出超出小說本身的東西來。再比如台灣詩人焦桐，他自己辦個出版社，把我這個《潑婦雞丁》的小說，列入他的那個"飲食文化"的系列，他還在台灣發表了很長的一篇論文《論劉心武的飲食寫作》。因為《潑婦雞丁》這個題目是一個飲食，小說的每一節裡面的每個題目也是一道飲食。飲食文學在台灣被認為是頗新潮的東西。這說明我在文本上是不斷地更新的，不是固守在一個狀態，不斷進入新的領域進行新的探索。所以我覺得我應該是不斷在超越。這樣自我評價也是為了鼓勵自己更加精進。我也想對讀到這絮語的人說：常常肯定自己、鼓勵自己吧，只要那肯定與鼓勵符合事實，那就不要害怕別人掄過"你為什麼不謙虛"的棍子來——把那棍子架住，並大聲對他說："我肯定自己，故我存在！"
我還搞建築評論，這是種邊緣雜交文字。文學和建築評論之間有聯繫，但還是有一定區別。我已經在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出過一本《我眼中的建築與環境》，印刷了五次。最近又由中國建材工業出版社出了一本，叫做《材質之美》。我從1995年開始寫建築評論，到現在快10年了。寫建築評論不是一時心血來潮，首先是外在的強大因素觸動了我。城市的迅猛發展，這就是外在的因素。北京現在蓋了很多新的樓房，對每個置身其中的人都構成了一種強迫性的審美，你不看它都不行，你躲都躲不過去。蓋新的多半就要先拆舊的，北京的舊四合院兒、胡同兒不斷地被拆毀，開發不斷地蔓延。作為一個市民來說，我有話要說。另外，我個人長期對建築是感興趣的。我在中學時代，經常畫水彩畫兒，建築是我水彩畫兒的寫生對象，因為我在城市裡居住嘛，不可能有很多的自然景物，基本上是建築，首先是古建築，比如畫白塔，畫故宮的宮殿，畫天壇的祈年殿，畫城樓門子。我對建築的興趣也是埋伏很久了，外在的刺激加上內在我自身的這個底子，一激發，我的建築評論就出來了。
有採訪者問我：如果純粹從建築佈局上來說，您覺得中國哪個城市是您最喜歡的，覺得它整個兒的建築格局是最好的？我覺得這牽涉到一個城市整個的、大的規劃問題。建築格局應該是有兩層含義，中國是一個古國了，很多城市都是歷史名城，是很多的歷史底蘊。是說它留存下來的那個底子？還是說它新的發展？因為這個城市是在不斷地更新、發展。如果純粹從歷史的遺存來看一個城市，那我當然最喜歡北京。
建築有大概念和小概念。大概念是，一直要擴展到關於城市規劃、一個城市整個的這個佈局，包括它的道路都是建築；另外，就是單棟的建築或者單組的建築。這是兩個概念，北京在規劃上有很多問題沒有解決。在單棟的建築上，失敗的例子遠比上海、深圳等地多。所以這兩方面都使我感到焦慮。我有很多文章探討這個問題。
採訪者還常問我，就所到過的國外的城市，覺得哪個城市純粹從建築上來說，印象最深、最漂亮？我總毫不猶豫地回答：當然是巴黎。我也去過羅馬，羅馬對古跡的保存，還是做了很多工作。但羅馬城在大概300年前，它的城市規劃就不是像巴黎那麼樣的，讓你覺得它那麼十全十美。巴黎幾乎到了完美的程度，羅馬雖然古跡留得很多，但就整個城市的大概念來說，不如巴黎那麼好。巴黎也有敗筆，比如蒙巴拉斯大廈，一棟蓋在市區裡的美國式摩天樓。
人們特別喜歡問作家，他的寫作是受了誰的影響？其實我的影響主要來自我的家族、我的父母、我的哥哥和姐姐。我生活的家庭，有非常濃郁的文藝氣氛或者文學氣氛，這對我是最大的影響。我走上文學道路跟這個家族影響分不開，像我母親說起《紅樓夢》來她就如數家珍。她可以告訴你，這個周瑞家的和王善保家的有什麼勾連。這是一般弄"紅學"者不去注意的。再比如說司棋這個角色，她的家庭背景、血緣背景等等，讀得很細的啊。比如說像我的哥哥、姐姐，他們都是很早就讀西方名著、讀俄羅斯的古典文學、讀蘇聯的一些現代小說，對我影響也很大。另外，我們家族，像我父母喜歡京劇，我哥哥後來就成為著名的票友。在北大他曾風靡一時，成為"梅派青衣"。還有音樂方面，這對我走上文學道路起了很大的影響。
當然，也有間接的，通過文本，或者通過一個我沒見過，我沒有謀面的作家的影響。如果要說作家和作品的影響，那很多。我可以舉出一個例子，就是它對別人也許影響不那麼大，就是我們四川籍李劼人的《死水微瀾》，閱讀的時候，對我來說我覺得是一種啟蒙。我很驚訝，他能夠通過那麼生動的個人命運的這種幽微的描寫，透視整個那個時代的變遷，特別是四川的"保路運動"，教民和袍哥兒之間那種不同的社會力量的激盪，等等。我的祖籍是四川，父母都是四川的，我的家族裡面有的也是跟教民有關係、跟袍哥兒有關係。在長輩的敘述當中，我知道這些事情，沒想到他能夠那麼生動地使我這麼一個晚輩，獲得一種對社會對人生的透視力。這個作家的這部作品對我走上文學道路，啟蒙作用是很大的。
我寫過一篇隨筆《逆境與創作》。人們老說，一個作家的形成跟他的苦難經歷有關，而我在這篇短文裡面恰恰說，一個作家有太多的坎坷，倒容易抑制他的創作靈感。我覺得對一個作家來說，最重要的是要給他一個很好的創作環境。如果社會沒能給他提供，那麼，他就應該努力地去自己營造。
比如拿曹雪芹來說，當時社會沒有給予他，大環境對他來說是險惡的，他就遷居西山腳下，疏離熱鬧場，只保持跟敦誠、敦敏、張宜泉這樣的摯友的密切交往。他還有一些民間的朋友，如鄂比。他營造了自己一個小的人文環境。當然更重要的是還有像脂硯齋這樣的合作者。所以，他才能給我們留下《紅樓夢》，雖然是一個不完整的書稿，但畢竟是一個寶庫。所以，不能完全埋怨說這個社會沒給我一個很好的機會，或者沒有給我很好的環境，人生難免坎坷，難免有逆境，自己要給自己營造一個能夠安靜寫作的人文環境。我覺得我自己就是在營造啊。因為現在整個社會競爭很厲害，文學上競爭也很厲害，有時候就形成一個名利場，一進入這個圈子，就沒完沒了地有諸多熱鬧得不堪的事情，什麼會議啦、評獎啦，還有很多排名、排行榜之類的事情，還有暢銷不暢銷的事情，轟動不轟動什麼的，搞得挺煩的。我現在基本住在鄉村，自己的小人文環境非常好。今春我的民間朋友送我兩棵芍葯，移栽以後成活了，開得非常燦爛。我看著芍葯花，聽著另一個朋友送我的光盤，肖斯塔科維奇的《絃樂四重奏》，翻著別人認為都是過時的老書，比如汝龍翻譯的27冊契訶夫的小說集，聽音樂讀書之餘，就在窗外大柳樹的臂彎裡，坐在小椅子上構思新的文章。我就這樣營造出自己的創作環境，它的特點一是草根氣息，一是身心安靜。我也不求再得獎，也不要入排行榜，我也不想成為熱點焦點,不追求轟動暢銷，更不去管什麼座次頭銜。我覺得非常愉快。
當然，有的作家喜歡另一種環境，那裡有很多人捧他、支持他，使他總在聚光燈下閃閃發亮。那也很好。我絕不會拿自己的選擇去否定人家的喜好，各人有各人的活法。我在那篇隨筆裡講了歌德的例子，歌德一生沒有什麼坎坷，什麼"行萬里路、讀萬卷書"，他萬卷書是不是讀了都可疑，萬里路肯定沒有行，足跡最遠只到過意大利。他一生沒有坎坷，活到80多歲，情慾還很旺盛，還可以跟小女生戀愛。當時那個魏瑪政權，也說不上多好，也說不上多壞。他跟政治家沒什麼矛盾，政治家對他也很客氣，把他很優厚地養起來，他也接受這種客氣，養尊處優。他留下的著作也很偉大啊！
不少人注意到，我宣稱在《紅樓夢》所有人物中，我喜歡的是妙玉。這令很多人詫異。
妙玉孤僻、怪誕，很遭人討嫌。我想，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我個人的性格和妙玉有很多契合點，我有時候確實是過分的離群兒。這不是什麼優點，但也很難說這是一個罪惡，是不是？這個世界應該是多元的，人的性格也應該是多元的存在，可以有各種各樣的人嘛！不是說我這樣的性格就特別好，或者我要求別人像我這樣，我沒有這個道理。可我覺得，一個人可以這樣生存，如果有條件，他可以這樣生存，很自尊地維持自己的一份尊嚴，他不隨便進入別人的領域，他更不能容忍別人隨便去進入他的領域。妙玉重視保持環境的潔淨，更重視保持內心的潔淨，也保持人際關係的潔淨。她很率意，喜歡賈寶玉。並不是說要愛寶玉，但是她認為寶玉是一個"些微有知識的人"，在賈府那麼多人裡面，看得出寶玉比較懂事兒，這個懂事兒，不是懂一般的人情世故，她看出來，比較能有禪悟的是賈寶玉。所以賈寶玉過生日，她下賀帖。像這些地方我都很欣賞、喜歡，我覺得她這樣為人處事挺有趣的。
人的一生中，出生、事業成功和死亡是很壯烈的三個場景。出生是被動的，死亡也多少帶有被動性，只有事業的成功帶點主動性。生死是一個很大的課題，其實生的感覺我們應該是有的，但是我們遺忘得很快，形不成記憶。死的體驗，我們每一個活人現在都沒法陳述。在這個生存的過程當中，使自己獲得價值，也就是事業上成功，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我覺得所謂成功，這個價值除了用金錢和名譽來衡量，還有更重要的兩個標準。一個標準是：他個人的尊嚴是否得到保證，這是很重要的；另一個標準是：他是否對他人有益，是否多少哪怕對他以外的第二個人有過一些好處。金錢、名譽和這兩點，都是他創造的價值。我覺得這些對人生都是很重要的。
我業餘愛好是畫畫，我從初中時候就開始畫，現在還有幾幅是中學時代的作品。我一般畫水彩寫生。我現在經常到我農村書房附近的溫榆河邊、多少還帶有一點野生態的空間裡面，去畫水彩寫生畫兒，這是我目前很大的一個樂趣。另外，就是聽音樂，西洋古典音樂是我比較偏愛的。
還有一個愛好，就是和愛人去逛商場。我以為，逛商場是人生當中不可放棄的、尤其是有配偶的人決不可放棄的一大快樂。而且，男士，不光是我一個，我當然是一個典型，逛商場的時候，我覺得我最多的一個動作是偷偷地看鏡子、照鏡子，這很奇怪。我發現別的男士也有這個毛病。女士吧，她在挑化妝品的時候照鏡子，她對商場裡面的那個公用的鏡子並不很重視。可是我呢，每到有大鏡子的地方，總忍不住要看看自己。這是一種什麼心理？我在這兒把它作為一塊兒未開墾的處女地，提供給心理學者去研究。但是我發現我這個問題了，不後悔，也不改。
也常有採訪者問我，是否關注比我再低一輩兒的作家的創作？我不能都關注，我也沒有關注的義務，但是我應該承認我是關注其中我感興趣的。比如像小說家邱華棟，我就很喜歡他，我覺得他潛力驚人，是一個能取得大成就的作家。還有搞散文的散文家祝勇，我也很喜歡他。他們都生於上世紀60年代後期，目前正處於創作噴發期。我有時約他們吃飯。我的私人飯局不少。很多人說，王小波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作家，但很可惜，他們說這個話的時候，王小波已經死了。而我是約王小波吃飯的，誰都不約他，所有請柬到不了他的案頭。文壇的種種"名人"飯局都沒有他。我主動跟他聯繫，我想盡辦法聯繫，約他來，在我樓下的小飯館兒吃飯。我們兩個在飯館兒裡面吃到服務員都不耐煩，因為服務員們晚上要在那兒搭椅子睡覺。轟我們倆走，我們倆還在聊。非常可惜的是，我有一次又約他的時候，他說中午剛有人約過他，是他的"發兒小"約他，喝醉了酒，來不了。晚上沒有來。幾天以後，就得到了他猝死的消息。我非常悲痛。
有的採訪者尖銳地問道：看到文壇湧現出很多的後起之秀，你有沒有過哪怕瞬間的心理不平衡？有沒有"廉頗老矣"的感覺？我回答：為什麼要不平衡？一個社會你不讓後輩超過自己還得了呀。如果說同輩超過自己，自己有嫉妒心還差不多，後輩超過你，你妒忌起來，那這個社會要毀滅的，這個社會沒有前途，萬萬不能這樣做。後輩一定要超過前輩，前輩要主動為後輩的超越創造條件，這是我們的民族一定要堅持的一個ABC。
馬來西亞的《星洲日報》集團，啟動了一個"世界華文文學大獎"，他們說，設這個獎的目的就是要抗爭"諾貝爾文學獎"的不公。我也被聘為評委。於是，也就有採訪者要我說出對"諾貝爾文學獎"的看法。
"諾貝爾文學獎"堅持的時間比較久。一個東西存在比較久了以後，就會引起人們的重視，就像一個老字號，它總比新開張的商店吸引人，所以它影響力是大的，這個要承認。當中因為"一戰"、"二戰"停頓了幾屆，但是始終堅持下來了，這是一個取得威望的原因。第二個原因是，這個獎金越滾越多，一得獎就要發大財。各個地方的出版社也不會放過這個商機，它成為一個商機了，就是立刻去買版權。因為人們都要來讀，要先睹為快，一讀為快，所以就使得它影響很大，包括我們國家，雖然我們國家已經宣佈了，說"諾貝爾文學獎"2000年給了高行健是大失水準，喪失了權威性。
但現在每一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我們的新華社總要鄭重地報道，各地報紙總要登滿消息，說明它的影響是一種客觀存在的，這要承認事實。所以我也是這樣來看待它的，它是影響很大的一個獎項。但是"諾貝爾文學獎"不是世界文學最高獎，人家自己也沒這麼說，咱們也不要這麼看，文學是不能搞"奧林匹克運動"的，"諾貝爾文學獎"不是世界的文學"奧林匹克運動會"，不能自認為"諾貝爾文學獎"給了誰，誰就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作家，不能有這樣的看法。他就是一個幸運兒，被看重了，得獎了，像中了一張數額很大的彩票，一下子作品被翻譯成很多種文字，一下子就載入了史冊。
歷史是有選擇的，歷史記載不可能把每個人都記載上。它只記載頻率最高的、響動最大的。"諾貝爾文學獎"就是一個響動比較大的獎，那要被記載下來，這是毫無疑義的，也是合理的。但是，並不一定他就是最偉大的、最好的。而且有一個說法我是同意的，有一個西方人講，"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委只是一些瑞典人，那是意識很狹窄的一種評獎。有人說"諾貝爾文學獎"是"西方文學界的獎"，不對，它並不是一些西方的文學評論權威組成一個評委團來評這個獎，不是，就是瑞典文學院一個機構在那裡評。那個機構我去訪問過，是非常小的一個機構，那個機構每天按時上班的就一個人，一個秘書，還有另外一個，其實只能算半個，我問過那位秘書，他說，對，那個是半班兒，來半天，掙半份兒工資，另外半份兒到別的地兒去打工，到別的地兒去再掙去，那好像是個財會人員。
我1992年去瑞典訪問過，被邀聆聽過那年得主沃爾科特的受獎演說，而且還跟他有個簡短交談。那次是瑞典文學院，就是"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定機構請我去的，所以我見識過。也就那麼十幾個瑞典人在那兒評，所以他們也都不把自己看得那麼神聖。查資料的話就知道，諾貝爾去世前留下一筆錢來設獎的時候，這個人是很滑稽的，他因為從小數學不好，數學老師老罵他，他恨數學老師，所以諾貝爾獎沒有數學獎，不設數學獎。它是個很個性化的獎，對文學又說什麼要理想主義，這也是個很寬泛的說法。當時的瑞典文學院拒絕這個活兒的，他們說什麼諾貝爾，一個發明炸藥發了財的人，你讓我們來評獎，憑什麼給你評獎？門兒都沒有，不領這活兒。後來經過勸說，第一撥兒的那些評委才勉勉強強接攬這活兒，才評的。哪想到後來有這麼大的影響啊。現在的18個評委裡面有幾個人也不參加評獎活動，有的是因為年紀大了，有病，有的是覺得評獎就是胡鬧。當然也有的是對一個他推崇的作家老得不了獎很氣憤，覺得不對頭，罷工不參與評獎了。18個評委本身就鬧內訌。
現在整個世界，整個人類，最缺乏的就是寬容。為什麼那麼尖銳對立？為什麼總劍拔弩張？為什麼焦慮成為最普遍的心理狀態？為什麼談判中總不願意適度地讓步？我並不是在宣揚遁世自保，我心懷熱切的社會關懷，而且是普世性的大關懷，我的企盼是：通過理性的、柔和的、漸進的方式，來化解人類之間的仇恨、猜忌與爭鬥，我主張把容易導致極端化思路與行為的激情，解構為以兼容忍讓的柔情，潤物細無聲地提升世界與人類。
能夠寬容，自己有福，他人有福，人類有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