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宗耀祖」是中國人嚮往的主題思想，它有點封建，但在追遠尋根的意義上，卻又不無可取，至少有這種思想的人，它不忘本，也很念舊，自己發達了，不忘記使祖宗也跟著發達一下。糟糕的是，很多人在使祖宗發達時卻為了體面，硬替自己換了祖宗，例如竊國大盜蔣介石，高攀自己是周公之後，但其手下何應欽卻技高一籌，高攀自己是周武王之後，而周武王是周公的哥哥，是老大、是嫡系，光耀起來，顯然我比你大。其實周武王、周公絕不會跟國民黨這兩個癟三沾親帶故，只是他們死後倒霉，被癟三抓住不放而已。
至於我李敖，對祖宗問題卻正常得多，不但正常，並且涉嫌低攀，且有扶弱抑強的味道，因為我把祖宗鎖定在少數民族及被壓迫民族身上。我首先根據我家藏的《李氏宗譜》，聲言我是苗族之後；接著根據學理，又聲言我跟高山族同源。關於我是苗族之後，已獲大陸學術界的認同，從苗學研究的書刊上，已經一再把我作為樣板。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伍新福、龍伯亞著的《苗族史·苗族遠祖蚩尤》等書已開苗族與蚩尤歷史的先河；而貴州民族出版社出版龍伯亞寫序、田玉隆編注的《蚩尤研究資料選》，更是光揚此道不絕。1997年3月29日，在貴州大學執教的田玉隆（苗族）還托台灣的黃筱薌、楊爾琳教授間接轉苗蚩之書來，認同之情，不可掩也。事緣我在大陸出版的《李敖文集》扉頁上，早題反詩如下：
落落何人報大仇？明珠豈肯做暗投？
信手翻盡千古案，我以我血薦蚩尤。
大陸本來是一片魯迅「我以我血薦軒轅」天下的，忽然台灣傳來薦軒轅死對頭的妙詩，自然足為少數民族及被壓迫民族張目。而在海峽這邊，我也沒閒著，我排斥了高山族絕對南來的說法，而採取了高山族是苗族論的新說。在台灣大學教過我考古人類學導論的凌純聲教授，曾綜合日本學者金關丈夫、國分直一、鹿野忠雄等教授的見解，益以己說，發表《古代閩越人與台灣土著族》論文。他的結論是：高山族「在古人與原來廣義的苗族為同一民族，居於中國大陸長江以南……遠在紀元以前……移居台灣，海上早有往來，自秦皇漢武三次遷沿海越民於內地，徹底實行海禁以後，台灣孤懸海外，乃與大陸隔絕」。凌純聲此說，是本諸日本學者鳥居龍藏教授的發現。鳥居龍藏在1903年到中國西南各省調查苗族，發現高山族中的曹族與布農族，與苗族酷似，所以提出此說。凌純聲研究苗族多年，到台灣後，「入山工作，所至之處，見土著之民情風俗，與大陸上西南民族相若，大有舊地重遊之感」。這一印證，最引起我的注意。根據《李氏宗譜》，我的遠籍是雲南烏撒。五百年來，我的祖先由苗族人一變為山東人，再變為東北人，變得與我們苗族老鄉高山族愈分愈遠，相逢不如相識。如今我東渡台灣，重來認同，大家自屬真台灣人無疑。那些假台灣人想搞小圈子嗎？那我就告訴你，台灣是屬於苗族的，而不是屬於漢族的，你們這些來自閩粵的假貨，不管來了幾代或十幾代，不管是小蕃薯或大芋頭，都他媽的差得遠哪！
我這苗蚩之後，遠祖由雲南遷山東、祖父由山東遷東北、爸爸由東北遷北京，最後遷到台灣，我們這一支，除了大姐、二姐外，最後全都落籍台灣了。
我在十三歲（1948年）離開北京，南下天津和上海，那時大姐、二姐留在北京。大姐大我六歲，正念大一；二姐大我五歲，正念高三。這一分別，一別就是四十四年！1992年我請她們來台灣，那時我已五十七歲，大姐、二姐已經六十三歲、六十二歲了。三年後（1995年），二姐再來台灣，我請她書面回憶吾家舊事，不期她心靈手敏，憑她的好記憶，一寫就是六萬字。杜甫詩說「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我在台灣因「世亂」迄今未能「生還」大陸，但二姐卻能生臨台灣，為我寫下這六萬字，正可補充我回憶的不足，部分段落雖不全然寫的是我，但那一時代背景、家庭背景，卻正是我族類，正可襯出我在其中。二姐的六萬字最驚人的，是她那細膩的記憶。這種細膩，縱使跟你的記憶不合，你也難以駁倒她。首先，她在我生日上翻了案。我的生日舊說法是乙亥年三月二十三日辰時，就是1935年4月25日上午7至9點，但二姐卻獨持異議。二姐回憶：
從頭談起，我首先就懷疑敖弟的生日究竟是哪一天。媽媽健在，當然輪不到我說大話，是非招罵不可的。可我又拗不過自己想將話說出來，因為從小我就有一個疑團，以為我們姐妹的生日都是陰曆二十幾，唯有敖弟和小八弟是初幾，因而他們兩個才是男孩。我一直記得敖弟的生日是三月初三。在這個問題上，我哪裡敢跟媽媽爭？但又無法解釋自己的概念是哪裡來的。可惜算命瞎子都只會胡謅，但凡有個真能掐會算的證明一下：1935年陰曆三月初三或三月二十三辰時生的男丁，到底哪一個命中注定有兩次牢獄之災，不就真相大白了嗎？
照二姐回憶，我的生日是1935年4月5日，兩種說法相差二十天，但都在4月。如二姐記憶屬實，則市井報刊描寫李敖的「金牛座」性格，就全部崩盤，我反而是「白羊座」的。我是不信什麼星座的，但我的例子可以拆穿星座謬說，亦一快事。
我雖生在哈爾濱，但籍貫上卻是吉林省扶余縣。扶余老宅我沒去過，但二姐去過：
在我四歲前後，媽媽曾帶著大姐和我回過一次吉林老宅，一大堆人坐在門檻上拍照，包括兩位姑姑和大伯父家的子女，大概因為我們住在哈爾濱，相比之下，我們的穿著打扮沒有其他人那麼土氣。至少證明我們那時家境還不錯。據說大伯母也生過很多孩子，有一段時間她和奶奶婆媳二人爭著生，只是大伯母生孩子存活率不太高，多數死於四六瘋，最後很理想地剩下一兒一女。
那個時代醫藥不發達，幾乎每家都有生兒夭折比例，而媽媽一人生八個，至今人人健在，確屬少見；而六個女兒中，至今人人控制老公，使老公一生不得情變婚變，御夫有術如此，亦屬罕見也。李家姑奶奶們的道行，此為一端。
從哈爾濱遷到北京後，二姐的回憶更完整了。
從住內務部街甲44號開始，年齡允許我有了完整的記憶。我們住在靠近東口。出東口的橫馬路是南小街。東口拐角是個醬油店，兼賣菜和日常調味品。外祖母常差我去買蔥姜、打醬油之類。醬油店對面有個南貨店。我從小愛吃零食，南貨店將鐵蠶豆、杏板兒、花生仁、瓜子、蘋果乾等，用普通白紙包成立體三角形，真不知賺去我多少零用錢和壓歲錢！當然我的壓歲錢還是有一部分輸給外祖母。外祖母對打麻將十分著迷……她平時有牌友輪不到我們上場。打麻將絕大多數是她贏。逢到過年她的牌友忙於其他應酬，碰上她手癢而我們的壓歲錢又在口袋裡叮噹響的時候，也就湊合著讓我們給她解悶兒了。……偶然在三缺一的時候，李敖也湊數，最恨坐在李敖下家，他只會對對和，不停地碰。
二姐對外祖母的描述，尤其在老太太的偏心上，落墨尤多：
我們每天晚上吃的水果都是由外祖母分給，給多少是多少。但外祖母很偏心，大姐和三妹回家（指外祖母的房間）後，還會分到額外的。敖弟佔了是男孩的便宜，有時外祖母會暗暗塞水果到他的被窩裡。
老太太們的偏心性格是很普遍的。我看到外祖母一邊做活兒（用針線納鞋底做布鞋）一邊聽收音機，收音機中說相聲的挖苦老太太，說：「老太太動胸腔手術，可是開刀後找不到心，找了半天，原來心在胳肢窩（腋下）裡！」其心之偏也可想。外祖母一邊聽收音機一邊笑，但是笑歸笑，偏習難改也。
二姐又回憶到我的一件做偷竊共犯的故事：
外祖母在世的時候，始終是我們李家的當家人。外祖母不識字，但聰明過人，當年住在哈爾濱就發生過這樣一個故事：曾有一次組織哈爾濱的中學校長到日本參觀，爸爸是其中之一。但臨走前爸爸的旅費突然在家裡失蹤。家裡的人怪來怪去未免心境不佳。外祖母找個算命先生問卜，算命先生說：「是一男一女所為，錢藏在家裡某處縫裡還沒轉走。」外祖母最懷疑是個女傭人幹的，但同夥男的是誰弄不清楚。於是外祖母安排大家晚上去看戲，同時讓六中一位校工監視家中動靜。散戲回家後校工報告說，透過一面鏡子看見女傭人在廁所裡鬼鬼祟祟幹點什麼。外祖母胸有成竹宣佈要搜查每一個人，裝模作樣最後搜到那個女傭人，她做賊心虛慌裡慌張，又遲遲不肯脫掉襪子，最後媽媽一把將她的襪子揪下來露出贓款。因為錢曾貼住她的腳底，媽媽拋掉外面一張扔給她，並趕她捲鋪蓋走路。外祖母成功地定計偵破疑案，事後分析案情還是都認為算命先生算得準。因為女傭人在作案過程中，始終抱著完全不懂事的敖弟做掩護。只是算命先生好糊塗！只算準作案人的性別，可男性「嫌疑犯」的年齡誤差未免太大點兒了。
在二姐的回憶裡，包含了許多養生送死故事，最可看出我們那一時代的舊時信仰與風光。不論是燒紙還是拜祖宗牌位等，都屬於養生以外的送死範圍，中國的送死是大學問，二姐在這方面的描寫真是精彩絕倫。我們對祖父祖母叫爺爺奶奶，奶奶一個人生了十二個小孩，六男六女，成雙成對。其中四叔、大姑、二姑、三姑、五姑雖都「壽祿不永」，但是還剩下十二分之七，剩下五男二女。十二個小孩中，爸爸在男孩中排行老二。爺爺奶奶老了後，一直跟老二和二媳婦一起住，但奶奶卻說老二以外的兒子和媳婦最好。奶奶會對整年養她的老二和二媳婦有微詞，卻對平時聊拔幾毛、只在年節生日送點小禮的其他兒子媳婦大加稱讚，這種是非不明，是舊時代老太太的一個特色。爸爸媽媽身受委屈多年，想不到媽媽老了以後，也有這種傾向，也變得抱怨「養生派」而偏心「送禮派」，誰說歷史不重演！按中國舊式家庭有三大戰：婆媳之戰、姑嫂之戰、妯娌之戰。這三大戰，都跟媳婦有關。媽媽是我們李家媳婦，當然無役不與。李家正趕上中國大家庭的解體時代，所以大戰的程度極輕，只限於背後的一些女人是非而已。作為一個媳婦，媽媽對奶奶不錯，奶奶臨死前，纏綿病榻，每天給她擦身體的，就是這位二媳婦。奶奶去世前後，二姐有回憶如下：
奶奶婚後幾十年一直在懷孕生孩子。最年長的大爺和最年幼的老姑相差三十二歲。差了整整一代人。奶奶生了六兒六女之後還是沒空手，帶著個子宮癌去世。患病期間奶奶雖能忍痛沉默不語，但顯而易見是在活受罪。不但臥床不起骨瘦如柴，而且生褥瘡，自己也沒有能力排便。老姑每天戴上口罩為奶奶解決便秘的痛苦，人人都說奶奶的老姑娘很孝順。難熬的日子拖了很長時間。爺爺也常拄著拐棍兒走到奶奶房間門口問一句：「你中不中？」終於有一天奶奶不再能說話，左邊面頰不斷地抽動，後來嘴也歪了，半邊臉愈腫愈大，眼睛痛苦地直視著直到嚥氣。從奶奶病情惡化開始，我差不多一直陪在她身邊。一方面我很喜歡和善的奶奶，另一方面也想陪陪老姑。老姑對我說：「不用害怕，只要是親人，無論生病或去世看了都不會怕。」本來除去奶奶最後面部抽搐留給我的印象很揪心之外，對於奶奶死去我並不害怕，問題是喪事的發展讓我嚇破了膽。
奶奶去世是在晚上，爸爸讓我到隔兩條馬路的乾麵胡同通知五叔。等我回家之後看到奶奶已被穿戴就緒，停屍在爺爺房間的走廊裡。那是個挺可怕的鏡頭，身材瘦小的奶奶上身穿九件長長短短的袍子，下身套七條褲子，數字是規定的並有什麼講究吧！腳下穿一雙嶄新的方頭繡有花紋圖案的鞋，頭被卡在一個硬枕頭裡。壽衣壽材都是早已準備好的；最外面一件壽衣是個大紅長袍，好大好大，至少能裝進去五六個奶奶。上面繡滿了色彩反差極大的花卉，下擺部分則是太陽、雲層、海水之類的彩色刺繡。相信那件繡袍一定十分昂貴。奶奶的臉用一塊白色方布蓋著。頭頂有一個容器，當中插三根筷子粗細的棒頭，頂部粘一大團棉花球，大概算是引路燈。我開始感到恐怖，停在那裡的是具僵硬的屍體，與和藹的奶奶完全聯繫不起來。隨後全家都穿上孝袍，在忙亂中接待前來祭弔的親眷與朋友。然後將奶奶入殮送到廟裡準備辦佛事，我眼前看不到令人生畏的場面，恐懼的心也就逐漸安定下來。萬沒想到奶奶過世的第七天，不知道誰出餿主意說：「死人七天要回望鄉台。」於是在奶奶的床上放一張小矮桌子，上面放盆洗臉水、梳子、鏡子、愛吃的點心。臥房門口還撒些沙子想留下奶奶的腳印。當晚將奶奶房間的窗門大開，我整夜睜圓雙眼不敢睡眠，一直困擾地想：奶奶是如何從棺材裡爬出來呢？是走進門還是飄進窗？是平時的樣子還是半邊臉腫著？是否穿那件可怕的紅袍子？會不會也來看看我？奶奶是人還是鬼？小時候看京戲《濟公傳》，其中關於陰陽兩界、關於無常鬼魂、關於死而復生等可怕的傳說，都忽真忽假湧現在我眼前，總之，我完了。事後幾個月，我路走到一半會突然下決心仗膽子，回頭看看有沒有鬼影子跟著；常為自己規定若是靠左邊走，晚上就不會怕做夢。走兩步想想不對會退回去重走，整天神魂顛倒。俗話說「福無雙至，禍不單行」，上海人另有說法叫「運來推不開，倒霉一齊來」，看來都有幾分道理。
從二姐的回憶裡，十足看到中國喪禮中的恐怖面。喪禮開始，在世的活人變成死人，去世的死人變成鬼，生死線外，一片恐怖。嚇破膽的在世活人——二姐——繼續寫道：
奶奶過世整整一百天，爺爺突然一反常態，不再大聲哎喲喊疼了，而且清醒地宣佈他快要死了。為了判斷爺爺預言將死是真有先見之明，還是詐死嚇唬人，特別從北房請來經歷豐富的外祖母前去看望爺爺。外祖母有把握地說：「不行了，抬頭紋都開了！」但爺爺保持冷靜清醒，親自指揮爸爸媽媽在哪裡能找到他的壽衣，還聲明箱子沒有上鎖。那天晚上我和小六妹睡在正房西南角，也就是外祖母過去常住的那間住房。睡夢中被爸爸媽媽搬動箱子找東西的聲音吵醒。我聽到媽媽說：「好像不能用帶子，會帶兒帶女。」等爸爸走出房間，我問媽媽發生了什麼事，媽媽只簡單地說：「你爺爺要死了！」然後匆匆出房門。這一驚可非同小可，頭馬上漲得好大，我想：「倒霉事又來了？」並且嚇得立即跳起來穿衣服，同時拚命搖動身邊的小六。我問小六：「爺爺要死了，你害不害怕？」她糊里糊塗地說「不害怕」，打算接著睡，我不由分說將她拎起來，幫她穿衣服，一邊說：「不害怕也得起來！」小六還是個孩子，不知為什麼我覺得小六醒著能給我壯膽。
媽媽看到我魂兒又沒了，就派傭人小孟媽陪我去幹面胡同給五叔送信兒，媽媽是為了不想讓我看到爺爺臨終的場面再受刺激。街上靜悄悄的，小孟媽走在我身旁。她個子十分矮小才被以「小孟」稱呼，實際上是位梳髻的小腳老太婆。我看著我們兩個人地上的影子，月亮從頭頂照下來，她地上的影子變得更加矮小，又是小腳，走起路來影子一躥一跳的；而昏暗的路燈又給她照個影子又長又大，上上下下一伸一展的，我不敢側過頭看她，心裡打鼓認為她準是鬼！好不容易盼到五叔家，本以為五叔能和我一起回內務部街，誰知五叔隔著大門說：「你先回去吧！我就來。」我只好硬著頭皮伴著鬼怪影子往回走。拐進內務部街東口就聽見哭聲。爺爺已經死了。
最瞭解我的媽媽讓我不要去看已過世的爺爺，分給我一個任務就是在北房看著貓和狗。當時住北房的外祖母正忙於幫助料理爺爺的後事。貓和狗所以被關起來，是因為傳說這些小動物若是從死人身上跳過，死人會「詐屍」。貓狗都習慣於夜間安靜，安然被關起來還不算，門外面哭聲驚天動地，小動物如何不慌？陪著我的狗大聲狂叫，貓則抓窗撓門想衝出去。居然有渾人說死人遇上小動物跳過，會產生靜電而跳起來！居然我笨得信以為真！我真慌了手腳，真怕爺爺會穿著壽衣蹦來蹦去！
庸人自擾的麻煩事並未到此結束。爺爺死後大約是七期在廟裡放焰口。和尚們穿戴很正規，像唐僧的服裝差不多的「禮服」，排著隊邊走邊唱，領唱是位職位高的大和尚，其餘人只是伴唱。其中有個儀式是大和尚將撕成小塊的饅頭扔上揚下地撒了滿地，說是餵給路邊的餓鬼，以便超度亡人。我們什麼都看不見，可是和尚慧眼四面八方一定看到不少餓鬼，否則也用不著浪費那麼多糧食。我當時就想，那麼多餓鬼，說不定我也撞到幾個。當天晚上回家，忘記又是誰發表謬論，說是人死前靈魂漂泊不定，不知該何去何從，一定要有人開開大門，死人的魂兒才會跟著出去。大家回憶分析了半天，一致認為：「爺爺和奶奶的魂兒是在我給五叔送信兒的時候，跟著我溜出大門的！」不知道今天的法律是否進步到可以制裁捏造聳人聽聞妖言惑眾的人，我認為該判他們重罪！為了那些混賬廢話，我所付出的精神折磨代價是無法衡量的。什麼叫兩個「魂兒」跟著我？我自己都魂不附體了，還顧得上別人的魂兒何去何從？天一黑我就緊緊跟在媽媽背後寸步不敢離開。已有眾多弟妹的我，晚上要和媽媽睡在一張床上，不能關燈，偏偏日偽時期經常停電，半夜只要一斷電，我馬上會像彈簧一樣跳起來點蠟燭。我眼前的世界在短短幾個月變得光怪陸離，荊天棘地。只要單獨一個在黑暗中，哪怕只有幾秒鐘，也會毛骨悚然魂飛魄散。有害怕經歷的人才懂得那是一種精神煎熬。我徹底垮了！
在驚魂動魄及失魂落魄後，最後改用離家住校的方式來救這鬼迷心竅的二姐了：
後來爸爸說：「讓安琪去住校吧！換個環境也許能好，不然這個孩子會被嚇死！」即使住校也得有人陪著，這次輪到大姐陪我住進貝滿女中高中部宿舍。我的怕鬼症漸漸有好轉，只是我又離不開大姐了，晚上她到哪裡我跟到哪裡。住校的伙食是比較差的。實際上住校生多數是來自北京靠近郊區或農村的女孩兒，有錢人家的小姐們多半兒住得近，靠自行車走讀上學。我們吃不慣學校的伙食，每週回家要大吃幾頓。星期一再返校的時候，外祖母總是給我們炒很多愛吃的菜帶著。每趟都有大頭菜炒雞蛋肉絲。裡面放大量葷的，為了擺得起不得不炒鹹一些。有一次大姐吃得過鹹咳嗽不止，要請假回家住幾天治病。住校生不是週末是不准隨便回家住的，大姐被舍監批准後我也要求一同回去，理由當然是「我害怕」。舍監問我：「你怕什麼？」我直言不諱「怕鬼」。她又問我：「怕不怕死？」我否定。舍監風趣地教我說：「那好辦？鬼來了你就跟他打，頂多他把你打死，死了你也變成鬼就不害怕了。」爸爸的辦法非常有效，我疑神疑鬼的毛病終於治好了。但是直到今天，我還是不敢參加追悼會，怕看見死人，也怕棺材。我從小就下決心死後絕不睡棺材，總擔心睡在裡面若是活過來可怎麼辦？
在奶奶、爺爺走後，下一個輪到外祖母了：
爺爺奶奶過世後，我們的祖輩只剩下外祖母。外祖母身高一米五七左右，而體重七十五公斤，非常非常胖，有一張照片我們幾個孩子圍在外祖母大肚皮的四周，就像圍一棵千年古樹一樣，坐在洋車裡真是將車填得撲撲滿！有時候拉洋車的會抱怨她太富態，說她一個頂兩個，要求給雙倍的錢。最意想不到的是外祖母死於肝硬化，死前因腹水人更「胖」得邪乎。若不是當初在爺爺去世的時候，不知道哪個有預見性的人建議將爺爺和外祖母的壽材調個包，外祖母真可能到死也無法在棺材裡瞑目了。
外祖母重病期間曾一度單獨住在客廳東頭套間。套間內有一隻大衣櫃，是媽媽結婚時的陪嫁。木材質料非常好，櫃門上有個洞，是在吉林老宅的時候土匪搶劫時用槍打的彈孔。大櫃由吉林千里迢迢運到北京。櫃子右半邊是穿衣鏡。有一天我在客廳做功課，忽然看到鏡子裡的外祖母緊張而吃力地向我招手。我趕快進套間攙扶她起來，外祖母說她「上不來氣」，還說我「救了她一命」。從那個時候開始直到她去世，對我特別好，反而冷淡三妹。想是因為她心疼三妹年紀尚小，怕她經不起死別的思念和痛苦吧！大約1948年年中，外祖母病危。我們很多人在北房守在她的病床旁邊。我忽然觸到外祖母的腳冰冷，立即問三姨是怎麼回事，三姨感到異常不妙，就連喊兩聲「媽」。神志恍惚的外祖母也忽然喊兩聲「媽」，就好像她去世前看到自己的母親。
又是死人！又是棺材！後兩年內務部街甲44號竟變成風流雲散、風水失靈的住處。外祖母的壽材停在北房與正房之間的院子裡，除去放進去一些金銀首飾之外，棺材裡還放兩副外祖母生前喜歡並且常使用的麻將牌。那是我第一次看見入殮，其他所有有空缺的地方都塞進去很多小包。塞得非常扎實，以便將外祖母擠住不致晃動。想必其中包的是防腐劑或乾燥劑吧？最後蓋上棺蓋釘入木楔子，同時讓我們大聲喊：「姥姥躲釘，向東躲；姥姥躲釘，向西躲！」其實往哪裡躲啊？棺材裡擠得水洩不通，即使是位活著的小伙子也動彈不得，何況是位死去的胖老太太！
外祖母的喪事辦得比爺爺奶奶都風光。出殯的時候用了一百二十八人抬槓。就連棺材罩都是專門訂繡的。外祖母只生三個女兒，照理該由長女生的長子李敖在靈柩前打幡兒。但是大爺大娘教唆敖弟別管，理由是：「你姓李，又不姓張！」敖弟不知該聽誰的。大姐生氣地說：「臭小子！有什麼了不起？」於是大姐為外祖母打幡兒完成出殯大禮。外祖母死於熱天，沒過幾天屍體腐爛腹水從棺材的一角微微往下滲漏，很臭很臭。因為做佛事我們都守在棺材旁邊。敖弟不知道怎麼想起來，用手蘸一點點臭水，再用舌頭舔嘗一下什麼味道！可怕可怕好噁心，難怪大姐要罵他：「臭小子！」
外祖母的喪事辦得鋪張還不僅僅反映在出殯的陣勢上。在廟裡做佛事的時候，還紮了很多適用於陰間的紙人、紙馬陪葬。因為外祖母實在愛打牌，居然還別出心裁紮了一個麻將桌，尺寸和真的一樣大小，上面擺著全副紙麻將。每張都活靈活現印上中發白、餅條萬，一點兒都不含糊。桌旁有三把椅子，坐著三位紙太太。第四把椅子無疑是外祖母的寶座。那天三嬸到廟裡參加弔唁，剛進廟門就碰見五叔，五叔一本正經地對她說：「三嫂，快點兒，三缺一！」三嬸目瞪口呆，驚疑為什麼在廟裡開起牌局來了，足見五叔多麼沒大沒小沒正經！更稀奇的是外祖母有座陰宅，門牌是地府十號。陰宅的大小雖然不是按真比例，但至少活人能進進出出。陰宅實在太罕見，引人注目，招來不少人看熱鬧。甚至有一個美國人也聞風趕至，估計那個美國人是個記者，背個大相機前來採訪難得一見的場面。他拍了陰宅、紙人、麻將桌以及花花綠綠的車轎之類，並讓我們這些穿孝袍的小輩們站一大排拍照。幾天後，他帶著印好的照片如約來訪問我家，附帶送一個節拍器。那批珍貴的照片本來在大姐手中，「文革」期間作為四舊銷毀了。
二姐在紙上送死後，結論說：
我用大量篇幅描述三位祖輩過世，是因為那個年代，那種荒唐事，真的絕跡了。事實上，我也只寫下梗概而已。三位老人死後都葬在盛產水蜜桃的東北義園，而且都是鄰居，解放後曾通知我們遷墳，往哪裡遷？誰有錢去遷？死人也同樣不知去向了。
二姐清楚回憶的養生送死，也就是我依稀記得的養生送死，清楚與依稀之間，我和她同此記憶，她的行文，就是我的落筆。我們內務部街的家，自此也就發生了大變化：
隨著外祖母去世，家裡就好像樹倒猢猻散般地逐漸散開了。倒不是因為外祖母的死起那麼大作用，而是受局勢變化的影響。開始爸爸媽媽帶著大姐和敖弟以下的弟妹們搬到西城麻狀元胡同……時間並不太久，形勢又急轉直下，國民黨節節撤退到了南京，全家決定遷居上海。爸爸錯誤地估計了形勢，以為有長江一江之隔，退到上海也就保險了……那年大姐剛剛考進輔仁大學醫預系，考大學在當年很不容易，大姐又是個既能自立又有主見的人，她不願放棄學業去上海。我正讀高中三年級，爸爸媽媽替我權衡輕重，認為我應當跟著大姐留在北京，等高中畢業後再去上海不遲。但作為我本人根本不想留在北京，更具體說我很依戀媽媽。雖然也知道決定的事我無能力更改，但還是抱著僥倖的心理向媽媽提了我想走的願望。媽媽非常不滿意我，她說：「你一定要走也隨便你，到上海高中畢不了業我可不管！」明顯媽媽不同意。我哭紅了眼睛回到學校，碰到教物理的孫念台先生，他注意到一向嘻嘻哈哈的我心事重重，就關心地問明情況。孫先生笑笑說：「這有什麼可傷心的，到哪裡不一樣聽炮聲啊？」我就這樣被留在了北京。
留在北京、留在大陸，這一留，就是四十四年！1949年4月，自三姐以下，我們來了台灣，二姐寫道：
我們與家斷了聯繫。從1949年年底到1977年年中杳無消息二十九年。「生死離別」四個字不是形容詞，而是嚴酷的事實！二十九年後見到從美國去大陸尋親的三妹，當時我正因工燒傷，死裡逃生地躺在醫院的病床上。三十三年後見到去北京訪問的四妹。三十六年後與媽媽在香港重逢。……四十三年後在美國見到六妹和七妹。四十四年後與敖弟、八弟在台灣重聚。那也是在各奔東西四十四年之後，媽媽與八個兒女外加兩位女婿的第一次大團圓。
至於北京的內務部街老宅：
我們家在那裡住了約十年。那裡充滿了我一生最美好的回憶：童年的歡笑、青春的驕傲和未來的幻夢。那裡是我真正的家，離開那裡開始我就失去了家，失去了讓我無限留戀和思念的家。你有過突然與家斷絕音信的經歷嗎？有過一斷絕就是三四十年的遭遇嗎？只有失去家的人才懂得家的溫馨可愛，突然失去家才嘗到「生離」的真正滋味。
離開內務部街三十四年後，二姐舊地重遊了一次，她留下動人的描述：
1981年四妹第一次回北京的時候，我們曾懷著無限滋味在心頭重回內務部街甲44號。還是那兩扇套著一個小門的大紅門，只是已經嚴重褪色，估計從來沒有再漆過。門牌號已換成新的，可仍然看得到舊門牌甲44號的痕跡。因為住戶不止一家，一扇小門開著，我們也就徑直闖入。每走一步都那麼親切熟悉，但又那麼生疏遙遠。好像處處都比記憶中陳舊而且縮小了許多。大門洞的西南角地上那塊鐵板還在，下面應當蓋的是水表。我們小時候經常在鐵板上chuǎ子兒。我不知道這個字怎麼寫，連個聲音相同的字也找不到。我們幾個姐妹都喜歡玩兒，而且chuǎ得很棒。而李敖是小子，只會彈球兒。因為玻璃球兒在那塊鐵皮上彈跳得特別高，我們經常在上面摩擦，鐵板總是光溜溜的十分乾淨。而幾十年後重新看到的鐵板上，生滿了鐵銹。我們走到正房門口，自我介紹曾是三四十年前的老住戶，有根有據地講客廳裡那堵木板隔牆是我們住的時候修過的；裡面小間的地板可以掀開，可以下到地下室；對於我們的深知底細，能慧眼看穿密層結構，使主人驚疑之餘，無法抗拒地接待了我們。據介紹當時已住了七戶人家。就連原來的飯廳、浴室都被東砌一塊、西擋一塊地分割成各家的廚房，更顯得地方變窄小了。院子的利用率也特別高，南家占塊地盤堆點什麼，北家搭個小篷放點什麼，幾乎沒留多少空地。有的人家亂糟糟的連被子都不疊起來。唯有爺爺住的一間顯得格外整潔。那位住戶年紀稍長，也是最老的住戶，據他講那所房子由原來的房東沈三爺賣給緒太太。緒太太是德國人，在緒先生早年德國留學的時候得了博士學位，並帶這位洋太太回國。緒太太也是外祖母的麻將牌友，幾乎每次玩兒都輸錢。本來嘛，德國女人認識東西南北風就不容易了，還想贏精明的外祖母？那位老住戶搬進甲44號的時候，房東還是緒太太。後來緒先生到了台灣，緒太太賣掉房子，以外國人的身份來台灣找緒先生。那位老先生將爺爺的小院兒整理得舒適乾淨，主人種了很多花卉。四妹馬上聯想到：「在那位老先生刨土種花兒的時候，會不會挖到爺爺的灌腸用具？」
天旋地轉多年後，媽媽在陳平景陪同下，也重返北京，一個人回到內務部街老宅。過去是一家十口離開，現在是一人舊地重遊，卻住進近十戶人家，睹物思情，為之淚下。二姐說得對，內務部街老宅「充滿了我一生最美好的回憶」，不單是二姐，每一個離開它的人，都會如此。我從二姐的回憶裡，無異故國神遊、舊宅重歸，但以我的睿智，我真的不認為我此生會再做二姐四姐乃至媽媽她們做的事。——「重溫舊夢就是破壞舊夢」，這是我的名言，我當然深信不疑。1998年正是我離開北京足足五十年之日，我懷疑我會再舊夢重溫。我的一個朋友，在一別半世紀後重返浙江，電約五十年前的青梅竹馬老情人在當年相聚的青青河畔一晤，他先到達，遠遠地看到一龍鍾老婦，滿面風霜，彳亍而來，不是別人，來的正是秋水伊人也！這位朋友回來告訴我，他當時的第一個反應就是拔腳想逃！我笑說：「你真自找苦吃，舊夢是那麼好重溫的！看來羅曼蒂克，其實胃口倒光，尤其是老情人，只宜來生再見，切忌白頭重逢啊。」——山水舊宅雖然比老情人禁得住折騰，但畢竟不看也罷，有道是「近鄉情怯」，怯心一起，就是提醒你不近為宜。我如今在台灣一住五十年，五十年間，一天也沒離開，原因之一，就是智足以知怯。「故國夢重歸」比真重歸好得多，故鄉重返、故人再見，夢中的也比玩真的好得多，此中至理，惜多情如二姐四姐乃至媽媽者不知也！
前面夾敘夾議二姐的回憶，大都是寫吾家舊事——一般的舊事，二姐還有專寫我個人的部分，自然更值得敘議，以為光寵。其中最驚心動魄的是我小時候，不但有同女傭人一起偷竊的共犯記錄，並且還有同爸媽二姐大妹一同被抓到日本憲兵隊的被捕記錄。看二姐回憶：
1941年爸爸開始任太原禁煙局局長。正式任命前有一天晚上，我已躺在床上準備睡覺，媽媽坐在火爐邊烤火，爸爸在地上踱來踱去地對媽媽提起要去山西的事，還提到北京總局局長是劉六爺。一邊說一邊指指我，暗示媽媽別讓我知道。我不懂為何如此神秘。真正防範的也絕對不是我，只是怕我洩露出去。我裝睡著了，但事後也確實沒敢說出去，直到爸爸去上任。正因為爸爸的神秘引起我的好奇，這件事我倒記住了。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的禁煙局據說和販賣毒品有勾結，又聽說爸爸實際上是為國民黨從事地下抗日工作。我不確切，也談不出所以然來，只能單純回憶我所記得和理解的事實。十分肯定一件事：抗戰勝利後，有一天爸爸媽媽在古書裡尋找一張證明，說是有關爸爸參加地下工作的證明。古書是用大小不等的木盒裝著，十分整齊地排列放在內務部街甲44號當中正房的走廊裡，木盒外面有各個朝代的名字。其中的書是用古書的線裝方法裝訂，紙張是雙頁壘起來的，證明就放在某雙頁的夾層裡，要對著光線逐頁尋找，我也參加尋找，因而印象很深。
二姐所指的大小木盒裝著的古書，就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百衲本二十四史》，當時我也參加尋找過。最後找出來的是大約十公分見方的一塊絲布，上面用毛筆寫著密密麻麻的小字，大意是證明李季恆（璣衡）同志的抗日地下工作身份，下面由東北義勇軍領袖馬占山將軍簽發。多年以後在台灣，在爸爸死後，垂老的前興安省政府主席吳煥章留下這樣的文件給我：
吳煥章
吳主席煥章致中央調統局郭副局長紫峻原函
逕啟者：查李季恆同志，字璣衡，於九一八事變後，即與煥章商定潛在哈爾濱策動抗敵工作，組織黑龍江省青年抗敵會，並利用吉大同學數十人，散在各地中學，做抗敵工作。二十五年春，敵人對東北知識階級大事殘殺，李同志逃來北平，初在中山中學教書，繼去南京，由煥章與吉林省黨委劉守光（劉黨委曾在哈與李同志共同工作）同志商定，仍請李同志在平負責工作。七七事變後，又商得煥章等同意，由李同志參加敵偽組織內，做掩護與策動各工作，繼由東北四省抗敵協會付以委員名義，負責平津區抗敵工作，招致東北青年至後方求學，並掩護敵後工作人員活動，與後方工作人員在平眷屬贍護等。李同志初在偽組織內充任法部科員，後以平津工作被敵人嚴密監視，而後方之經濟上補給又時感不足，李同志遂轉任太原禁煙分局長，局面即將擴大，抗敵工作自易進行，被掩護之同志亦較多（河北省工作人員尹金壽、王敬之、王馨閣等數部工作人員，均在掩護之列）。當時李同志一面完成煥章付與之工作，一面利用職務上之便利，做禁煙禁毒之宣傳工作。後敵人偵知李同志行為可疑，遂假貪污為名，舉行二百餘人之大檢舉，幸李同志事前有所聞，將抗敵工作痕跡完全毀滅，使敵人無由發現。至所誣之貪污，雖經敵人半載之詳密調查，與酷烈刑訊，竟未發現絲毫污濁之處，即當時偽華北組織亦認李同志為潔白。故此冤獄，雖經半載之久，而對偽太原禁煙分局長之職，終未派人。李同志出獄後，認為太原抗敵工作不能進行，遂托病辭職，輾轉傳遞消息，擬去後方服務，煥章以抗戰日亟，勉使仍在華北相機做抗敵工作，李同志遂閒居北平（二年），但仍繼續推動抗敵工作，直至敵人投降時為止。煥章除將李同志十數年來抗敵工作，逐項詳報中央外，相應將李同志在華北工作概況。
函達，敬希
查照為荷。此致
中央調查統計局副局長郭
前東北四省抗敵協會常務理事
現任興安省政府主席
查李季恆字璣衡（學名鼎彝），本人當年任東北四省抗敵協會常務理事，為李同志在敵後工作便利起見，故未用其本名委派。此一抄件，確為本人專函中央調查統計局郭副局長紫峻之原稿，特予證明。
吳煥章
我插播這一文件，先來印證爸爸去太原的原委，再看二姐說的：
連著兩個暑假，媽媽帶著我、敖弟和六妹去太原。太原禁煙分局辦公地點在柳巷，我們住在帽兒巷禁煙所內，確切說是禁煙所外面一個單獨跨院，由一個圓形門洞進去是院子，右手有兩間房是傭人居住的地方，正面上幾階台階就是臥室和客廳了。禁煙所的大門由警察把守著，以防止吸毒者因熬不住煙癮而逃出大門，有一天我親眼看到一個面色灰白得可怕的人被揪回禁煙所。敖弟每天由男僕溫茂林陪著，溫茂林是山西人，性格耿直，眼中只有小少爺李敖，對別人不大合群。我整天享受不讀書的快樂，捉蝴蝶蜻蜓、在人行道上騎四輪童車、和看門的警察一起捉麻雀等。……
山西風光是二姐同我共同的回憶：
在太原的兩個暑假有幾件事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太原有座不太高的城門，看慣了北京的城門，太原的城門當然很不夠氣派了。可惡的是城門邊上有日本鬼子兵站崗。中國小百姓走過城門要向鬼子兵鞠躬行禮，有一天我們乘汽車走過城門，看見一個中國人正被鬼子兵打嘴巴，司機懂日文，說是因為那個人不肯向日本兵行禮才被打。
山西省的火車車軌比其他省份都窄小，相應火車也小些，因為閻錫山當山西的土皇帝，怕別人乘火車進山西搶他的地盤，索性讓鐵路與外界不接軌。在山西省境內，有時就須乘小火車。
有一次看到禁煙所門口的警察蹲在地上吃麵條，放了好多好多醋，我好奇怪為什麼他將醋當湯喝，而且醋是白色的，後來才知道愛吃醋是山西人的習慣。
在太原的公園裡看到過兩件怪事：一是一隻母雞長著比公雞還高的雞冠，也會叫鳴，只是聲音完全不像公雞，而是一種說不出的怪調，旁邊還放著它下的幾隻雞蛋。二是公園裡有一頭牛生著五條腿，其中四條和正常牛一樣，能走動，第五條腿則長在脖子下面，偏向前方，粗細和其他腿差不多，很挺直並且照樣有蹄子，不過第五條腿稍短些不能著地。
我看過一次山西梆子，演員出台的地方掛著張很大的鑼，不時敲打發出震耳欲聾的聲音。演員的唱腔也尖得要命，讓人受不了。還看過一次京戲，只是道白的時候像說大白話似的，唱詞中還不時哼出「哎哎噯噯喲」代替唱詞譁眾取寵，記得那齣戲叫《木頭人招親》，看戲後爸爸說唱的是「走江湖的野妓戲」。
在太原期間我曾隨於松濤秘書去看日本相撲表演。據說相撲是日本的國粹，可給我的印象壞透了。首先觀看時要盤腿坐在榻榻米上，日本人會跪著，我們則坐得屁股疼腿發麻。加上那些胖得沒邊兒的國粹們路都走不動，每個運動員進場都要磨蹭好半天，才挪到中間賽場。除去丁字帶他們什麼都不穿，頭上梳個髻兒，看上去又蠢又野蠻。加上我對摔跤規則一竅不通，只看見有個拿小扇子的裁判或者助興的人，在場內跳來跳去，口中唸唸有詞，與那些摔跤壯士相比，顯得瘦小可憐，我看若是給塊頭很大的運動員抓住，一下子就能捏死。實際上最後兩個超級塊頭根本不摔跤。手上打著幡兒，費九牛二慮之力將兩腳拖到中央，手臂往上舉起就掌聲不斷。真不懂那算什麼表演！
另一次也是看日本的什麼劇，演員臉上塗得粉白，五官都是畫出來的，不成比例，奇醜無比，唱法讓人感到不在人世間，或拖長音調無病呻吟或拉著女人頭髮怪腔喊叫，看得我毛骨悚然。為了那次倒霉的演出我不知做過多少噩夢。但真正的噩夢會變成現實，發生在我初一升初二的那個暑假。
噩夢就是爸爸的被捕：
1943年暑假過去了，開學前爸爸媽媽原打算送我、敖弟和六妹回北京。我非常興奮又有機會和爸爸一同乘火車，因為爸爸知識豐富，會談古說今，會講成語故事而且講得生動有趣。順便提一句，爸爸教書時有個綽號叫「李大下巴」，指他下巴大，也指他講課有吸引力。隨身帶的小包中有許多是我愛吃的，像山西無核小葡萄、花色餅乾、葡萄乾和糖果等，我準備在臥車裡好好享受一番。但離開太原之前就好像要發生什麼事，爸爸與前來送行的下屬嚴肅地商量著什麼，但畢竟當時我只有十二歲，沒料到會有災難發生。火車離開太原後不久，就有個日本穿軍裝的人帶著幾個憲兵和翻譯與爸爸不斷交談，爸爸臉上沒有絲毫笑容，但卻非常冷靜。記得爸爸還問：「能否先將家眷送回北京？」看樣子是遭到拒絕。爸爸終於對媽媽說：「我們要在下一站榆次下車。」外面正下大雨，我當時以為火車要出軌才讓大家下車。沒想到在滂沱的大雨中下車的，除兩個日本憲兵外，只有我們一家人。我一下子長大了似的明白不是好事。我們在泥濘昏暗的街道上艱難地向前走著。走在最前面的日本兵一隻手拿著個紙燈籠，另一隻牽著我的手；媽媽抱著六妹走在當中；另一個日本兵抱著敖弟走在爸爸旁邊，他們走在最後。途中爸爸對媽媽說：「我做的事自己清楚，不必擔心……」但日本兵馬上哇裡哇啦喊了幾句，意思明顯是不讓爸爸媽媽交談。因為雨太大，不久燈籠也熄滅了，忽然拉著我的日本兵沒看清掉在水溝裡。媽媽聽到落水聲驚惶地喊：「哎呀，安琪！」我回答說：「不是我！」只不知為什麼眼淚隨著落下來，心中無限委屈。我當時的心境也像外界一樣漆黑一片。最後總算是走到榆次日本憲兵隊。爸爸被安排一個人單獨住，媽媽帶我們三個孩子睡另一間，爸爸媽媽之間相互不許交談，實際上根本見不到面。敖弟和六妹那個時候都小，依在媽媽身邊倒也不哭不鬧。第二天清早我走進院子裡，只不過是孩子，日本兵對我並不防範。幾個鬼子看守兵都不懂中文，爸爸媽媽對日文更是一竅不通，結果用上我這個「大翻譯」了。我學到的日文只是片語隻字，還會唱半支日文歌，逗得幾個鬼子兵讚聲不絕。爸爸看到機會喊我進他的房間，教我背誦六件事，說等有機會的時候轉告徐偉森叔叔。我也懂得事態嚴重不敢偷懶，努力默記在腦子裡。在我數次出入爸爸那間房間的時候，爸爸讓我反覆背誦給他聽直到無誤，記得六件事中有一條是「局長做的事自己有底，不會有問題，更不會牽連別人」。從鬼子兵口中我不知道怎麼聽明白當天下午會離開榆次，爸爸媽媽知道這一消息都稱讚我能幹。果然那天下午我們又被解送回太原。又進了太原的日本憲兵隊，聽說隊長叫長谷川，一個翻譯對媽媽說：「太太可以帶小姐、少爺回家，沒有我們通知先不能回北京。局長有些事要留下來！」爸爸對媽媽說：「你放心回去吧，我用不了多久就能回家。」接著爸爸被帶走。堅強的媽媽眼圈紅紅的但不落淚，帶著我們三個沒成年的孩子走出日本憲兵隊，背後沒有人跟隨我們。媽媽喊來兩部洋車，但在緊要關頭敖弟和六妹都要跟媽媽，而不肯跟我坐一輛洋車。沒辦法只好四個人坐在一輛車裡回到禁煙所。徐偉森叔叔以深沉而冷靜的態度，聽我背誦了爸爸的幾點囑托，並且邊聽邊點頭。事後媽媽多次誇獎我「真懂事」。接著就知道與爸爸同時被捕的還有鍾科長、信科長和於松濤秘書。以後的幾天，每天早上醒來都看見媽媽坐在床上發呆，紅腫的眼睛說明她痛苦悲傷無法安枕。不太久，媽媽被允許帶著我們三個孩子回北京。爸爸並沒有被判刑坐牢，而是囚禁在日本憲兵隊。
約半年以後：
終於有一天雨過天晴，北京總局局長劉六爺的太太派人送來一封封住的信，上面寫著「李太太親啟」。溫茂林看到信像捧到聖旨一樣。馬上「教育」我們說：「親啟的信就是密信，只能自己看，誰也不能拆。」媽媽當時不在家，等得人好心焦。劉太太也曾是爸爸的學生，最終媽媽回家謎底揭曉。信上只有幾個字：
據聞老師不日歸京。
寥寥幾個字使全家樂開了鍋。接著是期盼、期盼，再期盼，總算盼到爸爸回家了。他消瘦了很多很多，頭髮是被剃光後新長出來的短茬兒，面色蒼白，看上去格外讓人心酸。能從日本憲兵隊活著出來，等於通過了鬼門關死裡逃生。……
二姐提到的「男僕溫茂林」是中國民間耿直、倔戇而又忠誠人物的代表，當然也是某些方面愚昧的代表，這由我六歲時得闌尾炎開刀那一次可概其餘。二姐回憶：
四姑嫁人後，南房的大間大部分時間空著，我們放學後自行車放在裡面。一度溫茂林住過。茂林眼中只有敖弟，不把我們放在眼裡，憨直到不講理的程度。兩眼瞪得老大，自以為是地指責別人或亂髮謬論。最可恨的是清早他要睡懶覺，門從裡面鎖著。我們上學怕遲到敲門的時候，從窗戶玻璃看到他有心慢騰騰地起來，將襪子正面甩了又甩，反過來再用力甩，然後像慢鏡頭一樣一點點地往腳上套，愈急得敲門，他就愈拖時間，令人哭笑不得。對小少爺李敖那可是忠心耿耿。當名醫關頌韜診斷敖弟患闌尾炎需動手術治療的時候，溫茂林向爸爸苦諫不能開刀。他說：「動刀開膛還了得？」等爸爸信任關大夫的診治方案，同意手術切除敖弟的闌尾時，茂林蹲在地上哭得死去活來，比任何人都動真情。說也奇怪，聽到開刀的李敖忽然說他肚子不痛了，就連診斷闌尾炎重要手段壓痛症狀也突然消失了。專家關頌韜當然不會上小小的李敖的當。手術是在南池子東華醫院進行的，症狀已轉成腹膜炎，傷口不能馬上縫合，而是每天換紗布引出膿水，李敖很堅強，任憑換藥一聲不響，受到醫生不少稱讚。有一天我睡在李敖病床邊的一個小床上陪他，熟睡了一整夜。第二天李敖抱怨說：「二姐說來陪我，可一直睡覺。」可見他痛得睡不著。我回家後溫茂林說若是他陪，他要瞪著眼看小少爺一個晚上。實際上，這話他是瞪著眼對我說的。不過有一次溫茂林說對了。
二姐因為大我五歲，很多我小時候的逸聞其實她比我記得清楚，並且是權威無疑，例如她回憶「李敖」名字的由來，竟是這樣的：
李敖有個正式小名叫安辰。大概因為是男孩對出生時辰也重視起來，並起在名字裡面。實際上並沒有人叫他安辰，大人用「噢，噢」的聲音逗他，被四妹誤解，於是四妹喊他「小噢」，變成了李敖大名的來源典故。
一個有趣的雷同是，在我家家譜——《李氏宗譜》中，居然有一代祖宗名字也叫「李敖」！中國歷史中《湖南省博物館藏古璽印集》有漢朝「李敖」銅印、魏晉南北朝史也有「李敖」之名，可見古人先得嘉名，李敖兩字並非首見。只是在發音上，我倒由第四聲的「傲」音，慢慢傾向喜歡第二聲的「熬」音，一來憂患使然，二來第二聲聽到響亮一點。有人甚至純用第一聲為名呢！孔丘、曹操是也。
二姐回憶我的童年：
敖弟小時候皮膚較黑，有點兒封齒，發音的時候舌頭也不那麼利落，還有幾分瞇縫眼，說話的時候喜歡嬉皮笑臉地盯住人看。那種神態直到今天我看他笑還能捕捉到他童年時的影子。
她又寫道：
其實只是大人們寶貝敖弟，在我們四個姐姐眼裡並沒有當他一回事。敖弟除去在長輩那裡到處吃香之外，姐姐們面前也撈不到便宜。我們家思想較開放，男尊女卑的觀念並不嚴重，敖弟只是「物以稀為貴」罷了！更何況李敖的四個姐姐哪個是好惹的？眾多姐妹兄弟中，我認為有兩個是出類拔萃的：一個是了不起的大姐。大姐從小聰明能幹，讀書成績又好，在家裡的權勢地位連媽媽也得讓她三分，媽媽管不了弟妹會嚇唬說：「我告訴你大姐去！」另一個就是了不起的敖弟了。敖弟從一開始唸書成績就十分優秀，在班裡總能數一數二。我從小最恨算術裡的四則題，到底是幾隻雞幾隻兔子那麼容易數清偏不數，非關在一個籠子裡挖空心思刁難人計算有多少只腳，真是好無聊！敖弟考初中之前運算四則題的本事，真讓我羨慕佩服得不得了。記得有本升學指南，上面的題目敖弟算起來像吃豆腐那麼容易，他考北京男一中，以第四名被錄取，差一名就能考中榜眼，而考男四中敖弟名列前茅，揭榜那天爸爸回家那個得意呀！爸爸興高采烈地說，他從榜尾開始找李敖的名字，一直找不到，愈往前走愈擔心沒考中，沒想到「窩樂錯」，（這是爸爸一句口語，大概就是不得了的意思吧！）原來李敖的名字高掛榜首，兒子中了「狀元」，可不是鬧著玩兒的！爸爸為敖弟驕傲絕不僅因為他是男孩兒，而是這個兒子真爭氣！爸爸覺得臉上光彩。
敖弟從小有點兒古怪脾氣，北京的夏天還是挺熱的，我們女孩兒都穿短短的連衣裙，而敖弟穿著長褲，還像大兵似的綁上裹腿，他說穿短褲露著大腿「有傷風化」，敖弟不肯報考育英中學而只考國立中學，也是他與我們想法不同的標誌之一。孩子們都去買新鞋，他會挑選式樣八股價錢便宜的鞋，爸爸看了固然高興，但四妹罵他是「偽君子」，敖弟最要好的同學叫詹永傑，兩個孩子有八拜之交，敖弟屈居老二，過年的時候小兄弟倆都穿上緞子長袍黑馬褂，拜年的樣子四平八穩的，就像又回到巴金寫的《家》《春》《秋》的年代似的。與我們讀教會中學，習慣洋打扮的姐姐們，在穿戴方面顯得格格不入。
二姐又特寫我和詹永傑，說：
兩人判若兄弟常形影不離。我家曾在市場買來一隻獅子毛小巴狗，我們叫它「伯兒」。「伯兒」像馬戲團的小狗一樣會許多表演，後來「伯兒」有個體態龐大的男友，生下一條雜種大長毛狗並送給詹永傑。過舊歷年的時候，詹永傑牽著「伯兒」的後代來我家拜年。詹永傑白白胖胖、儀表不俗、舉止大方、彬彬有禮，十分討人喜愛。就連磕頭的樣子都四平八穩，一看就知道是受過正規訓練。他和李敖是拜把子兄弟，兩個人學習成績也都數一數二。過年一樣穿上長袍馬褂，人人見了都誇讚這一對小哥倆。
詹永傑這名字現已簡化成詹永傑，分別四十年後跟我再度聯絡上，他送我「墨寶文房用品」一盒，內附手書：
李敖學兄把兄如晤
契闊四十五載
常思念
但願有朝一日
重相見
弟永傑1993年3月21日於北京
二姐又回憶到我的娛樂。她說：「敖弟小時候也不像我們女孩喜歡跳繩、拍皮球、玩『chuǎ』子兒，而他最愛耍京戲裡的刀槍劍戟」，她說我：
從小在姐妹堆中長大，可絲毫沒有娘娘腔。喜歡舞京劇的道具大刀、扎槍之類，尤其喜歡和親戚一個叫大連的孩子相互對打亂砍。李敖口中發出鑼聲「喋匡匡匡」，大連不斷用鼻子發出「得兒哼哼哼」的梆點聲應戰。有一天半夜裡，我矇矇矓矓聽到「得兒哼哼哼」戰鬥聲，奇怪地想為什麼半夜三更敖弟和大連武打開場啦？好一會兒才清醒是外祖母在睡覺打呼嚕呢！
二姐又說：
敖弟比我膽子大很多，記得有一天客廳裡飛進一隻馬蜂，我嚇得亂叫，敖弟正赤腳坐在沙發上，他一聲沒響跳下來先用手掌打在窗戶上的馬蜂，當馬蜂被拍落在地上他又用腳丫踩，我好驚訝他膽子那麼大，到底是男孩子！
我家西面是男二中的操場，我們學騎自行車也多半是在那個操場上由敖弟的男傭人溫茂林教的，操場東頭是個土坡，坡上長著雜草，熱天我很喜歡在草堆裡捉螞蚱，捉到就放在一個硬紙盒子裡，盒子上面紮好多洞給螞蚱透空氣用。有一天媽媽嫌我整天瘋在草堆裡不好好唸書，罵了我一頓讓我將螞蚱全放掉，我將盒蓋打開一條縫兒，看到裡面密密麻麻都是螞蚱，相互踩來踩去東咬西嚼的樣子，忽然手麻害怕起來不敢捉了，結果是敖弟自告奮勇將盒子拿到院子裡東驅西趕，好不容易將螞蚱撥走，剩下飛不動的便宜了貓。
敖弟不太喜歡大喊大叫，常是悶聲不響地調皮。有一天他將兩個小青杏兒塞進自己的兩個鼻孔裡拿不出來，跑來找我幫忙，我真費了好大勁兒，在他鼻子上又是推又是捏的，才好不容易將青杏弄出來。另有一天我們捉迷藏，敖弟藏好後無論如何真的找不到他了，最後驚動得大人們慌了手腳，原來他躺在蓋著絲絨檯布的麻將桌下兩把椅子上，任憑大家聲嘶力竭地喊「小敖」，他就是不吭聲。誰也沒想到他藏到那麼刁鑽的地方。還有一次大人們在北海公園茶座喝茶，我們幾個孩子爬上一個小土坡，看到很多非常大的螞蟻，敖弟抓一隻放在自己手臂上看它爬，結果手臂腫起好大一片紅疙瘩。
敖弟和我有一段時間睡在一張大床上，一天不記得為什麼我們兩個人吵了一架，於是規定第幾根欄杆為界，誰也不許睡過界線，半夜睡夢中我發現有人踢我的腳，睜眼一看原來是敖弟，他說我的腳睡過了界。
清朝北京的雍和宮，本來是雍正沒當皇帝以前的住所，當時他是雍親王。他做皇帝後，把這地方賜給活佛章嘉呼土克圖，作為西藏喇嘛的廟，在這廟的溫度孫殿的樓上，赫然在焉的，就是大名鼎鼎的歡喜佛。二姐回憶：
有一年爸爸媽媽帶著我和敖弟去參觀雍和宮。……雍和宮裡有個七丈二尺高的佛像，這還不算埋在地下的部分，是由一根整木材雕成的。因為佛像太高，在室內即使退到牆根兒也看不全它的臉。另外每逢過年，寺院裡的僧侶用各種顏色的細粉，耐心灑成寺院的立體結構模型，我已忘記是派什麼用處，只記得工程浩大而且細膩。那天給我印象最深的事是去看歡喜佛。本來歡喜佛是不對外開放的，除非額外付錢，導遊僧帶我們到樓梯口，上樓之前忽然小聲問爸爸：「小姐是不是也上去？」爸爸看我一眼回答說：「沒關係。」我當時真好好奇。為什麼要懷疑我不能看？為什麼不懷疑更小的敖弟？正因為好奇，上樓後我反而仔仔細細多看幾眼，令我失望的是，什麼破綻也沒看出來。試想封建保守色彩濃厚的中國，又是寺院中的佛像，即使內容露骨一些又會到什麼程度呢？與很多現代藝術、雕像、畫報、照片內容相比，那簡直是小巫見大巫了。說不定也只是化緣的辦法之一而已。
這些歡喜佛和導遊的妖僧絕沒想到在四十年後，我竟寫《歡喜佛》一文研究他們，並且進而對既不智慧也不慈悲的文物，大加撻伐。
二姐又記得當時年紀小，大家一起演戲的盛況。在內務部街南房那個大間，我們合組了一個「索羅門劇團」。在劇團中，我還單獨演出過，一次是演明末遺恨，演崇禎皇帝被李自成圍城後，大將跑去救他，而我就是那大將。此劇底本大概跟北京景山「明思宗殉國處」那棵樹有關。明思宗是17世紀的明朝亡國之君崇禎。國家危難時，他雖然有台灣，可是他沒臉去逃了，他終於為亡國之君的最後殉國，做了一次好榜樣。這個渾人皇帝雖然誤國失國，但他的從容一死，卻多少引起人們的同情與懷念——比起只會亡國不會殉國的蔣介石來，他真有帝王氣象了！
二姐回憶中，又透露了我的一件軼事：
我小學畢業的時候有一本紀念冊，裡面有許多同學在分手前畫的圖畫或寫的文字留作紀念。不記得為什麼李敖會湊熱鬧用鉛筆在一頁上畫了條船，船上單槍匹馬地一個人撐著篙，船下還有波浪，另外還題了字，內容是：
二姐：
偉大驚人
愚弟小敖6月2日
有人看到李敖的落款感興趣地認為：現在的李敖好像從來不用謙虛的「愚弟」這種字眼兒，更何況紀念冊是我的珍藏品之一，相信是李敖最早的筆跡吧！
後來二姐把這本紀念冊寄給我，我看了這歪七扭八的四個大字，完全不記得了。「偉大驚人」，想是與二姐共勉的話，也許二姐從不敢以「偉大驚人」自居，那就全是愚弟自道了。二姐說得沒錯，那的確是殘留下來的李敖最早筆跡，那時我大概八九歲。二姐回憶：
兩岸消息封鎖的三十多年中，只偶然能在《參考消息》上透露點台灣的情況，曾有一條消息內容大意是「台灣當局迫害進步師生，李敖等被捕」，根據敖弟的古怪性格，我們也想到會不會指我們的弟弟？但敖弟去台灣的時候畢竟還小，只感到他怪僻的一面，看不到他鋒芒的一面，因而也無法肯定，直到1976年年中，三妹首次從美國到大陸尋找兩位姐姐，大姐和我才得知家中每個人的下落，也聽說了敖弟在風浪中爭鬥成長的事跡。……
這些事跡，也許正是「偉大驚人」的發軔了。
二姐回憶大有白頭宮女談天寶的情致，但天寶一談，總離不開繁華舊事和苦難前塵。談苦難，最動人的一段是寫媽媽的小妹——老姨：
老姨父李子卓解放前曾做過縣長，無論時間多短，反正他做過，肅反運動老姨父被劃為歷史反革命，被剝奪公民權，送往內蒙古勞動改造。老姨則在水電部設計院圖書館當管理員。老姨在哈爾濱讀書並住過多年，俄文有些底子，加上聰明能幹，工作還是蠻不錯的。老姨父前妻生的兒子李景生從小就不愛讀書，剛解放他就參了軍，在空軍某部隊從事軍事攝影。老姨一結婚，我們就認識景生二哥，他那個時候還是個毛頭小子，十分調皮。忘了哪一年二哥弄來一批子彈，有手槍彈和步槍彈，還送過我幾顆。二哥還說：「上面有紅點兒的是炸子兒，打進身體會自動爆炸。」有一天，二哥和他的堂哥李景森一起玩兒危險遊戲。一個用鉗子鑷住子彈殼，另一個用釘子頂住彈頭平的一端，拿鎯頭往釘子上砸。結果真將彈頭砸出來響了。老姨嚇得要命，兄弟倆卻說：「好響啊！」我想說的是二哥有槍彈由來已久。另外，老姨花費不少精神照看和教育二哥，為二哥的婚事也絞盡了腦汁。老姨寫給我的一封信中風趣地說，她花了多大力氣幫二哥找對象，親相來相去，設法安排約會，結果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折騰了半天，才好不容易「吹」了。總之，老姨這位繼母與前房兒子相處還挺融洽。有時候甚至說景生對她比親兒子庚辰對她還好些。庚辰在天津南開大學畢業後，分配到第一機械工業部工作。他個子像老姨一樣很高，外表神氣五官端正，在工作單位很吃香。有一回在一機部選十名小姐、一名男士參加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舞會，主要參加的是中央首腦人物，像周恩來也出席舞會，庚辰居然能以唯一的一名男士入選，說明他在單位相當紅。
老姨父改造期滿之後已經年邁，特別經過批准允許他回北京。但老姨父沒有選舉權、沒有醫療保險，也有沒退休工資，其實他根本就不是退休，只是刑滿釋放而已。老姨因為身體很差，不能繼續工作，但是開始水電部只同意她退職，退職拿一筆固定的退職金，然後包干一切，不能享受公費醫療。看病自己付錢，對年老多病的人當然是嚴重的問題，老姨一度心情很壞。沒多久以後，老姨因患婦科疾病需手術治療。醫生得知她沒有醫療保障，又確實體弱多病，好心的醫生願意給她證明，讓她由退職改退休。這樣一來，老夫婦的晚年總算有一份退休金能維持基本生活。
我從北京轉天津到上海時，已是1948年歲暮。我在上海念初一上，學校當時叫緝規中學，今已改名市東中學，老友陳平景、陳兆基都代我舊地重遊過、拍照過。緝規是聶緝規，他是曾國藩女兒曾紀芬的丈夫，曾國藩兒子曾紀澤在日記中罵他「紈褲習氣太重，除應酬外，乃無一長」，吳沃堯《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九十回也如此罵他，不過左宗棠卻提拔他，最後自江蘇巡撫做到浙江巡撫。我對緝規中學感情最淡。一來前後只三個月；二來上海是個市儈氣極重的地方，給我印象不佳。但有一個例外，就是書店。
我從小愛書，在北京念小學時候，最吸引我的有兩個畫面，一個是史家胡同一家商店的櫥窗，窗內有蒸汽火車模型，這是真正用蒸汽開動的玩具，我愛死它了。另一個是學校音樂教室後面的一個書櫥，櫥內是一排排整齊的叢書——商務印書館出版、王雲五主編的「小學生文庫」。在日本鬼子統治北京時期，這些書是比照禁書鎖起來的，抗戰勝利後，不但櫥門打開了，我還做了圖書館長。從此「利用職權」，對這套「小學生文庫」，更為熟悉。這套書有五百本，約一千萬字，插圖達七千多張，作者達一百二十人，是我欣賞的第一套叢書。由於對這套書的好感，從而對出版它的商務印書館也心嚮往之。北京琉璃廠本有商務印書館的分館，可是上海的總館，才是更吸引人的。由於老姨父做過上海附近嘉興縣的縣長，對上海熟悉，每在我問到上海的總館的時候，他就詳為解答，並且打趣說：「看你這樣問東問西，我看你有一天得做商務印書館總經理才過癮呢。」說這話後半個世紀，我沒做成它的總經理，但它的總經理郝明義卻到我家來拜碼頭了。不過，台灣的商務印書館由於名稱上面被國民黨偽政府硬加上「台灣」兩字，倒有點像偽組織，比起真正的商務，可就遜色多了。走進上海商務印書館，是我生平最欣喜的經驗之一。另一欣喜的經驗是我十七歲在台中一中時，當年商務的正牌總經理王雲五寫了一幅字送我，字寫得又破又熟練，但他不是別人，就是「小學生文庫」的主編者啊！我三十一歲被國民黨迫害時，印「李敖告別文壇十書」，王雲五也親筆預約了一套，後來聽人說王雲五極力稱道李敖才幹，可是「不敢用他」，足見李敖之悍，真是人所共寒呢！除了「小學生文庫」以外，開明書店的出版品，影響我最大。「開明青年叢書」、「開明文學新刊」、「開明文史叢刊」、《中學生》月刊、《開明少年》月刊等，都是我最喜歡的。由於喜歡它的出版品，連帶也喜歡上那家書店。在北京，我去過它在琉璃廠的分店；在上海，我去過它在福州路390號的總店。北京的分店比較大，上海的總店就小多了，但不論大小，比起附近的老字號書店像河南中路211號的商務印書館，或是河南中路福州路口的中華書局來，都寒酸得不成樣子。雖然如此，開明書店卻給青年人一股朝氣，它是左派的書店，比起它來，任何老字號的書店都顯得屍居餘氣了。開明書店不單在北京有分店，在南京、重慶、成都、漢口、廣州、長沙、杭州、南昌、昆明也都有分店，最後一個分店，設到了台北，在台灣光復後，它把觸鬚延伸過台灣海峽，使在台灣的中國人一同感染它的朝氣。不過，這股朝氣還沒感染多久，國民黨偽政府就撤退到台灣來。這個偽政府既跟大陸斷掉了鎖鏈，在它狹窄的視野下，凡是大陸書店在台灣的分店，都要被迫剪斷了鏈鎖。商務印書館改名叫「台灣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改名叫「台灣中華書局」，開明書店也未能倖免，改名叫「台灣開明書店」。比別人更慘的是，由於它是左派書店，它的出版品，大量的被查禁了。縱使內容不涉及政治的書，也因作者沒有來台，變得只敢印該書，作者名字卻不敢印出了。於是，葉紹鈞編的《十三經索引》，變成了「本店編」；夏丏尊、劉薰宇編的《文章作法》，變成了「本店編」；呂叔湘的《文言虛字》，變成了「本店編」；張沛霖的《英語發音》，變成了「本店編」；王峻岑的《數字列車》、黃幼雄編的《電動機》、陳岳生編譯的《原子能與原子彈》，等等，也都變成了「本店編」。只要「人陷」大陸，哪怕是你編的談數學的、談電動機的、談原子能與原子彈的書，也都不能把作者拋頭露面！「本店」代替了大陸的一切，令人有點哭笑不得。上面這種表態、這種小心翼翼，其實還是不夠的。於是，台灣開明書店啊，開始明目張膽地印出劉清波的《三民主義綱要》了、印出芮和泰的《三民主義總複習》了、印出李華柱的《國父革命之學》了。——一個左派的開明的書店降格到出版這種右派的不開明的黨八股，它的無奈，也就可想而知了。跟大陸上的開明書店不同的是，台灣的開明書店，坐落在台北中山北路，距坐落重慶南路的老字號的書店很遠。它孤零零地在中山北路一段77號開起店來，店面開得極不景氣，推門進去，書架分格未掃、書本塵封未除，冷冷清清、疏疏落落，一眼望去，令人倍感淒涼。因為去中山路太不方便，我在大學時候，每年會去上一次，有點似曾相識之感的，是我看到那位衰老的店員索非先生。索非先生編有《世界語入門》，開明書店出版，算是唯一跟大陸發生連鎖的老作者。他不曉得我知道他就是索非。他的《世界語入門》，書如其人，也早就落伍了，但他在那兒，多少還流露出一股味道。不過，似曾相識之感很快就被滄海桑田之感取代，索非先生人如其書、書如其店，他象徵了一個書店的沒落。——政府可以流亡，書店不能流亡。一朝變成了流亡書店，它的精神就中斷了。1992年的一天，我忽然心血來潮，要去看看它了。我到了中山北路、到了一段77號，卻連那家極不景氣的店面都找不到了。門牌一段77號的，卻分明是一家氣派堂皇的「馬可孛羅麵包公司」，營業項目包括「西點麵包／葡萄美酒／香醇咖啡／西式冷食自助餐」等，全然一片口腹之慾，沒有絲毫精神食糧。我呆了。開明書店呢？開明書店哪裡去了？難道連那麼一家極不景氣的店面，也開不成了嗎？我不死心，向麵包店的櫃檯小姐打聽打聽。小姐頭都沒抬，把手向上一指，又向後一指，聲音平直地說：「搬到三樓去了！它沒有門，你就從後面上樓梯。」我頓覺起死回生，謝謝她，遵命做了。走到後面，滿屋滿地都是麵包工廠狼藉，滿樓梯也是。我左閃右躲、九轉十繞，總算上了三樓。迎面的是一間小房，左邊有一點鐵櫃式書架，右邊就是四張辦公桌。要找的書，寥寥可數，就在書架上。辦事的是一位女孩子，她很親切地幫我包了書。我跟她談了幾句，她對開明書店卻很陌生。這時，一位老先生進來了，坐在朝窗的辦公桌旁。我想這位老先生一定知道得多些，我首先打聽索非先生的下落，他望著我，為之一怔。然後說：「索非在本店，已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下落早已不明。」我向他說：「四十多年前，我去過上海開明書店總店。」看他反應。他盯住我好一陣，慢慢地說：「你這位先生啊，你看到最風光時代的開明書店了。可是，這回開放探親後，我去了上海，上海的總店卻早就沒有了。所以，開明書店啊，全中國只剩下台北這一家。我們這一家也撐不下去了，只好把一樓房子租給麵包房，自己搬到三樓來。這就是開明書店。沒有人認識它了，連我也不認識它了。」
抱著新買的一包書，我原路走下樓來，走出了「馬可孛羅麵包公司」。站在門口，我轉身仰望，在古老的建築沿線外，是一片蒼穹。像是死掉一個老朋友，我黯然而別。
在上海，除了對書店的深刻記憶外，跟王家楨吃飯那天，也使我記憶猶新。王家楨是我姨父李子卓的小舅子，他本是替張學良主持外交的。張學良垮後，他的宦途也今非昔比。抗戰期間，他做國民參政員、做外交部顧問，已是閒職。抗戰勝利後，出任東北行轅政治委員兼東北生產管理局局長。抗戰時他在重慶，他的家人都留在北京。抗戰勝利後，他回到北京，坐著新式福特汽車，國民黨大員也。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後方秘密討了個姨太太，而這姨太太卻是共產黨。他的最後投共，聽說跟這位姨太太有關。當時共產黨革命，多少女孩子，為了獻身國家與理想，甘心把自己青春與肉體犧牲者，比比皆是。這位王府姨太太下場還算好的，王曉波的母親，實是下場淒慘的一例：她嫁給憲兵高幹，最後被查出，伏屍法場。當然我被國民黨特務軟禁時，特務們看到王曉波來看我，就閒聊起他們見過王曉波的母親，說那位女士年輕漂亮，可惜為共產黨犧牲了。
我在上海住了半年，除了對書店的好印象外，其他乏善可陳，所見所聞，一片大難將至味道。早在抗戰勝利之後，我家的情況，在二姐筆下是這樣的：
勝利後家裡陸續來過爸爸一些老朋友。他們是曾去重慶內地「抗戰」榮歸的接收大員們。我記得的有興安省主席吳煥章、撫順煤礦張莘夫、外祖母的娘家堂弟孫棣坡及老姨父的妹夫、後來任中共政協委員的王家楨等。爸爸參加地下工作的一段經歷，就是由吳煥章出具證明的。很明顯爸爸思想上難以平衡。過去有些人學歷、資歷、能力不如爸爸，但有「內地抗戰」做雄厚的本錢，榮回故里，個個都是耀武揚威的功臣。爸爸苦笑著。受一家十多口人的拖累，爸爸又能做何選擇？曾有一度爸爸準備隨吳煥章去興安省任個職員。興安省是國民黨當時新劃分的東北九省之一。可那個時候是共產黨的勢力範圍，吳主席空有頭銜無法上任。張莘夫在去撫順上任後遭殘害，國共兩黨相互推卸責任。最後爸爸靠舅老爺孫棣坡介紹，到東北營城子煤礦當總務處處長，總算勉強撐住過重的家庭負擔。因為只是個僱員，倒也過了段安定省心的日子。
爸爸在營城煤礦的時候，認識了台灣人翁鎮，並且對他有所幫助。翁鎮感念爸爸，曾告訴他時局不好，可考慮去台灣，後來翁鎮返台，留下「台北市新起前街一段11號六桂行」（後改為「台北市漢中街139號六桂行」）的地址，這是爸爸最早想來台灣的張本。可是一想到二二八時台灣人大殺外省人，就心有餘悸。所以從北京出來，沒有直來台灣，反倒先落腳上海。這一錯誤，大傷家中積蓄的元氣，最後倉促決定來台灣，積蓄所剩無幾了。
我們全家是1949年5月11日早上離開上海的，搭的是中興輪。中興輪本來還算豪華，可是現在已淪為難民船，有立腳處，就是難民。我們把行李堆在甲板上，我就躺在行李上漂洋過海。5月12日傍晚到了基隆，自此一住五十年！我們全家八口逃到台灣後，爸爸死了，枯骨一壇；媽媽九十高壽，與我同在。當年的孩子們，如今只有我一人在台灣。「與台灣共存亡」？沒有那麼嚴重；「歸骨於崑崙之西」？實在有夠麻煩。我曾以粗話自嘲：「我來台灣時，雞巴還沒長毛；如今雞巴毛都快白了，人還活在台灣。」其實，何止活在台灣，我終將化為白毛老怪，死在台灣。陳寅恪「生為帝國之民，死為共產之鬼」，我則生為白山黑水之民，死為草山（陽明山）濁水（濁水溪）之鬼。大陸雖是我的根，但是我已是台灣人（我六歲兒子、四歲女兒）的爸爸，難民不復返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