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三十三歲1968年時發生了柏楊（郭衣洞）案，冤獄發生前後，我義助柏楊，做了一些事，前後持續七年之久。我對柏楊的義助，主要乃基於同情與人權，而不在他是一位作家。從作家標準上看，我從來深信：凡是跟著國民黨走的作家，都不足論。柏楊是跟著國民黨走的作家，當然也不例外。柏楊的專精和博學訓練都很差，他沒有現代學問底子，作品實在缺乏深度、廣度與強打度。柏楊的文字有一股格局，不外是口口聲聲「糟老頭」啦、「賭一塊錢」啦一再重複的濫套，他的存貨和新貨都是很貧乏的，所以只能靠耍嘴皮來作秀，談不到深度和廣度。至於強打度方面，他攻擊的上限比何凡高一點，他敢攻擊警察總監，於是就「三作牌」得週而復始。我真奇怪一些讀者怎麼受得了他那點翻來覆去的老調兒，我真懷疑這些讀者的水準！雜文以外，他的歷史作品寫得很熱鬧，但是頗多錯誤，給與他同一水平的讀者看可以，給專家看就會笑，這是因為他的歷史基礎有問題的緣故。憑他那點歷史基礎還要翻譯《資治通鑒》，司馬光何辜啊！
我與柏楊相識於1965年，並無深交，到了1967年，偶有來往。1968年2月29日晚上十點半，他突然打電話給我，很神秘、很急迫地說，無論如何要我去他家一趟，於是我去了。他請我到他書房裡，神色很是不安。他知道我曾一再被治安機關「約談」過，經驗豐富，乃反覆問我被「約談」的細節，並說他出了一點麻煩。原來1967年5月，他的太太艾玫應《中華日報》社長楚崧秋之聘，主編《中華日報》家庭版。家庭版中刊有「大力水手」（Popeye）卡通。艾玫事忙，編務有時由柏楊代辦，柏楊在1967年10月6日到13日刊出的卡通中，選登譯文，出了紕漏——被調查局認定有「侮辱元首」之嫌。於是，1968年2月29日這天，艾玫被「約談」，一連十多個小時後，還沒消息，柏楊慌了，乃電話請我去他家，特別對被「約談」的一般情況，詳為打聽。我當時只覺得怪怪的，怪柏楊為什麼老是問這些問題，並不知道艾玫已被請去，柏楊也沒透露。到了12點，我打算告辭了，忽然樓下有汽車聲，接著艾玫開門，踉蹌而入，大哭大叫，連說：「他們審我一連十五個小時啊！他們連我上廁所都要跟著看啊！……」經柏楊照顧了好一陣子，艾玫情緒才稍稍平靜，最後柏楊才向我說出「大力水手」事件的全部情形，並問我意見。我說，看來國民黨來意不善，你要有心理準備。柏楊深以為然。我對他們加以安慰後，已是夜裡2點，就回家了。第二天清早，果然不出我所料，柏楊也被請去「約談」了。「約談」長達二十七個小時，事後（3月2日）柏楊有長信給孫觀漢，備述始末，其中一段談到我：
向先生突然報告這壞消息，實在遺憾，但又怕以後不能再向先生修函，則趁此時機，且做最後一敘，想一想我真是個老天真，見識且不如李敖這個年輕人，李敖先生經常攜帶一小衣箱及洗臉漱口用具，準備隨時被捕，我常譏笑他小人之心，把中國合法政府看成什麼了？誠如先生言，社會上多少總有公道，想不到我和艾玫突然受此，不但無顏對祖先，且無顏對李敖。……
柏楊是2日中午放出來的。這封信是2日下午見過我以後寫的。我在日記上說：「早為柏老辦事（向調查局抗議等），午始放出。下午見一面。」見面後柏楊問我意見，我說：「他們這次放你，只是觀察你被放後一時反應或跟什麼人聯絡，我看事情還沒過去，你要交代的，就先妥為交代吧！」他聽了，決定採納我的意見，寫信給孫觀漢，並向艾玫交代「身後事」。他留了一封長信給艾玫，艾玫拿來聽我意見，我也做了一些建議。柏楊信中「外務找祖光、李敖」、售出版社「請左煥文、李敖介紹」、「書則贈李敖」、「但盼告寒爵、申虹、紫忱、李敖，俟有機會，為文」等話，前兩點是雜務，都由屠申虹他們料理了。柏楊的藏書我一本也沒收受，我向艾玫說：「這些藏書是柏老的心血，請給他完整保存，等他回來享用，我是不敢收的。」最後一點倒是我最關心的，但是我已被國民黨完全封鎖，實在沒有機會為文，因此，我決定向海外設法。我的方式有三項：
一、盡量把有關案情的一切文件，偷運到海外，其中最重要的是柏楊自己的答辯書。因為我告訴過柏楊，人一入獄，要想合法傳出手寫的東西，就難難難；但是若以答辯狀等法律文書偷關漏稅，則或許能有漏網的機會。因為給律師參考的法律文書，為訴訟所必需，理應放行才是。我相信柏楊會記得我的話，他下筆又勤又快，牢中無事，把自己冤獄詳細道來，必然精彩。柏楊入獄後，我請艾玫再做這一暗示給柏楊，果然柏楊就把答辯書陸續供應出來了。我主要透過我的美國朋友梅心怡等的協助，流傳海外，使柏楊冤情和知名度，大顯於天下。
二、盡量把柏楊冤獄新聞，轉達給外國記者。在這方面，我主要透過台北美國各大學中國語文聯合研習所所長魏克曼（Frederic Wakeman. Jr.）等的協助。在他們的協助下，《紐約時報》在1969年7月3日和9月7日，都有長篇報道；《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在1971年7月17日也有長篇報道。這樣更使柏楊的冤情和知名度，大顯於天下。
三、盡量展開營救行動。在這方面，我主要透過孫觀漢。孫觀漢是美國匹茲堡大學物理學博士，是用閃爍計數器測定中子的第一人，也是用隕石粒子測出月球自行發光的第一人，擁有在美註冊的四十種以上的專利。曾任「國立清華大學」原子研究所第一任所長、美國西屋公司放射線與核子研究所所長。我透過孫觀漢營救柏楊的事，值得特別細說一下。我在柏楊被捕二十四天後（3月28日），托梅心怡轉密件給孫觀漢，其中說：
去年讀先生寫的《李敖和天才》等論我的文字，以及先生給我的信，我就早想寫封長信……
關於長信的內容，現在還得推後說，我得先說柏楊的事。從艾玫被傳，到柏楊再捕，我都是最接近這件事的一個人。從艾玫被傳那天晚上，柏楊約我「商身後事」起，我一直在旁幫了一些忙。如今柏楊失去自由已經二十多天，官方刻意「做案」的態度已極明顯，憲法、提審法、刑事訴訟法等保障基本人權的條文已被忽略得不成樣子，我覺得我必須發出這封自柏楊出事以來我一直想寫給先生的信，向先生提供一個也許可行的方法。
我的意見其實先生在給艾玫和寒霧的信中，也呼之欲出了的，那就是請先生出面，以先生聲望和號召力，盡快聯名李政道等，發表一封公開信，投諸The New York Times 等報，對國民黨政府施以壓力。——這個政府目前只有海外輿論的壓力，可以稍對它的愛面子心理有點警惕作用。除此之外，實無他法。這個方法對救雷震等人無效，因雷震已使他們「咬牙切齒」，所以只有不要臉，不買海外的賬；但這個方法對救柏楊卻可能有效，因為柏楊只不過使他們「疾首蹙頰」而已，所以他們可能還肯為了愛面子而放開血手一下。公開信方法即使無效，也可收「暴其惡」的效果，同時可使柏楊不做無名英雄，也是給他一種安慰。
3月17號 The New York Times 星期日版第7頁，有專欄論「文星事件」，也論到我被迫害等事，先生便中不妨參考。我的意思是柏楊事件當向海外報章揭出真相，使作惡者至少知道休想再認為可作惡而無人知。——我覺得這是海外知識人至少該聯合起來做的一件事。
設想每在國民黨政府作惡一次或有一次違背自由民主的記錄的時候，海外知識界就聯名發表一次宣示，這該是起碼可行的事，也是起碼對在苦難中國人的一點聲援。不要沉默抗議，也不要寫信求情，沉默和求情對這個政權是無效的，也是軟弱的。我們要使作惡者知道：只要他們不厭於作惡，海外知識人就不倦於揭發，形成這麼一個習慣或「連鎖反應」並使他們知道，日子久了，應該就有效果了！
柏楊事件，純是冤獄。柏楊並非「殉道式」人物，也絕非「敢」諷刺他們父子的人物，而竟陰錯陽差，被比照「犯上作亂」者處理，硬逼他做英雄，這真是這小島上的大怪事！咳，觀漢先生，我們知心的朋友，您以為如何？……
孫觀漢在收到我的信後，曾在7月7日有信回我，這封信當時我未能看到，而是八年以後——我出獄後——才看到的，原來他竟反其道行之，仍舊向當政者求情，「求求你釋放柏楊先生」，結果證明無效。五年以後，1973年6月，孫觀漢在香港發表《李敖談柏楊的冤獄》，公開了我給他的密件和他的回信，他公開表示了他營救方向的錯誤。他說直到1971年李敖被捕了，他才覺悟過來：
這是五年前的事了，現在回頭看來，李敖先生有兩點先見之明。第一，他說求情是無效的，我卻仍去求情，結果被事實證明無用。第二，他主張把壓制自由的事件公開發表，我卻怕風怕勢地因循了好久，才瞭解公開發表的需要。
為什麼我在給孫觀漢的信中指出柏楊並非「殉道式」人物，也絕非「敢」諷刺他們父子的人物呢？實在是因為我深知他是國民黨「文學侍從之臣」出身，他離開國民黨核心，不再得寵，原因是桃色事件，不是思想事件。他即使是在入獄前夜，還深信他的國民黨老上司李煥和蔣經國可以幫他妻子出國，他留給艾玫的長信中口口聲聲「可找李煥先生或徑找蔣主任，哀訴，必可獲助」、口口聲聲「蔣主任是熱情忠厚之人，李煥先生一向對我關愛」、口口聲聲「蔣經國主任是一代英雄，是非必明。……要求出國，英雄必熱情，當無問題。……」這些話，無一不顯示了他的基本心態，也顯示了他跟國民黨的深厚關係。柏楊非但不是「諷刺他們父子的人物」，並且其依戀欽慕之情，還大大溢於言表呢！柏楊1968年8月4日的答辯書中，有這樣一段：
……自幼受學生集中訓練及從事三民主義青年團工作，對總統有一種嬰兒對親長的依戀之情，至於對蔣部長，只舉一件事來做說明，台灣中部橫貫公路十二景是我定的，在定景當中，有一個蔣部長所住過的「一個不知名的地方」（後來被命名為「日新岡」），我特地定名為「甘棠植愛」，這份欽慕的心意，唯天可表。
而最諷刺對比的，是他在被捕之日，還在《自立晚報》上發表響應「蔣夫人的號召」（1968年3月2日）呢！——不但馬屁咚咚朝父子身上拍，還賈其餘屁，直奔蔣婆呢！所以，我才說：「凡是跟著國民黨走的作家，都不足論。」柏楊「攻擊的上限比何凡高一點，他敢攻擊警察總監」而已。柏楊入獄，是「陰錯陽差」，並不是真的反對國民黨，更別提反對黨中央了。可笑的是，柏楊竟被某些渾人硬當作反國民黨的政治犯，這不是怪事嗎？
柏楊在十年冤獄家破人老以後，回到台北，公然表示原諒並同情迫害他的特務、檢察官等人；另外在1988年1月15日的《中國時報》上，以「悼蔣經國先生」為題，大做肉麻的吹噓，舉凡「傑出」也、「英明」也、「衷心的祝福蔣經國先生在天之靈」也，全部出籠；又在第二天1月16日的《中央日報》上，以「永懷哀思免於恐懼的自由」為題，再做肉麻的吹噓，舉凡後悔沒單獨與蔣經國「合照」也、「值得稱讚」也、「功德」也、「蔣經國先生領導上開明、寬容的胸襟」也，也全部亮相。這種置蔣經國整他、使他十年冤獄家破人老的傑作於不問，反倒殷殷以馬屁抱怨的作風，古人的以德報怨，又算老幾呀！柏楊一方面向蔣經國重拾舊屁，一方面已經變成一個嚇破了膽的人，連「警察總監」都不敢碰了。遠流出版公司為他印白話《資治通鑒》廣告，廣告中印了區區「借古諷今」字樣，柏楊都堅持一一塗去，令遠流出版公司的同人歎息不止，他們沒想到柏楊的膽量，竟已一至於此！柏楊不但對蔣經國發賤，以德報怨，同時對李敖卻一反其道，以怨報德。他出獄後，寫《活該他喝酪漿》一書，扉頁題的是：「謹將本書獻給余紀忠先生暨夫人感謝對我的照顧和愛護」；他寫《按牌理出牌》一書，扉頁題的是：「謹將本書贈給羅祖光先生暨夫人感謝患難中對我的幫助」；他寫《大男人沙文主義》一書，扉頁題的是：「謹將本書贈給史紫忱先生暨夫人感謝對我深摯的友情」……從國民黨中常委到國民黨大特務，一律即溶咖啡式快速感恩不絕，而此輩中常委與大特務，卻是在他受難時理都不理他的，試問李敖這種在他「患難中」真正對他「幫助」的、「照顧和愛護」的，是不是也該有點次於獻書、贈書的待遇呢？被柏楊獻書、贈書，與國民黨中常委大特務為伍，固不足為李敖之輩光寵，但是柏楊出獄多年，對李敖無一言之感、一字之謝、一語之褒、一飯之賞、一冊之贈，反倒在李敖陪蕭孟能太太朱婉堅去花園新城找蕭孟能履行「民法」第1001條「夫妻互負夫妻同居之義務」時，左袒蕭孟能及其「女朋友」，開車親送其第三任夫人於樓下，由其第三任夫人上樓助陣……試問柏楊這種道德標準，豈不太離奇了嗎？另一方面，在忘恩負義的林正傑及其手下，聯合國特誹謗李敖的時候，柏楊竟在背後慫恿「快快出專書整李敖啊！」可見此公道德標準之離奇，甚至不是普通的離奇呢！
由於當年孫觀漢跟我「同謀」營救柏楊，我乃在1984年2月3日寫公開信給孫觀漢，要他表態。孫觀漢不負所望，終於在五十天後，給了我公開指教。他的指教登在4月10日的《自立晚報》上，標題竟是「將相和」，我看了以後，認為孫觀漢又糊塗又偽善，因此提出反駁，我指出：
……「將相和」的第一條件是「將」的方面要負荊請罪，「將」本人有此覺悟最好，本人若沒有，他的好友要以大義相責，督促他有此覺悟。孫觀漢先生是「深明大義」的人，又是柏楊的好友，他不以大義相責柏楊，督促柏楊向李敖謝罪，卻把「將相和」的責任，要藺相如一起分擔，這是大錯特錯的……
廉頗雖然對藺相如嫉妒……「將」對「相」雖然不和，卻絕無忘恩負義。……雙方「和」的條件，基礎上是平等的。但是「柏李二位」卻不如此。柏楊當年是階下囚的地位，我既辛苦又冒險去救他（孫觀漢先生救柏楊，因是在美國遙救，辛苦異常，但是無險可冒），最後且變成我坐牢的黑罪狀之一。警總保安處處長吳彰炯少將他們追問我種種細節，並追查「國際奸人」，我曾飽受刑求，我的朋友梅心怡等「國際奸人」，直到今天還不准再來台灣。我在柏楊受難之時，前後七年，援之以手，身受其害……如今孫觀漢先生「深知李敖營救柏楊內幕」，卻按下不表，不旌善人，反為忘恩負義者隱惡，把大義凜然的「將相和」，弄成是非隱晦的「將相和」、糊里糊塗的「將相和」、和稀泥式的「將相和」……這種「將相和」，只是拖著藺相如一起打屁股的大義、只是要義人為不義者「牛排分擔」的大義、只是私人吵架又和好了的大義，又有什麼意義呢？
在營救柏楊的人中，除我以外，至今還有兩個人，一直不被正人君子們所提起，那就是柏楊的第二任太太艾玫，和稱柏楊做老師的屠申虹。在柏楊被捕時，艾玫只是在校的大學生，並在「中國廣播公司」任職。柏楊被捕後的第二天（還沒被起訴），柏楊的四十年老友、「中國廣播公司」總經理、假基督徒黎世芬，就強迫艾玫辭職。很快的，艾玫發現黎世芬不是一個，而是許多個，原來所謂幾十年的老友，都一個個躲開了，除了海外的孫觀漢和島上的屠申虹和柏楊新友李敖外，大家都識時務者為俊傑了。
這年9月9日的國民黨「中央社」《參考消息》裡，有這樣的內部文件：
《紐約時報》誣我壓制知識分子
【中央社紐約8日專電】《紐約時報》星期雜誌今日刊載有關軍事法庭判決柏楊徒刑十二年的台北報道。
該報道刊載於第5頁，標題為：《台灣小說家被判徒刑十二年——在限制知識分子的運動中曾被秘密審問》。
該報聲稱，在一次庭訊中，柏楊「推翻了他曾參加東北共黨間諜學校的供詞。他說，此項供詞繫在長時間和疲勞偵訊之後所獲得」……
同時，該報道提及彭明敏及李敖案件。
據悉，彭明敏既不能獲得一份職業，也不能獲得前往美國的護照。「他數年前已獲美國密歇根大學的研究獎學金。他及他的家屬經常被監視。當友人訪問他們之時，常被阻止，並加查詢。」
至於李敖，「已被禁止出版任何新書。為了謀生計，目前他以買賣舊電器用具為業。」
這一秘密文件中提到的柏楊「推翻了他曾參加東北共黨間諜學校的供詞」一事，是全案的一個關鍵。因為據柏楊的答辯書，提到該間諜學校叫「民主建設學院」，如果證明根本無此學校，則可推翻所有罪狀。柏楊在自誣過程中，留下了這一個可以查證的活扣，以期翻案，這是他的聰明處。9月5日，艾玫特別找到我，這時我已經五個多月沒有見到她了，不知她已搬到了泰順街。她拿出柏楊的答辯書給我看，要我表示意見。我一眼就看出柏楊留下的這個活扣，我說，我在日本有一位朋友，就是《聯合報》駐日特派員司馬桑敦，他是吉林雙城人，為共產黨坐過牢，又是東京大學碩士，他博聞強識，也許可以幫忙查一查。艾玫聽了，欣然色喜，就請我寫信給司馬桑敦。我在9月6日要跑支票，就在9月7日清早3點起，寫信給司馬桑敦，並於午前親送去給艾玫過目，艾玫認為可以，就由她發出了。不料我高估了司馬桑敦，他不但無能為力，甚至連信都不敢回。到了第二年5月14日，胡金銓、王敬羲約我去國賓樓下吃消夜，我去了，見到艾玫在座，我問了一些柏楊的事，她說柏楊還好。那是我最後一次見到她。據我所知，雖然柏楊入獄前有「不必記掛我」、「另行改嫁，不必指望我，以誤青春」、「不必給我來信」等「身後事」的書面交代，但是艾玫的確努力在等待、在掙扎，最後，她雖然沒有再苦等下去，但她為了營救柏楊，的確也盡過不少力量。說風涼話的人們，不該為了她的為情不卒，就抹殺了她的努力。多年以後，記者問到她和柏楊的事，她說：「我已經仁至義盡。上帝會證明一切。」柏楊出獄前，還有過《出獄前夕寄前妻倪明華》的大作，最後四句是：「感君還護覆巢女，魂繞故居涕棘荊，我今歸去長安道，相將一拜報君情。」但在出獄後，柏楊「報君情」的，竟是公然寫文章說艾玫「她正傷心我的平安歸來」（《愛書人》1977年7月1日）！艾玫為柏楊奔走營救，辛苦「還護覆巢女」多年，最後得到的評語，竟是如此十個大字，我想艾玫心術再壞，也不會壞到為柏楊「平安歸來」而不開心吧？這樣子說一個曾經同甘共苦過的、含辛茹苦過的第二任妻子，柏楊的道德標準，真是我輩淺人不能測其高深了！柏楊的第三任太太，是柏楊出獄以後結識的，我幸會一次，只見到一臉橫肉，撲人而來，深感去艾玫遠矣！這位第三任太太曾有「詩」云「我愛的人在火燒島上」，其實柏楊在火燒島上的時候，她愛的人，別有其人，並且在台灣。台灣「詩人」作品之易引錯覺也，由此可見。她又寫過半通不通的《單程票》（給柏楊）一「詩」，其中說：「而險如夷、驚已安／我們倆注定會守望到／北極星的懸升／在命運蒼茫的曙色裡。」艾玫不幸，她沒福氣坐享其成，在文字上消受「而險如夷、驚已安」的風涼；她只能在行動上，與柏楊共度驚險的歲月，共度那又驚又險的歲月。最後，「在命運蒼茫的曙色裡」，她一陣泫然、一片沉默，抱著柏楊的十字評語，妄想「上帝會證明一切」。
另一個一直不被正人君子提起的屠申虹，在我寫文章揭發柏楊後，他寫了追憶，提到他收到一本祝賀柏楊六十歲生日的書——《柏楊與我》：
在這本花團錦簇的祝壽文集中，到底欠缺了什麼……它欠缺了幾個人的名字。由於欠缺了這幾個人的名字，於是，在整個事件的串聯上，就發現了缺失，正好像在過去國民黨的革命史上，故意遺漏了汪兆銘（精衛）一樣，讓很多史實，都得不到合理的銜接。但是卻又故意地增添了某些人物，於是在事件的發展上，又多出了一些可笑的枝節。
這其中所欠缺的幾個名字：第一個是艾玫（柏楊先生的第二任夫人）、第二個是李敖、第三個是我——屠申虹。
由於在這本文集中，漏失了這三個名字，於是在《柏楊與我》的內容中，只能看得到浮面的花花草草，而完全沒有觸及到柏楊受難事件前後約半年之久的那一段沉痛過程；也正因為如此，在這本文集中，只有「我愛的人在火燒島上」那種憑空想像式的感性詩句，而完全沒有柏楊被捕期間的那一份驚悸惶慄、哀告無門的眼淚。……
屠申虹又寫道：
比較起來，柏楊先生比李敖幸運，在他入獄之後，還有李敖和我可以為他料理一些善後。在那一段時間裡，我和李敖除了要為柏楊師設法擺平留下來的「支票款」以及出版社的雜務，更要強顏歡笑地安慰整天淚眼婆娑的柏楊夫人（艾玫女士），和當時才七八歲的女兒佳佳。由於那一段痛苦的日子，實在讓人難忘，因此，在我的內心，對艾玫所受到的傷害，亦就難免有著一份較為偏袒的同情。在這一個事件過去後的十年，在柏楊師脫難回到台北的當天，《自立晚報》總編輯羅祖光先生和我陪柏楊師吃飯，在飯桌上，柏楊先生對艾玫的未曾等他出獄團聚極不諒解，講了一些相當憤慨的埋怨話，我當時為艾玫講了幾句很持平的公道話。……
不料這幾句持平的公道話，就被柏楊懷恨在心，從此，屠申虹也出局了。後來屠申虹對我搖頭苦笑，說：「我們當年那樣又冒險又辛苦地幫柏老忙，下場竟是你李敖被誣賴為姦夫、艾玫被誣賴為淫婦、我屠申虹被誣賴為賬目不清。想來真是窩囊。」我說：「柏楊的可惡、可恨與可恥，在他摧毀了人類最高貴的一項道德。朋友有難，凡是袖手旁觀的，都沒事；反倒是援之以手的，都遭殃，都被誣賴成姦夫、淫婦、賬目不清。柏楊這種恩將仇報，無異警告了人類：在朋友有難時，你絕對不可幫忙，這種義助的道德是要予以摧毀的，而柏楊公然摧毀了它。柏楊此人其他的卑鄙不足論，但他公然摧毀了人類的道德可就太差勁了。」古書有《中山狼傳》，說趙簡子在中山打獵，追逐一狼，狼向東郭先生求救，脫險後反咬恩人，這是中國有名的忘恩負義故事。如今柏楊公然摧毀了人類的道德，千載以還，恐怕一切都要改寫，狼固是狼，東郭也是狼，因為照柏楊這樣菜地做人，人人都是狼了，沒人要幫別人，也沒人敢幫別人了。
與柏楊朋友一場，有兩點他幫我的，雖事情不大，我仍感念。第一是我1967年同湯炎光、屠申虹辦《文風》雜誌，簽約時他惠予見證。第二是1972年2月28日，我自警總保安處移送軍法處，即從台北博愛路移送景美秀朗橋下。第二天，看守所同意我可以用書面向看守所圖書室申請借書證，同房的袁耀權也同時申請，可是晚上書來的時候，卻只有我申請的先發下，借書證上登記的筆跡，一看就是柏楊的，同時還為我選了一本書——雷馬克的《生命的光輝》，是以德國集中營為背景的一部小說，在苦難中讀了，令人鼓舞。我很感謝柏楊給我這次無聲的優先服務，我至今不能忘記。那時柏楊正在做全所圖書室主管，是「外役區」的肥缺，白天可以自由活動，如果想辦法的話，也有機會照顧到我們這些整天在「押區」的難友，可是我始終沒有得到他的任何照顧。到了4月，柏楊被移送綠島了。過了兩年，「押區」的刁德善他們也要移送綠島，我秘密請刁德善帶了點禮物送柏楊，並轉告柏楊我為他奔走的種種細節，包括國際筆會開會，宣讀在獄作家名字時，柏楊都名列其中等事，希望能給他一點安慰。我並請刁德善他們特別照顧他。
柏楊出獄後，托林紫耀間接轉話給我，希望把我藏書中他的著作借給他，可是我的藏書，在我多年坐牢期間，經過治安機關的洗劫和親朋的打劫，已經散失不全，柏楊作品也在散失之列，我對柏楊，只好據實轉告，歉未應命。我結婚後，胡茵夢提議請柏楊吃飯，我同意了。不料她電話打去，柏楊表示他飯局很多之意，這一請客，也就作罷了。後來得知，我已被他不分青紅皂白、打成姦夫了。我生平義助朋友也不在少，但義助下場如此含冤莫白、如此倒霉透頂的，倒是第一遭，每一想起，就會痛恨「柏小人」也。
由於我對「柏小人」這種國民黨文人的鄙視，衍生出另一種情結，就是我非常討厭我的名字和他們連在一起。有一次遠流出版公司的王榮文寫了一篇文章，中有一段說：「讀史以識世局、決大勢。……我們更樂意看到更多位如李敖、高陽、柏楊等勤於耕耘史學的優秀作者。」我讀了，深感未甘。昔初唐四傑，有「王（王勃）、楊（楊炯）、盧（盧照鄰）、駱（駱賓王）」之稱，楊炯聞之，卻說：「吾愧居盧前，恥居王后！」今我恥居高、柏諸人之前，這種國民黨文人的名字，跟在我屁股後面，我的屁股都引以為恥啊！正因為我考慮到我屁股的感覺，凡是有人寫文章或講話把我和國民黨文人扯在一起，必犯我的大忌。當年胡適在美國，報章一登，常常有胡適、於斌如何如何。我想胡適心裡一定不爽：於斌是什麼東西啊！老跟我連在一起！人間無端之事，此為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