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四歲來台灣，台灣雖是亞熱帶，但對我說來，卻一片寒氣，像是漫漫長夜的冬天，原因是在國民黨偽政府統治下，寒氣襲人，活得非常不舒服。在中學的我，被寒尚輕，是「小寒紀」；大學以後，寒氣漸濃，是「大寒紀」……到了文星結束，以至彭明敏偷渡，我被全天二十四小時「跟監」（跟蹤監視）後，則是公然以武噓寒了，一寒至此，我戲呼「寒武紀」，不亦宜乎？
在「寒武紀」來臨之前，我認識了一個朋友，就是李翰祥。對李翰祥，我本無好感，原因是他的作品，間接使我大罵他媽的。我做預官八期排長的時候，正是他《江山美人》流行的日子。部隊整天播的、老兵整天哼的，都是梅龍鎮那一套，播呀哼的，煩人煩得要命；後來我總算退了伍，跑到台北，又碰到《梁山伯與祝英台》流行，我躲開現代梅龍鎮，卻又碰到台北狂人城，和薩孟武、徐復觀之流對凌波的意淫風（徐復觀寫肉麻的詩，說要對凌波「詩以張之」！），烏煙瘴氣，也煩人煩得要命。說李翰祥的作品間接使我大罵他媽的，因為直接永不可能，理由是：我從沒看過這種他媽的國片。李翰祥後來聽說我沒看過他的《梁祝》，大吃一驚，開玩笑說：「李敖你這種朋友怎麼能交！你不看朋友拍的電影！」我說：「現在你知道如何維持友誼了吧？最好你也別看我的書！」
我認識李翰祥是在他來台灣成立國聯影業公司以後，時間是1966年4月16日，是康白（何偉康）介紹的。一個月後（5月17日），他約我在他的明星講習班上講一次演，然後請我在他家吃晚飯。他說他看出來李敖是最厲害的東北人，並且像紹興師爺。那時文星已近尾聲。國民黨封殺文星後，我陷入謀生的困境。當時謀生，光靠偷偷摸摸幫出版社和雜誌社的忙是不能維持的，因為這些文化商人抵抗不了官方的壓力，所以所謂偷偷摸摸幫忙，只是一時的、按件計酬的，並且很慪氣的。例如我編了《羅素選集》，水牛出版社彭誠晃卻不敢掛我的名字，而是由他們的股東劉福增坐享其成的。所以我不得不另想其他生路，其中一個，就是賣洋人舊電器。主要來源是美軍顧問團用過的二手貨。有的外國朋友離台後，也願把舊電器賣給我，包德甫（Fox Butterfield）也是其中之一。多年後為了《苦海餘生》一書，國民黨大捧特捧包德甫，國民黨完全忘了：當年包德甫為了支持李敖抵抗極權與迫害人權，曾被國民黨「留置」、「找麻煩」、「飛機場洗澡」，國民黨對自己，可真既往不咎啊！
除了賣舊電器以外，我也不失掉靠學問一時謀生的路子。1968年12月8日，李翰祥打電話給我，說他要拍唐伯虎的戲，他知道古代有一部《唐伯虎千金花舫緣》的劇本，問我知不知道這劇本收在哪部書裡，我說這劇本收在董康輯的《盛明雜劇》裡。他對我的淵博大吃一驚，問我哪裡有《盛明雜劇》，我說《盛明雜劇》是武進董氏誦芬室刊本，台灣很難找，我試試看。事實上，這書「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就有，我故意不說。第二天，我告訴李翰祥，可以找到《唐伯虎千金花舫緣》的影印本，要一百美元。李翰祥說，只有幾頁，太貴了吧？我說：「翰祥啊！知識很值錢啊！你拿這知識，可以編劇本賣大錢；別人提供知識，怎可以賣小錢啊？」李翰祥認為有理，就付了我一百美元。12月10日晚上，李翰祥和康白來我家，他說要請我在欣欣餐廳吃晚飯，他的國聯公司陷入困境，現由國民黨中央黨部第六組總幹事陳綏民負責，晚飯時候陳綏民也會來。在吃飯的時候，我對陳綏民說：你們國民黨的統戰手法，可得改一改了，這樣子統戰，不是爭取朋友，而是製造敵人，這樣會逼人逼出事來的。陳綏民說：我們逼了誰了？你說說看。我說你們日夜派特務在彭明敏家看管，不是逼人是什麼？他說哪有這種事！我說我們現在就去查看如何？陳綏民無奈，就說好。於是四個人坐我的「計程車」（我的汽車雖是自用，但和計程車同型同價，所以無異於計程車），到了溫州街彭家，彭明敏出來證實，陳綏民也就啞口無言。陳綏民走後，李翰祥很佩服我對朋友的照顧和對國民黨的抗衡。那天晚上我發燒，我提議早點回家。12月12日，就住進了宏恩醫院。全部醫藥費四千元，折合美元，正是一百。我笑著對小情人小蕾說：「儻來之財，來得容易去得快，不是好來也不是好走。等於唐伯虎先生代付了醫藥費！」12月13日下午，李翰祥到宏恩醫院來看我，同來的有宋項如、郭韌各位。李翰祥進房就找電插座，我說幹什麼？他說：「我帶來幻燈機，放一些幻燈片給你解悶。」於是就放映起來，內容全部是洋漢子和金髮美人的春宮，有近景，也有大特寫。最後他把機器等全部留給了我，讓我看個夠——這就是李翰祥的體貼和風趣。
我與李翰祥來往最多是在1969年，我們經常一起吃飯、打牌（我打牌十打九贏，那時候也變成了我謀生收入的一部分）。那一年劉家昌自費拍《四男五女》，要找一位有汽車的大亨形式上來支持他，做製片人。可是找不到，1969年有私人汽車的人還很少。他看到我有汽車，就找我去冒充，我開出條件，他同意了，我就做了製片人（後來新聞局認為李敖介入這部電影，這部電影一定有問題，乃予查禁）。那年5月11日，我看劉家昌拍片回來，在劉維斌家吃晚飯，李翰祥、高陽等在座。李翰祥拿了高陽代擬的一篇啟事給我看，是說聯邦公司怎樣欺負他的，害得他事業做垮。他請我表示意見。我說高陽有他文字上的功力，但這篇啟事寫得不好，沒力量。李翰祥當場請我重寫一篇，劉維斌、高陽等也贊成，我就答應了。第二天，我就寫好了，李翰祥看了大喜，立刻送到各報社。5月13日的報上，就登了全文。發表後，李翰祥得到許多人的諒解與同情，他對我的交情，也自然加深，但我對和中國影劇圈的人做朋友，從不高估。因為中國影劇圈的人，出身的傳統背景是戲子。俗話說「婊子無情，戲子無義」，戲子是很人情涼薄的，這種涼薄，也不能苛責他們，因為他們本身就是權貴的弄臣，他們雖然被人喜歡，可是社會地位很畸形，在清朝時候，戲子見了婊子是要請安的，這些人的地位，也就可想而知。後來的影劇圈的人，雖然力爭上游，但是傳統背景的慣性還是不自覺的，他們的心態，還是可憐而畸形的，他們在自炫與競爭上，有職業性的敏感，這種敏感，使他們變得極度現實而虛詐，所謂「戲子無義」，也就因此而生。不過以前的戲子，比起今天影劇圈的人來，還規矩得多，知道天高地厚得多，至少他們絕對不敢在記者會上或法院裡演出「大義滅親」等噁心人的假戲，現在的這行人，可比以前的卑鄙得太多了！當然李翰祥是導演，並且比起台灣國民黨導演來，私生活也嚴肅得多。但他究竟是這種影劇圈的人，所以職業性的敏感，一如同行，自然也就難免現實而虛詐了。正因為我深刻瞭解影劇圈的人，所以我對他們的交情，從不高估，他們同我的悲歡離合，我也不以為意。偶爾時候，我也蠻喜歡同這圈裡的人扯著玩，至少這些人都口蜜會說、善解人意，也善於表演虛情假意，同他們一起扯著玩，你會常常大笑，並對人性有會心的實驗。因此，如果我是皇帝，我想我恐怕無法不養他們做弄臣，讓他們文化美容，讓我美容文化。就憑這些認識，我同影劇圈的人交朋友，總是歡笑中保持著精明，一點都不含糊的。
1968年到1969年，李翰祥的國聯公司已經走下坡路，靠他吃飯的一些國民黨，為了政治原因和經濟利益，開始用斗倒斗臭的方法，同他反目。這些國民黨給他的罪名，根據他們1970年8月31日出版的《大盜演李翰祥專輯》，列出罪名有九，第一條就是「辱罵政府勾結文星李敖」！最精彩的，是他們在1970年7月公佈了「五十八年8月3日」致治安機關的檢舉信，裡頭說：李翰祥的大罪是「推行『文星』思想」！是「與李敖每晚見面餐敘，均以罵社會、罵黨國、罵領袖為話題」！是「介紹北平女同學費太太（關駐台情報武官之華籍夫人）與李敖過從甚密，有替李敖設法偷渡出境之可能」！這些國民黨又「微妙取得」李翰祥的親筆字跡，公佈於下：
1.藝術有價，政治無情。
2.「一」片禁映，冷眼看媚日奴顏。
3.接受李敖忠告，把國聯向新的路線發展。
4.黎明之前，需要忍耐、等待、堅持。
5.在蔣家夾縫中求生存、求發展。
用為羅織的張本。最後，他們又造謠說李翰祥為李敖走私了秘密文件到海外，於是，這回生了效，警備總司令部保安處終於動手，在李翰祥家秘密裝上竊聽器，並把他約談。李翰祥對這件事很慪，他在《三十年細說從頭》回憶說：
他們的御用文人在報章雜誌大寫「李翰祥有才無德」的文章……一方面向有關當局寫無名信，還告發我是「匪諜」，並且在《明報晚報》刊載李翰祥為李敖帶信的消息，再把報紙剪下寄到台灣警總，作為他無名信裡的「鐵證」，真他媽的媽拉個巴子，李敖的辦法多多，何必用我帶信。不過警總還真請我去問了幾次話，這一塊錢台幣的郵票，還的確給我惹來天大的麻煩。……
李翰祥對國民黨心懷不滿則有之，但說他想怎麼樣、敢怎麼樣、能怎麼樣，卻是冤枉他。李翰祥是中國影劇圈內的人，這些人的政治立場可足道的實在鳳毛麟角。李翰祥來台灣之初，當選十大傑出青年，領獎時候，突然自動朗誦起「蔣院長的新詩」，這種動作，又怎麼解釋呢？不過，國民黨疑神疑鬼引發出來，這件事後果倒非常嚴重，李翰祥因我被國民黨誣陷，以致一再進出警備總司令部，使他在精神上，產生極大的反感、憤懣與恐懼，使他自台灣一脫身而出，就再也不要回來了。愚笨的國民黨再也沒有想到：他們為了整李敖而誣陷李翰祥、約談李翰祥，竟造成這麼深遠的損失——他們失掉了這麼一位得力的藝術工作者。在台灣的李翰祥，替官方拍《揚子江風雲》、替軍方拍《緹縈》，他是相當投合國民黨的趣味的。他走了以後，國民黨「聞鼓鼙而思良將」，也千方百計拉他回來。黨方拍《英烈千秋》的時候，中影的梅長齡保證李翰祥在台灣的安全，李翰祥回梅大人的話說：「可是，梅先生，誰保證你的安全呢？」就這樣的，一年過去了，兩年過去了，三年四年過去了，十年過去了。李翰祥在香港、李翰祥在澳門、李翰祥在日本、李翰祥在美國……李翰祥無所不在，就是不在台灣了。國民黨再拉李翰祥，可是李翰祥怕警總，他要國民黨軍方的最高層人士給他保證安全的信，國民黨是從來不會對人認錯的、抱歉的，並且還不知自己是老幾地向它勢力所不及的地方擺高姿勢、擺大架子。最後，李翰祥終於用行動去表示了他的反感、憤懣與恐懼——他回到了大陸，那使他逃離又回歸的大陸，從遙遠的承德——沒有警備總部的承德——向長程的台北做了抗議：「此處不養爺，自有養爺處。處處不養爺，爺去投八路。」這樣一個才華照人的藝術工作者，就這樣變到與共產黨合作了。——李翰祥的故事，說明了國民黨為整李敖而整到李翰祥，是多麼腐敗。當然，國民黨是很腐敗的，他們不腐敗，也不會給打到台灣來了。
三十年後，1996年，李翰祥在海外報上發表《戲言戲語》，有《我與李敖初相識》等三篇文章寫他和我的交往，讀了以後，恍然如昨。他提到李敖「伶牙俐齒，風趣幽默，邏輯性強，所以言之有物，令人聽之動容」等，皆寫實也。
在李翰祥家做客時，見到他太太張翠英女士，美人兒也，雖歲華老去，余顏猶見當年。有一次在席中談及李麗華的年齡，我們客人所記得的歲數，都被張翠英否決，而她所說的歲數，都比我們說的小了許多。我們知道張翠英對李麗華素無好感，如今對「影敵」的年齡，竟力加維護，寧非可怪？後來才悟出道理：原來當年張翠英和李麗華固同台演少女戲者也，兩人固然爭「雌」，但卻同庚，替李麗華瞞歲數，就是替自己瞞歲數；把李麗華年紀瞞住，別人就難以類推出自己的年紀，可見為人者己亦有、瞞人者人亦瞞之，年齡互保，人同此心，大家有所保留，亦大好事也。
我賣舊電器找買主，因為演藝圈內購買力強，所以結交此道中人甚多，這些人多好賭，我也因緣隨之，以我一表人才，遇賭甚精，所以贏多輸少，對生活亦有大補。賭友中有李翰祥的經理外號「劉必跟」者，此人不信邪，每張梭哈之牌，必然跟進，認為可有奇跡出現，這樣打法，當然把把過癮，可是十打九輸。有次輸火了，開的支票不認賬，反倒告我和蔣光超聯手詐賭。法官開庭調查，我說：「凡詐賭者，必然聯手者交情很深，方有可能。可是我當天晚上才認識蔣光超，難道是我們上輩子串通好的？」被告蔣光超也在旁證實當晚才認識我無誤。法官乃問「劉必跟」：「你告李敖、蔣光超詐賭，有何證據？」「劉必跟」說：「我那天記了日記，有我自己的日記為證。」我說：「這叫什麼證據！如果他日記裡記我是匪諜，難道我就是匪諜？這種日記太可怕了！」法官點頭，最後問我：「你會不會做假牌？」我說：「假牌實在不會做，但真牌打得極好。」說著朝「劉必跟」一指，大聲道：「這種人牌打得這麼糟，憑真牌就可贏他，何須做假牌！」後來我被警總抓去，辦案人員告訴我，本來他們想趁機用詐賭罪整我的，因為整我就連帶整到蔣光超，並且扣李敖以詐賭之罪，無人會信，乃放棄此議，不了了之。但這一憑真牌可以贏人、誰還要做假牌的賭錢觀，卻成了我的人生觀。雖然是被誣告一場，但名譽受損，也在意中。蔣光超打電話來，問《聯合報》登他和我豪賭之事何不解釋，我說：「人家說我是『匪諜』我都不解釋，何況是『賭徒』？」他聽了一笑開悟，也不解釋了。
我在被誣告詐賭時，已日夜在軟禁狀況下。1970年1月軟禁一開始，是由警察以假計程車跟蹤的，到了7月18日，有了新狀況——多了一部車。我決定展開報復，我跟他們來一次「捉迷藏」。這次「捉迷藏」捉到日月潭，全部過程，那時剛從銘傳畢業的小蕾留下詳細的日記，這是難得的一篇完整記錄，我全部附在後面：
好好的一次畢業旅行，卻被自己的一句話Cancel掉了，正後悔著，沒想到四天後因他們去了趟日月潭。
18日早上十點多胖來，告訴我說：「從清晨5點起增了部車，剛才我去找羅警員叫他轉話給李分局長，如在三個鐘頭內不撤走這部車，我定給他們好看。」「羅警員怎麼說呢？」「他說：『我轉，我轉。』由今天起移給警總了，他們需要兩天時間見習。」「你怎麼對付他們呢？」「開車子兜著他們亂轉，我已叫小八保養車去了，且把油加滿，大家鬥著看好了。」我不喜歡胖跟他們鬥，這事已延續了四個多月了，多一部車固然很令人不快，再鬥也不可能將車全部撤走，四個月都過來了，又何在乎這兩天呢？可是胖這種人已決定這麼做了再說也是白說，只能拚命往好的方面想，2點時他們一定會撤走一部車的，如那時還是兩部車再想辦法也不遲，就跟胖走小路到菜市，買了些菜回家補喂胖。到了2點，他們一動都不動，胖就決定不讓他們知道去一趟台中，後來也把我算了進去，就計劃著，怎麼樣的方式最好，「我先回家提點錢，理好了箱子，等6點鐘在僑聯賓館與胖碰頭，車子由小八直接開去僑聯賓館，而胖丟開他們去僑聯等我。」這就是我們丟了他們離開台北的法子，其中胖花了七十元的出租車錢，包括五十元獎勵司機擺脫他們，胖的確是個想得周到的小心人，除了帶雙使腳舒服的布鞋外，還帶了金絲邊的眼鏡，一箱可口可樂（怕他們在旅館的水內放毒）。到了三重我多次轉身看後面都沒看見他們的車子，誰又曉得我們已在往台中的道上了。
近七點半到了新竹，吃了晚飯，買了兩本雜誌，四卷彩色照片、三塊話梅（真虧買了）及一罐糖。胖把車子玻璃擦乾淨，換了布鞋，前後花了大約一個鐘頭，我們又南下了，一路上真舒服，也許這天是十五吧！月色好得沒命，又有涼快的風吹著，並且沒有人盯著我們，每次我都說：「有什麼關係，他們要跟，就讓他們跟吧！」這不是真心話，如果真有個車子跟著我們，就不會有這種說不出的愉快了！一路上，胖告訴我，有車迎面來最好將遠光燈換為近光燈，這是種禮貌，且不會刺著對方的眼睛。我就一路留心著看，果然如此，有的車不這樣，我就會說句「這車不懂禮貌」。有一次，胖將燈換錯了，對方的車立即又換成遠光燈，且經過我們時長按了聲喇叭，嚇了我一跳，原來是那人司機報復，人常常都會將別人不經心犯的錯，視為有意那麼做的，胖就是這種人，我隨口說出的話，他一定要解釋成我故意氣他才這麼說的。到了頭份，要進入尖豐公路了，可是轉了又轉就是找不著路，在公路局車站停下，上個廁所，休息一下，又開始找路。最後還是花了八塊錢買本大學雜誌才問出來，入了尖豐公路，就像走進了山堆，前啊後的、左啊右的都是山，但在這前面沒有一點阻擋，路面又平，以一百里的速度前進真過癮，也看到些騎摩托車跑單幫的，真服他們，這麼暗的路上，也不似我們有層鐵殼子罩住，萬一跳出個壞人，躲都沒地方躲，不記得是哪裡了，有個好大好大的叫「將軍山」的酒家，這行業可真吃得開，在這麼偏的地方，都有人花這麼大的本錢投資，沒多久就看到個在山上的三山國王廟，「胖，我們回來時到這停停」。「好。」喝著可口可樂，吃著糖及酸梅，老遠就聞到陣陣的木頭香味，胖告訴我三義到了，在這路兩旁都是雕刻店。說著說著，就看到台中的路標了，胖說曉波家在這附近有塊地，老太新搬的屋子也在這段路上，「就是前面最靠邊的一幢」，我們將車停下，看見老太在樓上窗口，不知在寫些什麼，胖也沒進去打個招呼，就把車開走了。「我們去看看丁穎。」在個小巷裡左轉右轉才到，可是家裡沒人，我們就進市區了，胖說住在意文，那是個較西式的地方，他以前住過，帶了三瓶可口可樂，提了箱子，櫃檯上的人還對胖說：「你好久沒來了。」究竟台中是他的地盤，我累得想倒在床上就睡，放了熱水，胖出去買牙膏，還帶了套套回來，當天晚上就用了一個，那個鬼床，一翻身就會嘰嘛鬼叫的，害得我沒睡好。早上睜開眼時，胖已洗好澡穿好衣了，他叫我再睡，此時才只有五點多，他去看看老太，沒一會兒，胖回來了，他已吃飽，可是沒去看老太，因為怕有人已到她那邊了。我起來洗澡、化妝、理東西，而胖去擦車，七點多一點就已結好賬離開了，胖帶我到個小攤上吃碗豆漿打個蛋，就開始逛台中了，也許太早，好多店都還沒開門，在個書店買了《希區柯克怪誕小說選》（水牛）、一份遊覽地圖和些文具，還聽到收音機裡播出劉家昌和五花瓣唱的《咪咪小黑貓》，好玩死了，家昌怎會跟他們配歌，胖跟我笑了好大一段路才停住。到一福堂買了好些太陽餅、早點，把車停在它們門口，就逛一福堂的百貨公司，不管什麼店一定要有其特點才能站得住腳，同是麵包店，它們能因太陽餅在旁邊起個十一層的大樓，而我們卻做倒了，這時才想起市場學老師說的「Don』t sell the steak，sell the sizzle」，是有大道理在內的。我買了頂黑色的帽子，小姐們竟視我們為財神爺，捧這拿那的給我們看，我最禁不起行誘，花三十塊買三條手帕、一百八買了個腕鏈，還拚命告訴我三樓有女裝，到二樓，買了二雙厚襪子配胖新買的涼鞋，三百八買了件運動衫，他們店內的東西好像特別貴，拿了四張免費券上九樓享受去，誰知一個人都沒有，半天出來個尚有睏意的小妹說：「你們怎麼來這麼早，我們11點才開始。」又拿了那四張券上頂樓涼台，換了一杯冰咖啡、三杯冰檸檬，因為胖替小妹著想，要是我就會叫四杯不同的東西，我們照了些相，胖換襪子，近11點才出一福堂。台中的遠東百貨公司好大，簡直大得沒道理。看了台中的書市場，竟有胖的書，時間的變遷簡直不可預料，那時紅極了的作家，現在流通在市面上的書竟少得可憐，知道他的人也逐漸減少。我也許受不了這種冷熱的起伏。兩碗可口的排骨面、兩個菜肉大包、一盤明蝦，就解決了我們的午飯，可不便宜，一百二。一點鐘左右就往日月潭了，在路上加滿了油，問好了路，就直駛，一路風景真好，馬路又平，雖然沒有夜間開車舒服，但在晚上絕看不到這麼這麼多漂亮的景色，一串串鮮紅的荔枝掛在翠綠的枝頭，怎不叫人垂涎。一路上彎路太多，也許是剛吃過午飯的關係，我竟暈車了，一直想吐，幸好買了酸梅，就一個接著一個地吃才止住吐。兩點半看到日月潭三個字，在遠處有幢白房子，胖說我們住那好了，整整繞了湖一周，就是到不了那房子，掉頭重找才到了「日月潭飯店」，一天房錢四百四，我們倆都問了件傻事，胖說：「我們的房間要面對湖。」「每間房間都朝湖。」我問小姐要冷氣。「我們這沒冷氣，只要門開了就很涼快。」它們到傍晚才有熱水，洗了個涼水澡，倒在床上休息，可是睡不著，瞇了一下眼，三點半我們準備一下就打算出去走走，這時天氣轉陰，最前有個破廟、孔雀園，再往前沒有路了，掉頭往教師會館走，照了些相，在游泳池邊走了走，看到個女孩穿著件中空裝似的衣服，胖叫我別盯著人家看。這一帶也沒什麼好玩的，就朝回走，看見一個警察跟一百姓面對著走來，但當我們車子過了，他們二人就掉頭，胖就說：「被他們找到了。」我以為胖敏感，經過警察局時，有兩個警察，其中一人伸手攔我們車，又不正視我們，朝另外一人講話，有些不知所措的樣子。這時天已下雨，「請問貴姓？」「我姓李叫李敖，你們就是找我。」胖把車子停好，與他們一起進局裡，沒一會兒就出來了，我們在附近店裡逛逛，走進一家土產店，我選了條大理石項鏈和牛角梳子，老闆說：「看見你們進警察局，知道你們是警察的朋友，特別算你便宜。」「不是，朋友是通緝犯。」到一家小店喝了瓶芭樂汁，好奇怪，每家店都在叫我們進去吃飯，這種冷清清的生意真不知如何維持。而此時只有我們兩個遊人，也許吃飯對他們而言利潤較大，我們不太餓，每家店門口都經過兩遍以上，我想在一家大點的飯店裡吃飯，胖說那店離警局太近了他們會下毒，結果在家小店叫了兩個蛋包飯和搾菜肉絲湯，服務很周到，還替我們送了兩盒蚊香來。那飯簡直恐怖得吃不下，喝了大半碗湯，我心裡有點嘀咕，要到這種小地方來吃，還好我們有太陽餅和汽水，否則我晚上會餓死，回到旅館，賬台小姐要我身份證，給了她就進房，希區柯克跑到哪去了（前天6月30日把我寫的從頭看了一遍，使自己失望得簡直寫不完了，也不想寫了）。拿了車鑰匙，想到車裡再找找看，櫃檯上的小姐在傳看我的身份證，我突然出現，使她們慌了手腳。拿著手電筒前後都找遍了，就是看不見那本希區柯克，回房跟胖無聊的一人捧本陳之藩的書，他的書寫得不錯，可是《在春風裡》《旅美小簡》內的每篇都看過兩遍以上，吃了兩個太陽餅，實在待著沒事，就想出去走走，胖懶得動，但禁不起我左纏右說的，終於穿上衣服。進門處坐了好些人，胖說那些人都是的。數數竟有四個之多，地方小，戒心也高些，沿著湖邊走了一小段路，又回去找書，這次終於被我找著了，撕成兩半，一人看一份，等我上過廁所回來，胖已睡著了，我看了會兒書，熄了燈，睜著眼發半天呆，才睡著，又是一天過去了。這一天的前大半，一定夠他們急的了，等找到我們才放下心，明天又要開始有人跟了。
6月20日
一大早太陽還沒出來，月亮尚未下去時，胖就起來了。我睜開眼時，只是一個橘紅透黃的月亮留在天上，湖面靜靜的，有層薄得透明的霧，真美，難怪到過日月潭的川端康成會說月是中國的好。胖在外面坐了好半天，這是他最喜歡、印象最深的一刻了。昨晚他又重告訴我一遍，他初一時，班上旅行，他提議到日月潭。回家時，他爸說沒錢，結果提議的人沒去，以後就一直沒來過，這還是他第一次到日月潭，一人吃了兩個太陽餅，一瓶可口可樂，胖去擦車，我化妝，昨晚就問清了，如在12點以前check out，則以一天計算，五點前以休息（半天價）論，我們不願再讓他們賺二百二，在飯店左右照了一卷照片，整理一下，準備去逛湖，先到孔雀園，他們用個中型的車，三個人來跟我們。胖買了支馴妻椎，立刻做出那狀照了張相。孔雀是很多，可是保養不夠好，許多孔雀的屏都不夠好，有許多都折斷了，但其顏色之美麗，簡直無法模仿，我想就是最好的畫家也不能用現有的色彩畫出如此艷麗的孔雀屏。可惜其所在處太暗了，不能照相。逛完了孔雀園，又繞到前面去了。胖還跟警察打招呼，「我們中午就走。」我們坐上了遊湖的船，先到了番社，那開船的小孩帶我們到他的家去，他家開了個規模不算小的店，我買了副耳環和一個手搖的鼓，上了船，他告訴我們其他的地方沒什麼好玩了，如我們隨便意思一下，他帶我們到月潭去玩。胖一定要問清楚隨便意思是多少，「普通都給三十。」沿途看到了玄奘塔，還沒蓋完，因太高了，普通材料都用鋼索吊上去的，多費時間和工錢。胖說那是李善培的老子化緣來的錢，他帶我們到了湖的盡頭，由石階上去，看到一個在山之間的村子，不像是真的，倒像是畫出來的，胖問他這邊的地賣不賣，向誰買，好像想在此定居似的，說是說，真想在這住下來，還有許多困難。胖告訴那小孩說我們是通緝犯，他不信。我們坐船回去時，發現後面有船跟，真周到，這麼一個小湖都怕我們會逃掉。當我跟胖在回住的地方時，看見一個便衣警察跟那小孩一同往警局的方向走，那船夫還向我招手。回到旅館，櫃檯小姐拿了本胖盜印本的書，請胖替她簽字，匆忙中理好了行李，竟忘了胖擺在櫃子裡的衣服，幸好讓旅館內的小姐發現了，一路上就以大賽車的速度趕回了台中。路上胖叫我自己坐車回台北，他跟他們兜兜，我不願意，如我先走，胖會愈鬥愈氣，並且會不停地想鬼主意。到了台中在老太處喝了杯水，胖喝六杯，而他們則忙著打電話、交班。我們在街上走了好久，打電話給小八，他不在，我肚子餓了（因回到台中差不多快一點半了），胖怕他們下毒，說最好能找到個可以看見現做的小攤，又開始走，在一個溝上的攤子吃了片西瓜，又走。我實在走不動了，但還拖著走，最後決定在個雙美室內吃午飯，我叫菜，胖到遠東公司買件衣服換著穿（因身上那件已濕透）。後來他們竟然也進來跟我們面對面地坐下，叫了些冷飲，在裡面等起我們來了。我們決定飯後去看場電影，在電影院內耗了兩個多鐘頭，電影還可以，椅子卻坐得奇難受，幸好如此，否則我會在戲院內睡著。胖喝的六杯茶起作用了，一共上了三次廁所，他們坐在外面看著我們，也許這電影他們看過了。出了戲院，我實在走不動了，買了些荔枝，就上車，本打算由南下的路，再轉至海線，使他們暫時摸不住我們究竟往哪，在路上將油加滿，輪胎打足了氣，在進入員林時，看見界牌下有部車子，我回過頭，後面車上的人不停地跟那車子打著手勢，是他們的人，也許每個站都有部隨時跟我們的車子在準備著。想既然到了員林，就去看看玫瑰花園（此時只剩一部車子了，另一部在加油時丟了）。胖找不著路就把車子亂開，一路上的路標因速度太快而看不清，地圖我又看不懂，只有亂闖了，居然走到鄉間的小路上，我就心裡怨著，「這下不知要走到哪了，跟他們兜什麼，如以正規的走法，現在也許都走了一半了，而現在卻在這不知名的鄉下亂兜，也不知走不走得出，我當初為什麼不坐火車走呢？」為了向他們顯示我們有汽水，就拚命喝，現在我要自食後果了，到處找著哪可上廁所，而胖左一次錯過，右一次說我們找火車站。車都快到彰化了，他都沒找到。既然忍了那麼久，就等到台中吧！回到台中了，老太不在家，胖剛從家裡走出來，就遠遠看見老太走來，這麼湊巧，他們一定會以為是我們預先約好的。此時已七點多了，我們亂開了兩個多鐘頭的車，浪費了兩個多鐘頭的汽油，減少了車兩個鐘頭的壽命，此兩鐘頭竟用在鬥氣上，多划不來。呆胖胖，不知如何想此事。洗了個澡，將車小保養一下，休息了會兒，到「南夜」去吃快餐，胖真令我煩死了，為什麼以這麼小的度量來看他們？他覺得在我們吃飯時，他們會弄壞車子，把你車弄壞了，你回不了台北，待在台中對他們有什麼好處？他們還真巴不得你快點離開台中，讓他們恢復平靜呢！叫菜時，老太進來喝杯咖啡，他就站在門口守著他的車，真像是個……（找不到好形容詞），等快餐來了，他回來，叫老太坐在車上，做得未免太過分了些，可憐的胖胖，這麼一個天才，竟花這麼多心智和精神，用在這批小嘍囉身上。吃完飯，我怕路上會冷，去買件毛衣，此時已無長袖厚點的衣服，隨便買了件上衣。把老太送回家，我們正式上路，已9點45分了，胖跟我說好一出台中，我就睡，他保證不再跟他們兜了。我也實在太累，倒下沒多久就睡著了。走到尖豐公路時我醒了，開了瓶汽水。突然他們的一部紅車超過了我們，胖一氣就把車停下，我們下車走走、跳跳，有部警察局的吉普車也來湊熱鬧，要看駕駛執照，抄了我們二人的身份證。胖告訴他在交通上挑不出我的錯，我們是政治問題，那警官看了身份證說二十四年生的人還有什麼問題，也問後面的車子要身份證等，他們兩三個人將警官拉到一邊，咕咕地說著小聲話，胖說要公平，既然要登記身份證，就大家一起登，那胖警官說當然當然，一會兒就說他們的已登記好了，胖不服說我們兩個人的身份證比他們幾個人登記得還久。「路不好走，不要開太快，快點走吧！」我們就又走了，沒一會兒又看見將軍小酒家，一路幾乎以一百的速度前進，我又躺下睡覺。再醒時已到了桃園，胖想在桃園街上丟掉他們，路不熟，他們沒丟成，倒險些回不到大路上。開著開著，台北愈來愈近了，我們由民權路的橋進台北，沒想到，一進台北就又多了部車，他們早就在等我們了。胖還打算將車停在車站，坐部計程車，花二三百塊兜他們玩，他在車內睡覺。我不希望這樣，已經這麼累了，回家洗個澡，睡覺多好，何必花這筆冤枉錢？我到家已一點半多了，媽媽在吃夜點，我也跟著一道吃，她說我們走的第二天，管區警察就來了，以前的任警官調走了，他問媽我到哪去，媽說不知道，也許去畢業旅行，「到哪去了？」「不知道。」「是不是跟個姓李的一起去？」「不曉得，他們好像不少人。」「是不是到台中去了？」「也許。」那警察走到門口，又有一個穿便衣的來了，那警察跟他眨眨眼說知道了，那人還拿出一名片，說他認得爸爸，又說：「那姓李的是老油條，叫他弟弟把車停在外頭，他再把車開走。」我們已經回來了，也不用著急了，我洗了澡，就睡覺。我實在好累、好累，以後要玩，一定要坐火車去。
在被軟禁時代，我跟小蕾不但去了日月潭，還最後去了一次榮星花園。這個花園，後來與我還有一段故事。榮星花園的繼承權，本落在辜家老六即辜偉甫手中，辜偉甫比他哥哥辜振甫、弟弟辜寬敏上路得多，他感於他漢奸爸爸辜顯榮一生受益於鄉梓，亟思有以回饋社會，以代父親報德，故在所屬事業中，力謀發展與公益有關部分。不幸時運不濟，且以不善理財，最後形成「地闊錢窮」（Land rich，cash poor）局面，對外負債達二億三千萬元，其中尤以鹿港鄉親居多。但因全部財產足以償債而有餘，故亦不改素志。不料1982年間，他的健康急速惡化，乃預立遺囑，內容業經辜振甫簽字同意在案。不期辜偉甫屍骨一寒，辜振甫就以人所難知的原因，不守承諾。債權人中，鹿港鄉親兩百多人債額一億八千萬元，辜振甫先則拖延不予解決，繼則宣稱他弟弟的遺產不足償債。債權人走投無路，乃由在辜偉甫事業中服務二十年的一位義人林永智出面，投訴於李敖。我建議的妙計是：由辜偉甫的生前總管周永嘉擬將其擁有的「榮星公司」百分之五的股權出讓給李敖，以借用李敖的力量對抗辜振甫。這個妙計在稍後幾天的一次會議中，向辜振甫提出，當辜振甫得知可惡的李敖即將介入時，「臉色蒼白，呆若木雞」，最後說了一句話：「假如周永嘉如此做的話，六爺（辜偉甫）的債務事，我從此不管了。」但在場的辜寬敏察言觀色，立刻演白臉，向其五兄辜振甫表示不得不管，說讓他再次地處理處理看。於是，受各階層尊重的蔡金塗（人稱「阿城哥」）登場了，辜寬敏請來蔡金塗向周永嘉疏通，最後同意將辜偉甫之債務全部解決。事後，「阿城哥」拉著周永嘉問說：「這個什麼李敖，到底是誰啊！好像『老五』（辜振甫）很怕他似的。」周永嘉答說：「李敖嘛！只是個『後生小子』，會寫一點文章，但很會罵人。」事後，林永智以金錢相謝，我退回了。1986年4月14日我回信說：「雖然你的『感謝李大哥』的好意，我一律心領，但錢絕對不能收。《戰國策》記魯仲連的話，說：『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我這次為辜家被害人給辜振甫壓力、逼辜振甫還債，純為『排患、釋難、解紛亂』，不涉其他。雖然送錢是你『出自誠意的略表謝意』，但我縱『受之無愧』，也要把錢退給你，並多謝你的好意。」「我總覺得，債務的付諸解決，你老弟鍥而不捨地奔走，積功最多，辜偉甫能有你這樣一位青年朋友為他料理後事以全令名，真是他的幸運。我覺得辜家債權人全體應該感謝的是你，雖然他們如今驚魂甫定，來不及感謝任何功臣了。」整個的擺平辜振甫事件，使我對義人林永智十分佩服，他具有最好的台灣人的美德傳統，這樣好的台灣人，我在外省人身上都看不到。
榮星花園盛時，是台北市最漂亮的一座花園，我和可愛的小情人小蕾徜徉於斯，對它一直有深情的懷念。也在那裡認識了辜偉甫。沒想到物非人非以後，我差點做了它百分之五的股東，經辜振甫力事搶救，方免李狼入室。我高興我有那麼大的威信去唱「空城計」，最後智勝了他。當然辜振甫心中絕不承認。他在信義社區自建大舞台，登台自演諸葛亮，他是當亮不讓的，不讓也沒關係，做司馬懿又怎樣？最後的勝利又屬誰呢？
在被軟禁時代，我的報復，不止於「捉迷藏」，還有更狠的。1970年9月3日雷震坐牢十年期滿出獄，我得知國民黨新聞局調虎離山，屆時請外國記者們去中部旅遊，暗中放出雷震，我乃約來《紐約時報》兼《時代·生活雜誌》的特派員夏皮羅（Donald H.Shapiro）和美聯社的特派員普拉特（Leonard Pratt），一大早跑到新店安坑監獄，在我個人被國特「護駕」中，接雷震出獄，使國民黨偽政府無法封鎖這一消息。後來雷震在日記和回憶裡也盛道此事。又如我被跟監快一年時，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奧森柏格（Michel Oksenberg）教授請我在中泰賓館吃飯，看到我被國特「護駕」而來，極其反感。跟我密談甚久後，他後來與卡特搭上線。卡特當總統時中國政策全部信任他，遂有提早承認中共之舉。——老K使我受明害，我使老K受暗傷，山人自有道理，山人自有山人的反老K方式。你在台灣困擾我，我在海外困擾你。大家走著瞧吧！一些人不明白我的方式，他們以為我是「思想巨人，行動侏儒」，殊不知我其實是個黑天鵝，優遊在水面上，表面悠閒，下面卻劃個不停呢！我被捕後，警備總部的辦案人員就說李敖陰險、說李敖足智多謀：「他把你賣掉，帶你去數錢，你都不知道呢！」——真的李敖，正如是也。
我在1971年3月19日晚上被捕，結束了十四個月的「寒武紀」。多少年來，國民黨處心積慮給我李敖戴帽子，可是就是難以戴上紅帽子。原因無他，我來台灣時，只有十四歲，說我是共產黨，殊嫌不倫；後來雖有了紅衛兵，且我的年齡雖與紅衛兵相當，但究竟人在台灣，如此罪名，仍嫌荒謬。國民黨這回很寬大，他們抓我，的確免了紅帽子，但給我「台獨」的帽子。我這根本反「台獨」的人，居然戴著「台獨」之帽入獄，真荒謬絕倫，我寧願「匪諜」呢！
我被捕後五十六天，1971年5月13日，《紐約時報》登出我的照片報道如下：
台灣特務機構上個月逮捕了一位著名的年輕作家。他的日記日前已送達其美國友人的手中。
這位作家——李敖——知道自己遲早要被抓，在去年就把一些手稿，包括他的日記送出國外。這位現年三十七歲的作家，以諷刺文章聞名於世。他修理個人、團體以及種種普遍的社會現象。
他的日記寫得輕鬆幽默，描述那些監視他的特務形狀。他們在他被捕之前，全天候盯了他整整一年。日記裡也談到有關的情治單位，以及他一些朋友被約談爾後逮捕的事。目前這本日記只在私下流傳，但也經過編譯，隨時可以出版。
李敖朋友不願意馬上公開他的日記，因為怕害了他。但是如果李敖短期內不能獲釋，他們就會出版。
截至目前，官方還沒有公佈李敖的「罪名」。
官方的特務不但到處盯著他，還在他家裝了竊聽器。去年12月，李敖向一位來訪的美國人表示，他在家裡搜出過一具竊聽器，並且寄給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了。
這位美國人和李敖一道吃午飯，他說有兩個人跟著，一直站在餐廳外面。
另一些李敖的朋友表示，他之所以受到監視，是因為政府怕他逃出國去。他們指出，在彭明敏教授偷渡之後，對李敖的監視立即全面加強起來。
彭明敏教授，目前在密歇根大學擔任講座。1964年，他和兩個學生魏廷朝、謝聰敏，因為企圖散發《台灣人民自救宣言》，被軍事法庭以叛亂罪名判刑。
這三位「台灣人」數年後才被蔣介石的「大陸政權」釋放。
去年2月，魏廷朝和謝聰敏——兩人都是李敖的朋友——再度被捕。當時就傳說李敖和孟祥柯兩位外省作家，恐怕也難逃一劫了。
但是，加州的一名中國留學生表示，雖然李敖有很多朋友涉及台獨運動，但是他本人卻不可能。「外省人不可能進入這個（台獨）組織，」他說，「就像白人不可能加入黑豹黨一樣。」
此間學術界和中國學生之間盛傳，李敖和其他知識分子都是目前政治高氣壓下的犧牲者。這是因為美國和中共之間緊張關係逐漸和緩，使得國民黨感到前途無亮，而大起恐慌的緣故。
由於支持國民黨在聯合國席位的力量日漸衰微，導致國民黨對任何它視為「動搖國本」的言論，都十分敏感。他們一向宣稱自己是統治全中國的合法政府。
李敖被捕已引起美國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和中國留學生相當的關切。有些人已打算寫信給國務院和國民黨官員。
其中，已表達其關切的，有哥倫比亞大學的奧森柏格教授（Michel C.Oksenberg）和斯坦福大學的曼考爾教授（Mark Mancall）。奧森柏格教授說，他希望國民黨政府不要過度反應，以鎮壓合法反對者而導致可能的內部不安。（鄭南榕譯）
這一報道，就是對國民黨偽政府的最狠報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