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禍呢?還是禍胡?

在胡適死後的第一個星期裡,我寫了一篇《為「播種者胡適」翻舊賬》(《文星》第五十三期,1962年3月1日),指出當時「捧胡」和「罵胡」的人中,一共可分六派:

在我這六派分類以後的三年裡,我又發現了另外兩個流派:

7叛胡派——這是一種過去捧胡的人,在胡適「走進了地獄」以後,開始投奔在另一方面的陣營裡,賣友求榮,以鞭屍為樂;

8陽捧陰抑派——這是一種把胡適做政治運用的人,表面上肯定他,暗地裡卻搗他的鬼,破壞他的聲譽,並且以做賊喊捉賊的手法,反倒指摘真正肯定胡適成績的人為譭謗胡適的人,為陷胡適於不仁不義。

從這些派別的分類,頗可看出人心的險惡和消長,同時也不難看到今日所謂「讀書人」知人論世的尺度。

在以上八大派裡,有一個奇怪的派就是「罵胡派」中的第5——栽贓派。這一派在胡適生前,曾以匿名小冊《胡適與國運》到處散發,以致被警察老爺找上門來。後來在事件過去以後,他們的匿名行為開始作廢,一一把真名亮了出來。原來一個是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一個是國防醫學院教授,前者以提倡讀經名世,後者以提倡中醫著稱。他們在事發後宣稱這本匿名小冊是「學術研究」,這更增加了它的傳奇性——因為它不但栽誣了胡適,並且把「學術」予以強姦。對這種現象,一位大學教授氣不過了,他就是殷海光。他在《自由中國》第十八卷第八期(1958年4月16日)裡,以《請勿濫用「學術研究」之名》為題,指出:

……《胡適與國運》這本小冊的問題在什麼地方呢?筆者幸運,有機會將這本小冊看了一遍。我所得到的印象是:一、人身攻擊;二、毫無思路;三、缺乏常識;四、漢文欠通;五、不訴諸論證而訴諸情緒;六、有主張而無解析。七、專門向真正學人不屑一顧的現實政治權利等問題上瞎扯。這樣的小冊之本身,明眼人一看就可知道是現實政治的副產物。我看過之後以為不過是高等師範一年級程度的人幹的勾當,所以看過了以後,正如我看到這一類的任何其他貨色一樣,就放下了,沒有把它當一回事。尤其是其中有一篇說胡適不該提倡白話文的作品,卻是用白話文寫的。這位作者,似乎中樞神經都有點問題。萬料不到這樣的一堆作品,竟是出於「大學教授」的手筆!我真慚愧。

其實殷海光何必「慚愧」?中國目前的許許多多所謂的「大學教授」的文章、程度與人格作風,就是這個樣子。《胡適與國運》的作者群,唯一不同的是,他們是非常不善於「藏拙」的「教授」。他們要表現,要用「春秋筆法」誅人,要散發匿名小冊來「學術研究」,要以孔丘誅少正卯的心情來殺他們心目中的「亂臣賊子」。結果呢,他們的真相因此暴露,使天下有識之士恍然大悟:原來眼前的一些「大學教授」的文筆、程度、人格、作風,竟是這個樣子!這在統計學上和教育史上,該是多麼有用的抽樣資料呵!

《胡適與國運》的作者,不但暴露給我們統計學上和教育史上的資料,並且他們的心理因素,也構成了變態心理學上的好題材。他們之中有「被虐狂」(persecutionmania)的症狀已十分明顯,他們不但想迫害人,並且幻想自己被人迫害,以為自己無比重要,別人因此打擊他、陷害他。試看《胡適與國運》的作者之一——那個國防醫學院的教授,在《胡適與國運續集》裡的一段道白,便可「思過半矣」!

我是吃硬不吃軟的人,惡勢力愈膨脹,我愈下決心與它周旋。我覺得既無法爭得發言權,唯有發行「小冊子」。在付印之前,我曾兩夜不眠來考慮一切可能的惡果:

一、政府援用戒嚴法;

二、胡人羅織和暗算;

三、匪徒施行暗殺;

四、經不起胡人的總攻,而神經錯亂;

五、社會不諒,而意志消沉;

六、擾亂國家政策,而得到相反的結果;

七、無可奈何,實行尸諫。

在這種幻想的「被迫害狂」的反面,他居然又「立下遺囑,以備萬一」。遺囑原文甚妙,極可看出這位教授的精神狀態:

余殉國殉道,求仁得仁,已無所憾!略可無忝所生,不負師訓。先考李澤群公、先師葉雅南、林少瓊、林谷生、阮干疇諸公,亦可含笑於九泉矣!事雖未成,將來必有無數熱血青年,接此偉大光明之精神火炬,前仆後繼,終能光復故物,奠定國家久安丕治之基!所使我耿耿不安者為未能留此餘年,侍奉九秩慈親安享期頤之壽耳!然忠孝不能兩全,亦屬無可奈何之事。汝曹應盡力安慰,並善體余意,代吾盡孝,即可慰我於九泉矣!汝曹更應努力立身,善保優美傳統於不墜,以免玷辱先人!將來應效力國家,造福人類:至少亦須勉為善人,不可誤入歧途!凡為不義者,皆非我之兒女,余必為厲鬼以懲之!無以為活時,自有上帝安排,不必焦慮,樂天安命可也!汝曹可當我遠行他鄉,不必過於悲痛!應節哀慎變,切勿作自經溝瀆之事!立身行道,揚名後世,以顯父母,方是孝之真義!遺體應送國防醫學院解剖。如能將枯骨化灰,灑佈於台灣與大陸,固所願也!神州光復,為期不遠,恨未及見!天實為之!奈之何哉!

死去元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

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唯其義盡,是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於今以後,庶幾無愧!

讀了上面這些笑料,我想,今日的衛道者,總該徹底檢討他們的戰略思想了吧?

《胡適與國運》的原作者自從匿名失敗以後,他們索性「站出來了」:1958年4月,台南學生書局正式發行署名的《胡適與國運》兩個月後,台北縣集成出版社又正式發行了署名的《胡適與國運續集》,一再宣揚他們所謂「學術研究」的成績,直到1964年8月,台北民主出版社出版《胡禍叢談》,算是集了最後的大成。

《胡禍叢談》的作者是《胡適與國運》的作者之一——那個台灣大學歷史系的教授。此公已屆望八之年,生得人高馬大,頑固非常,經常一杖在手,傲睨而行,頗有一股不屈的氣概。看他的造型,你不難想像那種以道統執行人自命的狂熱信仰者是一副什麼樣兒。他是一個有「滿腔悲憤」心情的老人,早年結識辜鴻銘,學到老辜那種狂然罵世的習氣,但是他只是老辜的五百分之一,甚至還不夠。他也去過國外,可是「洋水」絲毫沒有影響他的「中國本位」;相反地,「洋水」只是他的定影液,更穩定了他那克爾文式(Calvinian)加義和團式的激情。這種激情,使他在《胡禍叢談》裡有「超人的演出」。統觀這本十四萬字的「著作」,我可以歸納出他使了這麼大的力氣,所要證明的,不過是下面四點耳:

一、胡適所提倡的一切「文學革命」「考據之學」「科學方法」「長期發展科學計劃」等都是狗屁。

二、胡適沒有學問。

三、胡適是共產黨的開路人,是「中共的前驅」,是導致大陸失敗的禍首。

四、胡適對中國的影響是「胡禍」。對此「禍」,緣以「老夫年將八十」,不得不予以清算。

任何有點頭腦的人,都知道以上四點全是不能成立的誣蔑,都可笑得不值一辯。最有趣味的是,寫這本書的人,他所用的手法,還是不脫三四十年前反胡的人的老套子,一點也沒有進步。

四十多年前,北京大學的教授林損,他罵胡適是「爾本賊子,人盡可誅」;三十多年前,中山大學的教授古直、鍾應梅,罵胡適是「在道德為無恥,在法律為亂賊」,「立正典刑,如孔子之誅少正卯可也」。

在三四十年後的今天,我們望八之年的衛道者,所用的誅除「亂臣賊子」的手法,又高明多少呢?唯一不同的是,三四十年前的老頑固,還沒學會給胡適戴紅帽子。如今我們的八十老翁,不再「八十歲學吹鼓手」了,他要「八十歲學『羅織學』」!這真是時代的進步,也是老者的進步了。

因為《胡禍叢談》是被我列入「栽贓派」的作品,故從「栽贓」的角度來看它無不貫通。所謂「栽贓」,是以實物嫁禍給無辜者,由於實物俱在,容易被人相信。《胡禍叢談》中「栽贓」的手法最明顯的一件,是關於沈剛伯的例子。

他用沈剛伯不道德的行徑,轉而描寫沈氏無恥之由來,乃胡適「階之為禍」,豈不連帶證明了胡適的無恥嗎?這種嫁禍的手法,是英國因普列弗莫的風化事件而懷疑麥米倫的手法,是美國因詹肯斯的風化事件而懷疑詹森的手法。如今我們的華夏老翁也會用。我們試看,他描寫沈剛伯的無恥行徑,就先說沈剛伯是「慕胡」的,是「青出於藍」的,他指出沈剛伯是「賦性無恥」的人,「故中文俱不能通」,但卻以「智謀自誇」——

抗戰時期,他遺下了髮妻在家,他卻在重慶急於求偶,而他的至友曾君的小姐正和他自己的長女同在他班上聽講。曾小姐那時年方二十二三,懇請學姐陪他去見老師問學。不久即由問學而視寢,事被曾君所知,幾要和該老師拚命。否則要和老師的令愛也同居,以圖報復。老師當時東躲西藏,走投無路。而曾小姐因老師之介紹在江津白沙女子師範任教。每週承老師照顧,方喜「得其所哉」。不料偶爾回家,竟遭父親毒打。以為敗壞家風,而遭軟禁。同時曾太太亦赴某校要加老師以污損良家之罪。老師竭力隱避。總算和曾氏夫婦免掉正面衝突。然而老師和女弟子的關係從此就像牛女之隔。幸而日本三十四年(1945)敗降。教育部要派人乘專機赴南京接收偽中央大學。老師便力求參加,居然用智謀把女弟子先行拐走。次年(三十五年,1946年)政府復員,曾家亦當然東下,到處探問他們閨女的下落,畢竟毫無消息。到了三十六年(1947)的春季,師生二人忽然由南京赴鎮江秘密舉行婚禮,到場的賓客共五六人。新娘的母親不得已,為事實所逼,只得瞞了父親出來主婚,席間對老新郎嚴詞訓斥,新郎低頭聽訓,默不作聲,男方的主婚人由新郎的義父某君擔任,當然沒有致什麼辭。事畢之後,一對新人當日就回南京山西路雙棲。這時女父依然被蒙在鼓中。但新郎的女兒(新娘的學姐開始帶領她見老師的)和男公子輾轉傳悉醜聞後覓到香巢,向爸爸討學費。爸爸叫他們先呼新媽,再談學費。男公子無可奈何,居然喚媽。女公子說他自己的年齡比新娘還長一歲,如何好喚學妹做媽。所以堅不屈服。結果姐弟二人分文未得,痛哭而去。而老新郎從此亦就讓他們自生自滅了。

讀了這段文字的人,很自然地,就有了沈剛伯不道德的印象。有了這種印象,再讀下面一段,當更得前後輝映之感:

誰料望七衰翁,志在萬里。倘不能過校長之癮不僅對小艾不起,亦何顏見「泰山府君」呢?古人說:「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這話正像替院長做的寫照。然而第三任校長(敖案:此指錢思亮)並不體恤候補校長望眼欲穿之苦,竟不肯推位讓國,使他鬱悶難支,不得不借遊覽以為解悶之方。而橫貫公路金馬車上的車掌姚小姐(敖案:當是廖小姐)明眸皓齒,似乎遠勝年逾四十的女弟子。所以恰配他的胃口。因此他就不覺略表天才,口佔兩絕如下。「應是瑤台曾見她,人間哪有此容華?海棠雖艷終嫌俗,高潔怎如百合花。」「一支雙喜(紙煙)口餘香,九曲洞中頻斷腸。聖水未嘗人已老,哪堪白髮對紅妝。」凡讀過這兩首傑作的人,沒有不驚歎詩中平仄的和諧與辭藻的富麗,以為李白的《清平調》空負時名,不堪當上述兩詩的奴婢。這亦可說是姚小姐的大幸,而楊太真的不幸。但詩中既說在「九曲洞中頻斷腸」,則斷腸不止一次。未知作者的腸究竟斷為幾段。難道百合心如鐵石,明知院長腸斷,而竟見死不救,不肯用聖水解七十老郎之渴嗎?

讀了這些關於沈剛伯不道德事件的描述,我們可以說,這些事件是和胡適毫不相干的,也是和所謂「胡禍」毫不相干的。明明是毫不相干,卻硬要扯在一起,《胡禍叢談》作者的用心,便顯然可見了。

稍知今日儒林內史的人,都知道《胡禍叢談》的作者不是別人,就是沈剛伯「重婚典禮」上「新郎的義父某君」!兩人本是知交,後來「八十老翁」向「七十老郎」反目,遂乘機把「七十老郎」打入「胡」宮,以便視同「亂臣賊子」,統一誅之。沈剛伯以底牌在「八十老翁」手中,不敢造次,所以任憑「八十老翁」在台大文學院內外撒野,也不敢惹他分毫。如今「八十老翁」新著問世,凡我仇人,一視同仁,於是一石兩鳥,遂擊沈氏剛伯於胡君適之門下。人間栽贓嫁禍的慘劇,還有比這次更巧妙的嗎?

嗚呼!「胡禍」,「胡禍」。天下之多少罪惡,將禍胡以行!《人間世》第七卷第七期,再復刊第二號,1965年6月1日

《胡適與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