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一文裡，曾經談到國民黨和它同路人為了阻止自由思想的流傳，而借刀殺人，由胡適的未亡人出面，要求「銷毀」自己丈夫的著作。胡適的未亡人是江冬秀，她在1966年12月25日按鈴申告，要求用法律手法解決政治背景的問題。這一國民黨和它同路人一貫作業的傑作，我曾簡略說明如下：
一、違反胡適遺囑，由台灣大學把權利轉贈中央研究院後，再化公為私，由中央研究院轉贈給胡夫人，使胡夫人有了證明書；
二、胡夫人憑這證明書向內政部申請著作權；
三、再由內政部違反不得申請註冊的規定，硬在1967年2月23日，發給胡夫人二十五年的權利執照；
四、最後由胡夫人拿執照告人。
所以，胡夫人取得告人的資格與證據，都是《胡適選集》出版後才高速趕造成的，這些資格和證據，都是違反法律上基本常識與原則的。但是，國民黨不管，國民黨的法院也不管，無知而糊塗的鄉下婦人胡老太也不管，在胡夫人吵著「要見總統」的配合下，國民黨和胡夫人終於藉著所謂法律，達到了封殺《胡適選集》的目的。
為了給上面這些話留下千秋文證，我再公佈一些一般人不能知道的「內幕」資料，使大家領教一下國民黨是怎樣整人的！
告人的資格是後補的
江冬秀在1966年12月25日按鈴申告後，她就大模大樣待在家裡，迫使司法人員要到她的「和平東路一段一一五號胡公館」去問話。1967年1月19日上午9時，台北地院檢察官朱石炎親自駕臨，做筆錄如下：
問：著作權執照之原件有否？
答：已送內政部辦理移轉登記了。又內政部通知及胡適遺囑原件均存放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未在家中。
問：你何時知道文星出書竊印《胡適選集》之事呢？
答：就是在五十五年（1966）12月9日我寫日記那天。
問：「中央研究院」將胡適著作權何時移轉給你呢？
答：轉讓證明書是五十五年（1966）12月30日給我的。
這一筆錄，清楚說明了「中央研究院將胡適著作權」移轉給江冬秀的證明書，日期是「『五十五年』12月30日」，是江冬秀按鈴申告後第五天的事。換句話說，在江冬秀按鈴申告當時，她本人根本毫無告人的法律上資格。這種資格，是國民黨和它同路人快馬加鞭補給她的，是「先上車，後買票」的！但是，一切應依法律辦事的法院，總不是公共汽車吧？把法院當公共汽車，總是一種褻瀆吧？
台灣大學、「中央研究院」怎樣化公為私？
再看1967年1月21日所謂證人王志維的筆錄：
問：胡適遺囑第四條所指之書集，何時交與台大呢？
答：事實上並未將該書集交與台大的。因為胡適立遺囑時該等書集均在美國。其後胡適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時帶了部分回來，其太太回國時將余書全部帶回，均放於研究院內。後來胡適之紀念館落成，其遺囑執行人劉鍇在台代理人陳雪屏與台大接洽後，由台大來函表示該書集等轉贈本院（提出台大校長函一件及陳雪屏函二件閱後影本附卷）。
問：遺囑執行人有何人在台呢？
答：有游建文九人在台。
問：中央研究院何時又將該書集等轉給胡江冬秀呢？
答：關於該等書集本身是屬於「中央研究院」之公產，但著作版權版稅部分本來就是屬於胡太太的（提出胡適遺著整理編輯委員會會議記錄二份附卷）。
問：中央研究院有否取得著作權呢？
答：沒有。台大亦未取得該著作權。
問：中央研究院既未取得著作權，何以要公證轉讓呢？
答：因胡夫人到內政部辦登記時，內政部主辦人以為根據胡適之遺囑，台大才有該權利。如胡夫人要辦登記，必須提出取得該權利之證明文件，因此才辦公證的。
這一筆錄，清楚說明了劉鍇、陳雪屏、錢思亮（台大校長）等如何改變胡適遺囑，硬將權利「轉贈」給「中央研究院」；而「中央研究院」王世傑等，又如何再度改變，硬將權利在江冬秀按鈴申告後轉給她，以完成封殺《胡適選集》的一貫作業。
所謂證人王志維筆錄中，妙事有四：第一，他明說那是「屬於『中央研究院』之公產」，但是公產又何能無條件「轉贈」給私人？這是哪一國的邏輯與法理呢？第二，他「提出胡適遺著整理編輯委員會會議記錄二份」，以證明「著作版權版稅部分本來就是屬於胡太太的」，是不可思議的。一個「中央研究院」附設的委員會，又哪來權利化公為私呢？這不是笑話嗎？第三，他公然表示第一手台灣大學和第二手「中央研究院」都沒取得著作權，第一手第二手既無此一權利，第三手江冬秀又何能轉手取得而告人呢？第四，「內政部」明知江冬秀依法不能登記，因為「根據胡適之遺囑，台大才有該權利」，並明知江冬秀取得的證明書，是化公產為私產的行為，又何能幫著做手腳呢？
法律細節上的笑話
現在，先拋開台灣大學、「中央研究院」化公為私的大前提不談，單就化公為私的法律細節上，我們來看看笑話：
胡適1957年7月4日所立的遺囑第四條中，明白表示將他的手稿（manu-scripts）和文件（papers）以及全部印行的書籍（printedbooks）遺贈給台灣大學，並且「請求楊（聯陞）毛（子水）兩教授，代為安排這些手稿文件的保管、編輯和出版」。
根據1963年度「『中央研究院』概況」胡適紀念館單位下的記載，這一「遺贈」，業經台灣大學轉讓給「中央研究院」，是項「轉讓」及「遺贈」，均先後經過台大校長錢思亮及遺產受遺人江冬秀簽字同意，完成法律手續。這一經過，在1963年度「『中央研究院』概況」中，已寫得明明白白：
九、胡適紀念館
依照胡故院長1957年6月4日所立遺囑第四條的規定，他的前存紐約，後移台灣的藏書，及其他文稿、文件，原系贈給台灣大學的，但因本館正式成立，台大錢思亮校長已將胡故院長遺囑第四條所載書籍文稿等件的權利、所有權及利益，轉讓給中央研究院，並已於1963年5月8日，在此轉讓證明書上簽字，又照上項遺囑第五條的規定，胡夫人江冬秀女士為遺產的受遺人，胡夫人也已於1963年4月16日在「遺產轉移同意證明書」上簽字，至此胡故院長遺存住宅內的一切遺著、書籍、文物，歸於胡適紀念館的法律手續，業已完成。
由此可見，江冬秀既然已於「1963年4月16日在『遺產轉移同意證明書』上簽字」，那麼權利——如果有的話——就完全不屬於她了，她既然沒權利，當然就無法告人，於是國民黨官方遂在她按鈴申告後，促成以下四步驟：
一、由中央研究院院長王世傑與江冬秀在1967年年初，簽立贈與契約，將胡適著作物的著作權贈與江冬秀。
二、由贈與人中央研究院院長王世傑，與受贈人江冬秀、各委代理人，於「五十六年（1967）元月4日」，同台北地方法院辦理「贈與」公證。
三、由江冬秀於「五十六年（1967）元月11日」憑同前項公證書，向「內政部」申請著作物繼承註冊。
四、江冬秀憑前項申請註冊的收據，向台北地檢處為侵害著作權的告訴。
於是，國民黨拍拍彼拉多式的雙手，大功告成了！
能拋棄嗎？
現在，我們就算台灣大學轉贈「中央研究院」可以有效，但「中央研究院」化公為私，把「『中央研究院』之公產」私贈他人，在法律細節上也是站不住的。為什麼呢？
按照法律規定，對於死者的「遺贈」本可表示「承認」或「拋棄」（「民法」繼承編第三章第三節），但是照1963年度「『中央研究院』概況」的記載，「中央研究院」既已接受台大校長在「轉讓證明書」上的簽字，既已接受江冬秀在「遺產轉移同意證明書」上的簽字，即表示「中央研究院」對於胡適遺囑第四條所為之「遺贈」，是「承認」而非「拋棄」。
何以說江冬秀在「遺產轉移同意證明書」上的簽字，即足以證明「中央研究院」對於胡適的「遺贈」為「承認」呢？因為江冬秀的簽字，在法律上是本於受遺贈人（「中央研究院」）的請求而簽字的，在法律上，江冬秀雖一方面是「遺產」的權利人，在另一方面卻是「遺贈」的義務人，就「遺產」權利人而言，為「受遺贈人」的「中央研究院」，非取得「遺產」權利人的承諾，不能取得「遺贈」的權利；就「遺贈」義務人而言，江冬秀只有簽字承認「受遺贈人」的請求，而為「遺贈」的交付，始足以表示對胡適遺言的實踐。
關於「受遺贈人」就「遺贈物」得向「繼承人」為交付的請求權，史尚寬《繼承法論》第四章第七節「遺贈」有這樣的論述：
遺贈分為「包括遺贈」「包括名義之遺贈」及「特定遺贈」三種：
……
（二）包括名義之遺贈，謂遺囑人就法律許其任意處分之財產，給予其一部分之「遺贈」（民法第1010條第1項。）包括名義之受遺贈人，應對於有法定特留分之繼承人，請求財產之交付。
由此可見，1963年度「中央研究院概況」所載江冬秀於「1963年4月16日」在「遺產轉移同意證明書」上的簽字儀式，原是本於「受遺贈人」「中央研究院」的請求而舉行的，「中央研究院」既以「受遺贈人」的身份，本於法律上對「遺贈義務人」亦即「遺產權利人」的江冬秀，為履行「遺贈」的請求，則它已為承認「遺贈」的意思表示，已經毫無疑義。因此，本於「已取得者，不得拒絕」的法諺，「中央研究院」對於既經接受胡適遺囑所為的「遺贈」，依法理不得復為主張「拋棄」。
「中央研究院」將本於胡適「遺贈」而取得的著作權，轉過頭來，又以「贈與」方式轉贈給江冬秀，目的無非是想使它發生「民法」第1208條的效力，就是：「遺贈拋棄時，其『遺贈』之財產，仍屬於遺產」，用來使「中央研究院」就此再「贈與」的行為，承認江冬秀對著作權繼承的復活；進而使「內政部」承認江冬秀對於已喪失的著作權繼承，業因「民法」第208條「中央研究院」拋棄「遺贈」而復活。
但是這種一相情願的想法，在法律上是站不住的。因為「中央研究院」對於既經接受胡適遺囑所為的「遺贈」，依法理是不得復為主張「拋棄」的。這一法理，依據有三：
一、德國民法第2180條第1項明定：「受遺人，對於遺贈已為承認者，不得拒絕。」
二、日本民法第989條明定：「遺贈之承認或拋棄，不得撤銷之。」
三、德日兩國民法的規定，是以自羅馬法以來「已取得者，不得拒絕」的法諺為基礎。
「中央研究院」本於胡適遺囑所受的「遺贈」，既然已為「承認」的意思表示，上溯至「1963年4月16日」江冬秀在「遺產轉移同意證明書」上簽字之日起，下推至「『五十六年』（1967）元月4日」依公證書復為贈還之日止，本早已有三年八個月之久的定形，雙方全無間言，何能於江冬秀一按鈴申告，就將三年八個月的事實推翻，將受之「遺贈」者，復為「贈與」之璧還，以示對於「遺贈」的拋棄？這樣的出乎爾者反乎爾，又成何體統呢？如果這樣而可被認為合法，則世間法律行為將永無確定之日了！權利義務相對人以及第三人間的關係，也將隨時有被動搖之虞了！這還成為什麼世界呢？
無法無天又無知
至於所謂證人王志維所說，「屬於『中央研究院』之公產，但著作版權版稅部分本來就是屬於胡太太的」一怪說，也是法律上的另一笑話。為什麼呢？
原來自羅馬法以來，就有「不得將大於自己所有的權利讓與他人」的法諺，所謂「大於自己所有的權利」，就是「本非自己所有的權利」，或「所有，卻不如所讓與者等大的權利」，是不能讓與他人的。如果胡適遺囑第四條的「遺贈」，根本不包括著作權在內，那麼「中央研究院」院長王世傑在「『五十六年』（1967）元月4日」請求公證的轉讓契約中，竟以「胡適著作權」為贈與的標的，豈不是「中央研究院」以「大於自己所有」「非自己所有」的權利給人了嗎？豈不是等於「將大於自己所有的權利讓與他人」了嗎？這不是笑話嗎？
另一方面，若不認胡適遺囑第四條的「遺贈」包括著作權在內，則當「中央研究院」對江冬秀做「胡適著作權」的轉贈時，就是「將無作有」的虛惠了。對於「將無作有」的虛惠，江冬秀根本可用她根本沒有喪失著作權相辭謝，但她不辭而受，反證她當時承認著作權已因「遺贈」而喪失，所以「中央研究院」再回頭「璧還」她時，她就受之不疑了！
「中央研究院」贈之不以為僭，江冬秀受之不以為疑，證明胡適著作權，「中央研究院」確曾得之於前，因而江冬秀可以受之於後！
強詞奪理也許可以原諒，但是強詞奪理否認一事，便須連帶否認兩事：既否認胡適遺囑第四條不包括著作權在內，就得連帶否認「中央研究院」曾以著作權轉贈江冬秀，就得連帶否認江冬秀曾接受「中央研究院」對於著作權的轉贈。但是由於「『五十六年』（1967）元月4日」轉贈胡適著作權是公證行為，已載之公文書，雙方都不容否認，既然都不容否認，卻爭執遺囑第四條「遺贈」中不含著作權在內，這不是笑話，又是什麼呢？
在江冬秀按鈴申告的過程裡，當他們發現「拋棄已承認的遺贈」，不免在法律上觸礁時候，他們真的不惜否認起胡適曾以著作權「遺贈」給江冬秀以外的單位了，真的不惜否認起以前簽字儀式所完成的一切法律手續了！——江冬秀是村婦，她可以什麼都不懂，但是在背後煽火的人，也未免太無法無天又無知了！
「內政部」矇混舞弊
江冬秀既從「中央研究院」非法取得著作權、從法院非法取得公證書，於是，國民黨一貫作業的程序，便快馬加鞭，衙門換衙門，從「中央研究院」轉到「內政部」。於是，江冬秀一扭一拐地到了「內政部」，要執照！
現在看「內政部」怎樣配合。
「內政部」首先快馬加鞭，給了《胡適文存》等九種著作權執照，但是，這是很令人起疑的，因為所謂大陸時代原始著作權執照的號碼，據江冬秀當庭陳述，說早都丟了，因此，這些號碼的來源，就不是江冬秀所能提供的了。但若是「內政部」提供的，顯然就有可疑的號碼。以《胡適文存》為例，說是「二十三年（1934）10月30日」發的，執照號碼是3674，但是據我查證所得，3674的號碼根本不是《胡適文存》的，《胡適文存》的號碼該是524，日期該是「十九年（1930）7月7日」，這種矇混舞弊，又怎麼說呢？何況，《胡適文存》在登記上的「著作權所有人」，明明是「亞東圖書館經理汪孟鄒」，根本不是胡適，更別提什麼江冬秀了，這又怎麼說呢？這是「內政部」矇混舞弊的第一點。
並且，同一個「內政部」，早在「1961年4月25日」，曾以「台（50）內著字第57976號」通知「台南大東書局」，說：「查《胡適文存》一書，尚未向本部申請著作物註冊！」現在江冬秀竟把《胡適文存》列為九種註冊著作物之一，這就與同一個「內政部」「台（50）內著字第57976號」通知矛盾了！查1928年5月14日的著作權法，第四條明定「著作權歸著作人終身有之」，後來修訂，相沿不改。胡適死在1962年，他死後，遺囑把著作物給了台灣大學，台灣大學並沒登記，所以「內政部」縱使「台（50）內著字第57976號」通知中所說有誤，與胡適死後著作權消失的時間也接近首尾相連，「內政部」明知《胡適文存》無案底之可言，卻給江冬秀方便，這又怎麼說呢？這是「內政部」矇混舞弊的第二點。
此外，九種著作權執照，經江冬秀單獨以己名為繼承著作權註冊者六種（原卷「證十七」《胡適文存》、「證十八」《短篇小說第二集》、「證十九」《嘗試集》、「證二十一」《中國古代哲學史》、「證二十四」《詞選》、「證二十五」《戴東原的哲學》）；與他人共有著作權註冊者三種（「證二十」《廬山遊記》、「證二十二」《哲學的改造》、「證二十三」《淮南王書》），這九種著作權執照，在原始提起的證據中，均欠缺「內政部」印，直到第二次庭訊中，才經補蓋遮掩，對已經送達的文書這樣處理，是十足的偽造文書行為，這又怎麼說呢？這是「內政部」矇混舞弊的第三點。
總之，「內政部」明知胡適著作權或根本不在胡適名下，或因胡適死亡而消失，或因已屬「公產」而不能轉贈私人江冬秀，卻為了配合國民黨的一貫作業，擅發執照給江冬秀，這種朋比為奸，是休想遮蓋得了的！
輪到法院來了！
就這樣的，江冬秀終於以最快的速度，從「內政部」拿到執照，一扭一拐地，送到法院裡。現在輪到法院參加一貫作業了！
法院面對的，是一片「法律不溯既往」原則的考驗。著作權法第一項，明指著作物經申請而「註冊後」，其權利人始得對侵害人提起侵害著作權之訴；同條第二項，明指在「經申請」而尚未獲得執照之前，亦得對侵害人提起侵害著作權之訴。兩項所不同的，只是前者是指「經申請已獲註冊領有執照」而言，後者是指「雖未核發執照，但已提出申請」而言，兩者所同的是必須已經為著作物註冊的申請後，始有權利對他人提起侵害之訴，因為訴訟必基於「權利」的存在，在他人發行書籍之前，告訴人根本尚無「權利」的存在；在他人發行書籍之後，縱使告訴人取得「權利」，也不能對取得「權利」以前他人的發行行為提起告訴，因為這是「法律不溯既往」原則，文明人是誰也不敢違反的。
所以，縱使江冬秀以「中央研究院」的「贈與」來撐腰，而使她的著作權繼承復活，這項復活行為，也應該直至「1967年1月11日」「內政部」給她申請收據之日方才起算。「1967年1月11日」，早已在「1966年6月」發行《胡適選集》之後，自不能以其後取得的權利「溯及既往」，來提起告訴。
但是，這個島上的法院，顯然對「憲法」第八十條「超出黨派以外」的要求，還是有待「共識」的。在「五十六年度上易字第3797號」地院判決裡，和「六十年度上易字第1951號」「高院」判決裡，漠視「法律不溯既往」原則的痕跡，就處處可見。最後判決《胡適選集》要沒收、要銷毀其製版，一切都不容分說，也不顧及證據法則了！
後話
國民黨和它同路人，用《胡適選集》案來封殺胡適思想、來打擊流傳自由思想的人，從台灣大學到「中央研究院」、從轉讓契約到贈與公證、從繼承註冊到按鈴申告、從輿論圍剿到法律封殺……全套作業是快慢隨意的，是聲應氣求的，是用胡夫人打頭陣用未亡人削群雄的。整個作業的流程，的確陰險而利落。如今，十七年過去了，我回想這由我一心編出來的《胡適選集》，一手攪出來的頭條大案，一身惹出來的——如胡秋原所說的——「一面對抗復興中華文化運動，一面進行進一步的賣國匪諜活動」，真不禁又好氣又好笑。
花了一天的時間，我寫了這篇文字，並且毫不客氣地公佈了許多文件與內幕。畢竟我這「文化基督山」是可怕的對手，我會等待十七年，然後花十七個小時，去把敵人清算進歷史。鄉願們老是勸人「往者已矣」，但是正義之士卻總愛「溫故知新」，正義之士是永不健忘的，健忘是對正義的一種褻瀆。為了不使正義蒙塵，我們必須學會要永不停止地揭發真相、揭發真相、揭發真相。在真相的光照下，使我們流芳百世，使他們遺臭萬年——在齊的太史、在晉的董狐，他們幹的，不就正是這種事嗎？1983年2月2日夜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