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正：
去年德剛來，你安排見面，這是他和我第一次見面，後來我「隱而不退」了，所以可能也是最後一次見面。他寄賀年片來，我是不過年的，也沒回，請你特別代我向他和他新娘子致意。
因為事先知道你要陪德剛去胡適紀念館，所以我曾特別請你和德剛向王志維交涉——胡適死了二十年了，究竟《胡適全集》還要等多久才編好？我也請你向楊聯陞交涉，因為根據胡適遺囑，明說：「所有文稿均請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楊聯陞及「國立台灣大學」教授毛子水兩人，來整理安排出版。」如今二十年下來，毫無「整理安排出版」的影子，楊毛諸公愧對故人與士林，自不消說。後來我得知你交涉不得要領，他們仍舊「忌者不自修而畏人修」，仍舊屍居餘氣，我曾向你表示：我忍了二十年了，我要公開質問他們！
現在我先寫兩篇：一篇是《「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一篇是《一貫作業搜奇》，請你表示意見，並轉給這些「佔著茅坑不拉屎」的人看。
十七年前我編《胡適選集》，遭到國民黨和它同路人的搗亂、圍攻。理由千奇百怪，其中之一是說《胡適選集》影響了《胡適全集》的完整性，好了，最後《胡適選集》被法院宣判沒收、銷毀了，（事實上他們一本也沒搞到，全都賣光了！）可是他媽的《胡適全集》呢？二十年了，《胡適全集》呢？胡適的親朋好友、胡適的門生故舊，胡適的干女婿錢思亮、胡適的床頭人江冬秀、胡適的大徒弟毛子水、胡適的小學生胡頌平、胡適的「監護人」徐高阮、胡適的大秘書王志維、胡適的海外傳薪人楊聯陞……他們都做了些什麼呢？他媽的《胡適全集》呢？
在胡適死後近一年，學閥李濟寫《故院長胡適先生紀念論文集序》，說：
他去世以後，大家都想所以紀念他的方法，卻得不到任何十分滿意的結論。不過若把紀念胡先生的事分做兩方面看，也許我們可以看得清楚一點。我的意思是，若從永久性的紀念說，像胡先生一生的成就，可以說是「自有千古」，不需要任何紀念的標幟。換句話說，他留下來的工作成績，就是紀念他最好的紀念品。歷史上的人物，如韓愈、朱熹這一類的人，是用不著別人紀念他們的。另一方面看，若是為懷念他的人、受過他的影響的人們設想，他們與胡先生的關係自然是因人、因地、因時而各有不同；他們確實可以由這些不同的關係想出不同的紀念方法。
二十年下來，從永久性紀念來檢查，他們是一事無成，並且禁止別人做永久性紀念；從個別性紀念來檢查，他們是人心涼薄，由「不同的關係想出不同的紀念方法」就是沒有任何方法。李濟說：「史語所同人有幸，在胡先生最後的幾年生活中，得與他朝夕相處。」但是，他們的有幸就是胡適的不幸。二十年下來，一切都真相大白了！
在胡老太被慫恿出來，毫無體統地要求銷毀自己丈夫的著作的時候，王志維以所謂證人的身份，向檢察官說，胡適著作權「是屬於『中央研究院』之公產，但著作版權版稅部分本來就是屬於胡太太的」。為了支持這種化公為私的怪說，他舉出「胡適遺著整理編輯委員會會議記錄二份」。現在我找到所謂「記錄二份」，單位全名是「『中央研究院』胡故院長遺著整理委員會編輯委員會」，記錄第一次是「1962年11月6日上午9時半」，第二次是「1963年2月22日下午4時」，出席人是毛子水、屈萬里、嚴耕望、陳槃、黃彰健、胡頌平、徐高阮、藍乾章。第一次討論決定事項是：
一、推定胡頌平先生兼任本委員會幹事。
二、本會決定先整理胡故院長未發表的遺稿。
三、整理時絕不可用胡故院長的手稿，必須先把手稿顯微攝影，再洗成六吋照片一份，以後即以此照片作為付印校對之用，並建議「胡故院長遺著整理委員會」，請撥款辦理。
四、整理已發表而未收入文存的散文，連同從前已發表而未收入文存的散文，推定徐高阮先生、藍乾章先生及胡頌平先生負責設法收集。
五、文學史選例一書，仍照胡故院長生前付印的遺志，交商務印書館出版，版稅歸胡夫人所有。
六、胡故院長所有英文著作部分，推定徐高阮先生、藍乾章先生兩人與在國外的楊聯陞先生、袁守和先生及童世綱先生三人幫同設法收集。
七、將來負責校對人員，必須於稿末註明姓名。
八、關於遺著經本會整理後出版的版稅，統歸胡夫人所有。
第二次討論決定事項是：
一、胡故院長未發表的遺著，限定3月10日以前點清頁數，預計攝影所需的費用，再由毛子水先生函請王院長批發經費。
二、遺著水經注部分，請陳槃先生做初步檢閱。
三、中古思想史有關的遺著，請黃彰健先生做初步檢閱。
四、其他稿件，請徐高阮先生做初步檢閱。
五、詳細年表，請徐高阮先生負責，希望在一年以內完成。
六、先將已發表而未收入文存的文稿，印成目錄分給本會各委員，以便商討分配校對的辦法。
七、今後如果發現有侵害胡故院長著作版權的情事，應隨時提請胡夫人注意。
八、徵求胡故院長函件，由本會出名公告。徵得的函件，本會用畢後，即移送「紀念館」保管。
這兩次所謂討論決定事項，除了把當時明明屬於公產的，非法跟私人糾纏不清外，其他有關「著作整理編輯」各條，二十年下來，幾乎無一不是虎頭蛇尾。這些鐵證，正好印證了我早年的預言：「佔著茅坑不拉屎。」——整個這個島上的學風與機構，一直都是如此。
我相信真正能把《胡適全集》編出來的，還是有待於私人機構。私人機構是肯做事的，一變成公家的，就完蛋。那天你請客的席上，我頗屬意紹唐，認為紹唐或可透過胡祖望的支持，排除各方面的抵制，但那天晚上紹唐說為了他買下《胡適選集》，自己被胡老太、王志維追告不已，甚感苦惱云云。總之，現在王志維衰病侵尋，胡適紀念館也毫無起色，他實在應該知道他們真的錯了，應該知道他們是胡適思想流傳的罪人，應該知道現在是補過的最後機會，再蹉跎，就除了一片黃土，什麼也看不到了。
1971年，我在警備總部保安處的押房裡，順手在十行紙上寫下《〈胡適全集〉計劃》，是我受難期間罕存的筆跡之一，特將原件送給你，留作紀念（這計劃當然限於環境，憑空做的，極不理想）。
多謝你對我的幫助、送書與好意。敖之1983年2月3日晨
1965年12月18日，江冬秀在《胡適手稿》第一集「卷頭的話」裡說：
編印適之的全集，現在還談不到。我想先要影印他沒有發表過的文章。這是我的責任，我要盡力量辦這件事。等這件事辦好，再籌劃編印全集。
請問為什麼全集「還談不到」？原因無他，只是他們不行罷了！自己不行還要搗別人亂，就是他們的本事。如今江冬秀也死了，「再籌劃編印全集」也全是一句空話了！
另外，同年11月15日楊聯陞也在「序」裡說：
胡先生生前有兩次對我說過：學生替先生編定詩文遺集，要用自己的判斷力，該收的收、該去的去，不要把隨便什麼東西都收進去。兩次結句都是：「你們後死有責！」
胡先生逝世後，我自然應當幫助想想怎樣整理他的遺著。我想起胡先生生前的話，覺得很為難，因為實在不容易實行……
我很慚愧，身在海外，對於整理編印胡先生遺稿的工作沒有盡半分力量。我現在借這個機會表示深深的歉意。
但是，胡適請楊聯陞、毛子水兩人負責整理編印遺稿，是遺囑中的大事，怎可以「慚愧」「歉意」就了事？所謂「後死有責」，有責的表現，竟是讓死人不見全集之書、只聞慚愧之聲嗎？楊聯陞錯了！毛子水錯了！
意不能平，再寫幾句如上。敖之
重看你四十七天前寫給我的信，你說「我以為胡學專家，非您莫屬」，是對的，我真覺得我死後，沒人編得好《胡適全集》了。看了梁錫華在《胡適秘藏書信選》中鬧了那麼多無知的笑話，你要我還「介紹」些什麼呢？整個胡適遺著的事，都壞在不准有資格的人做，而沒資格的又不做或亂做，如此而已。
意還不能平，又寫幾句如上。敖之
《胡適全集》計劃
一、明年（1972年）2月24號，胡先生去世十週年。
二、胡先生著作散佚很多，搜集不易。十年來，連一完整而正確的著作目錄都未能編出，其難可以想見。
三、但行遠自邇，於蹉跎十年之後，全集工作已不宜再緩（《魯迅全集》，乃至日譯的《大魯迅全集》，都在魯迅死後，迅速而有計劃地出版，此事應給我們借鑒，也使我們慚愧）。
四、胡先生的著作量（除未發表的日記、殘稿，及待徵集的書信外），準確估計，依三十二開本每冊二百面算，約可編印七十二冊。
五、目前市面上能零星買到，且為胡夫人認可者，折算其總和，只佔一半，即三十六冊。
六、搜集新編者，亦可占一半，即三十六冊。書成後，可使市面上能買到的胡先生著作，頓增一倍，除數篇政論文字目前不宜收入外，搜集極為完整，允稱全集。
七、有關胡先生的文字（不論作於胡先生生前或死後），別予精選，另編四冊。
八、全集在編輯方面的特色，遍及「體例」「編排」「圖片」「手跡」「年表」「總目」「輯佚」「考證」「勘誤」「註釋」「增補」「附錄」等各方面，為普通全集所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