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死了。台灣除李敖外，又是眾口一聲、一片諛詞，並極顛倒是非之能事。錢穆的學生、國民黨同路人余英時發表談話，有這樣一段：「胡適是個受到他那個時代限制的學者，只管領一代風騷，但錢先生卻不會限於時代格局而褪色，時間愈久愈能看出他的價值，並且在這個時代，沒有人有資格去評論他，因為他們沒有足以與錢先生相比的學識；且錢先生不做媚俗之言，因此只要還有真正的學術傳統，將來中國文化還未滅絕，就會有人認識他不朽的一面。」（1990年8月31日《聯合晚報》）這些話，全是胡說。相反地，錢穆所做的「媚俗之言」，遠在胡適之上。胡適愈老說話愈圓滑，但重要關節，卻還知所把持；但錢穆卻一身媚骨，全無大儒風範。以對蔣介石非法連任第三任總統的態度而論，就可概見。
非法連任?二十五年
縱蔣介石做所謂「行憲第一任總統」合法，但從1950年3月1日復職起，到1975年4月5日死掉止，前後二十五年之間，他的總統身份，卻是非法的。因為他在1949年1月21日下台後，早已是平民。他在1949年4月27日發表《為南京撤守告全國同胞書》（《和平絕望奮鬥到底》）中，也自認「引退於野，為國民一分子」。既已為「國民一分子」了，說回頭重任總統就重任總統，而不依「中華民國憲法」規定的程序，自然是站不住的。因為下台明明是「中華民國憲法」第49條「總統缺位」的情況，縱繼任的李宗仁在美構成「缺位」，依法仍應「由行政院長代行其職權」，再「依本憲法第30條之規定，召集國民大會臨時會，補選總統副總統」。既然「憲法」硬性規定如此，既然當時已「由行政院長代行其職權」（行政院長是閻錫山），則蔣介石的復職，即屬違憲。
蔣介石在1950年3月1日復職後，非法總統干到1960年，出了大問題，因為「中華民國憲法」第47條規定：「總統副總統之任期為六年，連選得連任一次。」可見縱使1960年以前幹的都合「憲法」，1960年到了，既滿了兩個六年，也不能再超過「連任一次」的限制，也得下台。但1960年將屆，蔣介石再變花樣，硬不肯下台，他以使「國大代表」加薪到和「立委」相同等賄選手段，由非法的「國民大會」通過了修改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案，竟通過「動員戡亂時期，總統副總統得連選連任，不受憲法第47條連任一次之限制」。1960年3月11日，蔣介石公佈了這一條款；十天以後（3月21日），他就憑這一條款再幹上第三任總統，以後如法炮製，至死方休了。
贊成連任「總統英明」
在蔣介石一連二五年的非法總統過程裡，1960年的一次，是個重要關口，因為這次違憲，比復職那次違憲還明確，照「中華民國憲法」第47條規定，根本沒有第三任，白紙黑字，清清楚楚，所以蔣介石悍然違憲，要費一陣手腳。蔣介石在頭一年（1959年）召見錢穆，問以「此次選舉，汝是否有反對我連任之意」，就是全盤手腳中的一個小動作。錢穆在蔣介石追問下，否認此事。蔣介石「隨即起身向書架取書」，要用書證明錢穆的否認不可靠。錢穆當時即連忙說：「總統勿再檢此書，應是我『民國三十九年』（1950）初到香港時所寫向政府進忠告，並非為選舉總統事而發。」這時蔣介石說：「今且問汝此次選舉之意見。」錢穆答道：「今已時移境易，情況大不同。此待總統英明，內定於一心，斷非他人所能參與其意見。我當時勸總統下野，因見中山先生手創民國，開歷史上未之前有之大業，而此下形勢所迫，廣州再起，在國人心中，一若仍為一未成功人物，此對國人對我民族國家前途信心有損。總統抗日成功，亦歷史上前所未有之一大勳業。若總統在勝利後下野，明白昭示一成功人物之榜樣在國人心中，或可於國家民族前途有另一番甚深之影響。我當時意見只如此。然而情勢所迫，以至今日，總統在此奠定一復興基地，此又是總統對國家一大貢獻。然而多數國人，終不許總統不繼續擔負此光復大陸之重任。擔負此重任之最適當人物，又非總統莫屬。穆私人對此事，實未能有絲毫意見可供總統之採納。」（以上見錢穆《屢蒙總統召見之回憶》，收入1964年5月10日《中央日報》刊印《領袖精神萬古常新》。）
細看錢穆1950年的文字，那時他還沒向蔣介石伸手拿每月三千港幣，身份尚與拿錢後不同，所以字裡行間，對國民黨尚有微詞；可是，一旦身份淪為被「倡優畜之」的史家，他的曲學阿世，也就一發不可收拾。在連任問題上，他把大儒的立場盡失，也就可想而知矣！
反對連任?胡適堅持
但是，對照起胡適的態度來，就完全不一樣了。
在蔣介石競選所謂「行憲第一任總統」前夜，1948年，胡適本是廁身第一屆「國民大會」主席團，與吳敬恆、於右任、張伯苓等二百餘人發起連署「勸進」的一員。但是，到了1960年，蔣介石要非法連任第三任「總統」的時候，胡適再也忍不住了。他力持反對。此中內情，由於今年《王世傑日記》的出版，我們看到不少秘辛。《王世傑日記》1959年12月14日記載：
日前接許孝炎君寄來適之近日日記數則，謂已將其對於總統選舉問題之主張，托張岳軍轉達蔣先生。
1960年1月1日記載：
總統選舉事，本黨負責諸人似已內定於國民大會集會時，酌改憲法之臨時條款，將憲法上連任以一次為限之限制，暫行停止適用。在台灣唯有胡適之曾直率托張岳軍向蔣先生建言，反對蔣先生做第三任總統。
同年1月5日記載：
晚間胡適之來說，謂彼擬（一）致函蔣先生指出我國憲法上臨時條款即是憲法之一部分，如擬修改臨時條款，以變更憲法上關於總統連任限制之條文，即是修憲，與蔣先生所公開宣佈反對修憲之言相矛盾；（二）擬表示不願充今年國民大會主席。余告以第（一）點聲明已非必要（因適之反對修憲及不贊同蔣先生任第三任總統，已為眾所周知之事實），且或引起公開決裂，於國家不利；至於第（二）點則似可考慮適當方式為之。總之餘意適之盡可保持其一貫立場，唯宜避免公開決裂。
同年2月5日記載：
今晚胡適之在辭修宅中餐席上，向岳軍辭修質問，國大即將開會（本月20日集會），為何國民黨迄今未提出任何人為總統候選人；並謂不可修憲，蔣先生此次不可再為總統候選人，致遭違憲之責難。岳軍微有反駁，辭修未發言。
同年2月11日記載：
本月8日台北《自立晚報》（內地人李玉階及台灣人吳三連等所辦）登載胡適談話，反對修憲，或為臨時條款，並謂蔣先生應樹立合法和平移轉政權之范，不應為第三任總統。胡先生原曾向余表示，贊同我的意思，不與政府公開決裂，故此項談話之發表，頗出我的意外。事後我獲悉彼雖曾於數日以前，與《自立晚報》記者（李玉階）做一次談話，但並無發表之意；唯即行發表，則不願否認。今晨我於行政院院會後與陳院長（黃少谷在座）言，我們應大度容忍。我並且說，向蔣先生當面喊過萬歲的人，後來做了他的第一個叛徒（張治中），而反對他的人，卻不一定是他的敵人。
同年2月13日記載：
我於今晨晤適之，勸以勿再發表談話。
這時「國民大會」已開始報到。胡適是2月11日去報到的。記者問他對政局的意見，胡適笑著說：「我今天已經報到了，還不夠嗎？」
2月14日晚上，陳誠去看胡適，勸他承認既成的事實，胡適說：「我還是抱萬分之一的希望，希望能有轉機。」
2月20日，胡適參加了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三次會議開幕典禮，這天他沒有做主席，主席是莫德惠做的。
3月21日，胡適去投了票。這天蔣介石當選了非法總統。
日記存證，盡我責任
《王世傑日記》提到的許孝炎寄來胡適反對蔣介石連任的日記，是1959年11月15日寫的。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曾收入。全文如下：
今晚在梅月涵宴請日本前文部省大臣灘尾弘吉的席上見著張岳軍，飯後他邀我到他家小談。我請他轉告蔣總統幾點：
（一）明年二三月裡，國民大會期中，是中華民國憲法受考驗的時期，不可輕易錯過。
（二）為國家的長久打算，我盼望蔣總統給國家樹立一個「合法的、和平的」轉移政權的風範。不違反憲法，一切依據憲法，是「合法的」。人民視為當然，雞犬不驚，是「和平的」。
（三）為蔣先生的千秋萬世盛名打算，我盼望蔣先生能在這一兩個月裡，做一個公開的表示。明白宣佈他不要做第三任總統，並且宣佈他鄭重考慮後盼望某人可以繼任。如果國民大會能選出他所期望的人做他的繼任者，他本人一定用他的全力支持他、幫助他。如果他做此表示，我相信全國人與全世界人都會對他表示崇敬與佩服。
（四）如果國民黨另有別的主張，他們應該用正大光明的手段明白宣佈出來，絕不可用現在報紙上登的「勸進電報」方式。這種方式，對蔣先生是一種侮辱；對國民黨是一種侮辱；對我們老百姓是一種侮辱。岳軍說：他可以鄭重地把我的意思轉達。但他說，蔣先生自己的考慮，完全是為了（1）革命事業沒有完成，（2）他對反共復國有責任，（3）他對全國軍隊有責任。
我說：在蔣先生沒有做國民政府主席也沒有做總統的時期——例如在西安事變的時期——全國人誰不知道他是中國的領袖？如果蔣先生能明白表示他尊重憲法不做第三任總統，那時他的聲望必然更高，他的領袖地位必然高了。
我在10月25日下午，去看黃少谷先生，把上面的話全說給他聽了。今天是第二次重說一遍。我只是憑我自己的責任感，盡我一點公民責任而已。
上面所述，就是錢穆與胡適對蔣介石非法連任的不同態度；對比之下，可見胡適在「不做媚俗之言」上，比錢穆有立場得多了。當然在我眼中，胡適顯然做得不夠。他不想同蔣介石搞翻，所以雖有立場，也要委蛇，這是很令人歎息的。
國民黨同路人余英時說「在這個時代，沒有人有資格去評論他（錢穆）」，這是很無恥的怪論。光憑錢穆拍蔣介石馬屁一點上，我們就要把他評論得體無完膚了，我們太夠資格了，因為我們是毫無媚骨的英雄好漢。余英時是拍蔣介石兒子馬屁的諂媚學人，他又算老幾，可以妄定「資格」？這種錢穆的學生，真是無恥喲！1990年9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