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胡適的「微妙關係」

我的爸爸李鼎彝出身北京大學國文系,他在五四運動後一年考進北大,在校時間是1920年到1925年,那時胡適正在北大文學院教書,是我爸爸的老師。但我爸爸在學問上比起他的同班陸侃如、魏建功來,並不出色,胡適對他並沒有印象。九一八事變後,我們全家到北京,我爸爸失了業,想找胡適幫忙,可是胡適沒見他,也沒幫忙。

我跟胡適的關係與我爸爸完全無關。我在小學就知道胡適的大名,在初中時,從陳正澄那兒借到《胡適文選》,從此才深受他的影響。1952年10月1日,我在台中車站遞了一封兩千字的長信給他,那時我才十七歲。1954年,陳世熙在台大辦《這一代》雜誌,拉我寫稿,那時我還念高二,就寫了論《胡適文存》的文章。文章寫好,他們顧忌,沒有用,就還給了我。過了兩年,陸嘯釗辦《大學雜誌》,他不在乎,遂拉去刊登。刊登後近一年,有一天我的女朋友羅君若忽然提議,說:「何不寄給《自由中國》?他們一定登!」於是我刪了一部分,她代為抄好,遂改登《自由中國》。這是我在《自由中國》上發表的第一篇也是最後一篇文字。刊出的時間是1957年3月1日。此外我在《中央日報》已前後發表過一些有關胡適的文章。

在《自由中國》發表文章後一年一個月,胡適從美國回來,約我到錢思亮的家裡,跟我說:「呵!李先生!連我自己都忘記了、丟光了的著作,你居然都能找得到!你簡直比我胡適之還瞭解胡適之!」

除了那一次長談外,我跟胡適只小談過三次,一次在台大醫院、一次在台大文學院門口、一次在「中央研究院」,此外除了寫信,並無實際來往。他一共寫過三封信給我,又寫了一幅字,送了我照片和書,在我窮困之時送了我一千元(當年的一千元,還蠻值錢)。

1961年年底,我在《文星》發表《播種者胡適》。這篇文章帶來了大是非和大麻煩,進而釀成了一次大筆仗,後來這次筆仗分成了兩個圈圈,一個圈圈是「關於中西文化間的論戰」;一個圈圈是「關於播種者胡適的論戰」。前者的主要對手是徐道鄰和胡秋原;後者的主要對手是任卓宣和鄭學稼,大家打做一團,十分熱鬧。

《播種者胡適》雖被外界視為衛護胡適的文章,其實因為直言無隱,胡適本人看了,並不開心。據楊樹人回憶,已言之鑿鑿。再據錢思亮告訴我,胡適死後,他整理遺稿,發現了一封胡適讀了《播種者胡適》後寫給我的信,可惜這封信因為被胡適的近親好友「妥為保管(封鎖?)」了,所以直到今天,我這個收信人本人還不能看到。

我知道我這篇《播種者胡適》會三面不討好:罵胡的人會說我捧胡,捧胡的人會說我罵胡,胡適本人也會對我不開心,這都是無可奈何的事。一個人常常為知道太多、說了真話而付代價,不是嗎?

在筆仗時候,國民黨的刊物就首先推斷,「李敖與胡適之先生有深厚的世交關係」(《世界評論》第十年第五期);並說李敖是「被胡適全心全力支持的西化太保」(《學宗》第三卷第二期),其實全是笑談、全無此事。但是這種我與胡適關係不簡單的傳說,卻沒有停止,見之於文字的,以鄭學稼的最為明確。

筆仗後九年(1970年1月),鄭學稼印行《中共興亡史》,在書中說:

由《播種者胡適》一文中所洩露的非一般人所知的事,如「九一八」後蔣廷黻、錢端升、吳景超、丁文江們贊成中國實行獨裁製;胡適「退回政府送他的六萬美金宣傳費」(後來證明無此事),這說明胡適或胡適派,和該文作者的微妙關係;到後來證明該文在發表前,曾交胡適閱過。

事實上,我跟胡適既無「微妙關係」,我寫「該文」,胡適也全不知情,什麼「曾交胡適閱過」,全是造謠。至於其他的事,早在筆仗當時(1962年7月24日、26日、28日),鄭學稼在香港《天文台》上發表《我控訴》,就這樣說過:

當我第一次閱李敖先生的《播種者胡適》時,以為他是極接近胡適的人,否則不會知道這些非外人所知的事:《獨立評論》社內部諸名士主張獨裁,只胡一人反對;胡為女學生關窗戶,以示「體貼」;和胡退回宣傳費若干美元。

事實上,鄭學稼的「以為」,完全「以為」錯了!其實我「接近胡適」了什麼?關於《獨立評論》上民治與獨裁論戰的事,在《獨立評論》上都登得明明白白,《獨立評論》第八十號、第八十一號、第八十二號、第八十三號、第八十四號、第八十六號、第八十八號、第一三○號以及《東方雜誌》第三十一卷一號及三十二卷一號,都文證俱在;至於胡適為女學生關窗戶的事,1932年的《論語》第一期、1934年的《英文中國評論週報》、1934年的《人間世》第三期,以及《文人畫家》那一本書也都文證俱在;至於胡適退回宣傳費的事,1942年的CurrentBiography、VOL.LXXIXNo.9的Time雜誌也都文證俱在,他鄭學稼不去查書、不去瞭解,卻硬說這是我李敖獨得之秘,這不是大笑話嗎?他鄭學稼讀書這樣少,反倒以為我李敖神通如此大,大到「知道這些非外人所知的事」,這不是大笑話嗎?文證俱在,任何人只要肯用功,都可以查到。可是這種跟國民黨總政治部走的所謂學者卻如此不學、如此無知,這種人寧願在我與胡適有「微妙關係」上捕風捉影,也不願在書本上多下工夫,這種疑神疑鬼,真是害己害人。鄭學稼日前死了,蔣經國特頒「績學貽徽」挽額,由軍報刊出,我看了不禁一笑,「績學貽徽」?未必未必,積不學貽害,倒庶幾無愧也!1987年7月27日

《胡適與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