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友李翰祥，三十年前，為了逃避共產黨，離開了大陸；三十年後，不再逃避共產黨，回到了大陸。1982年9月28日的國民黨《聯合報》上，登出香港專電，說中共官方機構第一次透露，李翰祥正在承德導演兩部電影——《火燒圓明園》和《垂簾聽政》，由中共六十多個官方文藝單位支援……（編者略）一年下來，李翰祥的戲拍好了，轟動海內外。李翰祥的戲能夠拍好，有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當年因我而被國民黨特務機關傳去逼問，憤而離開台灣，從此不再同國民黨合作。他在《三十年細說從頭》裡，有這樣的回憶：
我一生最恨的是「無名信」，也就是所謂的黑信，無名信和做善事的「無名氏」迥然不同。所謂善欲人知不是真善，惡恐人知方是大惡。「無名氏」是行善而不欲人知，無名信是作惡唯恐人知，屬於「無膽匪類」。我在台灣組國聯公司的時候，為了催一家公司結賬，而使他們懷恨在心。他們一方面支使御用文人在報章雜誌大寫「李翰祥有才無德」的文章（可惜他們非但無德，而且無才，有的只是巧取豪奪不義之財而已），一方面向有關當局寫無名信，告發我是「匪諜」，並且在《明報晚報》刊載李翰祥為李敖帶信的消息，再把報紙剪下寄到台灣警總，作為他無名信裡的「鐵證」！真他媽的媽拉個巴子，李敖的辦法多多，何必用我帶信。不過警總還真請我去問了幾次話，這一塊錢台幣的郵票還的確給我惹來天大的麻煩，等以後一定要細細地說上一說。
就這樣，李翰祥離開了台灣。一年過去了，二年過去了，三年四年過去了，十年過去了。李翰祥在香港、李翰祥在澳門、李翰祥在日本、李翰祥在美國……李翰祥無所不在，就是不在台灣了。李翰祥不在台灣還不要緊，最後，他終於用行動表示了他的反感、憤懣與恐懼——他回到了大陸，那使他逃離又回歸的大陸。他從遙遠的承德——沒有警備總部的承德——向長程的台北做了抗議：「此處不養爺，自有養爺處。處處不養爺，爺去投八路。」這樣一個才華照人的藝術工作者，就這樣變到與共產黨合作了（我寫過一篇《李翰祥回大陸的真正原因》，曾詳述此事，收入「李敖千秋評論叢書」第十五期）。
李翰祥的故事，說明了國民黨為整李敖而整到李翰祥，是多麼腐敗。當然，國民黨是很腐敗的，如果他們不腐敗，也不會給打到台灣來了。
歷史劇應有現實意義
李翰祥拍的《火燒圓明園》和《垂簾聽政》，我沒看過，因為國民黨至今還把我扣在台灣，不准出境。不過，電影沒看過，電影說明書倒看到了。我看到一本《〈火燒圓明園〉〈垂簾聽政〉特刊》，上面有兩部戲的「本事」，裡頭說英法聯軍時候，以肅順為首者勸咸豐皇帝去熱河行宮避難，但是以恭親王奕訢為首者卻「諫阻棄京出走」。「正爭論不休時，懿貴妃把越百（位？）挺出，面斥肅順不當，力除（陳？）迎戰洋兵之必要與可能。咸豐舉棋不定，終令僧格林沁親王之騎兵與英法聯軍大戰於京郊八里橋。清軍不幸敗北，洋兵逼進京師」。咸豐出走，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後來咸豐死了，懿貴妃母以子貴，變成了慈禧太后，聯合慈安太后和恭親王，發動辛酉政變，殺了肅順，取得政權，「是為『垂簾聽政』之始」。
李翰祥拍這兩部戲的最大特色，是他用的一律為實景。他最近說：
我這次機會非常好，從來沒有一個導演在故宮、頤和園、東陵、承德的避暑山莊，像我這樣大規模地拍一部歷史片，而且是在歷史人物生活過的地方拍。譬如說，咸豐皇帝死在避暑山莊「煙波致爽殿」的西暖閣，我們就在西暖閣拍。多年以來，我拍古裝戲一直是搭佈景。我一直在想，要是有一天，能到這些真的地方去拍一拍，那就過癮了。這是我多年以來夢寐以求的事。這種事情在過去總覺得是不可能的，根本沒有想到會有這樣的機會。但現在有了，而且也做了。
在這樣實景下拍歷史劇，它給人們的影響，自然是無與倫比的。因為我深信好的歷史劇都該有它應有的現實意義。李翰祥這兩部戲，當然也會照應這一方面。李翰祥說：
我在寫歷史劇、拍歷史劇的時候，總想到歷史是一面鏡子。在我拍的戲裡面也許有我的想法，有我要說的東西。至於人家從鏡子裡照得見照不見自己，我不知道。我忠於史實，但不完全是依照歷史。我覺得歷史是現代人的借鏡，說是前車之鑒吧。我想如果說我是以古喻今，也許過分一點，但多少會有一點。
基於歷史劇應有的現實意義的要求，我關切到李翰祥在這一方面，做得是不是和其他方面同樣成功，我覺得值得深入地討論。
《火燒圓明園》和《垂簾聽政》這兩部戲，關鍵人物其實只有一個，就是慈禧太后。李翰祥對慈禧太后，似乎在評價上面有溢美之處，這在歷史劇的現實意義來說，就未免砸了鍋。李翰祥聰敏好學，但是歷史非其所長。這樣大的兩部戲，在歷史上出了大毛病，在應有的現實意義上發揮不起來，就會「雷聲大，雨點小」。因此，我願寫這篇文章，為李翰祥的美中不足補一點粉墨。這樣一來，看了李翰祥的戲和李敖的文章，就會對這歷史劇的現實意義有雙料的瞭解了。
怪人還是怪制度
慈禧太后既是《火燒圓明園》和《垂簾聽政》的關鍵人物，藝術工作者在處理這種人物時，都容易犯職業病，就是喜歡美化與純化，乃至過度頌揚（eulogy）。試看李翰祥之言：
很多人看清朝末代的歷史，完全歸罪於慈禧太后，不能說沒有道理，但我並不覺得很恰當。我想，應歸罪於整個制度。……為什麼慈禧能利用孩子，由她垂簾聽政？還是她利用了祖傳的這個宗法制度。她搞了那麼多年，把中國搞成那個樣子，正是清朝的宗法制度起了作用，這種制度維持了牢不可破的大清鐵桶江山。
這種話，就未免太有問題了，李翰祥未免太簡化了政治鬥爭與歷史事實的複雜性。事實上，正確的歷史解釋正好相反。慈禧太后的「搞了那麼多年」，正因為她不斷地在破壞制度。這種破壞，最後把「牢不可破的大清鐵桶江山」給斷送了！
以慈禧太后搞奪權的辛酉政變為例。辛酉政變給肅順等的罪狀，主要有兩個，一個是說咸豐臨死前並沒要他們接事，「並無令其贊襄政務之諭」，「贊襄名目」乃是他們假造的；一個是說他們反對垂簾聽政，「不能聽命於皇太后」。其實這些罪狀，都不能成立。第一，「贊襄政務」是咸豐七月十六日下的諭旨，《翁文恭公日記》中明記這一諭旨與立太子的諭旨同在七月十八日到北京，後來《文宗實錄》中也記錄了「贊襄政務」的話。這明明是真的，怎可以說是別人假造的？第二，反對垂簾聽政乃是維護「祖宗舊制」，因為清朝家法中，從來沒有這種制度。順治康熙時候，有攝政、有輔政，可是從沒有什麼垂簾不垂簾。王闓運寫詩說：「祖制重顧命，姜姒不佐周。」明白指出清朝是用顧命大臣贊襄新君的。女士們是不能出來輔佐帝王的，「祖宗舊制」沒有垂簾聽政，這明明是真的，怎可以說別人「謀危社稷，是皆列祖列宗之罪人」？
所以，說罪不在慈禧太后而在「整個制度」，是與歷史真相不符的。慈禧太后一出道，所作所為，就是破壞制度。她用破壞制度的方法非法殺人關人整人，造成人人自危的恐怖，用來鞏固她的政權。這樣的予取予求，是清朝的制度所沒有的。
破壞制度的能手
慈禧太后以破壞制度的手段奪權成功以後，她再破壞制度，使太監勢力坐大，以為爪牙。遠在清朝初年，就立了家法，規定「寺人不過四品。凡內員非奉差遣，不許擅出皇城、不許干涉外事、不許交結外官、不許假名置產。其在外官員，亦不許與內官互相交結。如有覺察糾參，審實一併正法」。但是制度歸制度，慈禧太后照樣破壞。最初她用的是太監安德海，安德海先是在皇宮裡鬧個不停，最後還鬧到外面去。慈禧太后垂簾聽政第九年（1869），安德海坐了大船小船，浩浩蕩蕩到山東去。船上掛著大龍旗，說「奉旨欽差採辦龍袍」。船上有他買來的十九歲女孩，有他叔叔、妹妹、侄女，有跟班的、保鏢的、做飯的、剃頭的、修腳的、說書的，還有個和尚，以及和尚的廚子。他們在船上又唱又鬧，又雇來女歌星表演，和尚也加入。到了山東，上岸換車轎，騾子二十二頭、馬十七匹，還有一隻驢，外帶大車轎車，又浩浩蕩蕩前進。當時山東巡撫丁寶楨看不過去了，秘密通知了恭親王。恭親王認為該給慈禧太后一點警告，就密令丁寶楨把安德海就地正法了。丁寶楨這種做法，就是公然維護制度。相對的，就無異於證實了慈禧太后的目無制度。
又過了十一年（1860），慈禧太后的勢力更穩固了。這年8月，她叫太監李三順帶東西出宮，送給她妹妹。依照法例，太監不准走正門，只能走旁門。可是此太監一定要走正門，還不聽檢查，結果跟守門的發生武打。太監跑回去，加油加醬，報告慈禧太后。慈禧太后找來慈安太后，說我還沒死他們就眼裡沒有我了，若不殺守門的，我就不想活了。慈安太后害怕，就下令殺守門的。掌管司法的官說這可不行，一來守門的沒犯法；二來根據祖制，守門就該這樣不通融。慈安太后說：「什麼叫祖制？等我死了，我豈不也是你祖宗？」堅持要殺人。司法首長（刑部尚書）潘祖蔭說：「既然交犯人到刑部，就得依法處理，依法處理就是無罪開釋，如果太后要殺，可以另外自行去殺，不能叫司法官這樣違法殺人。」慈安太后沒辦法，只好告訴了慈禧太后，慈禧太后找來潘祖蔭，大哭大鬧，捶床大罵，罵潘祖蔭沒良心。後來同意打折扣，不殺，可是要當廷打守門的，要「廷杖」（當廷打屁股）。恭親王說「廷杖」是明朝的虐政，我們清朝不能學。西太后說你事事跟我作對，你是誰啊？恭親王說，我是先皇第六個兒子。西太后說，我革你的職。恭親王說革得了職位爵位，可是革不了先皇兒子的身份！慈禧太后氣得要命。最後恭親王還是遷就她，再打折扣，把不該處罰的處罰了事。
上面所舉的「安德海案」和「庚辰午門案」，只是慈禧太后破壞制度的一二例子而已。其他的破壞，甚至更嚴重的破壞，還多著哪！例如立光緒，是破壞宗法制度；修名園，是破壞財政制度；殺戊戌六君子，是破壞司法制度……諸如此類的破壞，還算是粗枝大葉的。其他無微不至的，還更驚人呢！以唐才常「自立軍」失敗後的「沈藎案」為例。要處死沈藎，可是因為慈禧太后生日快到了，不願用行刑來破壞慶典，又不願等到「秋決」，就乾脆在監獄中把沈藎鞭打四小時，血肉橫飛後，再予勒斃。這種殺人新招，又哪裡有制度？
我的勸告
所以，說罪不在慈禧太后而在「整個制度」，是與歷史真相不符的。固然歷史劇難免「不完全是依照歷史」，但是完全相反的出入，就太離譜了。「本事」中的許多敘述，不幸正是如此。如果《火燒圓明園》和《垂簾聽政》，只是普通的清宮戲，又當別論。但是我們冀望李翰祥的，和李翰祥自我期許的，顯然有百尺竿頭的現實意義。在這一點上，我懷疑李翰祥發揮得是不是少了一點？用這樣空前絕後的大戲，做「現代人的借鏡」，是不是美中不足了一點？
說到「現代人的借鏡」，李翰祥說：「我想如果說我是以古喻今，也許過分一點，但多少會有一點。」但是，「以古喻今」的一點——當然是重點的一點——又在哪裡呢？
我認為《火燒圓明園》和《垂簾聽政》，應該加強垂簾聽政的部分。慈禧太后一生三次垂簾，第一次是同治元年到同治十三年，第二次是光緒元年到十五年，第三次是光緒二十四年到三十四年。在這漫長的黑暗統治中，慈禧太后實在是中國傳統孕育出來的一個執政者樣板，她毒辣、她陰狠、她自私、她愚昧、她貪鄙、她「舉天下以奉一人」。這些醜陋之外，外加她又是女人，一個紅顏老去、經期難調的女人，於是一切就更槓上開花了。慈禧太后這一樣板意義，我覺得是《火燒圓明園》和《垂簾聽政》最該刻意串聯的現實意義，而正好用來「以古喻今」。……（編者略）
我深信，用電影手法去表達歷史劇的現實意義，李翰祥如肯深入去做，必然能給人們更美滿的影響。我在台灣，不能看到老友的新作，至感遺憾。乃特別遙想《火燒圓明園》和《垂簾聽政》一番，以寓愛深責切的微意。同時也給隔水相望的藝術工作者，做一次「不是猛龍不過江」的勸告。
1983年10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