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朱高正為《自由台灣週刊》發行人兼總編輯，被告吳祥輝為總企劃（附證一），於本年內，連續誹謗李敖如下：
一、6月16日《自由台灣週刊》第一期中，由吳祥輝署名，發表《街頭運動的時代到了》。文中「詛咒別人死」一節內，誹謗李敖說：
台灣民主黨建黨委員會在美國成立之後，台灣島內黨外並未做出有規模而有效的反應，李敖便企圖遊說一些人士出面組織發起委員會。但是，當被問及他加入委員會與否時，他卻明白表示不幹這等事。這種事成有份，事敗無干，詛咒別人死的行徑，是所有街頭運動分子的死敵（附證二）。
本自訴重點，不在辨正「企圖遊說」之事，而在縱有此事，怎麼就是「事成有份，事敗無干」？怎麼就是「詛咒別人死」？查自來思想家的職責，就在鼓舞後進，自己並不實際介入。因為思想家自有思想的活動範圍，思想家並不要做政治家。在台灣，胡適、殷海光等思想家都鼓舞過別人做政治家，成立新黨，但這是「事成有份，事敗無干」嗎？這是「詛咒別人死」嗎？古書中說：「我自不能為仲尼，而能教人做仲尼。猶如管仲不能自霸，能使齊桓霸也。」（《華陽陶隱居內傳》中陶弘景語）難道陶弘景「詛咒別人死」嗎？如此誹謗李敖，事證至明。此其一。
二、7月15日，《自由台灣週刊》第五期中，由本刊採訪組署名，發表《再見自由中國迎接自由台灣》。文中有被告康文雄公開在「本刊創刊茶會」發言，誹謗李敖說：
過去據我所見以筆力影響台灣最巨者恐非李敖莫屬，無論在文字、功力上都無法置疑。我尊敬他但也鄙視他。美麗島事件之前，他那麼驚懼而不敢參加黨外運動，《美麗島》《八十年代》都約不到他的稿，甚至暖流出版社當初想以二十五萬出版他的《中國歷史演義》，他也避不使用真名以免於和黨外結合。但是，經過眾多前輩的犧牲造就黨外聲勢後，他才露臉（附證三）。
本自訴重點，不在辨正所謂「經過眾多前輩的犧牲造就黨外聲勢後，他才露臉」之事（因為前輩李敖在露臉犧牲時，今天的黨外後輩，尚不知人在哪兒）和所謂「《美麗島》《八十年代》都約不到他的稿」之事（因為《美麗島》等刊物出版時，一些黨外後輩早已數典忘祖，從未向李敖約過稿）。而所謂「暖流出版社」出資約李敖出版《中國歷史演義》，李敖拒用真名云云，從無此事。事實上，當時根本沒有這家叫作「暖流出版社」的出版社，而這套書由遠流出版社出版時，卻正正掛的是「李敖校訂」等名字（附證四）！李敖並未「避不使用真名以免於和黨外結合」。如此誹謗李敖，事證至明。此其二。
三、同期又有所謂黃紀男公開在「本刊創刊茶會」發言，誹謗李敖，言語歷歷，並說黃紀男責備李敖「幕後！幕後！只叫別人去死」等話，業經黃紀男在7月13日電話中一一否認（附證五）。經李敖把電話中對話公佈後，被告朱高正、被告吳祥輝復在7月28日《自由台灣週刊》第七期中發表《敬告李敖》，說黃紀男發言，他們「存有錄音帶備查」，並反指李敖「睜眼說瞎話」（附證六）。如此誹謗李敖，事證至明。此其三。
四、8月11日，《自由台灣週刊》第九期中，由史文（化名）署名，發表《中研院的小三公》。文中在醜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丁邦新後，筆鋒一轉，誹謗李敖說：
丁邦新的事，李敖都很清楚。為了怕李敖把他的諸般醜事給抖了出來，遂百般奉承李敖，還在選院士前提報李敖當史語所的編審——相當於研究員的職務，結果被中研院打回。但丁邦新為了拉攏李敖，現仍在替李敖努力找位子（附證七）。
查李敖與丁邦新自從預官八期同隊受訓後，二十六年來，毫無往還，從何「都很清楚」丁邦新的事？又從何被丁邦新「百般奉承」？所謂丁邦新提報李敖任史語所「編審」之說，更是天方夜譚。（一、史語所從無「編審」編製，又從何提出？二、縱有，丁邦新豈敢提出？三、縱提出，李敖豈屑為之哉？）被告朱高正、被告吳祥輝這段文字，用意在含沙射影指李敖因得丁邦新好處，故不抖出丁邦新的「諸般醜事」。如此誹謗李敖，事證至明。此其四。
查誹謗罪的構成，行為人以言詞或舉動為之，構成普通誹謗罪；以文字或圖畫為之，利用大眾傳播工具，構成加重誹謗罪。本案的犯行，恰為加重誹謗，已至為明確。特此擇舉列出四項，請惠為審理，科以應得之刑。
1986年1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