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蔣介石

  蔣介石是民國史上少數幾個元首級人物之一,曾一度君臨全球四分之一的圓顱方趾,自有其應有的歷史地位。然而蔣介石的歷史形象卻出現不同的扭曲。在國民黨統治以及影響所及的地區,由於長年「無限上綱」式的塗脂抹粉、極力抬高、捧成豐功偉績書不勝書的「民族救星」,連蔣介石本人亦不自覺地自稱「民族救星」,向大陸同胞喊話,甚至更有人加以神化,逕謂「蔣總統是神」!共產黨則把他從神降為魔鬼,視為「人民公敵」、「兩手沾滿人民鮮血」的「第一號戰犯」。近年為了統戰,做了一些未必完全恰當的正面描述與肯定,但基調仍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以及「官僚資本」的代表。似乎是有褒有貶,其實褒貶仍各走極端。在西方,尤其是美國,蔣介石早已被論定為失敗的負面人物,普遍被認為是一既獨裁又無能的政治人物,接受大量美援仍然失去中國內地的常敗將軍。我們在書中述及杜魯門晚年對蔣氏夫婦極為輕蔑的批評,可見一斑。這些不同的極端形象,不論正面或負面,都是經過「包裝」的蔣介石,見不到蔣介石的真面目。
  但是我們從事歷史研究,就是要展現過去人與事的真相。像蔣介石這樣的人,若真面目不露,許多民國史事亦就難以大明。讀者看完這部《蔣介石評傳》,應可覺察到作者求真的用心,以及對不少疑難的民國史事起了照明的作用。我們願意在述論蔣介石真實一生的基礎上,進而采宏觀的角度,以歷史天平為準,再做若干綜論性的總結。
  在眾多的評論中,幾乎沒有人爭議的乃是蔣介石為一革命者,是一愛國的民族主義者,他與他的國民黨員在國際上也被稱為「民族主義者」(Nationalists)。但是根據我們的理解,這樣的提法仍有可議之處,並不確切實在。
  蔣介石當然自稱是革命家,以承繼孫中山的革命法統自任,視政敵為反動或反革命。但是革命兩字自有其客觀的含義,最簡單地說,乃是推翻舊社會,建立新的政教秩序之謂。當年國民革命軍北伐,要推翻的是代表舊社會的軍閥與地主勢力,以及代表外國利益的帝國主義勢力,要建立的則是三民主義的新中國。然而蔣介石卻一一與軍閥、地主、帝國主義勢力妥協,掛三民主義「羊頭」的南京政府,實際上是賣一黨專政的「狗肉」。有學問的革命家章太炎便譏嘲蔣介石執行的三民主義是「賣國主義、黨治主義與民不聊生主義」,雖極盡挖苦之能事,卻有其真實性,故能引起共鳴,亦足以說明蔣介石的「革命」連虛有其表都沒有。蔣介石在短短幾年內,從「紅色將軍」到「白色恐怖」也就不足為奇,更不必徒勞說明他從極「左」到極右的思想轉變,因為他的「革命思想」本無真實的內容,原是一種作為政治訴求或贏得政治利益的口號或形式。真正的革命思想必須要能突破既有舊思想的「情結」(emotionalevolvement),蔣介石並沒有;如果我們說列寧、托洛茨基、甘地是革命家(參閱Wolfenstein,TheRevolutionaryPersonality:Lenin,Trotsky,Gandhi),蔣介石根本不是。
  當蔣介石下級軍官出身的歷史學家黃仁宇提倡「大歷史」,呼籲從大處與宏觀來看待歷史事件與人物。其實治史原當如此,不過他從「大歷史」來看蔣介石,有意無意之間,以歷史之「大」來掩遮個人之「小」,以「非人身因素」(inpersonalfactors)來解脫個人因素,個人的歷史責任就可推給不可抗禦的歷史趨勢,於是蔣介石的「有所作為」或「無所作為」,都成了歷史之「必然」而無可厚非,若加以譴責便犯了「道德裁判」的謬誤!有趣的是,黃仁宇既認定蔣介石個人在「大歷史」中,身不由己,無可奈何,卻又說蔣氏建成「高層建築」,主持「人類歷史罕見」的「群眾運動」,以及在「統一的軍令之下」,動員三五百萬兵力抗戰,為「洪荒以來所未有」,為中國現代化鋪了路。(參閱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這些論斷,且不說在思維上的矛盾,與史實也多有不合。
  一九二四年國民黨改組,請共產國際的鮑羅廷當軍師,的確組織並發動了群眾運動,但是自從蔣介石清黨之後,已與群眾運動「劃清界線」,視為暴動,採取敵對的態度與鎮壓的政策。工會、農會一體解散,工運、農運頭目,迭遭殺害。被清除的共產黨倒是在「朱毛」的領導下,大搞特搞工運農運學運,與蔣抗衡。足見蔣自執掌大權之後,始終站在「群眾運動」的對立面,他雖然「革命」不離口,以革命做標榜,實際行動根本是反革命的,最後也就是被革命暴力所擊潰而失去大陸、退居海島的。一個自稱革命的人結果被人革了命,不知是「反諷」還是「弔詭」?至於說抗戰時期「統一的軍令」,只是蔣介石的「夢想」而非「實際」,那「洪荒以來所未有」的「動員」,悲壯有之,淒慘更有之,幾乎毀掉了一個國家,於中國現代化絕對有礙,遑言「鋪路」?蔣介石建築的「高層機構」,無非是說他成立了一個南京中央政府,但此一機構並不比北洋政府更高層,而同樣缺乏中下層的基礎,何足深論?
  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最後做這樣的結語:「蔣介石不是大獨裁者,他缺乏做獨裁者的工具。他也不可能成為一個民主鬥士。縱使他有此宏願,他也無此機會。」(見前引書,頁四二七)事實上,蔣介石並不缺乏獨裁的工具,除了直接控制軍隊外,還有中統、軍統等特務機關,所謂「藍衣社」根本是傚法墨索里尼的「黑衣社」(theblackshirts)與希特勒的「褐衣社」(thebrownshirts),只是比不過希特勒的「集權」,又因中國幅員遼闊,「魔掌」尚不能涵蓋全域耳。正由於獨裁心態,他絕無可能有做「民主鬥士的宏願」;若有此宏願,則絕對有足夠的機會。且不論抗戰勝利後,在自由民主的潮流下,他仍堅持一黨專政,反對聯合政府,即使在美國的壓力下,完成政協決議而又故意破壞之。至少撤退到台灣後的四分之一世紀中,有足夠的時間與環境,逐步推行民主,然而他卻以一再違憲連任,嚴禁言論自由,使反對黨胎死腹中終其生。「無此機會」云云,完全不能符合事實,大歷史的角度竟把歷史銅鏡看成哈哈鏡了。
  蔣介石生長的時代,正值中國近代民族主義之勃興,在空前激烈的內憂外患震盪下,仁人志士們的救亡意識特別強烈。蔣介石身歷其境,具有顯著的民族主義與愛國情操,原是順理成章的事。然而我們細察他一生的言行,這位普遍被認為「深具民族主義」人物的愛國情操,並非如是簡單。他的反帝民族情緒很不一致,例如對英帝表現出深惡痛絕,而對美帝卻委曲求全,未免勢利眼,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他心目中國家民族利益與其個人利益孰輕孰重的問題。我們不難看出,他常把個人與黨國的利益,二而為一,他的危機就是黨國的危機、他的挫敗就是黨國的挫敗、背叛他就是背叛黨國,例不勝舉。兩者的利益固然也有互相吻合的時候,例如他「絕對反對」台灣獨立、美國托管,既符合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他本身的根本利益,因為無論「台獨」或「托管」都將動搖他的權力基礎,以及蔣政權的合法性。周恩來於一九五九年說:「民族立場很重要,我們對蔣介石還留有餘地,就因為他在民族問題上對美帝國主義還鬧彆扭,他也反對托管、反對搞兩個中國。」(見《周恩來統一戰線文獻》,頁三九七)其實並不盡然,哪裡僅僅是「民族立場」呢!蔣介石本身利益與黨國利益衝突的時候未嘗沒有;至此時也,孰輕孰重,便見分曉:在抗戰之前,他為了清除異己以穩固一己的權位,一再容忍日帝的蠶食鯨吞;抗戰期間,若非日本軍閥過於狂妄,不願意撤軍,他已準備承認滿洲國,接受長城以南的國土了;抗戰勝利後,為了拆中共的後台,不惜犧牲東北權益、出賣外蒙,以與蘇俄簽訂友好同盟條約;他與史迪威鬧翻,似乎是因為不願把軍隊指揮權交給外國人,然而當國共內戰失利,竟主動要求美國全權主持以救其危亡,惟遭杜魯門拒絕耳。類此可見,他把自己的重要性明顯置於黨國之上。他是「皮」,黨國是「毛」,「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最可表達他的心態。
  然則我們又如何來看待這位歷史人物?台北的「野史館」館長劉紹唐(《傳記文學》主編——編注)曾透露一則大內秘聞,說是大陸上大鬧文化革命之時,國民黨內策士議論紛紜,而蔣總裁一言搞定:「權力鬥爭是真,其餘都是假的!」且不論此一驚人之語是否完全正確或過於簡單化,至少透露出此語者的心術,並可從他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六日的日記裡得到印證:「政治生活全系權謀,至於道義則不可復問矣!」這種不擇手段的以術謀權,原是打天下或爭天下的中國傳統政治文化。項羽與劉邦,一個說「彼可取而代之」,另一個說「大丈夫當如是也」,都表現出這種野心,而蔣介石在發跡之前,於一九二一年歲暮,自滬赴港海行途中,向他新婚愛妻道出「我很有野心」的心聲(見《陳潔如回憶錄》上冊,頁一二九),所謂「野心」的具體內容,乃是不為他人做「嫁衣裳」,而由自己來開創基業。既然把國事視為自己的基業,何異自古以來的帝王思想?蔣介石終於把基業傳給兒子蔣經國,豈是偶然?俗稱「蔣家王朝」,並非虛妄,而蔣氏牢固的封建迷信意識更帶有傳統色彩。
  從帝王的角度看,蔣介石的「野心」、「權術」與「際遇」,已使他實際上成為開國之君,他的名義是蔣總司令、蔣委員長、蔣主席、蔣總裁、蔣總統,實質上與操生殺大權的皇帝無異,他手批槍斃實在比皇帝批殺頭更無拘束、更可不按程序。但是他馬上得天下,槍桿子出了政權,卻不能馬上治天下,奮鬥了一輩子、忙碌了一生,落得二世而亡的結局。我們重讀孔尚任的《桃花扇》,能無歷史重演的感慨?請看這一段:
  俺曾見金陵玉殿鶯啼曉,秦淮水榭花開早。誰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來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頁一四八)
  豈不是又一場金陵春夢?而其興亡之遽,照詩人史家陳寅恪的說法,古來沒有幾回,而其亡也,使公(蔣介石)「自我失之」!(見己丑夏日詩)
  「自我失之」的原因很多,但主要不在使公的出身。蔣介石少年頑劣無賴,成年混跡幫會、拜老頭子、炒股票,以及在十里洋場的荒唐放縱行徑,乏善可陳。然而在綿長的國史中,以流氓而成國君者並不罕見,開創兩漢四百年江山的漢高祖與大明三百年基業的明太祖,都出身寒微,與流氓少異,所謂英雄不怕出身低,盜亦有道,已故政治思想史權威學者蕭公權在口述中曾提及,假如蔣介石有杜月笙拍拍胸脯「閒話一句」的氣派,或不至於失敗。可是蔣介石早年對付汪精衛、胡漢民;中年處置張學良、楊虎城;晚年整掉吳國楨、孫立人,以及把葉公超打入冷宮不得翻身,在在顯示他一貫的、異曲同工的「心胸狹窄」,不僅假公濟私,而且以私害公,不僅此也,他還要刻意掩飾他過去不光彩的歷史,甚至為了掩飾,對明媒正娶的陳潔如作出違乎常情的不合理待遇。掩飾之外,還要偽裝,在官方文書以及中小學的課本中,竟謊稱日本士官學校畢業。我們在這本評傳中,有專節澄清,證明他不曾進過士官。考證事小,正誤糾謬事大,更重要的是,可以小見大,一葉知秋,正如浙儒馬一浮所指出,蔣氏之褊狹與矯揉,影響其治國,非同小可。所以就古帝王的標準而言,蔣介石的表現亦殊乏王者博大的氣象。
  蔣介石的時代畢竟有異於古帝王,作為一國的領導人,基本的現代知識必不可少,而蔣在這方面顯然是不夠的。經濟學家馬寅初曾將蔣光頭的腦袋比作電燈泡,裡面真空,外面進不去,也許失之嚴酷,但絕非虛構。開羅會議時,蔣介石在國際場合不知「季風」是什麼,也就不足為奇了。不過,領導人本身雖然知識短缺,若能起用人才,以眾智為己智,未嘗不可截長補短,胡適以「乘勢以為本,御眾智以為馬」祝蔣介石七十壽(見《自由中國》第十五卷第九期),就是這個意思,胡適的獻言固然來得太遲,而七十翁不僅不與見聽,反被激怒。因此終其生,唯憑自身的不足,一味蠻幹,以軍警特為鷹犬,無人敢於糾正其誤,魯莽滅裂的後果,斷非偶然的了。
  由於這樣的蔣介石操生殺之權、掌黨國命運,其影響所及,固不僅止於一群人、一個黨,勢必波及全國全民。他一個人的決策可以影響到千百萬人的身家性命、國家前途、民族根本利益,諸如中原大戰、八年抗戰、國共內戰、中蘇以及中美關係等等。這一切的功過成敗、代價鉅細,都記在歷史的賬上,這部評傳也有所交代。可以更進一步指出的是,朝代雖已終結,他留下的影響並未完全消失。宏大巨碩的「中正紀念堂」仍然高聳在台北的精華地區,留下一個難以視而不見的具體象徵。
  更具現實意義的是,當今台灣海峽兩岸的現狀,就是蔣介石遺留下來的問題。當年國民黨仍擁有大陸半壁江山時,蔣引退下野之際,即預先佈置將主力遷到台灣,因此朝鮮戰爭爆發後,形成海島與大陸對峙的局面,以迄於今。蔣介石的靈柩暫厝於慈湖,顯然按照他的遺言,「待來日光復大陸,再奉安於南京紫金山。」(蔣經國《守父靈一月記》,頁二)「光復大陸」於其生前早成虛願,更有人譏為「神話」,不過歸葬紫金山的遺志,應可於兩岸和解與統一後得酬。他的蓋棺入土雖尚未塵埃落定,但他的一生足可於其逝世二十週年之際論定。

《蔣介石評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