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李敖)

  一九七五年四月六日的清早,我在蔣介石的黑獄裡朝高窗外望,看到禁子牢頭——所謂「班長」們——臂戴黑紗,我心裡納悶:「不知哪個外國元首死了?」那時候我已近五年不准看報,消息閉塞,對外面發生的事,所知有限。偶然聽到點新聞,也只能瞎猜,不得其詳。兩三個小時後,牢門打開,「放風」十分鐘,我問秦姓班長:「你們戴黑紗幹什麼呀?」他面露悲慼,偷偷告訴我:「老總統死了。」我聞之竊喜。回到獨居房後,即唱暗號歌告訴難友劉辰旦:「老王八蛋死了!」
  我生在一九三五年,今年六十歲。六十年間的一半歲月,都在蔣介石的統治之下,而這一半歲月,又正是人生中的大好歲月。不幸的是,我卻被蔣介石攔住,只能落荒而走,難以大道之行。四十歲生日前夜,我在牢房裡,躺在蜈蚣與白蟻出沒的地板上,構思我的小說——《北京法源寺》,就想到小說中的主角康有為,正該影射我自己;而另一主角西太后,正該影射蔣介石。《北京法源寺》後來分別在台北、北京出版,其中李十力對康有為的一段話,正是借古諷今的樣板:
  人們談西太后的罪惡和她這個集團的罪惡,都犯了一個毛病,就是只談他們當政後他們自己做的,而不談他們當政後自己做不出來卻攔住別人不許別人做的。……因他們攔路所造成中國的損失,我覺得反倒更值得研究。這就是說,不必從正面來看,而該從反面來看;無須從已成的來看,不妨從假設的來看。這樣一看,人們會驚訝地發現,根本的問題已經不在他們為中國做了多少,而在他們攔住別人,攔別人路,不許別人做的有多少。
  西太后的集團的另一個罪惡,是他們除了耽誤中國現代化的時間以外,又拆下了大爛污,使別人在他們當政時和當政後,要費很多很多的血汗與時間去清場、去補救、去翻做、去追認、去洗刷、去清掃、去還債、去平反冤假錯。這就是說,他們禍國的現遺症和後遺症非常嚴重,說粗俗點,就是你要替他們做過的「擦屁股」。他們做攔路虎於先,又到處拉大便於後。……你正好為這一局面做了證人……
  這也許是宿業,你命中有這麼毒辣的敵人擋住你,她專制、她毒辣、她手段高、她有小集團擁護、她運氣一好再好、她長壽、她……一輩子罩住你。……你的整個青春都用來同她鬥法,但你一直不能得手。好容易,熬了多少年後,她死了,但你青春已去,你老了……
  西太后統治中國四十七年,蔣介石和她一樣,也統治了四十七年(最後二十六年在台灣),他們的禍國殃民,既長且久,但就深度廣度而言,蔣介石實凌駕西太后。蔣介石活了八十九歲,壽比乾隆皇帝,是中國歷史上最長壽的獨裁者,他躬逢現代新舊交替之盛,集舊式幫會實務和新式科技統治於一身,為患中國,也就更烈。對這樣一個人,理應有像樣的專題研究,以至一部好的傳記來寫他壞的一生。糟糕的是,在他的生前死後,我們都看不到有這樣的傳記出現。原因在對蔣介石的看法,長久以來,已陷二分,不入於楊,則入於墨,捧之者譽為「民族救星」,並不實史料以褒之;罵之者斥為「竊國大盜」,並想當然耳史料以貶之。蔣介石固然十足「竊國大盜」,但不斷以想當然耳史料來對付他,卻是違反求真法則與證據法則的。從六十年前左派言論對他的醜詆造謠,到六天前台灣報刊說他二二八時下過「格殺勿論」的手令,都犯了想當然耳的毛病。這樣子罵蔣介石,其實罵不到要害。
  一年半前,蔣介石的孫子章孝慈,禮賢下士、親來我家,請我去東吳大學教書,並隱約表示我是蔣家統治時代的受難者、被害人。我聽了,對他直說你也是受難者、你也是被害人,甚至比我還有嚴重的部分——至少我的母親還健在,而你的母親卻死得不明不白。我雖然受難、被害,但我手寫我口,我還說得出來;但你不能「干父之蠱」,一切就只好「為親者諱」了。章孝慈坦白表示:他一直對記者否認他是蔣家後代,直到他哥哥章孝嚴先承認了,他才只好承認。這種有苦說不出,豈不是受難之首、被害之尤嗎?
  我雖然又受難又被害,但我會「自力報復」,報復的方法就是專題研究我的敵人,並且一波又一波的寫出真相。十年來,我寫了《蔣介石研究》、《蔣介石研究續集》、《蔣介石研究三集》、《蔣介石研究四集》、《蔣介石研究五集》、《蔣介石研究六集》六本專題研究的書,編了《拆穿蔣介石》、《清算蔣介石》、《蔣介石張學良秘聞》、《侍衛官談蔣介石》四本專題研究的書,又策劃出版了幾十種批蔣的書,歷來研究蔣介石的人和中外學者,在這一專題上的成績,自然無出李敖之右者。不過,美中不足的是,儘管在專題研究上如此輝煌,但在一部好的傳記來寫他壞的一生上,我卻始終未能著手,思念起來,不無遺憾。
  這一遺憾,終於由好友汪榮祖的倡議、合作,最後得以解決。
  汪榮祖比我小五歲,在台大歷史系比我晚兩班。我在台大畢業後做預備軍官一年半,退伍考研究所,與榮祖的太太陸善儀同班。他們後來都去了美國。他們同班四年,止於同學,沒有料到在域外締為佳偶,三十年來恩愛不衰,在學業上更是相得益彰。榮祖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得博士,現在維吉尼亞州立大學(柏堡)做資深教授,曾任師大歷史研究所客座教授、美中學術交流會訪問學者、澳大利亞國立大學訪問研究員、上海復旦大學訪問教授等職。他在文史領域內博學馳騁、著作寬廣,《史家陳寅恪傳》、《史傳通說》、《康章合論》、《章太炎研究》、《晚清變法思想論叢》、《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燾與道鹹同光時代》、「SearchforModernNationalism:ZhangBinglinandRevolutionaryChina」、《學林漫步》等著作,都是他學貫中西古今的文證。五年前,我在《汪榮祖〈章太炎研究〉序》裡說:「台大歷史系老同學汪榮祖是我最佩服的歷史學者。在我眼中,成為歷史學者除了歷史在行外,還得有偉大的正義感。環顧中國,兩者兼具的,榮祖要列前茅。」正因為榮祖有這些高邁的品質,當他提議與我合寫一部《蔣介石評傳》,我就欣然追隨。
  由於我希望在蔣介石死掉二十週年之日出版,藉以雷霆萬鈞之勢做蓋棺後的定論,因此寫作時間,不過一年。而這一年之間,榮祖課餘之暇,擱下其他研究工作,全力以赴,本來約好從旁襄助的我,卻閃在一旁,看似偷懶,私下的理由也有一二:理由之一是我要榮祖放手去人盡其才,把他推到第一線,搾取出他私下研究蔣介石的全部家當,他多年前曾有寫作「THEGEMOUNMASKED:ChiangKai-shek,1887—1975」一稿的計劃,對蔣介石的論定,原亦有成竹在胸;理由之二是本書正文由榮祖執筆,我的主要工作是配圖、配史料,但一年下來,正文已近五十萬字,已滿預定字數,我的配史料工作,決定另成《蔣介石評傳補注、引用與主要參考書目及索引》一冊,將來並於書後,以期完整。所以,可以這麼說:本書論定蔣介石雖已「圍標」功成、「鑽勘」備至,但在配史料方面,尤其在配新出史料方面,自有待與日俱新。我曾跟榮祖說:「我們的評傳出來,完全可做到每一事件都論定出結論的境界,縱使新史料出來,也只能更印證我們結論的正確,而不能推翻我們的結論。」榮祖和我能達到這種境界,也正顯示了兩人的功力所在。
  本書的完成,陸善儀始終其事,功成不居;張錦郎、劉顯叔尋訪秘本,嘉惠良多;呂佳真獨任編校,躬親細務,榮祖和我特別感謝他們。
  最後要特別申明的是,以李敖對蔣介石的憎恨,立論是否客觀,或啟人疑竇,我的答覆是我在《〈蔣介石研究〉自序》中的一段話:
  雖然在情緒上,我對蔣介石深惡痛絕——我是伍子胥;但在行文上,我卻有歷史學家的謹嚴,全憑證據來「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我是沙爾非米尼(GaetanoSalvemini)。沙爾非米尼是意大利歷史學家,他因反對大獨裁者墨索里尼(BenitoMussolini)的法西斯政權入獄,但他日後下筆寫墨索里尼,卻憑證據來說話,教人心服口服。
  正因為我有這種情理分明的自信,我才敢與榮祖聯手,寫這樣一部學術著作;正因為我有這種深惡痛絕,我才願在垂老之年仍不放過蔣介石,寫這樣一部復仇之作。我在《北京法源寺》裡寫李十力對康有為說:
  你的不幸,是你一生都跟這死老太婆密不可分。你同她好像是一塊硬幣,兩人各佔一面……
  你們被命運硬鑄在一起,這就是說,儘管你們相反,有榮有枯,但你們屬於同一個時代,也象徵同一個時代、也構成同一個時代,如今她那一面沒有了,你這一面,代表的只是斷代,不是延續;只是結束,不是開始。
  對我說來,這本書的完成,象徵的,的確是個全面的結束。——我終於結束了蔣介石,同時也結束了我一生中最快意恩仇的一頁。——他死了,但我青春已去,我老了。
  一九九五年三月十二日,在中國台灣

《蔣介石評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