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中國名著，得先談中國書；談中國書，得先談中國的文字歷史。
中國歷史從地下挖出的"北京人"起算，已遠在五十萬年以前；從地下挖出的"山頂洞人"起算，已遠在兩萬五千年以前；從地下挖出的彩陶文化起算，已遠在四千五百年以前；從地下挖出的黑陶文化起算，已遠在三千五百年以前。這時候，已經跟地下挖出的商朝文化接龍，史實開始明確；從紀元前八"四一年（周朝共和元年）起，中國人有了每一年都查得出來的紀錄，從紀元前七二二年（周平王四十九年）起，中國人有了每一月都查得出來的紀錄。中國人有排排坐的文字歷史，已長達兩千八百多年。
從何處說起
在長達兩千一百多年的時候，一位殉道者文天祥，被帶到抓殉道者的元朝博羅丞相前，他告訴博羅："自古有興有廢，帝王將相，挨殺的多了，請你早點殺我算了。"博羅說："你說有興有廢，請問從盤古開天闢地到今天，有幾帝幾王？我弄不清楚，你給我說說看。"文天祥說："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
三百多年過去了，十七史變成了二十一史，一位不同黑暗統治者合作的大思想家黃宗轟回憶說："我十九、二十歲的時候看二十一史，每天清早看一本，看了兩年。可是我很笨，常常一篇還沒看完，已經搞不清那些人名了。"一部二十一史，從何處說起？
三百多年又過去了，二十一史變成了二十五史。書更多了，人更忙了，歷史更長了。一部二十五史，從何處說起？
何況，中國歷史又不只二十五史。二十五史只是史部書中的正史。正史以外，還有其他十四類歷史書。最有名的《資治通鑒》，就是一個例子。司馬光寫《資治通鑒》，除了正史以外，參考了三百二十二種其他的歷史書，寫成兩百九十四卷，前後花了十九年。大功告成以後，他回憶，只有他一個朋友王勝之看了一遍，別的人看了一頁，就愛困了。
一部中國史，從何處說起？
古書有多少呢？
何況，中國書又不只歷史書，歷史書只是經史子集四部分類中的一部分，清朝的史學家主張"六經皆史"，這下子經書又變成了歷史書。其實凡書皆史才對，中國人面對的，已不是歷史書的問題，而是古書的問題。
古書有多少呢？
古書多得嚇人。
古書不只什麼《古文觀止》、《唐詩三百首》，它們只不過佔兩種：古書不只什麼《四書》、《五經》．它們只不過佔九種；古書不只什麼二十五史，它們只不過佔二十五種。古書遠超過這些，超過十倍一百倍一千倍，也超過兩千倍，而是三千倍，古書有－十萬種！
嚇人吧？
這還是客氣的。本來有二十五萬三千種呢！幸虧歷代戰亂，把五分之三的古書給弄丟了，只剩下十萬種了，不然的話，更給中國人好看！
又何況，還不止於古書呢！還有古物和古跡，有書本以外的大量殘碑斷簡、大量手澤宗卷、大量玉器石鼓、大量故壘孤墳，和陸續不斷的大量考古出土。……要面對起來，更難上加難了。
又何況，一個人想一輩子獻身從事這種"白首窮經"的工作，也不見得有好成績。多少學究花一輩子時間去在古書裡打滾，寫出來的，不過是"斷爛朝報"；瞭解的，不過是"瞎子摸路"
你不配做中國人
於是，中國人的辦法便是：口口聲聲說復興中華文化，但事實上，他們卻對古書敬而遠之，思念起來，未免慚愧。
說你不配做中國人，你一定從心裡不服氣；但研究一下配做中國人的條件，你一定從心裡慚愧。
做中國人，總不能不著中國書吧？你看了多少中國書呢？
《四書》、《古文觀止》、《唐詩三百首》，一數之下，不過幾種而已，這就叫慚愧。
面對十萬種的古書，面對這一龐大遺產，中國的子孫們到底該怎麼辦？不看嗎？說不過去；看嗎？從何看起？又多麼難看？這的確是一個令人痛苦的問題。
為了解決這個令人痛苦的問題，有心人便出來，想法子做種種選本，來喂中國人。可歎的是，這些選本都失敗了。失敗的原因，最主要的，是大家太注重以"文章"為檢定標準了，太注重"文章"掛帥，並且這種"文章"，又大局限在僵化的模式裡頭了。
好壞標準
以中國"文章"的大家而論，中國人評判"文章"，缺乏一種像樣的標準。行家論"唐宋八大家"，說韓愈文章"如崇山大海"、柳宗元文章"如幽巖怪壑"、歐陽修文章"如秋山平遠"、蘇緘文章"如長江大河"、王安石文章"如斷岸千尺"、曾鞏文章"如波澤春漲"，……說得玄之又玄，除了使我們知道水到處流。山一大堆以外，實在摸不清文章好在哪裡？好的標準是什麼？
又如林紓說他的文章是"史（記）漢（書）之遺"；章炳麟卻大罵林紓吹牛，說林紓的文章，乃從唐人傳奇剽竊衍演而來。章炳麟又說："當世之文，唯王閻運為能盡雅，馬通伯為能盡俗。"其實一切攤開，有何史漢傳奇雅俗之分？文章只有好壞問題，並無史漢傳奇雅俗問題。文章的好壞標準，根本不在這裡。
做為新時代的中國人，我們評判文章，實在該用一種新的標準，我們必須放棄什麼山水標準、什麼雅俗標準、什麼氣骨標準、什麼文白標準。我們看文章，要問的只是兩個問題：一。要表達什麼？二、表達得好不好？有了這種新的標準，一切錯打的筆墨官司，都可以去它的蛋；一切不敢說它不好的所謂名家之作，都可以叫它狗屁。
從對對子到古文
古往今來，中國的"文章"特多，可是好文章不多的原因。就在沒能將這二合一的問題擺平。中國人一淡寫文章排名。韓愈就是老大，他是"唐宋八大家"的頭牌，又是"文起八代（魏晉六朝）之衰"的大將，承前啟後，代表性特強，可是你去讀讀他的全集看，你會發現讀不下去。你用上面兩個問題一套：
一、他要表達什麼？答案是：他思路不清，頭腦很混，他主張"非聖人之志，不敢存"，但什麼是聖人之志？他自己也不知道；二、他表達得好不好？答案是：他好用古文奇字，做氣勢奔放狀，文言文在他手下，變成了抽像名詞排列組合，用一大堆廢話，來說三句話就可說清楚的小意思，表達得實在不好。
雖然這樣，韓愈卻還算是進步分子呢？中國文章自魏晉以後，就有話不好好說，一定要配成了對兒才說話，一作起文來，就是"四六體"。"四六體"是四句六句對偶而成的驕體文，是純粹的中國字一字一形一音一義的大排隊。中國人這時候，一寫文章就要對對子，寫滿篇文章就是寫滿篇春聯，滿篇堆砌、矯揉造作，非常討厭。到了唐朝，韓愈出來，主張秦漢古文，"師其意而不師其詞"、"唯陳言之務去"．雖然韓愈文章也一樣討厭，但比起以前的八代的來，總是一種進步。
從古文到解放
這種進步，轉變到北宋的"古文"。"古文"一方面說復古，一一方面也創新，雖然南宋以後，有"語體"出現，把白話和文言合流，但以"文章"正宗論，還是"古文"的天下。於是，從韓愈到曾國藩，中國的能文之士都是古文家，"古文"就是我們一般指的文言文。
文言文的大缺點是它不能做為好的表達工具，它跟白話分裂，寫出來，是活人說死話，說得再好也是"古文辭類纂"。到了十九、二十世紀，有人開始突破，最成功的是梁啟超，梁啟超說他文章"解放，務為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者輩則痛恨，詆為野狐。"
梁啟超雖被者輩痛恨，詆為野狐，但他在中國文章史上。和司馬遷、韓愈等一樣，是十足劃時代的人物。梁啟超風靡文壇一二十年，最後由白話文接替了文言文的位置，中國古書的時代，就告一段落了。
我們現在談古書，就是以這一段落做標準的。這一段落以前的書，就是古書。讀它們，無從讀起，不讀它們，又愧為中國人。我們遭遇了"兩難式"。
分類的荒唐
對古書做選本，失敗在"文章"掛帥以外，另外的失敗，是"分類"籠統。
中國古書的分類，最流行的，是四部（經、史、子、集）分類。四部分類從東晉以後通吃，變成了典型的圖書分類規範。但是稍一留心，就知道這種分類是相當荒唐的。以四部中第一部"經部"為例，"經部"的一部分，近於百科全書式的總集，應分入總類、文學類、歷史類，其他部分（像《論語》、《孟子》），應分人"集部"（個人集子）；以第二部分"史部"為例，體裁上分正史、編年、別史、雜史、載記等，全無道理與必要，其他詔令應人法律類，時令應分入天文類，目錄應分人總類；以第三部分"子部"為例，老莊申韓等家，其實與"論語"、"孟子"無別，都應分入"集部"，其他譜錄中草木蟲魚應分入植物類、動物類，類書應分入總類，小說應分入文學類；以第四部分"集部"為例，"經部"、"子部"分過來的書，多可分入哲學類、法律類、文學類。……總之，四部分類，大體上說，"經""子""集"多是一類，"史"是另一類，四部分類實在只是兩部分類。分類、分類，分了半天類，最後只分了兩類。所謂分類，分了等於沒分，這叫什麼分類！（並且若按前面所提"六經皆史"之說，甚至連兩類都沒有呢！）
雖然這樣，四部分類卻還算是進步的分類呢！其他像《永樂大典》以韻來分類；《文淵閣書目》以《千字文》來分類；朱彝尊《竹垞行笈書目》以"心事數莖白髮，生涯一片青山，空林有雪相待，古道無人獨還"六絕一首來分類，其荒唐程度，比四部分類就尤有過之了。
所謂書目指導
從分類的籠統中，我們可以看到，它的毛病發生在古書內容上面，發生在古書內容的籠統。因為中國思想獨尊儒家，思想失之一元化，所以常常古書一翻開，就犯了千篇一律的通病。乍看起來，經常一部書中，什麼都包括；但細看之下，所包括的，又極有限，在儒家框框裡的同類作品大多大多，而異類的有個性有創見的作品大少太少，在這種情形下，要去做分類，尤其有現代眼光的分類，就非常困難了。
正因為古書眾多而。又分類困難，所以有心人就開始想法子，使中國人能夠知所選擇。這些有心人的做法是列舉書目，例如：
一、龍啟瑞《經籍舉要》，列舉書籍二百八十九種。
二、張之洞《書目答問》．列舉書籍二千二百六十六種。
三、胡適《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列舉書籍一百八十五種。
四、梁啟超《國學入門書耍目》，列舉書籍一百六十種。
五、李笠《國學用書撰要》，列舉書籍三百七十八種。
六、陳鍾凡《治國學書目》，列舉書籍四百八十八種。
七、支偉成《國學用書類述》，列舉書籍三千二百種。
八、章炳麟《中學國文書目》，列舉書籍五十一種。
九、徐敬修《國學常識書目》，列舉書籍二百六十二種。
十、傅屯艮《中學適用之文學研究法》，列舉書籍七十九種。
十一、沈信卿《國文自修書輯要》，列舉書籍五十種。
十二、湯濟滄《中小學國學書目》．列舉書籍一百零六種。
十二、吳虞《中國文學選讀書目》，列舉書籍一百四十二種。
但是，看了這些列舉的書目，我仍舊不得不感到：它們沒有太多的用處，它們的毛病在不該有的有了，該有的卻又沒有。它們無法把古書予以現代分類、無法從現代分類裡透視古書的推陳出新的意義。同時，它們只提出書目，沒有書本，雖然告訴人可以按圖索驥，但是驥在哪兒，也要大費周章啊！
新的版本觀念
由於時代的轉變、由於"知識的爆炸"、由於傳播知識的方法等等，都有了不同，所以今天的有心人，從事這一努力的時候，就要採取現代的觀點，來處理古書；以版本（板本）為例，現代印刷術的進步，尤其是影印技術的進步，使刊布圖書的方法根本改變，同時也改變了"珍本"、"秘本"、"孤本"等古董觀念，使古書不復成為某一階層人的獨得之秘。當然，對古書，非不可講究版本，但為一二校勘之便或幾個異文訛漏，就把一部書的功能和流傳性絞殺，則顯然是舊式藏書樓主的行為；同樣的，為了講究版本之說，整天光刊些無甚價值的僻書，或一刊再刊些"版本競賽"的常見經史之類，也不能不說是舊式版本學家的流毒，對鑒古知今的文化出版事業，為功究屬狹窄。
當年黃堯圃的學生曾有過書無庸講本子的議論；俞樾的學生（章炳麟）也提過讀書何必講究版本的疑問。這些見解，都是從"取其大者"的角度，來從古書選材的，他們並不斤斤於"輿薪之不見"的癖好，當然也反對先以偏為務、再以偏概全的專家孔見。
現代處理古書的標準，不該以古董式的版本為尚，也不該以鑒賞，校勘的用度為足，而該以配合新知的研究，定其去取。例如商務印書館的宋本《資治通鑒》，當然沒有胡三省的音注，在鑒賞和校勘上，雖然有它的價值，可是在普及和實用上，就遠不如它的重排本《資治通鑒》；商務印書館的《四部叢刊》本無疏單注《五經》，在普及和實用上，也遠不及藝文印書館的阮刻《十三經註疏》；同樣的，《仁壽本二十五史》中的南宋印北宋監本《史記》，在普及和實用上，也遠不如黃善夫本或殿本或瀧川會注本，這些例子，都說明了版本的考究，並不就是弘揚了古書〔注一〕。
出土帶來了新收穫
除了現有的古書以外，從汲塚到敦煌，歷代也們有古書的出土，值得我們特別重視。近十年來，古書的出土，更達到"漢唐以來所未有也"的地步；新出土的古書，帶給我們前所未有的新發現，使我們在處理古書上，有了古人所沒有的收穫。例如一九七二年四月，在山東臨沂銀雀山的一號、二號漢墓裡，發現了一批竹簡，由於竹簡中有漢武帝元光元年（紀允前一三四年）的歷譜，可以斷定這批竹簡是兩千一百年前就已流傳的文獻；又由於竹簡中用字不避漢朝皇帝的諱，又可以斷定竹簡的古書，都早於漢朝。再往上一椎，秦二世在位三年，秦始皇在位三十七年，上距戰國，不過四十多年，囚十多年又值秦始皇統一思想，沒人有閒工夫造假書，所以竹簡中的古書，都是戰國以前的原裝貨，應無疑義。
例如這批竹簡中，有古書《尉繚子》。《尉繚子》一直被許多大牌學者如錢穆等人懷疑是後代假造的書、是偽書，並且說得頭頭是道。但是這批竹簡一出土，證明了真金不怕眾口鑠，大牌學者也者，不過大言欺人而已。
如今《尉繚子》出土了，我們當然要恢復它在古書中的應有地位。
帛書也出現了
又如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到一九七四年初，在湖南長沙馬王堆第二、三號漢墓，出土了大批珍貴文物，最難得的是，其中有十二萬字以上的帛書（因為那時紙還沒發明，只能寫在帛上，故叫帛書）。帛書中有一部分是失傳了的古代醫書。有一部包括了五十二種病名，和治療它們的二百八十個醫方（每個都沒有方名）。每個病的醫方，從一個到二十七個不等，專家們把這部書定名為《五十二病方》。
《五十二病方》是中國最古的醫學文獻，它顯示出來的病名，在內科方面、有肌肉痙攣、精神異常、往來寒熱、小便不利、小便異常、陰囊腫大、腸道寄生蟲和中蠱毒；在外科方面，有外傷、化膿、體表潰瘍、動物咬螫、肛門、皮膚、腫瘤；在婦科方面，有產時子癇；在兒科方面，有小兒驚風；在五官科方面，有眼疾。用現代的觀點來看這些醫學材料，－看這些早於《內經》等現有醫書的材料，它們值得研究的意義，自然非比尋常。
又如同時出土的《相馬經》，這是中國動物學、畜牧學的重要文獻。
春秋戰國時代，由於己從車戰演變到騎兵，馬的身價，也就愈來愈高。傳說中的相馬專家是伯樂，事實上，這種專家是很多的，《呂氏春秋》（觀表篇）就提到十個相馬家；《史記》（日者列傳）也提到"以相馬立名天下"的人氏，這些都可證明古人對相馬的重視。這部《相馬經》竟用來給死人陪葬，它在當時，必然是流行的一部名著。讀了這部書，我們不得不驚訝：古人對馬，原來是這樣不馬虎！
搜尋亡佚
另一個現代的觀點是被埋沒的古書的廣為流傳。中國歷代的戰亂不斷，圖書上的損失，早已無法細計，不論無意的被焚於兵禍，還是有意的聚毀於七塔，對文化而言，自屬有害無益。今天我們得現代印刷術之便，實在應該把這些被埋沒了的古書，盡量予以亮相，以免及身而絕〔注二〕。過去有心人處理這個問題的方法，就是出版"叢書"。
"叢書"在中國歷史上，最早的是宋代俞鼎孫、俞經的《儒學警悟》，這部書成於宋寧宗嘉泰元年（一二○一），距離今天，足足七百八十多年了。
七百八十多年來，從事文化出版的人，輯印叢書的種類很多，但是專輯近著搜尋亡佚的，除了光緒年間潘祖蔭的《功順堂叢書》、趙之謙的《仰視千七百二十九鶴齋叢書》外，實不多見。尤其趙之謙的叢書中，收有七弦河上釣叟的《英吉利廣東入城始未》一卷，更可看出輯刊者的歷史眼光。
宋朝以來，因為受印刷技術的限制，不能影印，至多只能影刻，直到清末，還是如此。陳三立的《黃山谷集》、端方的《東坡七集》，都是最有名的影刻本。但因影刻太貴，且產生竄易首尾節略翻刻的缺點，給了人們不良的印象。現在印刷術進步了，並且超過了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古逸叢書》、《四庫全書珍本初集》的影印水準，所以現在為被埋沒了的古書，做亮相的工作、做搜尋亡佚的工作，自然也就責無旁貸了。
現代分類
由於過去的通病是儒家掛帥下的四部分類，古書所遭遇的摧殘是相當嚴重的，這種掛帥和分類不打破，中國的古書情況必將永遠陷在不均衡的畸形裡、陷在比例不對的懸殊裡。所以，用現代的觀點處理古書，必須首先把儒家掛帥四部分類的錯誤予以矯正，把所有古書，重新估定，該拉平的拉平、該扶起的扶起、該縮小的縮小、該放大的放大、該恢復的補足該重視的給它地位〔注三〕。這種重新估定之下，整個中國文化遺產才能均衡的、成比例的重新呈現在我們眼前。我們再用現代方法去"新瓶裝舊酒"，古書才不止是古書，才有現代的意義〔注四〕。在現代意義的光照下：許多古書，古人所貴者，如今看來已是斷爛朝報；又許多古書，古人所賤者，如今看來卻餘味無窮。如今我們處理古書，並不是止於把它們進一步分類（如劉國鈞《中國圖書分類法》或杜定友《杜氏圖書分類法》），或就古人之所重者重印一陣就算完事，而該大力發掘並認定真正值得現代學術"獺祭"的典籍，否則的話，只是引今泥古而已，離玩物喪志也就不很遠了，"學術"雲乎哉！
解決難讀的問題
除了現代分類外，如何解決讀得懂古書的問題〔注五〕，也是現代的觀點中不能忽視的事。中國古今語文上的變化，差距很大，《尚書》中的文告，在當時是口語，現在是很難的文言了；《論語》中的對話，在當時是口語，現在是很斯文的典故了。所以古書的文字語言，對現代的中國人說來，有時比外國文還恐怖。這一現象，早在半個世紀前就被提出來討論了。梁啟超在一九二五年寫《要籍解題及其讀法自序》，就指出：
諸君對於中國舊書，不可因"無用"或"難讀"這兩個觀念，便廢止不讀。有用無用的標準本來很準確定，何以見得橫文書都有用，線裝書都無用？依我看，著述有帶時代性的，有不帶時代性的。不帶時代性的書，無論何時都有用。舊書裡頭屬於此類者確不少。至於難讀易讀的問題呢，不錯，未經整理之書，確是難讀，讀起來沒有興味或不得要領，像是枉費我們的時光。但是，從別方面看，讀這類書，要自己用刻苦功夫，拔荊斬棘，尋出一條路來，因此可以磨練自己的讀書能力，比專吃現成飯的得益較多。
所以我希望好學的青年們最好找一兩部自己認為難讀的書，偏要拚命一讀，而且應用最新的方法去讀它，讀通之後，所得益處，在本書以內的不算，在本書以外的還多著哩。現在，半個世紀過去了，中國人讀古書的能力更不如前，時間也不如前了。所以，有心人處理古書給現代的中國人，必須兼顧到現代人的讀書能力，精挑細選之後，必要的解題、註釋、翻譯，也該盡量齊備〔注六〕。
《中國名著精華全集》
基於上面所說的一些有關古書的重點、基於上面所說的一些心得和認識，王榮文和我，經過多次的交換意見和反覆討論，決定在《中國歷史演義全集》成功後第四年的今天，推出一部《中國名著精華全集》〔注七〕。
《中國名著精華全集》的構想，部分接近美國哈佛大學校長伊利鶚（CharlesW.Eliot）的《哈佛叢書》（TheHarvardClassics）。《哈佛叢書》長五英尺，又名，《五呎叢書》（FiveFootShelfofBooks），是用五英尺長度的精裝書，把西方古典名著，收入精華。由於中國古書大多，在性質上也與西方互異，這部《中國名著精華全集》，在編選方面，自然獨有它的特色。我們決定按照現代圖書分類，精選出兩百種古書〔注八〕。每種"加工"以後，也以五英尺的長度〔注九〕，精裝起來〔注十〕，配上圖片〔注十一〕，貢獻給現代的讀者。我們用這部《中國名著精華全集》，把中國古書做一次徹底的、劃時代的處理，用現代的觀點、現代的印刷術、現代的出版企劃，把它們帶到現代的中國人面前。
我們希望，這部《中國名著精華全集》的問世，可以使現代的中國人，能夠多少知道做為中國人應有的條件是什麼、多少知道祖宗們的遺產是什麼、多少知道這些遺產可以入寶山而不空手。多少知道這些遺產對我們並非高不可攀。
我們相信，這部《中國名著精華全集》的問世，可以把現代人看古書的問題，得到滿意的一次解決。有了這部大書，你可以上下古今，把千年精華盡收眼底；你可以縱橫左右，把多樣遺產羅列手邊。你可以從古典中尋新義；從舊籍裡找時潮；從深入淺出的文字裡，瞭解古代的中國和現代的中國。
做為一個"舊學邃密""新知深沉"的中國人，我想逢今之世、處此之島，沒有人比我更適合做這一件大事了；也沒有人比王榮文更適合推動這一出版計劃了。我們高興在我們的努力下，終於完成了這部大書，相信細心而識貨的中國人，會和我們一樣高興。
一九八三年四月十八日在台灣寫
〔注一〕這套《中國名著精華全集》又注意版本又注意內容的特色，我舉一個例。我收進了顧炎武的《亭林先生遺書匯輯》，在這個全集性總名下，我選的是《日知錄》，但我用的《日知錄》版本，卻是一九三二年張繼搜集得到的"何義門批校精抄本"，其中有"胡服"等文字，這是一般《日知錄》所沒有的。所以這套《中國名著精華全集》所用的版本，是注意版本又注意內容的。這類特色，是很不容易的。為了達到這些好效果，有的版本，我甚至商請所有者特別同意我使用，桂冠圖書公司的《中國古典文學名著》中的幾種書，就是賴阿勝特別同意的。我要謝謝他。
〔注二〕這套《中國名著精華全集》，就收有李敖珍藏的絕世稿本《秋審小看》，這是它第一次與世人見面。
〔注三〕這套《中國名著精華全集》，盡量表揚被壓扁的異類思想，特別注重中國古書中的多樣性、獨創性與個性。因此，作者群中，入獄的、殺頭的比例也頗大，這是一個必要的義舉。－點燃舊日的火種，加添今後的光明，這本就是我多年的一個心願。至於純屬個人的一些感情氾濫的集部書，我有意縮小它們的比例。
〔注四〕把難以分類的古書，納入現代分類，是這套《中國名著精華全集》的一大特色。為了使中國人對中國書有鳥瞰式的瞭解，所以在總類方面特別加強（我為加強中國人對圖書分類的認識，特別以《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全書》做為分類的總代表，當然在體積上，"長蟲吞不了象"，是不能收入的）；又因為中國人讀書，缺乏方法上的講究。所以在方法學方面，特別著力。
〔注五〕俞樾是中國有史以來最能讀古書的人，他在《古書疑義舉例》裡，卻描寫了古書是多麼難讀。他說："夫自周秦兩漢，至於今遠矣，執今人尋行數墨之文法，而以讀周秦兩漢之書，譬如猶執山野之夫，而與言甘泉建章之巨麗也！夫自大小篆而隸書、而真書，自竹簡而嫌素、而紙，其為變也屢矣。執今日傳刻之書，而以為是古人之真本。譬如聞人言筍可食，歸而煎其簀也！嗟夫，此古書疑義所以日滋也歟？"
〔注六〕這套《中國名著精華全集》，盡量以實用的解題、註釋、翻譯為原則，酌量收入。現代人每以註釋為讀古書的要件，其實註釋不一定全對讀者有益。像《論語》、《孟子》，讀了朱熹的註釋，反會墮入宋儒理學的魔障，這說明了註釋不當，反倒有害。
〔注七〕書名《中國名著精華全集》，所謂名著，除了一般的意義外．也包括特定的意義；凡是推定可成為名著的，也酌量選人。這是因為古書中，有的的確被埋沒了、被不合理的埋沒了。清朝李慈銘說得好：
"網羅散逸，鹵拾叢殘，幾於無隱之不搜、無微之不續，而其事遂為天壤間學術之所繫，前哲之心力，其一二存者得以不墜。"為了使"一二存者得以不墜"，所以用的名著標準，比較有彈性。還有，在名著的去取上，我有大刀闊斧的氣魄，去取之間，不受傳統的名著的認定方式。例如我選深的書，所以淺的《三字經》等名著不選；我選原本的書，所以選本的《唐詩三百首》、《古文觀止》等名著不選；我選精審的書（如《呻吟語》），所以粗劣的《菜根譚》等名著不選。有的書，在去取上，也有割愛的，例如徐光啟的《農政全書》，我終於嫌它缺乏獨立見解，還是不選了。總之，這些去取之間的苦心與調濟，只有全面的、非常的專家才能識貨、才能驚歎。一般對中國古書似知非知的人，難免會有點議論，我是不重視的。至於古書真偽問題，我雖然選入胡應麟《少室山房全集》、姚際恆《庸言錄》中辨偽的文獻來提醒大家注意，但對一些可疑的書，能夠取其內容而不取其時代，把它們看成"反正是古代中國人寫的"，倒也四通自在。因此我選《晏子春秋》、選《列子》等等，都有反對因噎廢食的意思。
〔注八〕古書入選標準，以一九一二年為下限（偶有例外，也是記事在一九一二年前的，像吳永的《庚子西狩叢談》是）；以一人一書為原則（所以只能說是割愛，不能說是遺漏。此外．也有兩人"共家"的書出現。如程顥程頤的《二程全書》；也有以輯佚刊印者掛名的一堆書出現，如葉德輝的《雙梅景暗叢書》。所以，這會《中國名著精華全集》，作者不止二百人，書也不止二百種）；作者不明確的，從俗標注（當然過分荒謬的，如黃帝作《內經》等，也只好以佚名處理）；作者有時不明確，也是古書的一大特色。古人沒有著作權觀念，不但沒有，還喜歡把自己的作品，射在別人頭上，這種作者叫"箭垛式作者"。"箭垛式作者"有時以一個人代表一個學派（像管仲之於《管子》）、有時以一個人代表集體創作（像施耐庵之於《水滸傳》），都不可拘泥就是；作者明確的；書名盡量採用作者死後的總集名目（像收入章炳麟的《國故論衡》，但目錄上卻用《章氏叢書》等是）；但是生前有總集性質的書名，雖然包羅不全，我也盡量把以後的出版品來個總歸戶，歸到這個書名下（像康有為《萬木草堂叢書》等是）。
〔注九〕因為要在五英尺長的書裡收入兩百種古書的槽華，所以有的能全書收入、有的只能收入部分，古書這麼多，有的自難免有迫珠之憾。但是不論怎麼收，都以"精華"為準。一個人的作品或一部書的內容，如果涉及的項目多元的時候，盡量就多元中最有特色的部分，做為分類依據，但是雖然分類從嚴，但是選入卻從寬，因為古書的性質本來就很含混，若從嚴選人，必將造成不必要的損失。
〔注十〕古書的處理，由於現代印刷術的進步，在規格上，又不得不注意配合時代要求，線裝薄面也好、綢函絲訂也罷，早已都是落伍的玩藝。都不應該再予以考慮。在國際標準的圖書館中，甚至平袋書都在不受庋藏之列，我們怎麼能再抱殘守缺，開時代倒車？所以無須採用舊式裝訂的方法，自無疑義。
〔注十一〕在《中國歷史演義全集》中，我配上圖片，並且把每張圖片加上活潑的說明，很受歡迎。這套《中國名著精華全集》也同樣處理。圖片中有的得來之不易，非細心而識貨的中國人，就很難看出來。以配圖中徐謂（文長）《青天歌卷》的首尾為例，《青天歌卷》在一九六六年江蘇吳縣東角直地方曹澄墓中出土。紙本，縱三一·六公分，長二○三六公分，共七十四行。卷首有"許寶善印"、"豎豎（下為石，不會打）子"收藏章。卷後蓋有"天池山人"、"青籐道上"章。這種十多年前才從墳裡挖出來的文獻，都被我用到了，這種"絕活"，總該令人絕倒吧？
後記
這套《中國名著精華全集》的內容，林明德（輔仁大學中文系教授）、詹宏志、李傳理（遠流的兩位干將）提供我不少的好意見，我要特別謝謝他們（一九八三年六月十八日，李敖補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