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科學類(1)

  《尚書》的意思是上古帝王的書,是中國最古的歷史,包括虞、夏、商、週四代,大部分是帝王的號令,小部分是君臣相告的文字。大體上說,平時的叫"誥",戰時的叫"誓",君告臣的叫"命",臣告君的叫"謨"。
  《尚書》是五經之一。它被稱為經,始於《荀子》勸學篇,到了漢朝,才開始以經的面目流行。五經中《尚書》的問題很多,因為它出現了兩種版本,鬧得烏煙瘴氣。
  第一種版本——秦始皇燒書時,秦博士伏生把尚書藏在牆壁裡,就逃難了。漢文帝時候,挖開牆,發現只剩二十九篇,他的學生就用當時的文字(隸書)流傳下來,叫做《今文尚書》;第二種版本——漢景帝時候,魯恭王翻修自己的宮殿,拆毀了孔子的舊宅,在牆壁裡發現了用晚周民間別體字寫的《尚書》,經過孔安國的整理,發現比通行本多出十六篇,叫做《古文尚書》。可是因為語言和文字的困難,大家都不太懂。直到成帝時候,劉向劉歆父子先後在皇家圖書館把兩種版本校勘,才重新推出,結果因為權位之爭,鬧出今古文之爭。其中摻進王肅做的偽書,冒名頂替一千年之久。直到清朝學者出來,才算理出它的面目。
  管仲:《管子》
  管仲(約前七一九~前六四五).字夷吾,安徽穎上人。他年輕時候很窮,但是碰到一個知已——鮑叔牙。兩人在齊國內亂時,分別在公子糾和小白兩個繼承人身上押寶,結果管仲押的公子糾失敗,管仲被關起來;鮑叔牙押的小白成功,變為齊桓公。鮑叔牙深知管仲有才幹,乃請齊桓公放管仲出來,並用之為相。結果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成就了大的功業。管仲後來回憶說:
  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這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
  在管仲名下的這部《管子》,包含的思想很雜,有儒、道、名、法、縱橫、兵等各家,並包含管仲死後的史實,當然不是管仲所作,該是祖述其說的戰國稷下學派所作。朱熹說:"其書恐只是戰國時人收拾〔管〕仲當時行事言語之類著之,並附以他書。"是可信的。
  晏嬰:《晏子春秋》
  晏嬰(?~前五○○),字平仲,萊之夷維(山東高密)人。他一生跟過齊靈公、齊莊公、齊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因為他有這種美德,所以柳宗元把他列為墨家。柳宗元《辯晏子春秋》說:
  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為書。或曰:"晏子為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為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為之。墨好儉,晏予以儉名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為己術者。且其旨多尚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問棗及古冶子等尤怪誕,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者。自劉向、歆、班彪、固父子,皆錄之"儒家"中,甚矣!數子之不詳也。蓋非齊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後之錄諸子書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為墨也,為是書者墨之道也。照柳宗元說法,人是晏子的,書是墨家的,這種見解是很高明的。雖然晏子在墨子之前,但是《晏子春秋》這部書,寫的卻是墨家的思想。晏嬰是中國偉大的政治家,他的言行,開了墨家的先河,他給墨家選中了做尾閭,是可能的。
  慎到:《慎子》
  慎到(約前三九五~約前三一五),《史記》在《孟子苟卿列傳)後面帶了他一筆,說他是"趙人","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著十二論"。《莊子》說:
  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子慮,不謀子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驕、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遍,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冷汰於物,以為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謑髁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拍輐斷,與物宛轉,捨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大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元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
  這些話特別強調了慎到接近道家的一面。事實上,慎到是出於道家而入於法家的,《荀子》說他"尚法而無法"、"蔽於法而不知賢",其實他是早期的法家。
  申不害:《申子》
  申不害(約前三八五~前三三七),河南滎陽人。《史記》在《老子韓非列傳》後面帶了他一筆,說他是"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為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前三五一~前三三七)。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無侵韓者"。
  法家中有三派:慎到重"勢",申不害重"術"、商秧重"法"。《韓非子》有一段話,說到這點:
  問者曰:"申不害、公孫鞅,此二家之言,孰急於國?"
  應之曰:"是不可程也:人不食,十日則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謂之衣食孰急於人,則是不可一無也,皆養生之具也。今中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為法。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好令者也,此臣之所師也。君無術則弊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
  申不害也是早期的法家。《史記》有"著書二篇,號曰申子"的話,《漢書》有"申子六篇"的話,但這些全本都失傳了。《戰國策》中有申不害為親戚討官做的故事,韓昭侯不答應,要他堅守法治原則,是一個有趣的故事。
  公孫鞅:《商君書》
  公孫鞅(約前三九○~前三三八),是衛庶公子,故叫衛鞅;又被秦封於商,也叫商鞅。他年輕時候,就有"奇才",後來見到秦孝公,他向秦孝公第一次說以"帝道",秦孝公昏昏欲睡,怪他是"妄人";第二次說以、王道",秦孝公仍不感興趣;第三次說以"霸道",秦孝公愈聽愈朝前靠,聽得有味,"不自知膝之前於席也",聽了幾天,還要聽。
  於是公孫鞅得君行道,大變其法。他的基本理論是:
  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愚者暗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諸至德者,不和子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公孫鞅的變法,是中國歷史上最早又最成功的一次變法。雖然他自己最後被兔死狗烹,車裂以殉,但這一事跡,在中國,卻是罕見的紀錄。
  《商君書》是後人輯錄公孫鞅的言行,而做出來的一部書。原有二十九篇,現存二十四篇。
  韓非:《韓非子》
  韓非(約前二八○~前二三三)是戰國時代韓國的國姓爺,可是沒有機會得君行道,於是他寫了十幾萬字的書,以抒抱負。這書流到秦國,被秦始皇看到了,秦始皇表示但恨不見古人。秦始皇的行政頭子李斯說韓非不是古人,乃是他的同學。於是,秦始皇就向韓國發兵搶人,就這樣的,韓非到了秦國。但在秦國,韓非君是得了,道卻被別人行了,-最後李斯用了韓非的理論,卻把韓非給害死了。韓非死後十二年,秦始皇統一了天下。韓非的書是中國法家思想集大成的著作,它代表中國思想中"禮""法"之爭中法的立場。對統治者說來,法治比禮治更來得深切著明、來得實際。雖然在正統上,法家思想因為反對儒家思想而飽受評議,但對統治者說來,"外儒內法"卻是他們所優為之的。結果呢?中國的統治者,最會掛儒家的羊頭、賣法家的狗肉,變成了最虛偽的二重人格的惡棍。
  韓非原來被尊稱韓子,宋朝以後,因為尊稱儒家的韓愈,就把韓愈稱為韓子,把韓非稱為韓"非"子,這種尊稱搶奪戰,構成了中國思想上的一大特色。在儒家掛帥下,一些非儒家的人與書尚能知名、尚能倖存,得力於中國人雖尊孔,但也崇古,在崇古的條件下,非儒方面的人與書,早期的尚被容忍,只是要被"非"化而已。
  賈誼:《賈長沙集》
  賈誼(前二○○~前一六八),河南洛陽人。他十八歲就以博學屬文出名,那時天下初定,有這樣人才很難得,就被河南大守請去做門客,進而推薦他給漢文帝。漢文帝任他做博士,當時賈誼只有二十二歲,是最年輕的。
  賈誼雖然少年得志,但得到一個限度,就不得了。這個限度就是有為與無為之爭。賈誼主張政治改革,要改曆法、易服制、更官名、興禮樂,他說:"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筐,而不知大體。"但是,"俗吏"的力量還是很大的,大到可使漢文帝不能破格重用他。在他二十五歲時候,終於被外放到長沙。一年後,漢文帝找他回來,"不問蒼生問鬼神",叫他教小太子讀書。後來小太子騎馬摔死了,賈誼傷感異常,三十二歲那年,也短命死了。
  賈誼的政論和辭賦,都是很有名的,他在政治思想史上和文學史上,有雙重的地位。
  賈誼的身世,構成了一個象徵,那就是中國政治中,"青年才俊"的發展,有它一定的瓶頸。中國政治以老人政治為本位,年輕人想奪棒子,成功的機會是很少的。
  崔寔:《政論》
  崔寔(?~約一七○),字子真,河北啄縣人。"少沉靜,好典籍。"他出身在書香之家。祖父崔駰是班固級的大學者;父親崔璦是馬融級的大學者。崔寔在父親死後,"隱居墓側",不肯做官。他是一個清高的人。
  東漢桓帝時候,要選"至孝獨行之士",崔寔被看中。後來他"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寫了一部《政論》,很有名。仲長統主張這部書"凡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座側"。可見對他的推崇。
  崔寔對政治的批評,是很敏銳的。他批評西漢文帝除肉刑是所謂德政之說,有這樣露骨的話:
  昔高祖令蕭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斬趾、斷舌、梟首,故謂之具五刑。文帝雖除肉刑,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棄市。右趾者既殞其命,笞撻者往往至死,雖有輕刑之名,其實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至景帝元年,乃下詔曰:"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民。"乃定律,減笞輕捶。自是之後、答者得全。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必欲行若言,當大定其本。……
  這是何等敏銳!何等氣魄!
  荀悅:《申鑒》
  荀悅(一四八~二○九),字仲豫,河南許昌人。《後漢書》說他"年十二,能說春秋"。漢靈帝時候,宦官當道,有志節的知識分子都隱居了,荀悅也隱居起來。漢獻帝時候,曹操當政,荀悅和他從弟苟或,還有孔融等,"侍講禁中,旦夕談論。"
  雖然想施展抱負,可是謀無所用,乃做《申鑒》五篇。
  荀悅思想的主旨,一方面是反對迷信惑眾,一方面是反對土地私有,他對刑罰的立論,是主張"統法",他說:
  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功謂之上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他這裡提出"罰妄行,則惡不懲"的說法,不失為一種進步的法律觀念。
  在政論以外,荀悅還是一位歷史家。漢獻帝認為班固的《漢書》失之"文繁難省",乃令苟荀另作《漢紀》三十卷,"辭約事詳,論辯多美。"《漢紀》是編年體的史書,花了三年完成(劉知幾說花了五六年,說錯了)。
  王安石:《王臨川集》
  王安石(一○二一~一○八六),字介甫,號半山,江西臨川人。他從小隨父親宦游各地,見聞不少,頗知民間疾苦。二十二歲中進士,做地方官十八年,他拒絕做高官,聲名動朝野。宋仁宗時候,他曾上萬言書,未被重用;宋神宗時候,重用他推行新法。他從四十九歲起,當國八年,厲行改革,由於舊派大臣司馬光等反對和客觀條件限制,新法有成有敗。為了新法的推行,他有信答比他大兩歲的司馬光,說:"如君實(司馬光字)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為,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就是明指中國的事,"一切不事事"的守舊,是他不敢領教的。
  王安石在政治以外,古文與詩詞也卓然成家。他的文字比起舊式知識人來,思想細密得多。對他的萬言書,方苞就說:"歐、蘇諸公上書,多條舉數事,其體出於賈誼陳政事疏。此篇止言一事,而以眾法之善敗,經緯其中,義皆貫通,氣能包舉,遂覺高出同時諸公之上。"可見在思想上,他是超出時代的。
  王安石死後,他的政敵蘇軾代皇帝寫敕文,說天意"將以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異人。使其名高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其言,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對王安石說來,正是公論。
  鄭思肖:《心史》
  鄭思肖(一二○六~一二八三),又名所南,字憶翁,自稱三外野人,福建連江人。他是宋朝的大學上捨生,應過博學宏詞科。元兵南下時候,他上書救國,沒有結果。宋朝亡後,他變成一個激烈的隱士,不結婚,用不斷的言行,表示他對故國的懷念。"不知今日月,但夢宋山川。"他不論坐臥,都面不向北方,因為北方已經淪陷了;他畫蘭花,都不畫土,因為"地為番人奪去"了。
  鄭思肖七十八歲死去,臨死前請他朋友唐東嶼寫一牌位,上書"大宋不忠不孝鄭思肖",原因是自認不能死國,為不忠;不能有後,為不孝。他死後三百五十六年,忽然在枯井中發現了一部密封的書,原來是他寫的。據陳宗之《承天寺藏書井碑陰記》說:
  崇頑戊寅歲,吳中久旱,城中買水而食,爭汲者相捽於道。仲冬八日,承天寺狼山房浚眢井,鐵函重櫃,銅以堊灰。啟之,則宋鄭所南先生所藏《心史》也。外書"大宋鐵函經"五氣內書大宋孤臣鄭思肖百拜封什字。……楮墨猶新,古香觸手,當有神護。
  這就是《心史》的來源。清朝閻若璩說《心史》是姚士磷作的偽書,自屬可信。只是鄭思肖真人復生,他所作所為,也必然如此了。
  鄧牧:《伯牙琴》
  鄧牧(一二○七~一三○六),字牧心,浙江錢塘人。出身書香之家,"家世相傳不過書一束"。少年時候,他很喜歡《莊子》《列子》等書。青年以後,"視名利薄之",乃"遍遊方外,歷覽名山"。常常"杜門危坐",並且每天只吃一頓飯。
  宋朝仁了以後,鄧牧隱居在浙江大滌山的洞霄宮,"遙蕩於無何有之鄉"。著有《洞霄詩集》和《洞霄圖志》,還寫了一冊論文,就是《伯牙琴》。
  鄧牧雖然隱居在道教的寺觀裡,但他的思想,卻是"三教外人",是混同了孔教、佛教、道教後的新藝綜合體,並且有他獨特的卓越成分。
  鄧牧在統治者專制下反對暴政,他說:
  天生民而立之君,非為君也,奈何以四海之廣足一夫之用邪?故凡為飲食之侈、衣服之備、宮室之美者,非堯舜也,秦也;為分而嚴、為位而尊者,非堯舜也,亦秦也。後世為君者歌頌功德,動稱堯舜,而所以自為乃不過如秦,何哉?……彼所謂君者,非有四日兩喙、鱗頭而羽臂也;狀貌鹹與人同,則夫人固可為也。今奪人之所好,聚人之所爭,"慢藏海盜,冶容海淫",欲長治久安,得乎?這種大膽的革命性言論,在中國歷史上,真是太難能可貴的了!
  黃宗羲:《梨洲遺箸彙刊》
  黃宗羲(一六一○~一六九五),字太沖,號南雷,人稱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
  黃宗羲的父親黃尊素是明朝東林黨人,被魏忠賢害死。十九歲的他,進京訟冤,他找到刑求他父親的特務們.親自動手報仇,或刺傷、或刺死。
  黃宗羲是明朝大儒劉宗周(藏山)的學生,劉宗周在明朝亡後,以六八老翁,絕食而死,給了黃宗羲偉大的身教。黃宗羲從事反清復明的活動十多年,最後失敗,在四十六歲以後,專心著作講學,到八十六歲死去,前後近四十年之久,成績極為豐富,舉凡天文、地理、樂律、歷算、政治、史學、詩文,種種方面他都有著作,並且很精采。
  黃宗羲一生最精采的思想表現,是他的政論。他在五十三歲時候發表《明夷待訪錄》,嚴厲抨擊君主專政,他說:"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他反對忠於一君一姓,而要忠於天下與萬民。這種言論,不能不說是石破天驚的。
  黃宗羲的遺著,在清朝光緒三十一年(一九○五),有杭州群學社的石印本二冊,書名《黃梨洲遺著》,收有十種;在清宣統二年(一九一○),又有上海時中書局鉛印聚珍版本二十冊,書名《梨洲遺箸彙刊》,收有十九種,是比較完全的版本。
  唐甄:《潛書》
  唐甄(一六三○~一七○四),初名大陶,字鑄萬,後改名甄,號圃亭,四川達州人。《清史稿》說他:
  甄性至孝,父喪,獨棲殯室三年。以世亂不免還葬,遂葬父虎丘。順治十四年舉人。選長子(山西長子縣)令,下車,即導民樹桑凡八十萬本,民利賴焉。未幾,坐逃人詿誤,去官。僦居吳市,炊煙屢絕,至采枸杞為食,衣敗絮,著述不輟。始志在權衡天下,作《衡書》,後以連蹇不遇,更名《漢書》。分上下篇,上篇論學,始"辨儒",終"博觀",凡五十篇;下篇論政,始"尚治",終"潛存",凡四十七篇。上觀天道,下察人事,遠正古跡,近度今宜,根於心而致之行,非虛言也。寧都魏禧見而歎之曰:"是周、秦之書也,今猶有此人乎!"卒,年七十五。
  唐甄的《漢書》是他積三十年心血而成的作品。在書中;他大膽指出:"天子之尊,非天帝大神也,皆人也!"又大膽指出:"自秦以來,凡為帝王者,皆賊也!"這種反對君主專制的言論,在中國歷史上是石破天驚的。三百年後看起來,更覺得他持論的勇邁。
  林則徐:《信及錄》
  林則徐(一七八五~一八五○),字少穆,福建侯官人。他是清朝進士,在湖廣任總督時,向道光皇帝上陳鴉片問題,得到皇帝信任,乃在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做上欽差大臣,查禁鴉片,最後發生鴉片戰爭。
  中英鴉片戰爭(一八四○~一八四二),是中國歷史上劃時代的大事。一談中國近代史,大家都從鴉片戰爭講起,也就因為它是中國開始"近代化"的先聲,一個轉換的起點。
  自鴉片戰爭後,中國大夢方覺,自感"天朝"聲威,不足以懾夷狄的"船堅炮利",而夷狄更是"不可理喻","曉以大義"並無效果。因而激動了民族自覺,開始委曲求全,接受西方文明。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的籌辦洋務,乃至康有為、梁啟超等的戊戌變法,都是這一自覺的顯例。所以鴉片戰爭的失敗,關係中國近代化的遲速,極為深遠。
  林則徐在戰敗後做了替罪羊,謫戍到新疆伊犁。他又先知式的看到"終為中國患者,其俄羅斯乎?"從這本書裡,可以看到這位完知的遠見,和他從防英國到防俄國的一段過渡。
  龔自珍:《龔自珍全集》
  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更名鞏祚,字璱人,號定盦,浙江仁和人。他十二歲時候,就跟外祖父段玉裁學"說文",後來對金石、官制、目錄、地理等學,功夫根深。他在道光年間中了進士,官做到禮部主事。他的文章出眾,學問淵博,《清史稿》說他"才氣橫越,其舉動不依恆格,時近俶詭"。在那個時代,他的思想算是相當的前進,清末康、梁一輩的維新之士以及革命先進,大都受了他的影響。
  龔自珍的詩文很奔放,與當時那批拘泥於模仿的桐城派,決然不同,因此飽受當時腐儒和衛道之士的攻擊。他們罵他是"野狐禪",即使是比較開明一點的人,也把他當做怪人看。但是好終究是好,到了同治、光緒年間,他的詩文就大大流行起來了。
  龔自珍五十歲時死去,死得不明不白,傳說他跟親王奕繪的小老婆顧春私通,因而被刺。其生也疏宕,其死也雄奇,他的一生,真算得上是"化作春泥更護花"了。
  龔自珍的主要著作有《尚書序大義》、《大誓答問》、《尚書馬氏家法》、《左氏春秋服杜補義》、《左氏決疣》、《春秋決事比》、《定庵詩文集》等書。
  鄭觀應:《盛世危言》
  鄭觀應(一八四一~一九二三),原名官應,字陶齋,廣東香山(中山)人。他生於鴉片戰爭時代,覺醒於英法聯軍時代,在成年以後,為了救國,放棄科舉,改行從商,努力學習西方語文、瞭解西方富強之道。在清末洋務運動中,鄭觀應曾多方面的參與,他寫過不少有關富強的文字,一八六二年,他出版《救時揭要》,後來三十年問,陸續增訂,最後成為《盛世危言》。
  《盛世危言》全書共分十四卷,一至四卷為"富國"、五至七卷為"開源"、八至十一卷為"強兵"、十二至十四卷為"節流",共一百零二篇。有些篇後還附有英、法、德、俄等國有關資料和張之洞、薛福成等人有關文章。
  一八九二年,鄭觀應在這書初刊自序中寫道:
  六十年來,萬國通商,中外汲汲,然言維新、言寧舊、言洋務、言海防,或是古而非今、或逐未而忘本,求其洞見本原、深明大略者,有幾人哉?孫子曰知已知彼,百戰百勝,此言雖小,可以喻大。應雖不敏,……乃知其治亂之源,富強之本,不盡在船堅炮利,而在議院上下同心、教養得法。興學校、廣書院、重技藝、別考課,使人盡其才;講農學、利水道、化瘠土為良田,使地盡其利;造鐵路、設電線、薄稅斂、保商務,使物暢其流。……
  這些議論,自然是兩年後孫文上李鴻章書的張本。孫文是鄭觀應的老鄉,也是朋友。鄭觀應影響孫文,自不待言了。

《要把金針度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