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科學類(2)

  孫武:《孫子》
  孫武(前六~前五世紀)是春秋時代吳王閻廬的客卿,是兩千五百年前的軍事家。他的身世,一直遭到懷疑。其中最主要的有兩類:第一類是懷疑根本沒有他這個人;第二類是懷疑他和戰國時代的孫臏為同一個人。像錢穆就是靠後一種說法成名的。不料一九七二年四月,山東臨沂銀雀山的古墓裡,出土了古代兵書,證明了這種懷疑都是站不住的瞎扯淡。
  孫武的《孫子》共有十三篇,杜牧說曹操"削其繁剩,筆其精粹",事實上,《孫子》早有五千九百一十三個字,就是高誘所說的"兵法五千言"。五千多字,又有什麼好刪的,高誘在曹操之前,可見曹操刪書之說,是不對的。
  古代流傳的《孫子》書(即今本),和古墓出土的《孫子》書(即竹簡本),有三分之一是相同的;其他一百多處不同的,也多是虛字和假借字,不算重要;另有一千多字的不同逸文,包括"吳問"、"四變"、"黃帝伐赤帝"、"地形二"、"程兵"、"孫武傳"六篇,可補今本《孫子》的不足。
  《孫子》的影響是世界性的,它在十八世紀就被翻譯到歐洲去。二十世紀的美國將軍,也把它當做世界五大兵學名著。
  孫臏:《孫臏兵法》
  孫臏(約前三八○○~約前三二○)的身世,在《史記》裡說得很明白。《史記》說:"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閡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孫武既死,後百餘歲有孫臏。……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世傳其兵法。"這明明是說孫武有孫武的"兵法",孫臏有孫臏的"兵法"。但是後來孫臏的"兵法"失傳了,由曹操在注《孫子》時,已經隻字不提孫臏的情形看,可能在漢朝未年,孫臏的"兵法"就已見不到了。
  就因為如此,所以後人就附會起來了:認為孫臏即孫武這個人、孫臏"兵法"即《孫子》這部書,一切都二合一起來了。不料一九七二年四月,在山東臨沂銀雀山的一號、二號漢墓裡,發現了一批竹簡。竹簡中赫然有《孫子》,也赫然有孫臏"兵法",千古疑案,自此分明!
  孫臏"兵法"中,已經有了很進步的整體戰觀念。孫臏說:"威王問九,田忌問十,幾知兵矣,而未達於道也。"可見"達於道"是"知兵"的更高一層目標。沒有這種目標,兵事只是殺人放火而已、只是不義之師而已,這就捨本逐未了。
  尉繚:《尉繚子》
  尉繚(前四世紀)的《尉繚子》,是一部被小看了的著作。它一直被視為假書,不被重視。
  一九七二年四月,在山東臨沂銀雀山的一號、二號漢墓裡,發現了一批竹簡,由於竹簡中有漢武帝元光元年(前一三四)的歷譜,可以斷定這批竹簡是兩干一百年前就已流傳的文獻。又由於竹簡中用字不避漢朝皇帝的諱,又可以斷定竹簡的古書,都早於漢朝。再往上推,秦二世在位三年,秦始皇在位三十六年。上距戰國,不過四十多年,四十多年又值秦始皇統一思想,沒人有閒工夫造假書,所以竹簡中的古書,都是戰國以前的原裝貨,應無疑義。這批竹簡中,竟赫然有古書《尉繚子》。《尉繚子》一直被許多大牌學者如錢穆等人懷疑是後代假造的書、是偽書,並且說得頭頭是道。但是這批竹簡一出土,證明了真金不怕眾口鑠,大牌學者也者,不過大言欺人而已。
  如今《尉繚子》出土了,我們當然要恢復它在古書中的應有地位。《尉繚子》已確定是梁惠王年間(前三七○一前三三五)的作品,它的價值,是大可肯定的了。它代表那個時代的兵學思想,它的出土,為我們邁進了一大步。
  佚名:《睡虎地秦墓竹簡》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在湖北雲夢睡虎地發掘了十二座秦朝的墳,其中第十一號墓,出土了一千一百五十五支竹簡(另有殘片八十片),其中大部分是中國最早的法律文書。中國的完整法律文書,過去只能早到唐律,唐律以前,雖經輯佚,只有片段可尋。這次大量的秦律出土,把中國法律重新延伸了上限,它的意義之大,自不尋常。
  《睡虎地秦墓竹簡》中的法律文書,包括"編年紀"、"語書"、"秦律十八種"、"效律"、"秦律雜抄"、"法律答問"、"封診式"、"為吏之道"八種。其中有很多有趣的和令人怵目驚心的紀錄。例如百姓的狗跑進禁苑追捕獵物,這種狗要打死;在專設警戒區打死的,要整只繳上去("皆完入公");其他禁苑打死的,狗肉可"貪污",只繳上狗皮就得了("食其肉而入皮");又如對商人、開旅館的、贅婿等人,派去當兵,竟囑咐司令官不必可憐這種人,犒賞戰士的時候,不要給他們吃肉,只給他們吃三分之一斗的飯就好了。……這些紀錄,都是研究古代中國人意識形態的最好資料。
  長孫無忌:《唐律疏義》
  長孫無忌(?~六五九),字輔機,河南洛陽人。他"貴戚好學,該博文史,性通悟,有籌略"。他跟唐太宗年輕就認識,後來幫唐太宗打天下,凌煙閣二十四功臣像中,他就圖列其中。唐太宗死後,他因守正不阿,被誣謀反,被逼自殺。十五年後(六七四),才得平反。
  《唐律疏義》是唐高宗永徽四年(六五三)由長孫無忌進呈的,時間是唐太宗死後四年。實際上,它的內容是唐玄宗開元二十五年(七三七)與律令同時頒布的律疏。唐朝的律令,前後頒布多次(律有七次,令有十多次),長孫無忌進呈的是"律疏","律疏"變成"疏義"是以後的事。所以,把《唐律疏義》看成是唐高宗時候的永徽律,而不知它是八十四年後的唐玄宗開元註釋書,就大錯特惜了。
  世界法系中,有中國法系、羅馬法系、英美法系、回回法系。中國法系獨自成為一系。這一法系,在清朝未年以前,都獨立存在著。在這種存在裡,《唐律疏義》一部書,一直是它的經典。它不但影響了後代中國的法律觀念,並且影響了遠東各國。它的體大思精,值得我們回味。
  汪輝祖:《汪龍莊先生遺書》
  汪輝祖(一七三○~一七九一),字煥曾,號龍莊,晚號歸廬,浙江蕭山人。他十六歲起,就"練習吏事,前後入諸州縣幕,佐人為治,疑難紛淆,一覽得要領,尤善治獄"。
  他後來成為進士,做了湖南寧遠的縣太爺,他是一個心地非常仁慈的好官,問案時候,會跟罪人一起哭起來。做縣太爺將近四年,他得罪了大吏,丟了官,下台返鄉前,老百姓竟"官邑走送境上,老幼泣,擁輿不得行"!可見他感人之深。
  汪輝祖這樣一個大大的好官,有人稱讚他一齊不取等等,他反倒不高興。他說:"為淑女蹇修,而稱其不淫,可乎?"("你以不是蕩婦讚美一個好女孩,可以嗎?"〔她當然不是蕩婦,我當然不是壞官,好官本是應該做的啊!〕)
  汪輝祖後來"閉戶著書數萬卷",著有《元史本證》、《讀史掌錄》、《史姓韻編》等,他主張"讀書貴通大義,凡所謂論述,期實有濟於用"。他寫的《佐治藥言》、《續佐治藥言)、《學治臆說》等,替老百姓爭人權,最是感人。他說他生得力,在"吃緊為人"四字,他一生努力自度度人,的確是知識分子的最好榜樣。
  佚名:《秋審小看》
  研究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光看中央的法律條文是空洞的,必須從法條中印證實務。所以,光看《唐律疏義》、《宋刑統》、《元典章》、《大明律例》、《大清律例》是不夠的,必須設法找到那些地方上辦案人員的紀錄,才能親切落實。
  我收藏有一部《秋審小看》的原稿,是清朝光緒九年(一八八三)到十八年(一八九二)浙江、安徽的一些地方刑事案件紀錄。包括浙江的:
  麗水、太平、奉化、仙居、西安、江山、常山、松陽、仁和、富陽、昌化、山陰、孝豐、金華、蘭溪、緒雲、慶元、景寧、永康、新城、諸暨、永嘉、武義、龍游、天台、黃巖、鎮海、武康、湯溪、淳安、上虞、歸安、東陽、平湖、郭縣、長興、義烏、金華;
  安徽的:
  渦陽、英山、廣德、懷遠、靈壁、阜陽、定遠、蒙城、六安、宣城、舒城、壽州、全椒、泅州、毫州、太平、太和、宿州、義城、建平、廬江。
  全書都是一位有心人的筆記,用毛筆寫在棉紙上,裝訂在高一九·一、寬一四·三公分的小冊上。因為案件涉及的面是省級的,所以作者必然是省級的一位公務員。從這本難得的手稿裡,我們可以看到不少奇聞軼事。
  佚名:《周禮》
  《周禮》原稱《周官》,是漢朝劉歆改名《周禮》的。傳說是周公所創立的理想政制,所謂"周公致太平之跡也"。因為它是中國政制書中最細密的一本,所以被視為珍寶。
  《周禮》將官職分為天官(中央政府)、地官(地方行政)、春官(神職)、夏官(軍事)、秋官(司法)、冬官(撂物製作)、六類。列舉每個官職的名稱、職制、人數和職務內容。從這些官的背景上看,它顯然是後代的政治理想,寄托在理想化了的周朝身上而發揮的。《周禮》是中國政制的烏托邦,它提出了不少理想,值得重視。
  《史記》封禪書中雖然提到過《周禮》,但《周禮》的出現,卻在西漢未年,又因為它的制度與諸經不合,所以被人懷疑是劉歆偽造的,是偽造獻給王莽,以利於王莽改制的。
  但是,從民俗學、人類學、社會學的角度來檢查《周禮》,發現倒頗有一些古代的材料,而那些材料,尚不是後人可以憑空偽造出來的。因此,《周禮》從這些材料的提供上,倒很有研究價值。
  因為《周禮》是四萬五千八百零六字的精密政制著作,所以古人改革政治,就因它而立說,宋朝王安石變法,便是一例。
  戴聖:《禮記》
  在流傳的禮的典籍裡,《禮古經》失傳後,一部分內容收在一大堆,"記"裡。"記"到後來,只剩下三十八篇大戴記和囚十九篇小戴記。大戴是戴德,小戴是戴德的侄兒戴聖,傳說是他們作的。因為小戴記內容易懂,所以學它的人較多,就成了《禮記》。《禮記》進了十三經,但大戴記就在十三經外了。
  《禮記》共有九萬九千零二十字,其中有許多篇,是給禮做闡釋的。禮有"文"和"義"的不同,"文"是節目單中的節目,"義"是節目理論。像書中的"祭義"就是祭禮的理論,"婚義"就是婚禮的理論。
  除了這些禮的理論外,還有一些跟札沒有直接關係的理論,像《大學》、《中庸》、《儒行》、《學記》等,也收在《禮記》之內。其中《大學》、(中庸》兩篇,被宋朝的朱熹看中,抽出來,跟《論語》、《孟子》合而為《四書》,成了儒家的教科書,一直影響到今天。
  《禮記》歷來也被神秘兮兮的捧著,其實從民俗學、人類學、社會學來看,毫無神秘可言,只是很好的史料而已。
  李覯:《直講李先生文集》
  李覯(一○○九~一○五九),字泰伯,江西人。他是北宋的大思想家。二十三歲著《潛書》。二十四歲著《禮論》。三十五歲教書,跟他上課的好幾百人。四十一歲時候,范仲淹向朝廷推薦他,說:"李覯著書立言,有孟軻、揚雄之風義,……斯人之才之學,非常儒也。"他在五十一歲死去,被稱為"盱江先生"。
  李覯是主張經世致用的大思想家,他主張言利,說"人非利不生"、說"焉有仁義而不利者乎?"在樂利的前提下,他主張耕者要有其田、不做工不得吃飯、統治者要無私財、和尚道士要還俗去做生產者。……
  正因為他的立場是經世致用的,所以,他在哲學思想上,也同步發展著。例如他看《易經》,他就要人不要把《易經》帶入象數性命等迷信,而要把它變成"急乎天下國家之用"的書。
  李覯比王安石大十一歲,他之於王安石,就像施洗者約翰之於那穌。胡適《記李覯的學說》中未能考訂出他們根本是認識的,是一件疏忽,因為王安石《答王景山書》中,早就說他們認識了。
  倪國璉:《康濟錄》
  中國是一個地大物不博的國家,再加上人口眾多,歷朝各代的中國人民,經常遭到荒年的壓力。因此,如何應付荒年,就變成了關心民瘼的主題。
  宋朝董煟寫《救荒活民書》三卷,"在南宋人著述之中,最切於實用,勝理氣心性之空談。"元朝張光大跟著寫了這書的續集,明朝朱熊跟著寫了《救荒活民補遺書》三卷,陳龍正又跟著把上三書訂補出《救荒策會》七卷。此外,明朝朱橚寫《救荒本草》二卷,告訴人們如何在荒年時找野生植物充飢;周孔教、張陛各寫《救荒事宜》一卷;清朝初年俞森寫《荒政叢書》十卷。陸曾禹寫《救荒譜》。俞森、陸曾禹都是浙江杭縣人。
  到了乾隆時候,倪國璉把《救荒譜》做了節本,再由群臣們訂正,在全國蝗災那年(乾隆四年,一七三九)進呈給皇帝,由皇帝賜名《康濟錄》,雖然不再有救荒字樣,但骨子裡,是典型的救荒手冊。
  就這部書裡,可以看到中國人民多麼苦,和中國"仁政"的一面(《康濟錄》原作當然是陸曾禹,這裡從俗用倪國璉)。
  洪亮吉:《洪北江先生遺集》
  洪亮吉(一七四六~一八○九),字君直,一字稚存;號北江,晚年號更生,江蘇陽湖人。他是一位史地學者,到了四十五歲,中了進士,做了小官。五十四歲時候,清朝高宗死後半年,他上書成親王痛論時政,說仁宗"宵小熒惑,視朝稍晏"。第二天就給抓起來,第三天就要以大不敬斬立決。第四天仁宗免他一死,把他發配新疆伊犁,"交將軍保寧嚴加管束",一百多天後救回。絕域生還,乃自號更生居士,在家鄉著書授徒,九年後死去。
  洪亮吉一生關心民間疾苦,關心實際問題。他駁斥迷信思想,反對世俗的鬼神論。又揭發貪污的真相,說人民的造反,乃是官逼的,官吏"賦外加賦,橫求無藝,……不逼至於賊不止"。
  洪亮吉的人口論,與馬爾薩斯(ThomasRobertMalthus)
  的竟不謀而合。他的完成在一七九三年,比馬爾薩斯的還早五年,雖然不如洋人的細密,但是洋人的理論是有師承的、有傳統的,洪亮吉的卻是土法煉鋼的。可惜他的先知言論不為人所重視,最後徒托空言以"見外"而已。悲夫!
  佚名:《儀禮》
  儒家提倡禮治,關於禮的典籍,流傳了三種"經"和一大堆"記",三種經是《儀禮》、《周禮》和《禮古經)。其中《禮古經》失傳了。《儀禮》和《周禮》傳說是周公作的,實際是戰國人的作品。
  《儀禮》是宗教儀式、政治儀式的總集,今本包括士冠禮、士昏禮、士相見禮、鄉飲酒禮、燕禮、大射、聘禮、公食大夫禮、覲禮、喪服、士喪服、既夕禮、士虞禮、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有司徹十六篇,多半都是士的禮。
  《儀禮》是古代禮的節目單。古代的貴族們一舉一動都有一套規矩,這些規矩又因地位不同而不同,踵事增華,使當事人自己也搞不大清楚。於是就請專家們來幫忙,這種幫忙,叫做"相禮"(輔導別人行禮);這種專家,就叫儒。相禮相得多了,就累積出節目單來,到時候照本宣科,可以省事。這種節目單的總集,就是《儀禮》。節目單最多的時候,多達五十六篇,後來丟了三十九篇,只剩十六篇,就是流傳到今天的《儀禮》。
  《儀禮》是十三經之一,歷來把它神秘兮兮的捧著,其實從民俗學人類學、社會學來看,毫無神秘可言,只是很好的史料而已。
  辜湯生:《張文襄幕府紀聞》
  辜湯生(一八五七一一九二八),字鴻銘,別署漢濱讀易者,福建同安人。他是英屬馬來亞擯榔嶼的華僑,早年留學英國、德國,得到文學、工學學位。一八八○年後,在新加坡英國殖民政府任職。後來跟馬建忠一夕談,深感當為祖國效命,第二天就辭職,然後蓄辮易服,回祖國了。
  辜湯生從二十八歲(一八八五)起,入張之洞幕府,為張之洞主持英文譯述,歷時二十多年,他說張之洞對他"雖未敢雲以國士相待,然始終禮遇不少衰"。張之洞死後,他以二十多年間見聞所及,寫成《張文襄幕府紀聞》,對晚清掌故禮俗,多有生動的記述。另以英文寫《中國的牛津運動》(TheStoryofaChineseOxfordMovement)一書。德國漢學家衛禮賢(RichardWihelm)把它譯為德文,名叫《中國反對歐洲觀念之理由》,指定為哥廷根大學哲學系學生必讀參考書。民國以後,辜湯生又用英文寫成《原華》(TheSpiritoftheChinesepeople)一書,一名《春秋大義》,宣傳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
  辜湯生晚年在北京大學教書,被人看做"老怪物"。但他的特立獨行,卻是一個不世出的榜樣。
  桓寬:《鹽鐵論》
  桓寬(前一世紀),字次公,河南上蔡人。漢朝自武帝起,大搞統制經濟,用桑弘羊之說,設榷酤(酒官賣)鹽鐵(鹽鐵官賣)之法。漢昭帝時,召集天下賢良、文學六十多人開會,辯論得失。最後由傾向儒家的桓寬編成紀錄,就是六十卷的《鹽鐵論》。
  中國歷史上是一個不太重視財經的國家。中國人的財經之道,也只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之類的理想與常識。至於如何才能無不均之事,中國士大夫一來疏於研究,二來也無計可施。中國士大夫喜歡放言仁義而恥言功利,一涉及財經之學,便目為聚斂之事,所謂"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是也。故在中國歷史上,除非法家健者或得君專而又有魄力者,不敢在財政上有所舉措。所以中國的財政常常不能配合行政,即有所配合,也必須借儒家之名以行。且行時往往賢者迴避,以致小人當道,把財經弄出不少問題。
  從《鹽鐵論》一書裡,我們可以看出中國人財經思想的水平,使我們知道中國人對財經問題的見解,不過如此。

《要把金針度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