淚眼問花花不語，
亂紅飛過鞦韆去。
一一歐陽修《蝶戀花》
魯迅說悲劇就是把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
青樓無疑是具有很大的文化價值的。但青樓注定要走向毀滅，而且真正的青樓已然毀滅。所以，青樓本身，就是個悲劇。
儘管青樓給人的表層印象彷彿天天上演著喜劇和鬧劇，但讀過一點黑色幽默、讀過一點荒誕派的人，自會看出，那喜劇和鬧劇完全產生於一種「間離效果」，那只是角色的喜劇和鬧劇，而演員自己的故事，卻大都是悲劇。也許會有人舉出一些妓女的「幸福」歸宿，來證明青樓生涯未必是禍。但在一個男女不平等的世界上，就算有若干男人大仁大義、大慈大悲，甘與心愛的女人分享自由平等的「幸福」，可這本身不就含有悲劇意識嗎？既為妓女，就已經毀滅了一種價值；追求「歸宿」，則又要付出新的毀滅。總而言之，毀滅的都是人的尊嚴、人的才智、人的真性，「幸福」了，就不「悲劇」了嗎？
曹禺的話劇《日出》裡有個富孀——今日稱做款姐的顧八奶奶。她腰纏萬貫，養活著一個「中國的第一美男子」胡四作為面首。就因為有錢，胡四向她求婚達十二次之多就因為有錢，她明明是個「滿臉擦著胭脂粉的老東西」，眾人卻都誇她年輕、好看。這位款姐該是夠「幸福」了吧？然而她卻對陳白露說：「我頂悲劇，頂痛苦！」觀眾看到這裡，無不哈哈大笑，笑這位顧八奶奶實在肉麻、噁心。但若平靜下來想一想，顧八奶奶真的不痛苦嗎？顧八奶奶的存在不是一個悲劇嗎？
顧八奶奶是款姐，不是妓女，充其量只能說她玩弄面首——男妓。《日出》裡另外寫了兩個妓女，一個是寶和下處的翠喜，她在外表上巳經墮落成一個毫無廉恥的低級「窯姐」，可以與任何有錢的男人廝混，用最鄙俗的語言打情罵俏，她還追憶著往日的「紅唱手」歲月，那時手上有過「白花花千兒八百塊錢」。但她的外表下面，卻有著「一顆金子似的心」。她用自己的屈辱，肩起養活全家的重擔。對遭受蹂躪的「小東西」，給予母親般的關懷。但越是這樣，她身上所表現出的悲劇意識不就越濃厚嗎？
另一個是高級妓女——交際花陳白露。她的價值給人的印象是更珍貴的。出身書香門第，是愛華女校的高材生，當過社交明星，做過慈善遊藝會的主辦委員，靠個人奮鬥當上了影星和舞星。但是，當她與身為詩人的丈夫分道揚鑣，走上墮落之途以後，這些「價值」便像受熱的霜花般一點點毀滅了。難道就不能既有價值又不毀滅？那除非不曾當過妓女！聰明絕頂的陳白露最清楚這一點。當那位詩人來天真地企圖帶她走時，陳白露說我問你養得活我嗎？」「我要人養活我……我要舒服……我出門要坐汽車，應酬要穿些好衣服，我要玩，我要跳舞，你難道聽不明白？」
這話聽起來理直氣壯，似乎是在教訓詩人。但實質上，這話只能證明一個妓女的虛弱、無奈和滿腹吐不盡的苦水，她已經離開「千兒八百塊錢」就不能活了，她最後也正是死在錢上。明知是悲劇，無論怎樣強辯、怎樣矯飾，都還得一步步演下去，這裡哪有一絲「幸福」呢？這才是不折不扣的「頂悲劇」。
《日出》所寫的是民國時代，陳白露和翠喜的謀生之地已經稱不上是真正的青樓了，她們服務的對象也已不是士大夫，而是一個模糊的社會群體——「有錢人」。那麼，真正的青樓時代，妓女們就不悲劇麼？讓我們看一個最自由的時代——唐朝的事例。
唐朝有個叫關盼盼的徐州名妓，「善歌舞，雅多風致」，被尚書老張寵愛，買為家妓。白居易到徐州玩時，老張設宴款待，命盼盼陪侍。白大詩人贈詩云：「醉嬌勝不得，風裊牡丹花。」過了幾年，老張不幸牡丹花下死。盼盼很有情義，住在老張舊宅的燕子樓上，十多年獨居不嫁，還寫了《燕子樓》三首悼念老張，其中「獨眠人起合歡床」的那首人們較熟。這裡引錄第二首：
北邙松柏鎖愁煙，燕子樓中思悄然。
自埋劍履歌塵散，紅褪香消已十年。
白居易得知後，很激動，便和了三首詩表示「理解萬歲」。可不知哪根神經一動，他又寫了一首《感故張僕射諸伎》的混賬詩：
黃金不惜買蛾眉，揀得如花三四枝。
歌舞教成心力盡，一朝身死不相隨。
這首詩反動之極，說什麼主人不惜花大價錢把你買來，嘔心瀝血把你培養成歌舞明星，如今主人上西天了，你怎麼不跟著去呢？本書第一章曾經表揚過白居易最能理解妓女的哀愁，可就連這個白居易也有對妓女痛下如此毒手的時候！關盼盼得到這首詩後，哭得跟淚人似的說：「妾非不能死，恐我公有從死之妾，玷清范耳。」意思是怕影響老張的名聲。盼盼又寫了一首（（和白公詩》：
自守空樓斂恨眉，形同春後牡丹枝。
舍人不會人深意，訝道泉台不去隨。
此詩委婉地指責白大詩人根本不理解小女子的一腔深意。為了表示自己不是苟活於世，盼盼絕食了十來天，活活把自己餓死。白居易這件事幹得真是缺德，再寫十首《琵琶行》恐也難贖。
關盼盼應該說是蠻幸運的一個妓女了。自身條件好，遇見一個心疼自己的好老公，還認識一個最善於關懷妓女命運的大詩人，然而卻連為老公守節都做不到，非死不可。這悲劇的發生，不就是因為她歷史不夠「清白」嗎？她獨居的方式和殉葬的方式，也都是刻意在「清白」二字上的，悲矣。
像關盼盼這樣，畢竟還與心愛的老公相守了幾年。再如前文講過的柳如是、董小宛、李香君等人，雖也個個是「悲劇之星」，但畢竟也算飽嘗愛情的甜蜜，可說是悲中有喜。然而大多數妓女別看整天調情做愛的，卻根本與「愛情」二字無緣。青樓中最普遍的悲劇便是性與愛的分離。
青樓再高級，出賣的也只能是性、是色、是藝，而不可能是愛。愛從本質上講是不可能進行交易的。然而在交易性、色、藝的過程中，妓女往往容易產生「愛」的感情，這種感情與青樓的營業目的具有本質性的衝突，它使妓女在這場衝突中承受了巨大的痛苦，結局則大多是忍痛割愛或為愛獻身。總之，性與愛無法得到圓滿的統一。
宋朝有個叫王幼玉的妓女，與柳富相愛，二人焚香盟誓，私訂終身。分手後，王幼玉相思成病，一臥不起。臨終前剪下頭髮和指甲，留贈給她銘思入骨的柳郎。另一個叫劉蘇哥的妓女，因鴇母的束縛而不能與相愛的男人同去，痛不欲生，有一天郊遊時，面對大好春色，淚下如雨，活活哭死。又有一個叫陶師兒的妓女，也因同樣情形不能與心上人王生歡愛，便在一次游西湖時，與王生抱在一起投水而死。還有一個姓林的妓女，與愛人雙雙吊死在屋內。是紅顏多薄命嗎？準確地說，是青樓多悲劇。青樓裡最易綻放愛的花朵，但卻最難結出愛的果實，多情之人只能眼看著亂紅飛過鞦韆去，零落成泥輾作塵，徒喚奈何。
性與愛的分離也並不是青樓中獨有的現象。直至今日，恐怕多數普通人也做不到性與愛的絕對統一。愛人、配偶和性夥伴往往是由不同的角色分別擔任的。所以青樓在這方面的悲劇還不算最甚。青樓悲劇中最致命的一點是，妓女永遠被抽去了人的尊嚴，永遠被排斥在正常人的概念之外，這是真正不可彌補的大悲劇。
《情史》中記載了大文豪蘇東坡的這樣一件事：
坡公又有裨，名春娘。公謫黃州，臨行，有蔣運使者餞公。公命春娘勸酒，蔣問春娘去否？公E）：「欲還母家。」蔣曰：「我以白馬易春娘可乎？」公諾之。蔣為詩曰：「不惜霜毛雨雪蹄，等閒分付贖域眉。雖無金勒嘶明月，卻有佳人捧玉卮。」公答詩曰：「春娘此去太匆匆，不敢啼歎懊恨中。只為山行多險阻，故將紅粉換追風。」春娘斂衽而前曰：「妾聞景公軒厥吏，而晏子誄之。夫子廄焚而不問馬，皆責人賤畜也。學士以人換馬，則貴畜踐人矣！」遂口占一絕辭謝日：「為人英作婦人身，百般苦樂由他人。今時始知人賤畜，此生苟活怨誰嗔。」下階觸槐而死，公甚惜之。
蘇東坡應該說是中華文明史上登峰造極的人物了，據說除了圍棋，他在任何技藝上都是一流的。然而在這件事上，他卻表現得與上文的白居易差不多。白居易把妓女看成是主人的一朵花，蘇東坡把妓女看成是等同一匹馬，說換就換。對方「不惜霜毛雨雪蹄」，蘇大詩人就「故將紅粉換追風」。雙方都沒有想到，春娘是個有思想、有尊嚴的大活人。春娘悲憤而冷靜地看穿了這些士大夫的風流，在這些士大夫的眼中，人畜的界限並不分明，還有什麼必要活下去繼續上演一幕幕的虛偽呢？春娘「觸槐而死」的一舉，撞穿了全部的青樓悲劇。當代作家陳世旭曾撰《高下》一文，痛斥蘇東坡喪失人性，實際品格不如柳永。然而就是那些合錢墓葬柳永的妓女們，所過的不也是悲劇的一生麼？
把這種悲劇表現得最為壯烈的是《杜十娘怒沉百寶箱》。杜十娘久歷風塵，機警內向，她經過長期考驗，多方觀察，才相信了李甲的愛情。然後與貪而狠的鴇母展開了激烈的鬥爭，終於憑著大智大勇，跳出青樓火坑。但沒有料到，數百個日日夜夜的恩愛，海枯石爛的盟約，竟抵擋不住富商孫富的一番挑唆和重金誘惑。李甲竟以一千兩銀子將她賣給了孫富。殘酷的現實，終於使杜十娘明白了自己的悲劇是注定的。在不平等的男女之間，有什麼真正的愛情能夠存在呢？她怒沉百寶，投身激流，正是青樓女子悲劇意識的一次大覺醒。
青樓妓女的「人之夢」是她們最有價值的表現，而「人之夢」的注定毀滅則是她們不可抗拒的悲劇命運。也許青樓就是人類文明的一大悲劇。
悲劇的深度，就是悲劇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