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時期以來，學術界出現了一股陳寅恪熱。許多海內外學者撰文演講，交口稱譽陳寅恪這位學術界「傳奇性的人物」，認為他是「本世紀中國最重要的史學家之一」，以至把他比作金庸小說中的無敵大俠王重陽和金蛇郎君。《陳寅恪評傳》、《吳宓與陳寅恪》等著作成了北大、清華等高校書店的暢銷書，陳寅恪本人的著作諸如《寒柳堂集》、《元白詩箋徵稿》、《柳如是別傳》等則在圖書館中高效流通，很難借到。一時間，人們耳熟能詳的郭沫若、顧頡剛、翦伯贊等歷史學家，與陳寅恪相比，彷彿都黯然失色。這股不僅僅局限於歷史學界的陳寅恪熱對文學史研究界也產生了強烈的輻射，北大中文系現代文學教研室就曾專門請劉夢溪先生為研究生作過關於陳寅恪的學術報告。與此相映成趣的另一個現象是，相當一部分文學史研究者紛紛「由文人史」，傾斜或轉移了原來的學術方向，由文學史轉人學術史、文化史以至思想史、革命、政治史，尤以近、現代較為明顯。這就不免使人產生一系列的疑惑，當前的文學史研究到底發生了或者說存在著哪些問題，對「由文人史」現象應該如何理解，文學史研究的性質究竟何在，文學史研究與歷史研究是何關係，陳寅恪的魅力對文學史研究到底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和意義，等等。文學史研究界所經歷過的種種「熱」實在已經為數甚眾，但大多數都淺嘗輒止，隨即如過眼雲煙。這股「陳寅恪熱」如果沒有與文學史研究的現狀在經過反思之後達到一種有效的結合，那麼恐怕同樣免不了淪於讀過幾本書之後的一種高雅談資而已。
陳寅恪得到極度重視的原因，歸納起來不外兩個方面：一個是他的人格魅力，一個是他的學術魅力。前者被劉夢溪等學者稱為「特操」，指的是陳寅恪一生堅持「獨立精神、自由思想、批評態度」，從不「曲學阿世」，「逐隊隨人」，甘為「不古不今之學」，甘作寂寞孤立之人。後者指的是陳寅恪輝煌的學術成就。他「繼承和發揚了清代乾嘉學派和歐洲近代研究梵文、佛典的傳統，以其深厚的文、史、哲以及語言文字知識，融會貫通，縱橫馳騁」，在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古史、唐代和清初文學、佛教史考證等方面達到了堪稱一流的境界。他的許多成果巳經可以稱為定論，或者起到了開闢新領域的作用。其實，這兩個方面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陳寅恪的人格與學術是斷難分為兩截的。他的人格主要體現在他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學術活動中，而他的學術成就又是在他的人格力量激發下取得的。陳寅恪的祖輩、父輩皆心繫華夏興亡，其祖父陳寶箴出入仕途宦海，以功名入世，其父親陳三立乃同光體詩派領袖，兼以文學入世，陳寅恪則是以其學術成就來入世，終生不輟。這樣的學術大師無論從人格、還是從學術，在文學史研究界的確很難推出堪與匹敵之輩。無怪乎今日文學史研究界也一併望其項背，期盼能從陳寅恪身上找到某種力量或者是途徑。那麼，陳寅恪對文學史研究的意義也就確實值得一論了。
文學史，究竟姓「文」還是姓「史」？龔定庵說，一切學術皆為史。放在廣義的人文科學家族中來看，文學史當然首先是「史」，是一種專門史。這就要求文學史研究必須遵從一般史學研究的共同規律。甚至有人把「文史不分家」，主要理解為「文不離史」。而另一方面，文學史又姓「文」，是整個文學研究的一部分。雖說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要以文學史為基礎和依托，但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又反過來引導文學史研究的前進。所以，文學史研究又具有高度的文學性。雖說一切學術皆為史，但文學史不同於經濟史、思想史等的根本特性在於，它所具有的文學性與歷史性之間構成了一種微妙的矛盾關係。文學是藝術，歷史是科學；文學重感悟，歷史重理智。正是文學性與歷史性之間的這種頗難把握的張力，使文學史研究者不時處於困惑與尷尬的境地。
絕大多數的文學史研究者出身於「文」。他們懷著文學興趣和文學才華進人這一科研領域，缺少專門而系統的史學功底培訓。這便給文學史研究帶來一種先天不足。不附麗於任何他物的「純文學」是不存在的，所謂文學的「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並沒有一道鴻溝橫貫其間。
愈是要深人探究其內部，倒愈是要廣泛瞭解其外部。文學史研究者終於發現自己愈來愈遠離令人心馳神往的「藝術」，而愈來愈深陷令人心煩意亂的「科學」，學術研究對「文才」的倚重要大大少於對「史才」的倚重。於是，文學史研究者不得不一步步地由文向史傾斜，以至發展到完全皈依。但問題在於，史的回歸未必就能真正解決文的問題，相反，文學性的淡化和放棄卻可能導致文學史研究出現致命的危機。正像號稱賺夠了錢再回來做學問的人根本不會再回來一樣，一頭扎進歷史大澤的人，也很難再游回文學堤岸了。
面對這樣的兩難困境，文學史研究者不能不發生或左或右的偏移。不管轉向純理論的探討還是轉向泛歷史的思考，都說明文學史研究正在經歷一個「瓶頸」階段。有的學者認為，「理論思維的貧乏與理論框架的單調，是文學史研究停滯不前的主要原因」。但即使這樣的學者，也沒有真正去在理論上下功夫，而是仍然著眼於非常實際的「工作範式的建立」，仍然走向「以史養文」。於是，相當數量的傳統學術大師得到了重新重視，從顧炎武、戴震、章學誠，到章太炎、梁啟超、胡適，所以，陳寅恪熱的出現是絕不偶然的。
但是，通覽一遍陳寅恪的學術著作之後，便會發現文學史研究的最主要病症一不是缺乏材料，二不是缺乏理論，從陳寅恪那裡得不到這方面的啟發。文學史研究在陳寅恪的映照下暴露出來的最主要的危險隱患是：一無方向，二無問題。一時代有一時代的學術方向，即便是乾嘉之世的樸學時代，畢竟還有一個「為考據而考據」的總體方向。而現今的文學史研究，各自為政，盲無適從，所謂學術熱點此起彼伏，跑馬圈地，各憑興致。學術研究的目的不清楚，學術與現實的關係不清楚。如果把這些完全歸咎於時代的混亂，恐怕過於輕巧。陳寅恪經歷的混亂時代不可謂不長，但他的學術方向是十分清晰的，或可用陳寅恪自己的話概括為「思想囿於咸豐、同治之世，議論近乎湘鄉、南皮之間」。他的學術雖不是簡單明瞭的「經世致用」，但始終對時代風雲有所暗寓，對學術走向有所引導。他的文章、著述不是為考證而考證，而是構成一個和諧的矢量整體。任何時代性因素都不能成為學術研究失去大方向的充分理由。至於問題，更是學術研究的生命。法國年鑒學派創始人之一——歷史學大師馬克·布洛赫（M.BLOCH）對此有一精闢的見解：「一件文字史料就是一個見證人，而且像大多數見證人一樣，只有人們開始向它提出問題，它才會開口說話」。因此，「歷史學研究若要順利開展，第一個必要前提就是提出問題」。陳寅恪遊學歐美，雖然更多地受德國歷史語文考證學派的影響，但他的考證只是一學術研究的必要手段的途徑，「陳氏深知史家須超越考據，更攀登氣象滂沛的著述境界」。他用自己的著述真正創造了一種「史學家帶著問題去研究的史學」。這也正是陳寅恪的學術生命所在。而現今的文學史研究界，不少人仍圍繞著「重新評價」、「打通時代」、「流派研究」等幾個已經成果纍纍的老問題作文章。發現不了新問題，於是便出現兩種低層次的研究傾向。一是依靠壟斷史料，研究某一比較專門的領域，「莊稼不收年年種」，早晚必成專家。二是借助新奇理論，為舊問題重鍍一層金，做空中閣樓式的研究。這兩種傾向實際都是為學術而學術的盲人摸象。既於世無補，又無益於學術本身。正像英國當代著名歷史學家傑弗裡？巴勒克拉夫計對大量歷史著作所批評的那樣：「雖然增加了大量知識，卻沒有（也無意圖）指出新的方向，提出新的方法」。所以，文學史研究只有認識到自己的真正疾患，才可能從陳寅恪以及其他學術大師那裡找到真正的補藥。
陳寅恪對文學史研究的意義，似乎應該首推他的學術精神。
陳寅恪的學術精神，一言以蔽之，曰「獨立」二字。他在《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的結語中說：「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這既是他對王國維的讚譽，也同時是對自己的要求。「獨立」二字，說說容易，要真正做到，有幾人歟！而陳寅恪卻能夠在其「失明臏足，棲身嶺表，已奄奄垂死，將就木矣」的晚年，坦然言道：「默念平生固未嘗侮食自矜，曲學阿世，似可告慰友朋」。這裡，不曲學阿世的「世」，應當做多層次理解：一指正統權貴之世，二指顯學門派之世，三指時髦流俗之世。能夠在這幾方面做到「遺世獨立」，才真正稱得起「不曲學」。
陳寅植早年利用其掌握多種東方古文字的優勢，考證中亞史地。這是國際史學界的一門顯學。以陳寅恪的超人功力，達到一流水平，並非難事。他中年以後，毅然轉向中古文化史研究。他說：「年來自審所知，實限於禹城以內，故謹守老氏損之又損之義，捐棄故技，凡塞表殊族之史事，不敢復上下議論於其間，轉思處身局外，如楚得臣所謂馮城而觀士戰者。」這充分表現出陳寅恪清醒的學術獨立意識。他做學問，並不看熱門，而是「要通過最嚴格最精緻的考據工作來研究中國史上的一些關鍵性的大問題，並盡量企圖從其中獲得關於當前處境的啟示」。俞大維說他是「在歷史中尋求歷史的教訓」，余英時稱之為「通古今之變」的史學精神。而這些恰恰是文學史研究領域中所頗為缺乏的。近年來，文學史研究中蜂擁熱門或零敲冷門的現象十分明顯，正中陳寅恪所云「逐隊隨人，而為牛後」之弊。至於「通古今之變」的意識，在文學史研究領域更是很少有人自覺去追求，一部中國文學史，被斬成了一塊塊互不相通的自留地。
陳寅恪一生經過了20世紀中國的數不清的風浪，但他從不為政治形勢所左右，始終堅持自己的文化立場。五四以後，全盤西化論獨尊一時，而陳寅恪卻以高度的道德勇氣自謂「思想囿於咸豐、同治之世，議論近乎湘鄉、南皮之間」。面對喧噪一時的政治思潮，陳寅恪都能做到不卑不亢，我行我素。雖有時「迫於事勢，噤不得發」，但他無所畏懼，依然「論學論治，迥異時流」s並且隨著歲月的流逝，愈加堅定了自己「逆流而動」的信念，自稱「余少喜臨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他的摯友吳宓晚年在日記中稱讚他道：「寅恪尼之思想及主張絲毫未變，致仍遵守昔年4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說（中國文化本位論）。在我輩個人如寅恪者，決不從時俗為轉移」。當時正是陳寅恪遭受學術批判之後。面對一大堆「唯心的」、「反動的」、「資產階級的」大帽子，陳寅恪的態度是「剩有文章供笑罵」，「老來事業未荒唐」。這種學術事業上不媚權勢、流俗的「雖九死其猶未悔」的執著獨立之概，在當今世風淺薄，八面來風的時代，對聰明人頗多的文學史研究界，是很有一番警醒作用的。而對那些一如既往堅持自己選定的學術道路的文學史學人，理應表示由衷的欽佩和敬意。
陳寅恪學術精神以「獨立」二字為基礎，在相當程度上達到了一種思想家的境界。他有著對整個中國文化問題的通盤思考，深信中國文化自具特質，任何外來思想著不經中國化，最後必「歸於歇絕」。他認為中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並推斷未來的發展必歸於「宋代學術之復興，或新宋學之建立」。懷著「通古今之變」的治學態度，陳寅俗的學術活動始終是與時代風雲暗相呼應的。但他的關懷現實，是以不歪曲歷史材料為絕對前提的，絕不是那種穿鑿附會的打著「古為今用」旗號的御用史學。他說：「你不把基本材料弄清楚了，就急著要論微言大義，所得的結論還是不可靠的」。陳寅恪對時代的關心，對祖國的熱愛，終生不渝。但這種關心和熱愛，又是超越狹窄的民族主義的。他能夠從人類文明演進的高度客觀看待歷史上各民族之間、各社會階層、各利益集團之間的衝突、融合，這樣的學術態度在今天也仍然稱得上是現代的。反觀當前的文學史研究界，就事論事的現象，一切以西方觀念為標準的現象，以至用階級鬥爭的眼光看問題的現象都存在著。文學史研究應該從陳寅恪那裡懂得這句話，沒有境界追求的學術研究是沒有前途的。
陳寅恪對文學史研究的意義，其學術精神當然是第一位的。但另一方面，對文學史研究更有直接啟示的，則當推他的學術方法。
歷史闡釋有一個幾乎是永恆存在的矛盾，即從局部到整體與從整體到局部的解釋循環。陳寅恪被認為是「重新打通了詮釋循環圈」的，他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步，是由於他的治學方法既不是堆砌材料在先，也不是鼓吹觀念在先，而是在熟知大量材料後，提出問題在先。他總是能從紛繁錯綜的歷史庫存中敏銳地發現疑點，發現問題。他的著述總是從問題開始，圍繞問題展開，以解決問題結束。問題是歷史的問題，也是學術的問題，但往往又同時即是現實的問題，這裡就表現出陳寅恪過人的史識。這種史識恰是許多文學史研究者所匱乏的。許多文學史著述只是圍起一塊地來東挖西掘一番，不知為什麼要圍這塊地，也不知為什麼要這麼挖那麼掘，結果是只有研究對像而沒有研究問題，縱使洋洋萬言也只能是無的放矢。
陳寅恪學術方法的又一優點是能夠做到考據與義理的辯證結合。陳寅恪繼承了乾嘉樸學和德國歷史語文學派的傳統，其大部分文章都充滿了糾正謬誤、考求本事、別條異說、對勘互證、增訂補遺的內容，粗看上去似乎是純粹的考據之學，但他能夠把自己的史學從經學中解放出來，「較乾嘉諸老，更上一層」。他的考據，是為其義理服務的，能夠在他的問題攝統之下，自成體系。所以他能夠做到「從史實中求史識」，把史學提高到一個新的境地。而當今的文學史研究，則多是充滿了空疏的「義理」，幾乎談不上「考據」。治古代文學史者對音韻、訓詁是一知半解，治現代文學史者對材料的使用也極為輕率，有時連版本年代都不加考慮。陳寅恪的取材原則是「寧詳毋略」，而今許多文學史著述僅憑三兩條材料有時甚至是孤證就妄下斷語。再加上互相援引、以虛傳虛，其中的水分就可想而知了。離開了「考據」的「義理」，恐怕是連「自圓其說」的學術境界也達不到的看來，對有些文學史研究者是有必要重提「文書須先識字」這句話的。
陳寅俗學術方法的最精妙之處，有人概括為「尺幅千里」，指的是能夠見微知著、因近及遠的治學功夫。陳寅恪文章常常從一個很小的問題入手，漸次展開，盤旋往復，最後竟引出頗帶普遍意義的結論。既紮實又深遠，的確令人欽羨。近年陳平原教授所主張的，突破口不妨小，但進去以後要掘得深，拓得寬，實際也是這個意思。這對那些愛做大而空的文章，動輒進行宏觀縱論的文學史研究者們，是頗有警策作用的。
陳寅惜身為歷史學家，古典文學也深為精通。他的《元白詩箋證稿》既是由詩證史，亦是以史釋詩，能夠做到詩史互證，打通文學與歷史之間的許多關節，這尤是文學史研究者不可多得的他山之玉。
文學史研究與一般的歷史研究，對像課題雖然不同，但方法論上理應有諸多互通之處。陳寅恪史學方法大大小小，琳琅滿目，對於面對豐富材料無從措手足的文學史研究者，是足夠遴選借鑒一番的。
陳寅恪的學術精神和學術方法對文學史研究均具有一定的意義，而在這股陳寅恪熱中，也應注意保持清醒，勿將陳寅恪捧到不適當的高度，似乎舉國學術界只有陳寅恪一人值得崇拜。事實上，陳寅恪也自有他的學術局限。
從小處說，陳寅恪的學術文章由於處理材料有時採取「寧煩毋略」的原則等原因，的確不免存在枝蔓過多的現象。陳寅恪本人力舉千鈞，自能應付裕如，但對一般的學術研究，似不可取。他過於質樸的文風對文學史研究者來說也是不必倣傚的。史學界對此亦多有微詞。
從大處說，陳寅俗雖然佳作成林，但缺少綜合性、通論性的巨著，總是一憾。有人為陳寅恪辯護，說中國人做學問自古如此，不屑於建立體系，不屑於搞通論。這種說法未免片面。且不說「從來如此便對嗎？」就從當今史學的發展狀況來看，沒有堅船利炮，徒有寸鐵滿目，對一個國家來說，實在是學術上的不足。
陳寅恪能夠取得學術上的輝煌成就，更多的依靠的是個人的天才，余英對先生總結為記性、作性、悟性和感性，這與其家學淵源和各種機遇是分不開的。而當代學術的發展，不能依賴於少數天才的出現，而應更多地依靠系統的理論方法和合理的科研佈局。陳寅恪在這方面未曾更多著力，所以過分誇讚其超人的才學，益處不大。即如陳寅恪通曉二十餘種文字，但他真正用於學術之上的其實很有限。他自己後來的學術方向選擇表面看來有些「大才小用」，但未嘗不是一種對自己實際知識結構的清醒判斷。才、學、識的搭配，對一個學者來說，是存在一個比例問題的。對文學史研究界來講，當前最缺少的不是淵博，所以無需號召人們去多學一些屠龍之技。
陳寅恪關注時代風雲的精神值得欽佩。但他採用的是一種暗含諷諫的舊士大夫式的微言大義的方法。這是他所處的特定歷史時期給他帶來的局限。他的微言大義僅有極少數人能夠看懂，又常常是在久遠的事後。結果，不過是表現了個人的智慧，對當時的現實並未能起到直接的觸動。根據時代的發展變化，這一點似也不必吃力不討好地東施效顰。
總之，對文學史研究界來說，如何評價陳寅恪並不重要，關鍵是應該從他那裡得到學術研究的借鑒和啟發，最後還應該落實到文學史本身的建設上來。從陳寅恪那裡可以思考到如何發現與抓住問題來治學，如何處理好文學史與歷史性的關係，這些都應當有助於文學史研究者補好史學課，回到文學來，有助於人們期待的一門「文學史學」有朝一日的建立。
中國大學生多數無聊，可於無聊中玩出生趣者二：孔慶東和余傑。二人同為「北大雙傑」，前者擺弄抽屜文學，後者鼓呼桌面文學。總之，都在依托一種形式，闡發一種思想。用孔慶東自己的話是橫看莊嚴豎看荒誕」、「可葷可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