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一直聲稱自己是個鄉下人，其實他很早就不是一個鄉下人了。他不但一步步變成了城裡的人，而且是城裡人崇拜的大作家，後來又成了大學者，是個知識的富翁。可是直到離開這個世界，他仍然堅持稱自己為鄉下人，堅持要把自己1923年來到北京之前的那段生活跟以後的生活聯繫起來，彷彿這是他值得向所有的城裡人炫耀的財富。這又是出於怎樣的心理動因呢？他筆下的都市世界與湘西世界，對於他自己，又具有怎樣的定義呢？這都是饒有興味的問題。
讓我們從沈從文作品中去尋求答案，先看看他筆下的「都市世界」。沈從文寫的都市，實際並沒有構成一個世界，這一點無論和茅盾，還是老捨都不能相比，但是他有自己的特點，就是從不寫地位比自己低下或與自己相當的人，他專門寫那些地位比他高的人。他主要寫教授、大學生、紳士、小職員這四種基本人物。這幾類人物都是沈從文精神上的直接壓迫者。教授代表著文化的制高點，是學問的頂峰，也正是沈從文潛意識中夢寐以求的目標。然而在沈從文與教授之間，卻高聳著文化的階梯，把他們隔為極弱與極強的兩端。弱者希望自己變成強者，往往會對強者產生一種挑戰的情緒，他把自己的自卑心理轉化成為一個超越的慾望。沈從文正是要在精神形象上把教授壓下去。《八駿圖》發表後，教授們大怒，甚至有的對號人座聲稱侮辱了自己，這正和沈從文的心意。當然沈從文決不是那種用筆墨洩私憤的人。他的《八駿圖》裡寫的那些教授都是用甲乙丙丁作代號的，而且教授們的行徑與他們的專業也沒什麼邏輯聯繫。沈從文不是在攻擊哪一個、哪幾個教授，而是在攻擊全體的教授，攻擊壓在他頭上的巨大的、沉重的文化金字塔。雖然沈從文後來自己也成了教授，但他最忌諱把自己與別的教授劃等號。他仍然堅持說自己是鄉下人，實際上是說自己這個教授比其他教授代表了更多的文化背景，具有更強的奮鬥能力。他要超越到所有的教授之上，因為他當年被以教授為頂尖的文化金字塔壓在最底層。沈從文也在對教授的痛快嘲弄中獲得了精神上的超越。他曾經感歎過「多少文章就是多少委屈」（《虎雛》）。移情是沈從文創作的重要源泉，由移情而獲得的精神超越又不斷鞭策沈從文在自己的現實生活中取得同樣的成就。這二者是相互促進的。
對大學生的態度，沈從文就不像對教授那麼動感情了。試看《來客》一篇，沈從文十分冷靜地寫了一個慕名來訪的大學生的無禮、無知、無能。沈從文對教授的攻擊是從私生活的角度，因為在學問上，他畢竟承認教授是富有者。可是對大學生，他就不必了。這些大學生，他早就看透了，而且態度也是十分鄙夷，「看看那些大學生，走路昂昂作態，彷彿家養的公雞」（《虎雛》）。他雖然不是大學生出身，但他在北大等校到處聽課，接受的教育是與大學生一樣的。他在入京前，讀過不少古籍、字畫，知識面相當廣泛。完全有理由認為他的學識是在一般大學生之上的。可是他自認為滿腹詩書，考燕大國文系的時候，竟然得了個零分。這不能不說是他一生的奇恥大辱，好像一個鄉下佬來到城裡被扒光了衣服一樣。如果說沈從文真的看不起城裡人，他不會放下小康日子不過，跑到人生地不熟的北京來挨餓受凍。來了，也不應該去考什麼大學。既然來了，又考了，就說明他有一種要變成城裡人的願望，而且要變成城裡的上等人，可是，他沒能成為一個大學生，通往上等人的一條最穩妥的坦途堵死了，生活逼得他不得不去走另一條艱苦卓絕的路。這就使他對大學生產生了一種雙重態度：一是從心裡看不起，不值一提；二是胸中總有塊壘，想起來牙根發癢，所以還是要提。因而在《八駿圖》裡，沈從文與教授的地位是平等的，有時甚至是卑下的，從敘事學的角度講，好像在背後指指戳戳。而在《來客》裡，他對大學生的態度是居高臨下，裝作不動聲色，其實是貓玩老鼠一般，拿那個大學生當猴子耍，讓大學生表演出種種醜態。他彷彿指著鏡子說：看，你們城裡人相互之間彬彬有禮，溫良恭謙，可一旦在我這個鄉下人面前便露出馬腳，實際是無禮無知又無能的。如果說從《八駿圖》裡我們感到作者是暗自得意地笑，那麼在《來客》中就會感到作者完全可以理直氣壯地開懷大笑。
沈從文寫紳士和小職員，類似寫教授和大學生。紳士就類似教授，也是金字塔尖上的階層，也是被公認為有教養、有風度，而且有權、有錢。沈從文對他們似乎更加不恭，在《紳士的太太》、《王謝子弟》諸篇中，他簡直像一個鑽進紳士家裡的孫悟空，不時掀起閨房的門簾，或者舔破臥室的窗紙，專門向人展示那些夫妻相瞞會情人，姨太太與少爺私通的糜爛場景。沈從文諷刺紳士倒沒有引起什麼波瀾，因為教授、大學生、小職員都是站在紳士對立面，在這一點上跟沈從文取同一立場的。而且沈從文也並不想當那樣的紳士，去做「社會支柱」，他也知道自己當不上。他諷刺紳士和諷刺教授，目的在於攻擊城市文化的最精華部分。這兩座大山打倒了，沈從文就可以滿懷優越感走在城市的大馬路上了。
小職員是大學生的延伸。大學教育使這些人成為無能無知的「廢物」，他們成了小職員後，也就不求上進，滿足於平庸的生活，為小小的得失而作寒作熱。如《煙斗》中的王同志，本來要被提升，他自認為要被降職，於是便疑心同事們的恭維都是幸災樂禍，言行舉止大失常態。及至水落石出，他又恢復了往日卑俗的心態，以至於叼著新買的煙斗得意洋洋地矜於人前了。面對這些小職員，沈從文似乎用不著自卑。但即便是這些小職員，他們也自以為有教養、有文化，是住在城裡的文明人，「對人生對社會有他的穩健正確信仰」，他的幸福是可以向鄉下佬驕傲的，而且他們又代表了廣大市民階層的穩定心態，是城市文化的基本負擔者。因此，對小職員的諷刺，與對其他幾類人物的諷刺一道，構成了對整個城市文化的批判。
這種批判與老捨對市民文化的批判相比，顯然不夠深刻，因為它不是從文化本身的角度，不是設身處地給文化以歷史的、實事求是的開掘。它是從人性的角度，用了一把沈從文自己從鄉下帶來的尺子進行衡量和批判的。既然從人性角度，就必然涉及生命力的強與弱、道德觀念的美與醜，這裡面就與創作主體有著更貼近的聯繫。用人性的標準來否定一種文化，在現實中是不可能的，在文學上則反映出一種心理態勢的誇張。這種誇張表現在沈從文身上，就正是由自卑向超越艱難邁進的一種努力。
下面再看看他筆下的湘西世界。
這裡不再是漫畫，而是一卷卷的山水長軸，是細膩的風光和工筆，這是一個理想的世界。雖然經常透露出哀婉的情調，但這哀婉卻更加肯定了他的理想。之所以哀婉，是因為現實中的湘西巳經變了，巳經不是沈從文極力謳歌的天堂了。沈從文說自己是鄉下人，指的是他所描寫的湘西世界的那種鄉下人，是《邊城》為代表的世界裡的鄉下人。可是這個世界在現實中已然不復存在，就是說沈從文的鄉下人身份喪失了現實基礎。當沈從文自覺、不自覺地意識（或感覺）到他的湘西文化在城市文化面前打了敗仗，他的潛在的自卑感又不知不覺加深了一層。要除掉這層心靈的繃帶，光靠給城市畫漫畫不行，必須正面樹立起湘西世界的形象。
他首先寫自然天性戰勝現代文明。《雨後》寫兩個青年男女在山上野合。男主人公四狗目不識丁，他的一切行動全靠本能驅使。他不會說三道四，只有行動。「四狗不認字」，然而本能使他覺得周圍的一切「全是詩的」。而女主人公是讀書人，「她從書上知道的事，全不是四狗從實際所能瞭解的」。在形而上的層次，她與四狗是有天壤之別的。可是在這種時候，她的文化一點兒用也沒有。四狗讓她念詩，她找不出合適的詩來，心中覺得什麼詩也比不上四狗唱的粗鄙的情歌。後來勉強念了一句「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四狗說好，並不是懂得詩好，而是認為念詩的人跟眼前的景好。所以女子想：四狗幸好不識字，否則像她一樣被文明捆著手腳，兩人就不會追求自然之樂了。在全篇中，四狗始終是主動的，女子是被動的。四狗後來很瀟灑地離去了，而這個女子躺在那裡一直處於陶醉之中，她被徹底征服了。如果認同這篇小說的傾向性，就不難得出結論：讀書人不如白丁，靠知識不如靠天性，一切知識在最美好最需要的時候都是廢物。能把一件事照本宣科地說出來，「難道算聰明麼」？還有《夫婦》中那個仗義解難的城裡人黃先生，在送走那對因野合而遭難的青年夫婦後，嗅著那把「曾經在年輕婦人頭上留過很希奇過去的花束，不可理解的心也為一種曖昧慾望輕輕搖動著」。這被搖動的，顯然是他那顆「城裡人」的心。
與寫自然戰爭文明相聯繫的，沈從文大力描繪湘西世界的人情美，這與城市文化的人性丑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一面是真摯、樸實，一面是虛偽和爾虞我詐。這方面的例子俯拾皆是，已有許多人做過很詳縝的論述。我只想提一下《蕭蕭》的一個情節。蕭蕭懷孕，本是一件醜事，可是對這件事的處理上，就顯現出人性的善之美。蕭蕭沒有被沉潭，而且由於生了兒子，便被名正言順地留在家裡。事是醜事，但是並不竭力隱瞞，大家都知道了，從感情上也覺不出有什麼大不了的罪過。而且特地點明：「照習慣，沉潭多是讀過『子曰』的族長愛面子才作出的蠢事」，蕭蕭家沒有這樣的族長，也就是說沒有「文明」的束縛，這才保全了前述的人的善良本性。這很可以與《紳士的太太》比較一下。《紳士的太太》裡亂倫、私通之類的醜事迭出，但這些醜事是秘密的。雖然並不會面臨沉潭那麼嚴重的處罰，但大家仍拚命遮掩，甚至以此相要挾，從而幹出更醜的事來。作家的感情是如此的愛憎分明！
沈從文進而追求十全十美的「湘西世界」，不惜進行種種造神的努力。他寫的龍朱，「這個人，美麗強壯像獅子，溫和謙順如小羊。是人中模型。是權威、是力、是光」（《龍朱》）。他寫的花帕族女人「精緻如玉，聰明若冰雪，溫柔如棉絮」（《神巫之愛》）。他寫的理想婚姻「大妹，近來就是這樣，同一個年輕、彪壯、有錢、聰明、溫柔，會體貼她的大王生活著，相互在華貴的生活中，光榮的生活中，過著戀人的生活，一切如春天」。（《在另一個國度裡》）凡是造神，都是自卑感達到一定程度的產物。正是沈從文在現實中感到種種難以承受的精神壓力，才一定要在作品中塑造出完美無瑕的男子、女子和美輪美奐的愛情、人情。有了這樣一個至神至仙的世界，「過去的耽心，疑慮，眼淚，都找到比損失更多許多倍數的代價了」（《在別一個國家裡》）。這一點，用不著什麼專門的理論闡釋，已經是各派心理學家公認的常理了。
綜合這兩個世界，可以看出沈從文背著許多自卑的包褓。這裡有教育自卑、出身自卑、地位自卑等等，總的來說，是一種文化——性格自卑。
這就需要看一下沈從文本人的情況了。
沈從文在《從文自傳·我的家庭》中描述過他最早的記憶。那是祖母死時，他被「包裹得緊緊的」，「被誰抱著在一個白色人堆裡轉動，隨後還被擱到一個桌子上去」。阿德勒在《自卑與超越》中論述人的早期記憶時指出：「第一件記憶表現出個人的基本人生觀；他的態度的雛形。……大部分的人都會從他們的最初記憶中，坦然無隱地透露出他們生活的目的，他們和別人的關係，以及他們對環境的看法。」他還特別指出：「至於記憶的正確與否，倒是沒有什麼多大關係的。他們最大的價值在於他們代表了個人的判斷。」因為「人的想像力決不會編造出超出於他的生活風格所能指命的東西」（《生活的科學》）。而且「各種記憶中最富有啟發性的，是他開始述說其故事的方式」。在沈從文關於最初記憶的敘述中，我們應當注意「包裹」、「白色」、「擱到」這樣的感覺型用詞。這種敘述方式說明，沈從文對這個世界的最初感覺就是拘束和冷落。受到包裹般的拘束，所以他天性就追求自由，喜歡脫掉鞋子走路。受到擱置般的冷落，所以他渴求引起人們的注意。我們還可以發現，沈從文—開始就對這個世界採取了冷靜的體察態度。
沈從文家裡兄弟姐妹很多。他很小的時候，父母當然和喜歡一切幼兒那樣喜歡他，希望他長大了做個將軍。「健全肥壯」的他一度成了家裡的中心人物。可一場大病使他從此瘦弱下來，將軍夢便轉移到弟弟身上。而且他在私塾總是逃學，在家長、親友的眼中，漸漸成為不受重視，反受歧視的壞孩子。可越是這樣，從文便越淘氣，而且在受懲罰中得到快意。這正是典型的自卑補償心理。就像罪犯被安置了正常工作後還要犯罪——喚起別人對自己存在的注意，已成為他人生的最大價值。如果肯定童年的生活態度為人一生的生活風格奠定了原型，也許有一點誇張。但有一點是無疑的，這時的沈從文，已經有一種失寵後的自卑感了。阿德勒認為，有兩種孩子最容易成為問題兒童，一種是受寵的，一種是受歧視的。沈從文正好是從前一種落人後一種的。於是在他的意識深處，就不免會產生這樣的思想，即：我現在是卑下的，但我原來曾是優越的，這就說明我並非天生卑下，我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重新獲得優越。阿德勒說：「一個小孩在不斷的努力中，可能會變得極富鬥爭精神，而且在長大成人以後也是一個鬥爭性很強的人，他總是在奮鬥著，並懷著一個堅定的想法——他不應該是笨拙的，有缺陷的。這樣一個人所背的包楸總比他人更為沉重。」所以後來沈從文總是不安於已有的地位，不安於已有的作品，他勤奮並且多產。他直覺地感到世界上有一種事情等待他去做，有一個聲音在召喚他。他在湘西的部隊裡幾經變換環境，最後終於認定那個召喚他的地方在北京，在那個天下大亂、亂世出英雄的地方。在湘西，他幹得再好，前途已像百米終點一樣看得很清楚了。那條庸俗的仕途是不能使沈從文滿足的。於是，他前往北京。
沈從文離湘赴京前在保靖照了張相。看那神情，毫無一點矯飾，淳樸、自然，但卻不野蠻、粗擴，實在是一個清秀文弱的內向的青年。但那剛毅的嘴角，不動一點聲色的面容，又分明表示出他的外柔內剛。他那一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毫不留情地盯住這世界，簡直要把這世界看穿、看透。一種倔強的、包含了忍耐與抗爭的氣質從相片上直撲出來。這時的沈從文，性格已經定型了。
論述到這裡，有一個問題是繞不開的。沈從文似乎總說他在湘西很好，他說假如沒去北京，「假如命運不給我一些折磨，允許我那麼把歲月送走，我想像這時節我應當在那地方做了一個小紳士，我的太太一定是個略有財產商人的女兒，我一定做了兩任知事，還一定做了四個以上孩子的父親……我的生活是應當在那麼一個公式裡發展的」。阿德勒發現，自卑的人最愛說「假如我如何如何的話，我就會怎樣怎樣」。看到沈從文對城市表現出那麼大的興趣，付出了那麼多的精力，這使我懷疑沈從文在湘西是不是活得如魚得水，是不是像他作品裡的人物那樣瀟灑。在我看來，沈從文自稱是鄉下人，可他不是一個真正的鄉下人。即便他未到北京之前，在湘西，他與周圍的人和事存在著許多不協調。他所描寫的湘西人身上的優點，比如勇敢、直率、自然任性，這些恰恰是沈從文本人所缺乏的。他周圍的那些士兵，打架、殺人是家常便飯，而沈從文是自歎弗如的。他講述一個二十五歲的朋友，卻已經賞玩了四十名左右的青年黃花女時，筆調充滿了欽羨之情，而他本人在愛情上卻極其軟弱。他在《虎雛》中感慨道：「我自己失敗，我明白是我的性格所形成。我有一個詩人的氣質，卻是一個軍人的派頭，所以到軍隊人家嫌我懦弱，好胡思亂想，想那些遠處，打算那些空事情，分析那些同我在一處的人的性情、同他身份不合。到讀書人裡頭，人家又嫌我粗率，做事馬虎，行為簡單得怕人，與他們身份仍然不合。」
沈從文從小就愛空想，儘管他明白「一個人越善於空想，也就越近於無用」。他自己沒能進人大學之門，他便想培養一個是行伍出身的「沈從文第二」去大學畢業，這就是虎雛。他「在那個小兵身上做了二十年夢」，並且寄托了種種造神的理想。沈從文的兩個兒子就分別叫做龍朱和虎雛，這同樣是對自我延續的寄托吧？
所以，沈從文應當屬於在城裡和鄉下之間的一種人。在鄉下，他承認自己「是最無用的一種型，可是同你們大都市裡長大的讀書人比較起來，你們已經就覺得我太粗糙了」。
那麼回過頭來再看湘西的實際處境，別人多是外向的，他是內向的。他胸懷大志，可是湘西那裡不是他鯤鵬展翅的天地。他在部隊裡久久升不了官，將軍夢早已破滅。沈從文後來最大混了個文書，全靠他寫得一筆好字。他只有這惟一的優越處受人賞識。所以他拚命練字，把薪水都買了新字帖，在屋裡貼上「勝過鍾王，壓倒曾李」的自勉銘，可見他的超越慾望有多麼強烈；另一面卻也顯示出他是怎樣地被自卑情結所困擾。
於是，這個自負的青年滿懷希望奔赴北京。然而一下火車，都市的氣勢就給予他巨大的震懾。當時火車站前的兩座遮天蔽日的大前門，以巍蛾崇高的形象直壓上他的心坎，自卑意識一下子被誘發出來了，他覺得自己很有文化，可是在北京這座古都裡，文化到處都是。他住的琉璃廠、前門大街一帶，簡直就是個活的中國文化博物館。那些當年價值上百兩黃金的古玩寶貝，如今幾塊錢就能買到。文化貶值到這種程度，沈從文肚裡那點子詩雲算得了什麼，在老北京，整個生活都是藝術味兒的，玩古董字畫的人滿街都是。一般的市民不是會唱上幾段西皮二黃，就是會玩風箏，放鴿子，人人都有股子文化味兒。一方面是文化的氾濫、趨俗，一方面是貶值。大學教授聯合罷教才發下來九折薪水。所以沈從文在文化上毫無優勢可言。他的處境很像動畫片《米老鼠和唐老鴨》中那頭盲目進城、被城裡人視而不見、踐踏而過的獅子。考燕大得了零分，連兩元入學費也退了回來。精神的窘迫之外，他沒有固定的經濟來源，經常到同鄉、朋友處吃蹭飯，人生最低需求層次的窘迫是最難忍受的。沈從文天性講究尊嚴，「人雖是個動物……但是人究竟和別的動物不同，還需要活得尊貴！」可這時候一切人的尊嚴都被壓抑了，而他又是覺得自己本來應該擁有這份尊嚴的。這就產生了兩種情緒：一個是深深的自卑，另一個是憤懣、不服氣。阿德勒說人在自卑情結中有兩條路：一條是自甘淪落，消沉下去；另一條是正視現實，與社會合作，向社會伸出求援的手，進行頑強奮鬥。沈從文選擇了後者。他給當時名滿天下的大作家郁達夫寫了一封信，這就成了他命運的一個轉機。從此之後，他筆不停耕地寫作，成了像老捨所說的「寫家」。他出了七十多個集子，完全靠一支筆來建立和鞏固自己的名利地位。他從不悲觀，他說「要知天道酬勤」。他不信命運，他信時間。然而那種自卑的境地在他的心裡烙下了永不消失的印記，使他永遠不能安於現狀，永遠企求超越，一定要達到第一流的地位。這就是自卑情結的補償。沈從文總是把自我形象放在一個卑下的地位上。他寫到自己的愛情，那完全是一種奴性的愛。把愛人想像得天神一般，而自己是個乞求顧憐的奴僕；可這種愛卻又是他所看不起的。他在寫別人的愛時，全力讚美那些大膽的、勇敢的以至粗野的愛。他在一切方面都自卑而且敏感，甚至連自己有一點少數民族的血統也不放過，所以有時故意站在少數民族立場來攻擊漢人，如《龍朱》中說：「女人們對於戀愛，不能發狂……近於中國漢人，也很明顯了。」當他攻擊一事時，就使自己脫離了那件事，好像巳經站在那件事的對立面，這樣便獲得了一次超越。沈從文就是這樣，在自卑情結的刺激下，懷著對自己文化處境「不平則鳴」般的憤怒，一步步地走上了超越者的階梯，它的副產品就是給新文學帶來了兩個相映成趣的新鮮世界。
以上從作品到創作主體的評析，無非只是想說這麼幾句話。第一，沈從文有自卑情結，而且很典型。第二，通過這個角度來看他的作品，不敢說很有「意義」，但起碼是很有「意思」。第三，心理學的方法比起社會學的方法當然要視野狹窄，難免有捉襟見肘的「唯心」論斷。但這對於沈從文這樣的關心個體生命遠過於社會意義的作家來說，也許更能找出他的世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