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句俗語：「狗肉貼不到人身上。」
細琢磨一下，此話於哲理之外還頗有幾分詩意，而且是象徵主義詩意。就像莫裡哀的喜劇《貴人迷》中的汝爾丹不知道自己說了四十多年的話竟是「散文」一樣，如果把「象徵主義」這束鮮花送給一個說出了這句俗語的人，他也一定會莫名驚詫，不知所云的，也許出於某些中國人那種惴惴不安的心理，他還會像波德萊爾所說的那樣「使勁兒打彎這可悲的枝條，叫它長不出發臭的芽苞蓓蕾」。（3）但是波德萊爾這樣的真正象徵主義的詩句，一旦光臨，卻又被我們文質彬彬的同胞們「敬謝不敏」、「放進了應該去的地方」（4）。
於是，我想，狗肉固然貼不到人身上，但人吃了狗肉，不是同樣可以長出人肉麼？那麼，象徵主義這塊肉在中國究竟是一位「快樂的死者」，還是已變成「腐屍」（5）了呢？這就需要我們認真思考一下象徵主義這位遠征者踏上這片黃色國土之後的命運。
一二十年代，法國象徵主義如同一股世紀初的春風，飛越千山萬水吹到中國這座剛剛解凍的花園，為放足不久的詩壇帶來異域的蕾香、帶來藝術上一種新奇美的追求，使中國產生了一批幼稚而又早熟的「七歲的詩人」（6）。然而，中國的血型似乎永遠是「AB」，可以容納一切，但一切最終都變成「AB」。僅僅十餘載，象徵主義就臭花一現，枯萎於現實主義灼流滾滾的夏天。象徵主義是詩歌進步的流派，竟遭夭折，如何解釋呢？全面考察，不外作品本身及主體與客體的關係等原因。
中國詩壇乃至全民族的審美胃口實在太弱了。有過唐詩宋詞光輝頂峰的中國文言詩歌發展到20世紀初已經走進了死胡同，山窮水盡，不變革無以生存。但是變革後的白話體詩，只不過在語言上通俗了一些，形式上自由了一些。而實質上仍是很差，像胡適《嘗試集》那類的作品，幾乎無詩意可談，在總的審美價值上，還不如舊體詩。從審美接受的角度看，普通讀者只能接受傳統典故式的暗示，接受「兩個黃蝴蝶，雙雙飛上天」一類的直描，接受「我把月來吞了」一類的直抒胸臆。
這樣，當李金髮等人的象徵主義詩作出現在東方的地平線上，立刻便遭到了不理解的厄運。以李金髮為例，經常被以假洋鬼子視之，先是驚呼看不懂，然後斥責「我真不懂他們為什麼做人家看不懂的東西」。本來規模不大的讀者群為之瞠目結舌，連名重一時的大詩人、大評論家也讀不懂，例如鍾敬文先生。
中國習慣於那種賦比興的意象系統，猝然遭遇到象徵主義詩歌，彷彿吃了80年紅燒豬肉的老人，突然間吃了牛排，是消化不了的。象徵主義是塞納河水澆灌出的花朵，到中國要有個適應過程，而中國又是這麼的一種情況，因而，其枯萎也是歷史的必然。
（本文系一次發言提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