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是復員第一批回到武漢大學的學生。
初次踏進著名的武大校園珞珈山，充滿了失望。它不僅滿目荒涼，且是被日人與村鄰破壞得不宜居住的狀況了．。
在四川的時候，總聽名師們說宮殿式的建築多麼宏麗，面臨的東湖多麼浩瀚美麗。但是一九四六年九月我找到女生宿舍的時候，工人仍在趕工裝窗玻璃和木門。我被分配在最後一間，同室原有同班的況蜀芳，在校四年，她一直對我很好。不久後，復學的謝文津由山西來住。
那一年間我們三人一起上課，週末常常搭渡輪由武昌到漢口去，在沿長江邊的大街上地攤買美軍軍用剩餘罐頭，最常買大罐的冰淇淋粉，回宿舍衝開水喝，代替比校貴的牛奶。冬天晚上舍監查房之後，偷偷生個小炭火盆烤許多不同的東西吃，小蕃薯和白果真是人間美味啊，比起樂山宿舍生活，簡直是富裕了。謝文津兩年前與青梅竹馬的情人孟寶琴結婚休學，生了一個兒子後來復學。她心情安定，一心讀完書與夫、子相聚，所有的功課都認真，給我們寢室帶來一種穩定的力量。蜀芳與我都很羨慕她那樣的婚姻。
武大的校訓是「明誠弘毅」，和大多數學校的校訓一樣，四個字，原都有些深意，卻記不得它的真意。但至少其認真務實的態度是處處可見的。一九四七年的中國，好似有一半的人都似螞蟻搬家東西南北地奔跑卻又似看不到來去的目的。我們外文系的老師有一半都另有高就了，朱光潛老師已在北大文學院籌劃新局，他臨行聘請吳宓（字雨僧）教授來武大作系主任。
吳先生未隨西南聯大回北平清華大學，而來到武漢，大約是與朱老師的私誼。我大四這一年選了他兩門課，一門是「文學與人生」，開放全校選讀，據說是他當年由哈佛大學回國在清華大學開的很著名的課，在武大重開也只教了兩年。他自己讀書既多，理想又高，所列課程大綱和講課內容真是縱橫古今中外，如在太平盛世，當可早啟中國的比較文學研究。可惜一九四七年的學生多是憂心忡忡，在現實中找不到安頓的早衰的青年人，不如上一代那樣能單純地追求被稱為「現實主義的道德家」的理想。他辦《學衡》雜誌，一生主張文學須「宗旨正大，修辭立其誠」，但是他癡情的故事也是當時傳說不已的。
我所記得的吳老師，更鮮明的是他為本系三、四年級開的「長詩」，似是接續朱老師的英詩課。
剛開始教彌爾頓的（《歡愉者）152行）和（《憂鬱者）176行），用字精深，用典甚多，對於我們是難極了。只有篇名意大利文讀起來順暢好聽，所以我至今記得。
由於朱老師課上背詩，記憶猶深，這兩首我們以為也得背，所以一面唸咒一面背，至今仍記得大半，對我後來進修與所教的英國文學史課頗有用處。
彌爾頓的《失樂園》只能教些梗概，讀些關鍵名句，直到他教到柯立芝的《古舟子詠》才知道長詩是不要背的，但是考試的題目卻要求從更廣的角度和觀點加以詮釋。後來讀了雪萊的，「AlastOr」、「AdOnaiS」和濟慈《endymion》，解說這兩位詩人早期的浪漫思想和現實的衝突。
吳名師開學後宣佈接下指導朱光潛先生導生的論文，包括我的。朱老師去北大臨行前曾告訴他，我很想進一步研究雪萊或者濟慈作論文題目。朱老師很可能也告訴他，我正困在悲傷中走不出來——老師們背後也會談到關心的學生們的「私情」吧!
吳老師建議我以雪萊的長詩「EpipsyChidiOn」（希臘文，意為「致年輕靈魂」）作論文，我寫信請爸爸托人在上海幫我找了一本，因為學校的圖書還沒有完全復原。《時與潮》已在上海復刊，主編鄧蓮溪先生是外文系出身，後來見面調侃我說。「怎麼研究起雪萊的愛情觀來了，原來是換了吳宓作指導教授啊。」我收到書先翻了一陣，覺得雪萊那種戀愛觀和我的「鍾情派」不同，很想換濟慈的一篇，但是時間和知識都不夠。
不久，吳老師召我去，把我擬的大綱幾乎改了一大半。他用毛筆寫了兩頁英文大綱，並且加上一句中文:「佛曰愛如一炬之火，萬火引之，其火如故。」告訴我，要朝一種超越塵世之愛去想，去愛世上的人，同情、悲憫，「愛」不是一兩個人的事。
我努力讀一些相關的書，按老師修改過的大綱寫了幼稚的初稿，四月中旬繳上去，然後將修改近半的初稿，工工整整地手抄（當時尚未見過打字機）成我的畢業論文。
袁昌英先生教我們四年級的「莎士比亞」課，她仍以一貫的穩健步伐定了全年進度。莎氏的三十七本劇本，分悲劇、喜劇和歷史劇三種，選代表作逐本介紹，但是沒有書，只有講義上的梗概及專心聽講作筆記。在作筆記方面我頗為專長，如能進一步閱讀，確有幫助。莎士比亞一課廣博精深，需一生時間，這是我未敢嘗試的。
袁老師領我們進了殿堂的大門，正如三年級「戲劇」課一樣，先教導讀，再讀一些劇本，所用課本COninentalDramas和英詩課的《英詩金庫》一樣，也是世界性的標準課本。我清楚地記得她導讀霍普特曼《沉鍾》和羅斯丹的《西哈諾》（王若璧譯《大鼻子情聖》，遠流，一九九四）等劇的神情，生動感人，給我終身的啟發。後來讀到同學孫法理寫的《恩師遺我莎翁情）一文，更具體憶起袁老師當年分析劇本時常用的「第五象限」，線、面、體三個象限是空間象限，時間是第四象限。而關係（結構）是第五象限。在那個兵荒馬亂的戰時，我的文學生涯有那樣高的起步，實在幸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