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了幾天，我到北京大學紅樓看朱光潛老師。
他見到我，十分高興，帶我去看他新配的宿舍，說家眷不久可以由南方來。那幾間臨時宿舍。空蕩蕩新蓋的水泥平房，其實還不如他在樂山聽庭院落葉雨聲的老房子溫馨，但他似乎很滿意，說如今勝利了，以後可以好好做些學術發展。他也問了我畢業後的計劃，我只說想繼續讀書，家裡又不讓出國，但沒提想做助教的話，也許當時不願朱老師認為我是為了找工作才去看他，或是我內心並沒有決定要留在北平。自童年起，我記憶中的北平古城就是一座座陰鬱的古城門，黃沙吹拂著曲曲折折的胡同，往遠看就是荒涼的西山和撒石灰的屋子……。
當天晚上，媽媽問我到北京大學拜望老師的情況，她很嚴肅地說，「既然你末向老師求職，我希望你到南京或上海去找事，北平和京滬切斷的話，我和你兩個妹妹活命都難，你哥哥在東北戰地到時候也不知什麼情況，你去跟著爸爸近的地方，也讓我心裡少一份牽掛。」
我又回到上海。因為《時與潮文藝》的孫晉三先生的關係，我向南京的中央大學外文系申請助教工作，但他們已留了自己的畢業生。在上海教書，我不會上海話，實用英語也不夠，想都不要想，所以也沒去申請。何況我不喜歡上海那種虛妄的繁榮。
八月過去了，九月也過了一半，我在上海，思前想後，真正不知何去何從。
突然有一天，在南來北往的客人中看到了馬廷英叔叔。
抗戰初起，他放棄了在日本長達十七年地質學者的工作，回國獻身文化報國，曾任由瀋陽南遷的東北中學校長。自一九三七年起，每次到南京以及後來到重慶都住在我家，因他一直單身，我母親特別照顧他的衣食。他身軀壯碩，笑聲洪亮，我們全家都很喜歡與他親近。他曾帶給我一小袋我一生第一次看到的海貝蚌殼，講他去海底探測珊瑚礁的故事，很給我們開眼。他到四十歲才結婚。生了一兒一女，男孩馬國光，筆名亮軒。在台北長大成為作家。
我在上海再看到他，倍感親切。他看到我在那十里洋場的邊緣晃悠傍徨，就說他此來為台灣大學找理學院教授，聽說外文系也正在找助教，「他們什麼都沒有，只剩下兩個日本教授等著遣送回國…你就去作助教吧。」
對我父親和《時與潮》的叔叔們來說。我一個單身女子要渡台灣海峽去剛發生二二八動亂的台灣，是不可思議的事，都不贊成。但在我心中，孤身一人更往南走有自我流放之意，至少可以打破在南北二城間徘徊的僵局。況且，整個中國都在非左必右的政治漩渦中，連駝鳥埋頭的沙坑都找不到了。每一個人都說，你去看看吧，當作是見識新的天地，看看就回來吧大家都給我留一個寬廣的退路。一九四七年九月下旬，我隨馬叔叔渡海到台灣，想望著一片未知的新天新地。
爸爸給我買的是來回雙程票，但我竟將埋骨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