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七年十月第一次乘螺旋槳飛機過台灣海峽時，心中很是興奮，因為這是地理書上的地名，好似在地圖上飛行的感覺。兩小時很快就到了。
台北這名字很陌生，飛機場相當簡陋，大約也是「臨時」的吧。既然大家都說台灣是個很小的海島，應該立刻可以看到比較熟知的「雞蛋糕」（吳振芝老師地理課上的基隆、淡水、高雄），至少可以先看到真正的香蕉與菠蘿。
初見台北真是有些意外，既沒有椰樹婆娑的海灘，也沒有色彩鮮艷的小樓，整體是座灰撲撲的小城。少數的二層樓水泥房子夾在一堆堆的日式木造房子中間，很少綠色，也沒有廣場。來到台北。我借住在馬廷英叔叔家。
馬廷英叔叔，號雪峰，一九0二年生於遼寧金縣農家。少年時立志科學報國，考取日本東京高等師範博物科，以第一名畢業入仙台東北帝國大學地質系。畢業後，跟隨著名地質古生物學家矢部長克博士研究，專攻古今珊瑚礁生長率變化及相關古生態、古氣候、古地理及佔大地構造問題，發表多篇卓越論文，獲德國柏林大學、日本帝國學術院雙重博士學位。一九三六年衝過日人之阻撓，以所學回報祖國，擔任中央大學地質系教授。第二年蘆溝橋事變起，內陸各省缺乏食鹽，馬叔叔應政府之請，親赴沿海及其他各產鹽地勘量，並指示開探井鹽和岩鹽之道，有功於抗戰之國計民生。
戰起，京滬各機構學校紛往西南後方遷移，自九一八事變後，我父親在中央負責東北地下抗日的東北協會主持人，敦請馬叔叔出任東北中學校長（該校成立於瀋陽，不留在滿洲國而遷移到北平，原有自己的師生，與後來成立專收流亡學生之國立東北中山中學不同）。帶領該校出山海關到北平又移南京的原有師生跋山涉水，由湖北、湖南、貴州各省到四川，辛苦跋涉，他到自流井靜寧寺復校。他辭職後回到研究工作，抗戰八年間登山下海，研究冰川問題、準平原之成因、紅土化作用、珊瑚礁之古生態與變化等，完成七部專業巨著。
抗戰勝利，他應教育部之請，擔任接收台灣教育機構特派員，尤以台北帝大為重要工作。因他在日本二十年。深知日本民族之心理，以中國知識分子的豁達大度，對台大的一切設備、數據、制度乏維護，可謂盡心盡力。當時日本人尚未遣返，對馬教授之學術地位及處理方式皆極尊重，但他堅不任官職，創辦地質系、海洋研究所，帶領學生，潛心研究，並紐調查團隊前往蘭嶼、南沙、釣魚台各島，寫《石油成因論》，對台灣資源之開拓有莫大影響。之後發表「古氣候與大陸漂移之研究」系列近二十篇論文，證明地殼滑動學說，引起國際地質界的研討與肯定。
馬叔叔的家在青田街，當時是三條通六號。一條條窄窄的巷子，日式房子矮矮的牆和木門，門不須敲，推開就進去了。有個小小的日式庭院，小小的假山和池子，像玩具似的，倒是沿牆一排大樹有些氣派。開了門是玄關，上面跪了一個女子（不是坐，也不是蹲的，是跪的），用日本話說了一大堆大約是歡迎之類的話。那位名喚「錦娘」女子的面貌，我至今清晰地記得，因為她那恭謹中有一種狡黠，和她的日本話一樣，是我以前未見過的。每個人都脫了鞋，穿上錦娘遞上的草拖鞋，進了房間，走在榻榻米上好似走在別人的床鋪上一樣，連邁步都有些不安。她做的菜是真正日式的魚，烤、炸、味增湯，第一次吃頗覺得可口。
坐在廚房外面走廊上，有一個很瘦的中年車伕，腰帶上繫了一條白色毛巾，他們稱他「秀桑」，側院裡停了一輛黃包車，是台大派給馬叔叔的公務座車（他那時代理理學院長）。馬叔叔大約重八十公斤，高一百八十公分左右，秀桑大約重五十五公斤，高一百七十公分。但這不是重點，重點是那輛公務車的手拉桿，馬叔叔第一次坐上就斷了，修復後再坐又斷了，所以不能修好後再坐，而車伕是校方正式名額的員工，每天要上下班。我到後，去台大外文系「看」工作，馬叔叔吩咐秀桑拉我去學校，下午送我回青田街，他即可以「履行公務」，否則可能被刪除名額，而他一家數口靠此薪水活命。
我坐了兩次，秀桑一路用日本話（他們不懂中文國語）對我表示感謝之意。我「就職」後，把米、煤、配給票都給他，還引起同住馬家的一對助教嘲諷「擺闊」。我第三次坐院長座車時，「行駛」在新生南路的田野小路上，突然警覺，幼年時父親不許我們坐公務車的原則，立刻下車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