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稱為奇緣，在中興大學任教期間，我曾在當時位於台中縣霧峰鄉北溝的故宮博物院兼差六年。
一九五九年剛過完春節的時候，電話響了，有位武漢大學的黎子王學長任職故宮博物院，急需一位秘書，他們把校友會名冊翻來翻去，符合外文系畢業，家住台中，又加上剛接受傅爾布萊特交換計劃進修回來，我似乎是最佳人選了。
當時我除了誠惶誠恐地備課上課，家中尚有三個念小學、幼兒園的孩子，怎麼可能再去霧峰鄉的北溝上班?黎學長說，我只需把中、英互譯，公事文件會派人送到家裡，做好來取，不用天天到北溝。他的口氣不像商量，倒像派令，而且工作方式也定好了，由不得我說「不」。
這份工作為我帶來新的視野。為了要做出一件件文物的數據，我必須向專家請教藝術方面的問題，比如向莊嚴、譚旦問及那志良先生等請益;我研讀相關文獻、做筆記，問他們各種問題，自己也意外地得到很多收穫。當年，為了熟記重要數據，一手抱幼兒一面猛背著名的窯名與特色的情景，如在眼前。
除了文書翻譯，遇到邦交國元首到故宮參觀，有時我也必須到現場口譯。其中，最難忘的是曾任外交部長的葉公超先生陪伊朗國王和泰國國王來訪的那兩次，我近距離地與他們接觸，留下深刻印象。
葉先生和汪公紀先生是老師輩，他常常側著頭問我:「那個東西英文叫作什麼?」簡直就是考我。他的性格使我不敢怠慢，他一問，我就趕快回應他。那時的主任委員是孔德成先生。最資深的莊嚴先生指教我最多。
那時是邦交國的伊朗國王是巴勒維，長得高大、英俊，皇室威儀中帶著現代紳士的優雅，簡直就是童話中白馬王子現身。
我幾乎是用一個愛慕者的心情，留意所有跟他有關的訊息，也想找幾本書看看歷史對他如何評價。因此，我想到那時能在故宮為他作解說，深感榮幸。猶記得那日，他很仔細地看銅器和瓷器;行進間，因為周邊都是男人，他怕我被冷落，就常跟我講話。看瓷器的時候他對我說:「我的皇宮裡有一些跟你們這裡一樣大的瓷器，但都不如這個好。」他還問我：「像你這樣工作的女人在台灣很多嗎？」我說:「大概不少吧。」其實我他不知道，我想這樣說比校有面子。伊朗是回教國家，他大概很難想像女人工作的樣子吧。
巴勒維在那時是一位英主，不是一位暴君，一九六八年我在美國讀書時看到各報的頭條都寫著:「不願做乞丐們的國王」，標題底下有一張他的加冕照片，在繼位十幾年後才正式加冕，因為他立志要把伊朗變成一個沒有乞丐的國家，所以等到經濟改革成功了才正式加冕。我對這則新聞印象非常深刻。難以預料的是，多年的勵精圖治卻引發政變，他被迫去國，不久即抑鬱而終，死於流亡的異鄉。
那天黃昏由北溝回到自己日式房子的家，換上家居服用大煤球煮晚飯，灰濛濛的炊煙中，想著巴勒維國王英挺優雅的身影，突然想起灰姑娘的故事，送我下班的破汽車已變成南瓜了嗎?
那一陣子故宮接待好多貴賓，後來泰國國王和王后也來了。約旦國王胡笙，許多的總統、副總統……更重要的是，歐美各大博物館，大學的藝術史家都到北溝來了。那大大的榮華和霧峰到北溝的那條鄉村道路，時時令我想起北京的宮城黃昏和萬里江山。
胡適先生常到故宮，在招待所住幾晚，遠離世俗塵囂，清淨地做點功課。他去世前一年，有一次院裡為他請了一桌客，大概因為我父親的關係，也請我去。
那天他們談收藏古書的事，胡先生也和我談了些現代文學的話題，我記得他說：「最近一位女作家寄了一本書給我，請我給一點意見，同時我又接到姜貴的《旋風》，兩本書看完之後覺得這位女士的作品沒辦法跟姜貴比，她寫不出姜貴那種大格局，有史詩氣魄的作品。」這些話對我很有一些影響，
一九六八年我去美國，就選了兩次史詩（Epic）的課，一定要搞清楚是怎麼回事。後來胡先生又說自己的工作是介乎文學與歷史兩者之間的研究，寫感想時用的就是文學手法，他說:「感想不是只有喜、怒、哀、樂而已，還要有一些深度。深度這種東西沒辦法講，不過你自己可以找得到。如果你有，就有，沒有,就是沒有，但是可以培養。」這些話對我來說都是啟發。胡先生對我父親的事很瞭解。也很尊重，所以會跟我說一些相關的話。後來我給學生上課或演講，都覺得文學上最重要的是格局、情趣與深度，這是無法言詮的。
我在故宮也有過一陣子矛盾，想跟隨這些學者做藝術史研究，也許可以另外多學一門學問。後來想想，我的背景並不夠，而且我一心一意想深談文學，所以又回去教書，再圖進修。
一九六五年，故宮遷到台北外雙溪，偶爾我去參觀，還有很多人彼此都認得，直到他們一一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