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一年有一天下午，下著大雨，突然有人按門鈴。我開門一看，是一位穿著密不透風的修服。五十多歲的老修女。她手裡拿一把很大的雨傘，一進門就大聲地問:「你是不是齊邦媛？」我說:「是。」她說:「我們現在需要一位教美國文學的人，請你來教。」我嚇了一跳，說:「我沒有資格教，美國文學也沒有準備。」她不聽我解釋，說:「你會教，你也可以教，我知道，因為我已經查過你的資料。」
原來她是當時靜宜女子文理學院（現為靜宜大學）的負責人sisterFrances，靜宜是修會辦的學校，修會的負責人就是學校負責人。她來找我的時候，態度非常強硬，氣勢儼然。
我一再推辭，她似乎要發脾氣了，說:「你們中國人就是太客氣了，我告訴你，我是經過考慮才來的，我派了學生到中興聽過你的英文選課。」
我太驚訝，他太意外，不敢跟她辯論，連說:I`lltry"的能力也沒有。她立刻交代哪一天開始上課，說完，留下一份課表，撐起那把大傘，從玄關處消失。就這樣，在一九六一年的台中，，我真正開始教文學課。
靜宜在當時是很受重視的，因為她是一所以英語為主的學院，學生一畢業都是供不應求地被搶走。
「美國文學」是大三的課，教科書由學校指定，厚厚的上下兩冊，三外之二是作品，三分之一是背景敘述，這稍微減輕我的壓力。
但不管怎麼說，「美國文學」是外文系的重課，我生性膽小，又很緊張，自覺沒有經驗，只有拚命下苦功讀書。當時靜宜圖書館相關的藏書頗豐，都是從美國直接送過來的，除了美新處，這裡也成為我尋寶的地方。我教這門課真是教學相長，把靜宜圖書館裡所有關於美國文學的書都讀遍了，筆記本、教科書上面寫了密密麻麻的小字。我雖然知道自己沒有像胡適先生說的要有八年、十年以上的研究才敢教一門課，但我那時總超前一、兩年。
靜宜的英文老師大都是洋人相修女，為了培養學生的英文程度，不用中文講課。教了第一年，學生反應很好，我猜想吸引他們的是我對文學的態度。
SisterFrances是一個非常嚴格的人，拿著一把大傘，到處巡視，對老師的教學質量盯得很緊，經常去聽老師上課。她全心全意奉獻給學校，以校為家。她對學生也很嚴格，舉凡儀容、用餐禮儀、生活常規都要管，她曾說:「女孩子打扮得乾淨、漂亮不是為了好看而已，而是為了禮貌。」一九六0年代從靜宜畢業的女孩子，一聽到SiSterFranCeS都會發抖。但是她也制定了相當高的水平。
我到東海大學外文系任教，完全是個意外。就像SisterFranCeS拿把大雨傘敲到我的頭，我就去教一樣：不過，這次敲我的不是傘，是一封信。
有一天，我收到素不精識的杜衡之教授的信。
他說他在東海外文系教翻譯，因為太忙了，問我可不可以接這門課?我不知道他怎麼認識我的，我也不認識他。但是，我就又接受一個挑戰去了。
東海大學外文繫在當年是比今天風光、受重視多了，因為他們做了很多開風氣之先的事情，加上學校的建築、規畫具有前瞻性，校長也是當時具有社會地位的人士，所以頗受矚目。
外文系最早的系主任是MissCockran，接著是MissCraWford，她以前是圖書館館長，之後就是謝頗得教授（prof.IanShepard）接任。系裡老師幾乎都是外國人，我是唯一的中國老師。為了教翻譯，我用我的老牛勁自己編教材。每個禮拜給學生做一次中翻英、英翻中作業。那是非常辛苦的，我拿回來批改，改完後下次上課時第一個鐘頭發還作業並且討論。每個段落，我都摘出重點。和學生談翻譯的各種可能性。
我不太贊成翻譯講理論，直到今天也不認為理論可以幫助人。我的翻譯課完全要動手去做的，有累積的英文能力不是平白就能得來，也要有很好的範例，我必須眼觀四面、耳聽八方似地找很多資料，才能教得充實。
有一次，我讓學生做一篇沃爾特·佩特（WalterPater1839——1894）的《給蒙娜麗莎（"ToMonaLisa"）的翻譯，大家坐在位子上做得「快死掉」了。那實在是很大的挑戰，那短短一頁，充滿文藝知識，深刻的描寫內在的奧秘。每個人都糾著眉頭，一副快要陣亡的樣子，真是精采。翻譯課這班是大三，每年有二十多個人，最早的學生有鍾玲、孫康宣、郭志超等。鍾玲曾寫了一首詩《聽雨》送我。
我一九六七年赴美國進修，在印第安納大學的郭志超處處照顧我，常請我去聽印大著名的音樂會和歌劇，由他認識了許多終身的朋友。
一九六七年，裕昌突然接到調差令，調往總局，負責鐵路電氣化的研究及準備工作，因此家必須搬去台北了。
這年初有一個美國很有份量的「美國學人基金會」（AmercanLearnedsociCty）經美國新聞處寄來一函，說他們開始給台灣人文科進修獎助二名（獎學金很高），在一切考慮之中，有一項是「年齡在四十五歲以下」。這一年，我已經四十四歲了，自己由青年已進入中年，在進修這方面，竟十年搓蛇，渾然不覺……許多年來，父親不只一次說，你一生作個教書匠，很可惜啊。他似乎忘了我大學畢業時，兵荒馬亂之際，他反對我出國唸書，雖然當時已得到霍利約克學院的入學准許，怕家人失去聯繫，更怕我成為孤僻的書獃子，耽誤婚姻。這十年來，學校每年都有一些國際交流的通知，但是丈夫工作極忙碌勞累，三個孩子尚小，我收到那些通知連看都不敢看，更不敢想。而今發覺所有的公費資格都限在四十五歲。既然家必須搬往台北，可以搬在父母家附近，媽媽易於伸出援手。如果想留在大學教書將來不被淘汰，今年是最後的機會。
這個基金會初審通過了我的申請，但是必須在八月三十日之前到紐約面談再待決審。我同時也再申請傅爾布萊特交換計劃的旅費與書籍補助，那又是一場「三堂會審」式的考試……他們之中有一位是剛由哥倫比亞大學來台訪問的夏志清先生。他問我對於艾略特（T．S．Eliot）的戲劇有什麼看法?恰好在前一年暑假我讀了他的三個劇本，《大教堂中的謀殺》、《家庭聚會》和《雞尾酒會》，所以頗有可談。
這一年暑假，兩個大孩子辦了轉學高中一、二年級，小兒子考上了第一志願大安中學初一（當時自以為已經安頓，今日回想。何等無知），中興大學為我辦了留職留薪進修一年（當年薪俸以台幣換算，不足一百美金），我才有身份得交換計劃獎助。但期滿必須回原校任教三年。這年暑假我由教育部審定，升等為正教授，距我來台整整二十年，我仍在奮鬥，求得一個立業於學術界的學位!
那個七月是難忘的炎熱，我們一家五口，放棄所有的貓，只帶了一隻小狗，由台中的大院子，高架的日式房子，搬到鐵路局代祖位在金華街的三十多坪公寓，好似塞進一個蒸籠（那時還不普遍裝冷氣），三個青少年失去了伸展的空間，煩躁不寧。而我卻在「安頓」之後，立刻要渡重洋漂大海追求一個他們聽不懂，也許至今他仍不諒解的「學術理想」!許多年後，我只記得那不安的熬煎，焦頭爛額的夏天夜晚，已全然看不見天上的星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