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多年的教書生活，突然進入一個政府機構作公務員，好像從一個安然自適的夢土遭到流放。即使在那個不把「生涯規畫」掛在嘴上的年代，也是大大的斷裂。現實考慮之外，內心只有一個確切的安慰:我真的可以將台灣文學用英文介紹給西方世界了。一直盼望有高人著手，如今竟意外地輪到自己接受挑戰，也評比創辦中興外文系更加艱難。
初到台北舟山路國立編譯館上班的日子，我變得非常脆弱，坐在掛著「人文社會組主任室」辦公室裡，有時會有中興大學的人來，他們拜訪曾經擔任中興大學教務長的王天民館長，也會過來看看我，我畢竟也在那兒十三年啊!即使是當年不熟識的人走進來，我都會熱淚盈眶，總是要很努力才能不讓別人看到我的眼淚。想念台中純樸的街巷，寬廣校園中友善的師生，宿舍前面延綿到山邊的稻田，風過時，稻浪如海濤般起伏……
面對全新的生活環境。唯一的方法是穩下心來，開始瞭解新工作。
第一件事是擬定英譯計劃，首先要找到合作的人。幸運的是邀請到名詩人兼中英譯者餘光中、師大教授吳奚真、政大教授何欣、台大外文系教授李達三（JohnJ．Deeney），合組五人編譯小組。吳、何二位在重慶時代是《時與潮》的主力編輯，李達三在美籍教授中最早研究比較文學，對中國文學亦有深入研究，在台大教英國文學史。他們都對這套英譯選集計劃很有興趣，非常樂意合作出力。
自一九七三年二月起，我們五人每星期二下午聚會。先定了詩、散文、小說三個領域，然後選文、選譯者。漫長的審稿討論，無數的評讀，直到定稿，將近兩年時間。每一篇每一字斟酌推敲而後決定。在無數個午後認真和諧的討論中，終於完成一千多頁《中國現代文學選集》（AnAnthologyofContemrporyChineseLiterature）初版的定稿，一九七五年由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出版社發行。對歐洲及美國的漢學家而言，這是第一套比校完整充實地介紹中國現代文學創作的英譯本。自從一九四九年播遷來台，台灣文學作家得以在大陸政治文化的鐵幕之外，延續中國文學傳統，創造出值得傳誦的作品，好似開了一扇窗子。
作品的年代橫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四年之間，選錄台灣出版的現代詩、散文和短篇小說，約七十萬字。我在《中國現代文學選集·前言》對這二十五年的文學概況作了說明：
台灣自光復以來，由於中華民族的聰慧勤奮，各方面的成就，在全世界睽睽注視之下得到了應有的肯定。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世界是個創深痛巨的世界，種種興衰浮沉的激盪都深深影響了台灣一千多萬人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我們的割捨、懷念、挫折、奮鬥和成就是文學創作取之不盡的題材，使它能不斷地拓展領域，加深內涵，後世治中國史的人會作公平的判斷。二十世紀後半葉的文學不僅在此延續，而且由於處於開放社會的台灣作家們在思想深度和技巧上的努力，已使中國文學的主流更加波瀾壯闊了。
我認為，促進文學創作在台灣蓬勃發展的原因甚多，其中最重要的是教育的普及和提高。隨之而來的是強烈的文化使命感。由於政治與經濟方面的衝擊，作家們的視野更廣，筆觸更深，文學理想與現實人生有了更理性的平衡。另一個重要的推動力是報紙副刊與文學性雜誌的競爭。他們對文學作品的需要不僅量大，質的水平也日益提高，三十年來累積的成果自是可觀。除了政府行之有年的各種獎勵外，八年來《聯合報》與《中國時報》文學獎和吳三連獎相繼設立，應徵踴躍，評審公開，均已建立權威性，甚至對寫作方面都有長遠的影響。民國六十年以後，在外交的逆境中，台灣靠自己奮鬥創出了經濟的奇跡，得以在國際揚眉吐氣。可是在國際文壇上，我們卻幾乎是暗啞無聲!有些人譏嘲台灣是文化沙漠，而我們竟無以自辯!實際上，三十年來中國大陸文壇除了抗議文學和備受攻擊的朦朧詩外，可說是寒蟬世界;而台灣的文學創作，由於題材和內容形式的多樣性，卻有自然的成長，無論是寫實或純藝術性的作品，反映的是政治不掛帥的虞實人生。
這套選集既是為進軍世界文壇而編，選稿的原則就與國內選集略有不同。作品主題和文字語彙受西方影響越少越好，以呈現台灣人民自已的思想面貌。過度消極與頹廢的也不適用，因為它們不是台灣多年奮鬥的主調。限於篇幅，題材與風格相近的作品盡量不重複。作品先後次序依作者年齡長幼排列，這種排列方式，除了極少數例外，自然地劃份了這段時間創作發展的各個階段。
編選的三種文類中，以現代詩的發展最穩健，成就也最顯著。早期詩人組成重要的詩社有現代派、藍星社、創世紀、笠、龍族、大地、主流等，這些詩人以極高的天賦才華書寫意象豐沛感時憂國的新詩，唱和、論辯、競爭，成為互相的激勵，共創了中國新詩的一片榮景：題材和技巧出入於西洋詩派與中國傳統之間，至今影響巨大。
似乎是一種巧合。我初到台灣不久，曾讀到覃子豪《金色面具》，其中一行：「活得如此愉悅，如此苦惱，如此奇特」，這行詩句令我難以忘懷，成為我數十年來自況的心情。在新詩選集中它是第一首詩。許多詩人最有名的詩已成為五十年間人人傳誦的名句，如紀弦《狼之獨步》、周夢蝶《還魂草》、蓉子《燈節》、洛夫《石室之死亡》、餘光中《蓮的聯想》等。楊喚《鄉愁》最後兩行：「站在神經錯亂的街頭/我不知道該走向哪裡」，竟似一語成纖地預言他死於車輪之下。鄭愁予《錯誤》名句:「我達達的馬蹄是美麗的錯誤/我不是歸人，是個過客」。痖弦《如歌的行板》由「溫柔之必要/肯定之必要」起，至今仍處處以「必要」為言語之機鋒開路。負虹《白鳥是初》和《水棧》用最純淨的語言寫深遠的情境。選集中最年輕的詩人是楊牧，剛剛放棄已讓青年人喜愛的筆名「葉珊」，走學者的路，由研究《詩經》出發，隔著太平洋回頭看故鄉台灣，寫出更為沉穩的散文和《海岸七迭》等十本詩集。
儘管長篇小說能更完整更深刻地探討既定主題，但由於篇幅和人力的限制，未能選譯長篇小說。我們先翻譯二十五篇短篇小說，希望主題各異、涵蓋面廣的短篇小說，能從更多角度呈現台灣這個萬花筒似的時代。初期十年的作者，剛剛遭逢家國巨變渡海來台後喘息未定，作品中充滿了割捨的哀痛與鄉愁，如林海音《金鯉魚的百櫚裙》和《燭》，孟瑤（楊宗珍）《歸途）和《歸雁），潘人木（潘佛彬）《哀樂小天地》，彭歌《臘台兒）等，藉小人物的故事寫新舊制度間的衝突、對故鄉與往事的懷念，與毅然接受現實的心情，他們那個時代深入骨髓的憂患意識與後繼者當然不同。稍晚十年，一批少年隨軍來台筆健如劍的青年作家，對他們曾捍衛過的家國河山有一份更為強烈的懷念與熱情，如朱西寧《破曉時分）和《狼），司馬中原《紅絲鳳）和《山》，段彩華《花彫宴）等，描寫大陸鄉土故事更有一份豪邁、震撼，動人的力量。
黃春明《兒子的大玩偶》、施叔青《喬布的末裔》、林懷民《辭鄉）等短篇小說出版於六0年代初期。為小說創作開啟了另一種風格與境界。他們敏銳地觀察了本省鄉里生活在傳統與工業化衝突之際所產生的急劇變化，塑造出的人物常似剛從輪軸飛轉的機器房裡出來。立刻投入傳統的祭典裡，或者回到古城的窄巷裡，與迂緩的歲月擦身而過。這些戰後出生的青年作家，一面冷靜客觀地批評祖傳的生活形態，一面在字裡行間流露出對鄉土根源的眷戀。他們作品另一個重要特色是使用了一些台灣方言，使寫景和對話更加生動，增加了真實感。
就一個文學選集的主編而言，小說最費經營，寫詩需要天賦才華，散文最貼切心靈，至今仍是台灣創作的主流。編選之時，林語堂剛由國外來台定居，梁實秋由《雅捨小品》建立宗師地位，當時是台灣文壇常見的人物。選錄他們的作品不只因為盛名，而是因為他們真正活在我們中間。那一代的文采，從林語堂、梁實秋、琦君，到中生代楊牧、曉風等，到最年輕的黑野，文字洗煉精緻，內容貼切生活與思想。也許因為是第一套有規模的英譯選集，出版之後，華盛頓大學出版社轉來十六篇評論文章，幾乎全是肯定的讚譽。最令我們欣慰的是A．R.Crouch的書評（ChinaNotes,Summer,1976），其中有一段說:「譯文是流暢的好英文。所選的作者都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或許有人認為這是局限一地的缺點（limitatiOn），但這些作者並沒有受到政府壓力而寫作宣傳文章，這是他們的長處。除了兩、三首詩以一九二的國民革命和越戰為題材外，選集中很少有表達政治意識之作，與當前中國大陸文學中的單調宣傳形成顯著對比，是一種令人愉悅的解脫（aWelcomerelief）。」對於我們這些非母語的英譯者而言，這篇評論讓我們格外喜悅（Special，delight）!
在那個沒有計算機的時代，我幸有一位得力可靠的助手莊婉玲秘書。當我決定到編譯館時，在中興大學外文系第一班畢業生中，我選她，因為她寫字端麗，性情溫婉，為人穩重和悅。她以資聘秘書職幫助我與館中同事建立良好的工作關係，我在工作上、精神上都倚重她甚深。那時報上連載漫畫《安全桿是什麼?》有一天登出一則：「安全桿就是我說什麼，你聽什麼。」我拿給她看，兩人相視而笑。在險惡的環境中，她是我很大的安慰。選集完成後，她結婚隨夫赴美定居。直到兩年後我自己也離職，她走後無法補上的空座，令我懷念師生共同工作的日子。
編譯這套選集的第一年，真是我在國立編譯館五年中最幸福的時光…人文社會組的例行工作，在王館長的指導和支持下，我已可以穩定應付。思緒心神可以全力運用在選集中大大小小的考慮，尤其快樂的是可以與作者、譯者、編者進行直接的、同行的對話。作品的內容風格，文字的精密推敲，全書的佈局呼應，都經過五人小組深思熟慮，使自己對文學作品的評估與取捨也到達應有的思考高度。三十年後自己重讀當年心血灌注的英譯選集，覺得尚可無憾。當年我若未「流放」到此，在校園教書或許不能實踐多年的風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