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所有的幸福時光都似不長久。編譯館第二年，我那運指如飛的打字機上，擁有唱歌心情的日子就驟然停止了。
原任教科書組主任黃發策因病辭職，而業務不能一日停頓。教科書組不僅須負責中小學所有各科教科書的編、寫、印刷、發行，還有一把「政治正確」的尚方寶劍祭在頭頂。王館長令我先去兼任，以便業務照常進行，他努力尋找合適的人。於是，我勉為其難兼任教科書組主任之職。
那時所有教科書都只有部定本一種，一九六八年，蔣中正總統下手令實施九年義務教育，由國立編譯館先編暫定本教材，一九七二年正式編印部定本，這一年也就是我隨著王館長走進舟山路那座門的時候。
全國萬所國民中學要實施九年義務教育，因此教育部明智決定:教科書有三年暫用本的緩衝。緩衝期間，教學的實際建議和民間輿論的具體反應，都是編部定本最有幫助的根據。我們接任之初，國立編譯館是輿論最大的箭靶，樣樣都不對，最不對的是教科書，編、寫、印刷、發行。全有弊病，惡罵國文教科書更是報章大小專欄文章的最愛，從「愚民誤導」到「動搖國本」，從種種文字討伐到立法院質詢，館裡有專人搜集，一周就貼滿一目冊。
我們遭遇到最大的困難是國民中學的第一套部定本國文教科書，它幾乎是眾目所視、眾手所指的焦點。三年來，社會輿論對已編國中三年六冊的暫定本有許多不滿的指責和批評。表面上都只說選文不當、程度不對，也有稍坦白的說。學生沒有興趣。究竟哪些課不當、不對?為什麼沒有興趣?沒有人具體地指出，只是轉彎抹角繼續呼籲:救救孩子!給他們讀書的快樂!培養他們自由活潑的人格……這些批評沒有一個人敢直截明白地說：暫用本的教材太多黨、政、軍文章。即使有人敢寫，也沒有報紙雜誌敢登。
我到國立編譯館之前，對自己的工作已做了一些研究。台中的教育界朋友很多，那才是真正的「民間」。國民中學的各科編審委員會全是新設，可聘請切合時代精神的專家學者，而不似過去只以聲望地位作考慮。在這方面，王館長和我在大學校園多年，應已有足夠的認識和判斷能力。我的工作之一就是掌理人文社會各科的編寫計畫。既被迫兼掌教科書組，又須負責計劃的執行，包括各科編審委員會的組成，編書內容的審定。在一九七二年，那並不只是「學術判斷」的工作，也是「政治判斷」的工作。
我第一件事是仔細研究，分析暫定本國文的內容編排。每學期一冊，各選二十篇課文。翻開暫定本第一冊篇目表，前面兩課是蔣中正《國民中學聯合開學典禮訓詞》和孫文《立志做大事》，接續就是《孔子與弟子言志》、《孔子與教師節）、《民元的雙十節》、《辛亥武昌起義的軼聞）、《示荷蘭守將書》、《慶祝台灣光復節》、《國父的幼年時代》、《革命運動之開始》。政治色彩之濃厚令我幾乎喘不過氣來，更何況十二、三歲的國一學生!
是什麼樣的一群「學者」，用什麼樣「政治正確」的心理編出這樣的國文教科書？這時我明白，我所面臨的革新挑戰是多麼強烈巨大了。但是走到這一步，已無路可退，只有向前迎戰。
第一件事是組成一個全新的編審委員會，最重要的是聘請一位資望深、有骨氣、有擔當的學者擔任主任委員。不僅要導正教科書的應有水平，還需擋得住舊勢力可能的種種攻擊，編出符合義務教育理想的國文課本。我心目中的第一人選是台大中文系系主任屈萬里先生（一九0七~一九七九年）。
屈先生字翼鵬，是國際知名的漢學家，從普林斯頓大學講學返台，擔任中央圖書館館長，其後轉任台大中文系系主任，不久又兼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而後膺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學術聲望很高。
這時我在台大文學院教「高級英文」課已經三年了，我的學生一半是中文研究所的學生，有一位學生認為我課內外要求閱讀太多，隨堂測驗不斷，對他本系的研究無用。徒增負擔，寫信請他的系主任屈萬里先生向外文系反映。屈先生與文學院長和外文系主任談過之後，認同我的教法，回去安撫了抗議的聲音。因此屈先生對我有一些印象。
屈先生在學術上屬於高層的清流，我在文學院迴廊上看到他，總是莊重儼然、不苟言笑的清瘦學究形象。國文教科書是為中學生編的，那時又正是各界嬉笑怒罵的箭靶子，我怎麼開口向他求援?
天下凡事也許都有機緣。我剛回台大教書的時候，除了外文系幾位同事之外，尚有一位可以談話的小友中文系助教柯慶明，認識他的經過非常戲劇化。
一九七一年入秋，我在中興大學擔任外文系主任，施肇錫先生氣沖沖到系辦公室告狀:「上課二十分鐘了，學生都不見，一個也沒來!我派人去查，全班去聽演講了，至今未回。」我心想何方神聖有此魅力?連受他們愛戴的施先生。居然都集體蹺課！我與施先生到演講廳一看，果然座無虛席，台上的演講者是個二十多歲的青年人，興高采烈地。從《詩經》講到現代文學的欣賞。
我悄悄地坐在最後一排，聽完這一場吸引「新人類」的演講，看到一個年輕文人對文學投入的熱情，也忘記「抓」學生回去上課了。這位演講者就是何慶明，應中文系陳癸淼主任和中興文藝青年社之邀而來演講。他那時剛從金門服役退伍，已由晨鐘出版社為他出版一本散文集《出發》，擔任台大中文系的文學期刊《夏潮》的主編和外文系白先勇等創辦的《現代文學》執行主編，對台灣文學創作、評論已經投入頗深。他回台北後寫了一封信．，謝謝我去聽他的演講。
機緣是連環的，那時柯慶明是屈萬里先生的助教，誠懇熱情的二十七歲，初入學術界的助教，與外表冷峻內心寬厚的屈主任，在中文系辦公室日久產生了一種工作的信託，師徒之情，可以深淺交談。在《昔往的輝光》散文集之中《談笑有鴻儒》，柯慶明寫下這份情誼。
柯慶明對於文學，是個天生的「鼓舞者」。自從在中興大學聽他演講，三十七年來，我與他無數次的談話中心是書。教書、讀書，三十年來西方文學理論的創新與冷卻，圍繞著台大和重慶南路書店的特色及其新書，可談的事太多了。他很耐心地聽你講述心中的觀念，然後興高采烈她響應，真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許多老、中、青三代的朋友，都記得他鼓勵別人寫書的熱誠，包括林文月初期翻譯《源氏物語》，以及我的散文寫作。他使遲疑的人產生信心，使已動筆的人加快速度。而他自己，自從建國中學讀指定課外書，讀到林語堂所說:「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起，就大展思維疆界;讀梁啟超的《飲冰室文集》，熱血沸騰，感動落淚。以第一志願考入台大中文系，從文藝青年到文學教授，豈止讀了萬卷書!書中天地，海闊天空，更增強他助人「精神脫困」的能力。小自行文，有時卡住一句，過不了門，轉不了彎，他總是擅於引經據典，引出一條通路來：大至人生困境，他常有比較客觀的勸解，助人走出低潮深谷，找回一塊陽光照耀的小天地。
柯慶明對我在國立編譯館要做的事很有興趣，也深深瞭解其重要性，所以他以接續編輯《現代文學》的心情，提供許多幫助，助我建立了第一批台灣文學作品的書單，開始公正而不遺漏的選文作業。譬如他最早告訴我，司馬中原早期作品如《黎明列車》等，由高雄大業出版社印行，已近絕版，我寫信去才買到他們尚稱齊全的存書。因他的協助，我們建立與作者的聯絡與認識通道，日後選稿能站住國家編書的立場。對於國民中學國文教科書的改進和定編，他有更真摯的關懷。他深感民間普及教育的重要，願意幫我說動屈先生領導這艱巨的工作。終於有一天，屈先生同意我到中文系辦公室一談。
在那次相當長的面談中。我詳談舊版的缺點和民間輿論的批評與期望。這原也是王館長和我在台中淳樸校園未曾深入瞭解的。現在，不僅是基於職責而編書，更是為國家文化的前途，為陶冶年輕世代的性靈，必須用超越政治的態度。當然，這樣一套新書是與舊制為敵的，雖無關學術立場，但將來不免會為主持者引來一些政治立場的敵人。但是，不論付出什麼代價，為了未來國民教育每年每冊三十萬本的教科書，是義不容辭的。我清晰地記得，屈先生坐在那間陳舊的辦公室，深深地吸著他的煙斗，然後歎了口氣，說:「好罷……我答應你!這下子我也等於跳進了苦海，上了賊船。」他語氣中有一種不得不然的複雜情緒。我覺得其中有種一諾不悔的豪情和悲壯，從潔淨超然的學術天地，走進政治、文化立場的是非之地，應是也經過許多內心交戰的思量決定。
屈先生主持「國民中學國文教科用書編審委員會」，由台大、師大、政大各三至五位教授和幾位中學老師組成。主編執筆者是台大中文系張亨教授、師大應裕康教授、政大戴璉璋教授，他們都是中文系普受肯定四十歲左右的年輕學者。
為了一年後即須使用正式部編本教科書，第一、二冊必須編出定稿，在次年八月前出版。國立編譯館所有會議室，日日排滿會程，有些委員會晚上也開會。國文科委員開會經常延長至黃昏後，當時還沒有便當簡餐，編譯館就請屈先生、執編小組和編審委員到隔壁僑光堂吃很晚的晚飯。屈先生有時主動邀往會賓樓，杯酒在手，長者妙語如珠。
一九七三年以後，數代的國民中學學生至少是讀了真正的國文教科書，而不是政治的宣傳品。想來屈先生未必悔此一諾，他當年付出的心力和時間是值得的。可惜屈先生逝世後的追思文章，甚少言及他在這方面的貢獻。
三位主編初擬國文課本第一、二冊目錄之後，我們的編審委員會才算真正開始運作，屈先生掌舵的船才開始它的苦海之旅。在那政治氛圍仍然幽暗的海上，他不僅要掌穩方向，注意礁巖，還要顧及全船的平穩航行。開會第一件事是由主編就所選二十課的文體比例及各課內容、教育價值加以說明，然後逐課投票，末過半數者，討論後再投票。如我們預料，這個過程是對屈先生最大的挑戰。有兩位委員嚴詞責問:為什麼原來課本中培育學生國家民族思想的十課課文全不見了，現擬的目錄中只有兩篇，遠二分之一變成十分之一，其他的都是些趣味多於教誨的文章。楊喚的新詩《夜》怎麼能和古典詩並列?《西遊記》、《美猴王》、沈復《兒時記趣》和翻譯的《火箭發射記》都沒有教學生敦品勵學……解釋再解釋。投票再投票，冗長的討論、爭辯、說服，幾乎每次都令人精疲力竭。最後審訂兩冊目錄時，屈先生、三位主編和我的欣喜，只有附上新舊課本目錄的對照表可以表達明白。新版實在有趣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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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版大多選取含有政治歷史節慶、民族英雄色彩的文章，即使選了一此自話文，也都偏屬議論文;屬文學性質者，篇數略少。新版只保留孫文《立志做大事》，並將舊版第二冊蔣中正《我們的校訓）挪移到第一課，其餘古典現代小說、散文、詩歌，全是新增;此外，更選入翻譯文章《人類的祖先》和《火箭發射記》，讓國中生有人類文化史觀與尖端科技的世界觀。
想不到我當初萬般委屈接下兼任教科書組，被屈先生稱為苦海「賊船」的挑戰，是我付出最多心力感情的工作，也是我在國立編譯館最有意義的工作成果之一。為達到改編的理想，恢復國文課本應有的尊嚴，讓每一個正在成長學生的心靈得到陶冶與啟發，在那個年代，我的工作是沉重的，不僅要步步穩妥，還需要各階層的支持。
在政治高階層，我們必須尋求一些保護。我曾以晚輩的身份，拿著新舊國文課本目錄拜望早年教育部長陳立夫、黃季陸;也以學生身份去看望武漢大學第一任校長王世傑，希望他們在輿論風暴之前，能對我們的改革具有同理心，因為他們自己是文人從政，對文學教育和學術尊嚴也有理想。我尤其記得黃季陸先生，對我侃侃而談民國以來，國民教育的種種利弊得失，他很贊成政治退出語文教材，一談竟是兩小時，還說歡迎我以後再去談談我們編寫的進展。可惜不久他即病逝，我未能再聆聽教益。老
國民黨有不少被歷史定位為政治人物的文人，很希望在穩定社會中以書生報國之心從政，卻生不逢辰，生在政爭的中國。
在編審委員會中，我最需要資深委員的支持，當時代表編譯館最資深的編審者是洪為溥先生。我初到館時，他對這個外文系的女子敢來作人文社會組主任頗感懷疑，甚至反感。經過幾次懇談後，對我漸漸轉為支持。討論第三冊篇目時，我大力推薦黃春明《魚》。沒想到首次投票，未能通過，我和屈先生商量：「下次開會，能不能讓這個案子復活，再討論一次？」屈先生說:「還討論什麼呢？投票也通不過。」我說:「我為它跑票。」我第一個去跑的就是反對最激烈的洪為溥先生。他的辦公室和我的相隔一間，窗外都對著舟山路台大校牆外一棵高大豐茂的台灣變樹，太陽照在它黃花落後初結的一簇簇粉紅色果子上，美麗中充滿自信。他說:「這篇文章講小孩子騎腳踏車，在山路上將買給爺爺的魚掉了，回到家反反覆覆不斷地喊，我真的買魚回來了!相當無聊，怎麼講呢？」
我想起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一本語文教學書，讀到一位中學老師寫他教初中課本選了莎士比亞《麥克白》一段：
Tomorrow，andtomorrow，andtomorrow，
creepsonitspettypacefromdaytoday,
Tothelastsyllableofrecordedtime.
明天，又明天，又明天。
一天又一天在這碎步中爬行，
直到注定時刻的最後一秒。
這位中學老師問學生:「為什麼連用三次「明天」?」學生的回答形形色色。但是多半抓住一點：活得很長，會有許多明天。老師聽完後說:「你們想著，那麼多明天可以去騎馬、打獵、釣魚，麥克白因為今天和昨天做了太多惡事，所以他的許多「明天」是漫長難挨。」用一個簡單的字，一再重複，它所創造的意境，老師大有可講之處。就像《魚》，小孩不斷重複「我真的買魚回來了」，也有令人玩味低回之處。
下一次開會時，屈先生果然將上次未通過的幾課提出再討論，洪先生突然站起來說：「我們的學生百分之八十在鄉鎮，對《魚》中祖父和孫子之間的感情應是很熟悉，這樣樸實的情景會讓他們感到親切。」第二次投票通過，我記得自己感動得熱淚盈眶……。
另一個重要的支持來自我們舉辦的幾場全省老師試教大會，聽到來自各地數百位代表的意見，幾乎一致認為新編課文校易引起學生的興趣，這給了我們選材更大的空間相面對批評的勇氣。
在那個漸開放而尚未完全開放的社會，文化界籠罩著濃厚的政治氣氛，教育部統編本的國文和歷史課本往往是社會注意的焦點。我因緣際會，恰在漩渦中心，得以從不同角度看到各種文化波濤，甚至時有滅頂的危機。
到編譯館任職前，高中國文課本剛換主編。有人攻擊高三下第六冊國文最後一課選的是清代孔尚任《桃花扇》續四十出《餘韻》:「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認賓客，眼看他樓塌了。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風流覺，將五十年興亡看飽。」認為這段曲文分明是諷刺國民黨。擔任主編的師大周何教授是台灣第一位中國文學博士，他說：「我選的是清代戲劇，並不是我的作品。」攻擊者說:「劇本那麼多，你為什麼偏要選一課？」周教授差一點進了我們稱之為「保安大飯店」的警備總部。
我剛組織國中國文編審委員會時，從不同的來源聽到這件事，提醒我水中暗礁之多，聽說原任館長就是因此而退休。我的處境，若非親歷，很難預測。一位資深館員張傑人先生，曾在東北協會任職。看過童年多病又愛哭的我，知道我進館工作，間我:「你來這種地方做什麼?」後來我讓他吃驚的是，在進入「那種地方」之前，我已然歷經人生波濤，不再哭泣了。
第一個不能哭的經驗，是國中國文一、二冊初擬篇目提交編審委員會討論不久，館長交給我一份教育部的公文，命我們答覆林尹委員的信。他指責我們新編國文的方向堪憂，忽略了國家民族意識，選文有幼稚的新詩和翻譯報導文章，不登大雅之堂等等，館長讓我先去拜望林教授當面解釋。我在約定時間到他家，進了客廳，他既不請我坐，也不寒暄，來勢洶洶訓斥新編篇目內容悖離教育方針。譬如楊喚的新詩《夜》。說月亮升起來像一枚銀幣，簡直離譜，教小孩子看到月亮就想到錢;《西遊記》哪段不好選，偏偏選猴子偷桃子：沈復《兒時記趣》有什麼教育價值?我剛辯說了兩句，他似乎更生氣，說:「你們這是新人行新政了，我看連大陸的課本都比你們編得好!」說著說著，從內室拿出一本中共的初中國文給我看。我不知為何突然福至心靈說:「那麼請您把這本書借給我，我帶去給執筆小組作個參考，說是您的建議。」他突然覺得，我這個外文系的女子，敢來接這件工作，想必不簡單，如今他對我誇獎「共匪」的教科書，倒是有了麻煩，如果我認真，他就有可能進「保安大飯店」。於是他請我坐下，用現代警員溫和的口氣問我哪裡人?跟什麼人來台灣?結了婚沒有？丈夫做什麼？i三個兒子讀什麼學校？然後問我，你父親做什麼?什麼大名？我只好回答我父親的名字和職業，誰知他竟說:「你怎麼不早說!我和齊委員兄弟一樣!」然後他向內室喊道:「倒一杯茶來，倒好茶！」
我原以為許多故事是虛構的戲詫，沒想到在現實裡確實真有。
二00三年一月二十四日《中國時報》有一篇報導。標題是「老教科書總複習，網絡正發燒」，許多網友在網絡上回味中學時代琅琅上口的文章，如朱自清《匆匆》:「燕子去了，有再來的時候;楊柳枯了，有再青的時候;桃花謝了，有再開的時候……。」他們也記得《木蘭詩），尤其以白居易《慈烏夜啼）獲得最熱烈的討入而。
還有一篇我個人非常喜歡的《孤雁》也選人課本。沙洲上一隻孤雁，為一對對交頸而眠的雁兒守更。蘆叢後火光一閃一閃，孤雁立即引吭呼叫，睡夢中驚醒的雁兒發現無事，以為孤雁故意撒謊，如是兩回。第三次，獵人拿著香炬轟立眼前，孤雁飛到空中，拚命的叫喚，瘋狂的迴旋，但酣睡的雁兒毫不理會。眼睜睜看著獵人伸出殘酷的手，將一隻隻熟睡的雁兒放進了網羅。從此，孤雁多了起來。
二十餘年之後，柯慶明（一篇序文，二十年歲月齊邦媛老師在編譯館的日子），提到他多年後閱台大研究生入學考試的作文卷，題目是「影響我最深的一篇文章」。許多人寫的竟然是《孤雁》，讓他感動莫名。
屈指算來，當年讀這套新編國文的讀者，現在也已是四、五十歲的人了，許多人大約還記得閱讀這些作品的喜悅吧!
住在麗水街三十多年，我把這第一版六冊國中國文教科書和英文本《中國現代文學選集》兩厚冊，放在書架最尊貴的地方，抬頭即見。國中國文的封面，是我去求台靜農老師題寫的。當時台老師竟然親自穿過台大校園送到我辦公室來，令我驚喜得連怎麼謝都說不明白了。記得台老師說了一句勉勵的話：「敢這麼編國文課本，有骨氣!」給我的支撐，勝過千言萬語。
編書第二年，教師大會建議編譯館編一本書法輔助課本，屈先生和台老師都推薦莊嚴先生。莊伯伯一九二四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一九四八年，押運故宮文物抵台，曾任台北故宮博物院文物館館長、台北故宮博物院副院長，是我在故宮博物院兼差時的恩師。那時莊伯伯大約七十多歲，為了寫這本書很費精神。因為讀者的藝術層次太低，書法背後的文化素養尚未培養起來，進不了他們曲水流暢、詩酒風流的境界，所以他遲遲不能交稿：教科書組的辦事人員，按照程序，常常催稿。每週五下午，我在台大教「高級英文」課程，常常在文學院迴廊遇見他老人家夾個布包去中文繫上課，也會向他催稿。他常常說:「太累了!做不出哄孩子的事了，你趕快找別人吧……」下了課，他邀台老師和我去溫州街一間日式房子開設的「老爺飯店」吃雞腿簡餐，要把稿約還給我。我跟兩位老先生吃了三次雞腿餐，後來終於把書稿「逼」出來了，雖然印出來只是薄薄一小本《中國書法》，每年發行量卻是三十多萬冊，多年來受它指引的少年總有數百萬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