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此之後，我與王蒙在國際性的會議又相遇五次，也曾有些議題之外的談話，雖然大陸文壇和土地一樣廣大，但王蒙在大陸文壇確實有相當地位和代表性。他不僅有天生才華，還有一種沉得住氣的觀察力和應變智慧，所以他才得以在翻天動地的年月活下來吧!
我第二次遇見他是一九八五年在柏林，能與他談話，則是多年後在香港中文大學兩次同任「世界華文青年作家文學獎」小說組評審。一九九三年底《聯合報》主辦，由王德威、鄭樹森和我策畫的「四十年來中國文學會議」，我們邀他來台灣參加，他帶來二十位大陸作家首次在台灣見面，國外請來六十多位，台灣有一百餘人，盛況空前，會裡會外真正有些誠懇的交談。會議論文由王德威和我主編，先出版《四十年來中國文學》，後譯成英文ChinsesLiteratureintheSecondHalfofAModernCentury：ACriticalSurvey。全書十五篇論文討論大陸、台灣、香港和海外在二十世紀後半葉的文學趨向。印第安納大學出版社曾於一九九九年出版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更》第三版;再爭取這本論文集，就是希望它與《中國現代小說史》同時印行，給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完整的評論。
王蒙在台北邀請台灣作家下次到大陸去開會。一九九五年，中國作家協會和《聯合報》文化基金會合辦，由我邀集了十四位台灣作家前往山東威海參加王蒙主持的「人與大自然」研討會。那也是個空前的大聚會，台灣與會者有劉克襄、胡台麗、王文進、李豐研、陳信元、林明德、瓦歷斯諾干、金恆鑣、楊南郡，都是台灣書寫自然的作家，他們寫的論文紮實，論述「人與自然」稱得上國際水平，我感到很驕傲。
大陸作家大約有五十多位，許多是我已讀過作品的。在北京轉機去煙台的時候，王蒙介紹一些重要作家，我看到相當欽佩的張賢亮，禁不住像個台灣歌迷似地說：「啊!你的《綠化樹》好令我感動……」我記得在旁幾位大陸作家略帶詫異的笑容。後來才漸漸明白，兩岸作家對反映文革痛苦的作品，如對《綠化樹》的看法並不相同。即使是台灣人人知道的阿城《棋王樹王孩子王》，他們評估也不會如此之高。凡事稍涉政治觀點，人與人之間立刻保持相當距離。
會議開幕式和許多互相訪談的場合，我們誠懇地期許文學心靈的交流。在沉痛地共同走過甲午戰爭紀念館的那一整天，我與張賢亮和另外幾位作家，曾經相當深入地談到中國人這一百年的境遇。小汽艇繞著一八九四年清朝龐大的海軍被小日本艦隊打得全軍覆沒的渤海灣緩緩地開了一大圈，海水平靜澄藍，天上的雲也舒展自在。歷史上的國恥地——威海衛，如今改制為威海市，當選為全國最清潔都市，有許多新興計畫，一片「往前看」的繁榮，連著幾天都是晴朗的明月夜，我們台灣去的會友，每晚都沿著海邊散步，步道離海只有數尺，浪潮輕拍海岸，海水下還埋著一些百年前的沉船和骨骸吧……海景美得令我歎息，恨不能把這月光打包帶回去!這月亮，一百年前清清楚楚地見證了台灣的割讓。
百年之後的渺小的我，站在渤海灣的海邊，往北望，應是遼東半島的大連，若由此坐渡輪去，上岸搭火車，數小時後即可以到我的故鄉鐵嶺。但是，我只能在此癡立片刻，「悵望千秋一灑淚」，明天一早我們要搭飛機，經香港「回」台灣了。結婚、生子、成家立業，五十年在台灣，仍是個「外省」人，像那艘永遠回不了家的船，在海浪間望著回不去的土地。
在台北，一九八0年代後期，新地、洪範、遠流等出版社，出版許多大陸作家作品，最早是阿城《棋王樹王孩子王》，然後王安憶、莫言、余華、蘇童、張賢亮等相繼出現。這些作家也都來台北參加大大小小的會議，雖然彼此認識一些可以交談的朋友，但是「他們」和「我們」內心都明白，路是不同的了。誠如佛斯特《印度之旅》結尾所說:全忘記創傷，「還不是此時。也不是此地。」（，notnow，nothe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