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柏林去…」大約是我前世的憧憬。
我出生的時候，父親在柏林留學，在二月凍土的故鄉，柏林是我年輕母親魂牽夢縈的天外夢境。一九八五年整個春天，我在幾乎是新建的柏林不停地走著，常常在想六十年前母親的舊夢好似在此復甦，那個沒有見過父親的，孱弱的嬰兒，如今到柏林來擔任客座教授，德國人堅持和訪問教授Visitingprofessor不同）。正式講授給學份的文學課程，印在厚重的課程表上：「台灣文學」。就在那半年前，我接到國科會人文組華嚴主任的電話，說西柏林自由大學（FreieUniVerSitatBerlin）要找一位教台灣文學的教授，他們想推薦我去，問我能不能去？當時我手裡拿著電話，怎麼說呢？幾乎不能相信我的耳朵，這麼遙遠、轉折的邀請，隔了我父親雷雨多難的一生，我要到柏林去了。我到柏林的時候是四月初，全城的樹都是枯枝，只偶見一叢叢的淡黃色迎春花，接機的郭恆鈺帶我到大學單身宿舍，並且教我如何從鄰近搭公交車去學校。我住的街名是Thielallee，讀作「梯拉裡」，好聽極了，因此我從未迷路。第二天早上，我須乘U-Bahn（讀作「烏邦」）地下鐵路到系裡與學生見面。
原來的怕林大學（HambOldt-UniVerSitatzuBerlin）「淪陷」在東柏林，被迫走蘇共的路線。三年後，大部份學生，還有教授出走，在西柏林集會，決議成立一個學術自由的大學。一九四八年初，在西柏林美軍佔領區，在美國大力援助下，創建「柏林自由大學」。二00八年，六十校慶，同時入選為德國第九所「精英大學」，有學生三萬一千多人。
開設「台灣文學」為該校正式課程的兩位關鍵人物，一位是那時的校Dr．DieterHeckelmann（海克曼）。他曾在一九七0年代兩度到台大法律系任客座教授，帶著妻子兒女住在台大宿舍兩年，對台灣極友善。台大許多傑出教授如翁岳生、戴東雄、廖義男、陳維昭、王澤鑒等都曾前往擔任訪問教授。我在怕林時常是他的座上客，他也經常回台灣來與老友歡聚，且經常抽空到台北大屯山等地深入攀登。德國統一後，他曾出任柏林內政部長。另一位是負責中國研究所的郭恆鈕教授，山東人，一九六0年離開日本東京大學大學院前往西柏林，在怕林自由大學進修歷史取得哲學博士學位後，留校任教。一九九0年初曾到台大歷史系作訪問教授，講授德國史一年。
西柏林自由大學中國研究所座落在一幢名人的豪宅，上下五層，寬敞明亮，德國人百年根基的建築。我很勇敢地從「梯拉裡」宿舍的迎春花叢找到U-Bahn的車站，到POdibielskillee街四十二號，從外表樸實的門庭進去，才知道別有洞天。
郭教授用德文介紹我，他稱我為「台灣來的教授」，又一再她提到「苦兔兒」（kultur，德文「文化」發音），「苦兔兒」這聲音令我印象深刻，記得在孟志蓀老師課上背過漢樂府「古艷歌」:「螢螢白兔，東走西顧，衣不如新，人不如故。」想到台灣，乃至中國的文化，這百年來不也相當淒淒惶惶嗎?
他們請我自我介紹及說明教學計劃。我原以為只是與選修自己課的二十位左右的學生見面認識而已，如今卻須對全系的一百多人演講，內容和語氣當然不同，我決定採取「大立足」點的講述法。我先陳述自己出生時，年輕的父親剛從柏林大學轉學到海德堡大學讀哲學系，一心想瞭解歷史與人生，想如何用教育幫助中國富強向上。台灣的處境舉世皆知，我們所代表的文化意義，在西柏林的自由大學應該是最能瞭解的。我今日來此希望藉台灣文學作品作心靈交流，深一層同情東、西德兩個份裂國家人民的生活態度和喜怒哀樂……。我教的台灣大學學生和諸位一樣是追求自由思考的學術青年，我希望能真正認識德國，你們也真正認識我們台灣。郭教授後來一再提起，說我這一場訂交演說得到學生的肯定，是個成功的開始。我赴德國前寄去三百多本台灣文學作品，全數捐贈自由大學中國文化系所，他們的圖書館做了一個印戳:「齊邦媛教授捐贈，1985」。
我上課的教材以小說為主，有賴和《一桿秤仔》、吳濁流《先生媽》和《亞細亞的孤兒》、白先勇《台北人》。在我主編的選集作品之外，還加上一九八五年前已英譯的作品，包括袁瓊瓊《自己的天空》、蕭楓《我兒漢生》等。按照學校的要求，每週上課時發一張授課大綱。我用英文上課，書名人名必須載明中譯名。系裡請講師車慧文協助，必要時譯出德文，討論時用德文、英文與中文作為師生間進一步溝通。車慧文，東北人，二十年前在台灣就讀淡江文理學院英文系，嫁給一位來台在師大語言中心修習中文的德國青年ErikvonGroeling，隨夫回到科隆，但年輕的丈天意外死於手術台上，她輾轉來到柏林，靠撫恤金獨力撫育四歲和一歲的稚子。這樣的生命歷程。使我同情感佩。柏林期間，課內課外她也對我協助照顧，我們因而成為好朋友。她也是我在柏林的導遊，使我在那裡不致瞎撞，如識途老馬，帶我認識真正的柏林。
上課兩周之後，決定找一所自己的住處，慧文帶我按照廣告到處看房子，那真正是認識一個城市的最好方法。我唯一的希望是有一張書桌，窗外有個院子。我原以為柏林是文化古都，當然家家都讀書，但令我驚訝的是，看過的六、七處出租屋子都沒有書桌，即將放棄時，來到一個樹蔭綿延的小街，在大花園似的巷裡一幢小樓，樓下前後兩大間和小廚房、餐桌，走進裡面一間，第一眼看到一張大大的、真正的書桌!
桌旁全扇的窗戶，外面是一座花樹環繞的真正的庭院!租金比別處加倍，但這就是我在柏林最合理想的落腳之地了。那四個月間。我每天看著全街不同的花圃由含苞到盛放，從樹蔭中走進來走出去，憂患半生，從未有如此長時期的悠閒境界。剛到那幾個週末，遠遠近近聽到禮拜堂的鐘聲，收到海音寄來「純文學」出版的書，寫信告訴她:「禮拜日，滿城鐘聲。」她以一貫的急驚風速度回信:「恨不得也到柏林來!」
五月八日，郭教授告訴我，柏林的學生都得去看一部記錄像片《柏林淪陷四十年》。我到市中心庫當大街我賴以衣食維生的KaDeWe百貨公司門口，車站和街上充滿了各種遊行的隊伍，靜靜地舉著不同的標語，在保存炸毀面貌的大教堂四周有些激昂慷慨的演說。這部記錄片真是令人意外的完整與清晰，從希特勒開始鼓動人心到開戰，戰爭重要場面及人民生活;而大部份是納粹末日，歐洲戰場潰敗。盟國空軍按城市地圖，有系統地轟炸柏林，而且事先預告，你們如仍不投降，明天炸毀哪幾條街。影片上逐日照出地圖區域和轟炸前後實況，可謂彈如雨下，只見整排整排的街道都在盟軍炸彈之下灰飛煙滅成為瓦礫，原來這權力之都百外之六十以上是如此毀滅的。五月二日盟軍進城之日，倖存的百姓躲進地下室，被搶先進佔的俄國兵拖出來刺死、強暴，接著進城的英國軍車在路邊撿拾小孩，帶他們去吃飯，美軍在旁警戒……，畫面清晰詳細，不忍看也得看。這是德國人自己攝制的記錄，留給後世子孫看的。
這天我回到住所天已黑了，全樓未亮燈，原住樓上的房東太太氣喘病發。住在醫院。我一個人夜坐燈下，反覆出現《柏林淪陷四十年》許多城毀人亡的場景，不免想起重慶在日機轟炸下的那些年，我們對死亡不得不採取賭命的無奈態度。看了柏林被炸毀的區域地圖，才明白這美麗的新城原是蓋在廢墟上的!這書桌、這床鋪下面會不會原是上一代的埋骨之地呢？悚然而驚，連續數日夜不成眠。
那一周的《時代》雜誌以怕林投降四十週年為主題，有一篇社論《空前的災禍），大意是德國投降時，蘇俄坑殺降卒二十萬，埋在由漢堡流往捷克的易北河沿岸：而日本投降前，廣島、長崎毀於原子彈，兩國都認為自己災難最大，但是遭受最大災難的豈不是死了數百萬的猶太人嗎?其實，災難是無法比校的，對每個受苦的人，他的災難都是最大的。
半世紀以來猶太人的悲痛成書近千，而中國人在八年抗戰中的悲痛幾乎無人詳
記。一九四九年中共佔據大陸後，那八年正面抗日的是國民黨，留在大陸僥倖末死的都必得否定過去一切，那時殉國的熱血軍民，在政權改變之後，都在「第二次死亡」時被湮沒遺忘了。而我，在那場戰爭中長大成人，二十年來在國際文學交流之際熱切地宣揚「我們台灣文學」，又何曾為自己生身的故鄉和為她而戰的人寫過一篇血淚記錄?
從此。我和自由大學這班學生問答之間就有了一層層沉重的涵義。閱讀王禎和《小林來台北》時，他們認為你必須到柏林才能感覺到德國近代史的深度，這吸引觀光客的圍牆，只是一道淺淺的象徵罷了。我提到初聞柏林鐘聲的喜悅，有人說，戰後許多不同宗教教派在不同的災難地點修築教堂，不僅是追祭亡魂，也是希望有持久的贖罪，終得平安的祈求之地。你看……柏林的教堂特別多!從此，我聽到鐘聲再無喜悅之感。回到台灣，連寒山寺夜半到客船的鐘聲也沒有。小林到了台北又如何？
戰後柏林復甦，在廢墟上重建大城市，遍植樹木，用欣欣向榮的生命覆蓋死亡。英美佔領的西德實行真正的民主選舉，政治穩定，經濟繁榮，她最大的願望是恢復文化大國，所以國際文化活動很多。我到柏林不久即見街頭掛出「地平線（Horizon）世界文學會議」的預告，也知道將有盛大的大陸作家團參加。開會前我收到白先勇短簡，他與陳若曦、鍾玲、李歐梵和鄭樹森受邀將代表台灣和海外華文作家參加。他們到柏林後，郭教授與我和車慧文竭誠招待，但是主辦單位雖在節目表上排出他們五人的發言及作品朗讀時間，會議大廳樹立的大型廣告牌上有大陸的作家，卻無台灣五人，我們都很憤慨。雖然自由大學先舉辦台灣文學座談會，但是，形勢比人強，大陸十位作家受到的關注和接待明顯熱烈。柏林和舊金山一樣，對這些早期由鐵幕來的作家充滿好奇和趨炎附勢的姿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