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9日
世相無疑是越來越繁華、喧囂，我們一度為此歡欣鼓舞，津津樂道，因為我們曾經是那麼貧困落後，寒酸簡陋，喧囂和繁華給了我們生命色彩和尊嚴。但是，轉眼間我們的生命似乎又是難以忍受如此的喧囂，如此的繁華，因為喧囂和繁華的背後我們丟失的太多，拋棄的太多。崇高，責任，忠誠，莊重，信念，理想，國家，集體，他人，勤儉，精神，恩愛，等等，這樣在過去帶有一定美德光環的字眼，如今無不失去了光彩，有的甚至成了迂腐、可笑的把柄。
我們的焦慮也因此而生。
我不認為自己是個抱殘守缺的人，但我也不相信現在的中國正走在陽光明媚的康莊大道上。這是一個過分看重變道而忽略常道的年代。誠然，中國要變，因為歷史和現實積重都太深、太多。但再怎麼變，總不能把人心、人性中的一些常道也變了，革了。就像數學上有常數，人類的精神上也肯定有常道。常道就是原則、方向、基準。沒有常道的人生，就像沒有地基的房屋，終歸是要塌的。試想，假如一個人失去基本的信念和道德底線，我們內心裡只有變異、破壞的慾望，沒有堅守，沒有尊重，比如甚至對友愛、仁慈、高尚、責任等等美德都不講了，不守了，那麼我們又如何來體現人心、人性、人道？失卻了人心、人性、人道的關懷，這對我們的人生來說，我以為已不僅僅是一種缺憾，而是危險，是走上歧路，誤入歧途，危機四伏，危在旦夕。
因此，這些年我總是不乏迂腐地在反問世人，沒有堅守和肯定的人生，否定又如何會有力量？完全放棄常道，一味地迷戀變道，放肆地張揚個性、私慾，張揚「慾望就是真理」的人生，我們又如何去尋找普通的真理和人道的常識、常數？現在的人，別說為他人，就連對自己都似乎沒有責任，沒有犧牲精神了，人們心裡只有慾望和更大的慾望，身體只管一路狂奔，勇往直前，前途就是「錢途」，追求就是「追囚」，美好就是「沒好」，健康就是「賤康」。也許，對自己沒有責任，是因為我們太久的對他人失去責任；也許，正如印度的一句諺語，我們該對自己說一句：請慢點走，等一等靈魂；也許，正如《聖經》裡說的，我們要「走窄門」，要讓自己多接受「常道」的約束和教養。
話到這裡，我尤想把自己珍藏已久的一份感動、一份記憶，說出來給大家分享。我曾經有三年藏區經歷，是在西藏著名的神湖——羊卓雍湖——建造水電站。一個世界最高的水電站，一支世界屋脊的水電鐵軍，這是九十年代西藏最聞名的事件之一。就在前兩天，我還從中央電視台看到介紹羊卓雍湖水電站的一部紀錄片，電視鏡頭從拉薩轉到羊卓雍湖，又翻越甘巴拉，那都是我熟悉又熟悉的地方，我突然潸然淚下。淚水出於心底的呼應，而不是由於被煽騙。事實上，時光是不會流走的，時光都留在我們心中，就像我們的足印都留在大地上一樣。隨著電視鏡頭的切換，我心裡相繼浮現出一幕幕熟悉的場景，一個個熟悉的身影。其中，索拉的身影是那麼高大明亮，那麼令我心儀又心酸。
索拉是一名1992年入伍的藏族戰士，我是1993年夏天認識他的，那天我陪中央電視台兩位記者下部隊去採訪，至深夜方返回機關，途中，大雪驟然紛飛，一下白了黑暗的甘巴拉山。兩記者為夏天落雪驚喜不已，司機卻苦不堪言，因為他出門時忘記帶防滑鏈了。炎炎夏日，誰又能想起帶防滑鏈？可是，山高路滑，崎嶇坎坷，沒有防滑鏈，車子如履薄冰，生死懸乎啊。像蝸牛一般爬行數里，司機已汗流浹背，忽見一束光亮，如見救星。一間陋屋，一張惶惑的笑臉，亮在車燈中，令我們備感親切。我就這樣認識了索拉，他一個人掌管著山上４號變電站。這裡海拔4537米，缺氧使記者的防風打火機變成了一塊廢鐵。那天晚上，索拉為我們忙乎了近一個小時，總算使車輪變得粗糙而有一定的防滑能力。他誠懇的笑臉和默默勞作的樣子給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以後，我曾幾次順便去看過他，由於他不會說漢話，我們無法交流。但眼睛足夠讓我瞭解了他，一台晝夜鼓噪不止的發電機，一部「熊貓」牌全波段收音機，陪伴他度著每一個白天和夜晚。他喜歡笑，張嘴動手，臉上總是堆著滿滿的笑。可我老覺得他似乎並不會笑，不論為什麼，幹什麼，總是那麼一個笑容，充滿羞澀和誠懇。我想這大概是因為他經常對著收音機一個人發笑的緣故吧。如果說發電機是他的工作，收音機就是他工作之外的全部，是戰友，是老師，是願望，是生活。對這樣一個給予他如此之多之好的東西，他似乎只能對它這樣笑：誠懇而愧疚。
所有藏族兵入伍後最大的願望是學會說漢話，索拉也是，不同的是，他只能靠收音機幫他達成這一美好的願望。最好的收音機也不能跟一個漢族戰友比，所以他學漢話的過程比其他藏族兵要顯得艱難又緩慢。這年冬天，我出藏休假前去見過他一次，他依然無法與我交流，咿咿呀呀的聲音聽了使我有些難受。當時我也許是有能力說服個別領導為他配一個漢族戰友的，這樣的話，我想他的日子不會被無盡的寂寞拉長，他學漢話的道路也不會如此漫長。我雖然想到了，卻沒有去做，我的難受正是因此而發。
休了兩個月假，又去北京學習了半年，當我再見到索拉時已是次年秋天。最漫長的路都有盡頭，這回，他嘴裡發出的不再是咿呀聲，而是全然一新的藏族普通話，比我想像的要流暢得多。但幾個回合下來，我發現我們的交流依然問題多多，他常常答非所問，像是聽不懂我的話，而風馬牛不相及的答話又像不是在對我說，而是對空曠的大山、天空，聲音大得像喊叫。後來他指著耳朵跟我說：「這個……不行了，聽不見了。」說著笑笑，指著轟鳴的發電機：「這樣也好，免得我每天聽它吵吵，睡不著覺。」臉上毫無痛苦和怨悔的表情。
我一下非常難受，想哭。我知道，正因為發電機日夜不停的「吵吵」，才讓他失去了聽覺。失聰的他，聽不到的不僅僅是發電機的噪音，還有收音機的聲音。失卻了收音機，他生活的一半也就被無情切割了，寂寞將加倍又加倍地陪伴他度過分分秒秒，而他千辛萬苦學會的漢話，又跟誰去說呢？有了人，又怎麼跟人去說？他並不識字，這是最要命的。那天走之前他告訴我，他已經開始學習識字，因為現在的他只有通過漢字才能與我們交流。我想這肯定比他當初跟收音機學說漢話還要難，但這與他一個人在如此高海拔地方生活相比，又似乎要容易多了，所以我相信他一定會成功的。
他果然成功了。1997年，我轉業到成都，不久便收到他的來信，三百字的稿紙，寫了兩大頁，字體工整得像是用蠟筆刻寫的，內容就是兩個詞：感謝和祝福。信的最後，他連著寫了半頁紙的「扎西德勒」，最後一個「扎西德勒」居然是用指血寫的，讓我感動得忘記了他已經失聰，當即給他打去電話。好在那時他已經下了山，身邊有戰友，關鍵是識了字。就這樣，我們勉強通了一個電話，轉達我對他的問候、感謝和祝願。羊卓雍湖的歲月是我生命中的一筆濃彩重墨，索拉又是我這段歲月中的一個亮點，他誠懇的笑容時常浮現在我的眼前和心裡。有時候我想，生活對他不公平，但索拉我想他一定不會這樣想的，否則他不會這麼打動我、溫暖我。他總是用一成不變的誠懇的笑容和無言的努力，應對生活賦予他的一切，包括不公平，包括失聰，包括高寒和缺氧，孤獨和寂寞。在他無言的努力下，現在的他可以讀、寫並理解我小說裡的每一個字，所以我每出一本新書，總是第一個寄給他。我覺得我寄的是一份感動，一份敬意，一份思念和祝福。我覺得他不但是我的讀者，也是我的老師，賦予了我很多做人做事的道德和智慧。十多年來，我一直和索拉保持通信，我想以這種方式保留他，也是保留我在這個喧嘩年代裡安靜下來的一個外力。
作為一個義務兵，索拉在山上守了三年零九個月的全部收入，不到5000元，這是他的津貼和高山補貼。作為海拔4537米的高寒地帶，氧氣都只有平原的三分之二，那裡還能有其他什麼呢？據我所知，沒有一棵樹，沒有一叢草，沒有一隻飛鳥，只有白天的太陽和晚上的月亮比北京大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