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10日匆就
福州
世界很大，人事很多，因而文字和傳說的用途往往比我們想像的重要和大。1989年前，我對朱向前沒有具體的形象，只有一些散落的文字和傳說，有點像在歷史裡的一個人，一個影子，我知道他，關注他，但他感覺不到這些。第一次讀向前的作品是篇小說，叫《漂亮女兵》，發在哪裡沒印象，我是在《小說選刊》上看到的，落的是兩個人的名，向前在前，在後的是張聚寧。過去了那麼多年，我還清晰記得這麼多，只有兩種情況：一是這小說特別叫我心儀，有點一見鍾情的意思，二是作者與我有種超出普通讀者的關係。當時我對小說好壞的判斷力還十分差，前一種情況有點說不通，而後一種情況倒是勉強說得上。首先看作者簡歷，就讓我有種親近感，因為當時我們的部隊都在福州；其次是我部隊上有個戰友，跟向前似乎很熟，他大大咧咧談論向前往事軼聞的樣子，一下子讓我覺得向前離我是那麼近，我要認識他幾乎如同反掌觀紋。這個感覺保持了很長一段時間，直到有一天我得知向前已經離開福建去了江西，才明白容易的事情已經被戰友的怠慢拖得十分困難了。幾年後，我也離開了福建，去了南京。離開的時間一年接著一年地增長，現在我和向前離開福州都已有十好幾年了，但我相信，在那個我們過去熟悉的城市的記憶中，關於我的記憶或許早已煙消雲散，而關於向前的可能在與日俱增。換句話說，同樣是離開，我的離開是消失，是人影俱離，向前是人走，影子留在了那裡，而且隨著他日後身軀的變大，影子也越發的大了。卡萊爾曾說過，人們都看重名人，經常把自己不多的珍貴情感獻給一個商標樣的名字，或者廣場上的一座銅像。卡萊爾還說，這是人類的一種病，其實對雙方都是不利的。我一方面相信這說法是正確的，另一方面又相信人總是生活在錯誤中的。有時候，我覺得人類對錯誤的需要要超過對正確的，從伊甸園故事看，人類甚至是由於錯誤才開始生生不息的。
福州是我留下記憶最多的城市，有點初戀的意思，留下的每一個腳印都是真誠而刻骨銘心，但不一定都是正確的。應該說，在那裡我和向前本來是最好相識的，機會很多，條件也很好。但有些事情就是這樣，因為容易反而會變得困難，因為近反而會變得遠。在我老家，有一句專門針對這種現象的俗語，用土話說跟成語一樣精練又有音韻，但轉換到普通話語系裡，成語的感覺蕩然不存，剩下的只有一點意思：住在碼頭邊的人最容易搭乘不上輪船。這句話像一把骨頭一樣醜陋，我簡直難以相信它是從我老家那句世代相襲而又妙不可言的俗語中轉譯過來的。這也是我在文學之旅上的困難，我祖輩的智慧和精神難以順利地抵達大眾的心靈。幾年後，我在《青年文學》上看到向前一篇小說，也許是他最後一篇小說，標題記不全了，好像叫《地枯》什麼的，寫的是一個傻子抗日的事，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小說極大程度地使用了土語。就文本而言，我相信這小說已寫到極致，但就文學而言，我又感到它跟文學本質出現了某些背離。這篇小說對我的意義，就在於它讓我清晰地看到自己危險和可憐的處境。在此之前，我一直在努力的事就是：想讓文學回到我的老家去。但看了《地枯》後我決定放棄多年的努力，我相信這種放棄是正確的。說真的，小說《地枯》讓我看到最多的是掙扎，寫作的掙扎，閱讀的掙扎，包括長此掙扎下去可能有的好下場。顯然，《地枯》成了我照見向前的鏡子，也成了我照見自己未來的鏡子，那樣子讓我感到不對頭，因此我也就有止步回頭的願望。今天，我多少懂得「掙扎」在文學中的地位和價值：作家本人包括他創造的人物的內心是可以掙扎的，掙扎得越充分越好，掙扎是表現，是挖掘，是伸展。但落成這一切的文字：語言，敘述，是不能掙扎的。敘述上的掙扎會讓讀者的心亂跳起來，人物和故事的鏡面也會由此分裂。可以說，《地枯》讓我提前幾年結束了疾病般的寫作。這時候，我尚未認識向前，但他比許多我認識的作家給我的還要多。這也應了一條文學定理：一個作家很難從另外一個作家身上或生活裡得到什麼，只能從作品、從文字中去得到，而得到的方式又似乎是千變萬化的。
南京
南京是我心目中最排斥的城市。這跟城市本身的好壞無關，有關的是我個人一些特別的體驗，它更多的是來自命運和某些人造的不快的記憶。我先後三次進出南京城門，每一次都想永遠地留下來，但最後還是憤然而去。我剛到南京時，差不多是向前剛讀完軍藝並決定留校的時候。這也是他以一個評論家的姿態頻頻亮相的時候，人們也開始以一種以往少有的熱情談論他。開始我聽到的談論是褒貶不一的，褒的大致有這麼幾類：一說向前的評論比他的小說更出色，所以也更容易樹立他名聲；二說在評議莫言的所有文章中，向前的夾敘夾議的評論最到位，有開文學評論先氣的價值；又說向前小說、評論雙管齊下，足見他才藝之大等等。貶的聲音也不小，有說向前寫評論說明他無能當一個小說家；有說向前是靠吃莫言長大的，討的是個近水樓台的便宜，沒什麼了不起的。
我是不太看文學評論的，看了也不懂，只是聽著這些不絕於耳的評論（關於一個文學評論家的評論）後，有些替向前（朋友的朋友）高興，覺得捧也好，打也罷，讓人紛紜只說明他已經浮出水面，是件好事，下一步只要保持勢力，不沉落下去就行。慢慢地，原有的一些貶低的說法已經不攻自破，比如向前已不再專吃莫言，尤其軍旅作家兩大派現象的提出和詮釋，全然讓人感到一種新穎的刺激和恰切的睿智。這時候，貶的說法聲音明顯變弱，甚至不少作家開始主動把作品寄給向前，我因為是向前朋友的朋友，常有人來接近我，目的是想間接地接近向前。其實，至此我跟向前的關係還是影子和影子的關係，外面傳播的有關我跟向前的交情純屬虛假。到了1989年，在我張羅上軍藝之際，我遇到了一個對向前真正是知根知底的人，是向前同鄉，又是向前妻子張聚寧在江大的同班同學。她以一種不容置疑的權威的口吻向我談起向前夫婦某些不能言傳的秘密，說：寫作上張聚寧的才氣要遠蓋過向前，兩人先期合作的一系列小說多數是張主筆的，後來向前獨著的評論文章也離不開張精到的指點迷津，而張聚寧在仕途上的輝煌（三十來歲官至地區副專員）全憑著向前父輩在當地盤根錯節的關係和餘威。說者再三申明並列舉一大堆陳年往事來證明其言論的真實性，加上當時我對向前夫婦的陌生和無知，我確實有點半信半疑。我幾乎就是帶著這份隱秘的疑慮前去軍藝做向前的學生，時間是1989年夏天。
我從未在向前夫婦面前流露過我的疑慮，但正像詩人說的，隨著時間的流逝，疑慮變成了思想。當時間和交情攤給我足夠的證據證明「權威的說法」是無稽之談時，我就想，如果有一天我的故人開始對我四處散佈一些閃爍其辭的東西時，大概也就說明我已經活得挺精彩了。從對作品的刻薄挑剔，到對人身的蜚短流長，這是一種境界，中間橫著一條鴻溝。誰想達到後一種境界，不但需要切實不凡又不懈的努力，還需要一些遠在星辰之外的運氣。
北京
軍藝是個讓人長翅膀的地方，許多人在這裡改變命運，長出了巨大的翅膀，開始在我們頭頂呼嘯著飛來飛去。但對我來說，軍藝只是讓我多了幾個志趣相投的朋友，再加上一點點艷情故事。我的成長機制始終比較緩慢，我的發動機是老式的，用手搖發動的那種，預熱時間長，兩年時間似乎還不夠我預熱。眼看著同學中不少人展翅飛翔的樣子，我對自己並沒有太多內疚，倒是對向前，覺得有點辜負了他對我獨有的期望和親近。我為什麼說了一大堆福州和南京的事？因為當我第一次見到向前時，我便明顯地感覺到他對我（老師對學生）的熱情中夾雜著來自福州和南京的溫度，用現在的一句廣告詞說：朋友的朋友，是自己人。自己人總是有些私心私情的，但我緩慢的成長方式顯然無法給我們的私情加分。有時候，我甚至想，沒有私情更好。
向前似乎不是這樣想的，每一次，他寫文章羅列名單，或在家設宴款待得意門生時，我總是被強行加塞。這有些叫我尷尬，又有些滿足我的虛榮心。這也讓我對向前有個最好的印象：友情在他心中是被放大的。生活中，向前總的說不是個爽朗的人，更不是那種見面就可熱乎的人。他身上有點兒教授式的矜持，沒有開懷的笑，沒有戲謔之詞，尤其不善在人堆裡引人注目。這些都是在當下交際社會裡的弱點，一定程度上也暗示他的友情不會擴散到太多人身上。也許是他心中的朋友太少，所以他對朋友總是尤為珍重，珍重得有點古典味，不求表面的鬧熱，但求心神的熾熱。在軍藝期間，我幾次看到向前接待朋友，總是邀到家中，一餐便飯，然後就默默地下棋，或者靜靜地聊天，持續的時間常常是整天或整夜。下棋是一種病，像吸毒一樣，到手了不放可以理解，兩個人聊天，你一言我一語，像下棋一樣地聊，安安靜靜的，不談艷情女色，不插科打諢，啁啁啾啾個一天半夜，在我看來不是在受罪，就是有強大的熱情在作支撐，像談戀愛。真正的聊天是不要熱情的，只要興致和趣味，幾個人聚在一起海闊天空地亂侃，打打罵罵，鬧鬧熱熱。這個套路向前是不靈光的，往往幾個回合下來就索然。這時候，你要麼放棄自己聊天的權力，光聽他說，要麼就請他先走，否則他會如坐針氈。這就說到向前的又一個特點：擅長對話或發言，並不擅長聊天。
給我印象還深的是向前對衣著的考究，每次出門總是穿得筆挺，一塵不染，步子邁得周正，像個公職人員。如果穿著也是有文化的，那麼我認為他接受的不是一種先進文化，起碼是一種缺乏個性化的文化。作為一個文人，個性上自由散漫一些是需要，也是象徵，而穿著是體現個性最直接又簡單的東西，一目瞭然，不言而喻。向前楚楚衣冠，常常讓初次見他的人對他敬而遠之，想像他內心一定有好幾把沒有打開的鎖。我至今記得第一次見面他穿的樣子，一件小開領襯衫，淺灰色，料子褲，上下都挺拔的，黑色的皮鞋發著閃閃爍爍的光，想好點，像是從某幢大樓出來的，想壞一些，有點像個相親的人，站在我們中間一下把我們襯得吊兒郎當的。問題是這裡不是大樓，也不是相親的場所，所以出格的是他，不是我們。在這裡，吊兒郎當不是癟三，而是文人，是個性，是象徵，是文化，是詩。雖然這一切他內部可能都有，但他的穿著把這一切都遮蔽了，抹殺了。所以，在穿著問題上，我認為向前不是個成功的人。除此外，他似乎都是成功的，當老師也好，當評論家也好，當圍棋手也好，當朋友也好，當丈夫也好，當官也好。
成都
所有懶散的人都應該到成都來生活，因為這裡的人都懶散得像隻貓。一轉眼，我在成都已居得十個年頭，因為山高路遠，進出耗資巨大，所以從前的朋友少有往來，十年下來落得像個孤家寡人，而且還不以為恥，反以為榮，這就是成都的魅力。
作此文之前，我和向前通過一個電話，電話上他說起多年前的成都之行，說我是怎麼陪他的，去了哪裡，說得我一愣一愣。我一邊嗯嗯地聽他說，一邊搜索記憶，一無所獲。我裝作與他共同回憶的樣子，但心裡卻茫然得很，不知是他出了毛病，還是我。放下電話，我問黃尹，才知是我出了毛病。因為在成都我接待的人實在少，屈指可數，所以老婆對向前的成都之行至今記憶猶新。後來，在一堆照片的幫助下，我斷斷續續想起一些輪廓性的東西，比如去了哪裡，會了什麼人，但一些細節性的東西依然一片空白，包括他兒子朱寒汛，我也是看照片後才知那次他也來了。這是件怪事，陪他那麼多天，跑了那麼多地方，留了那麼多照片，居然沒有留下記憶。這是怎麼回事？這幾天，我一直在想。
我想到一個原因，那陣子我剛從西藏出來，身體狀況很差，經常頭昏，以至後來（向前走後）去醫院檢查，發現心臟有少量積液。由此推測，在我陪向前期間，心臟的積液可能不是少量，而是有一定量。當時我把身體不良感覺誤以為是出藏後的低山反應，沒去管它。這麼說，向前來成都來得正是時候，讓我及時擺脫世俗的糾纏，鬆散了幾日，也許這在當時是十分必要的。此外，我也想到一些其他原因，比如我肯定沒有陪向前去幹鬼鬼祟祟的事，也肯定沒有裝腔作勢地接待他，否則我肯定會有記憶，畢竟我沒有病入膏肓，只是心臟有點積液。沒有記憶，只說明一切平平常常，像接待一個普通老朋友一樣。這也說明那時我跟向前的關係已達到一定深度。朋友的深度。只有面對朋友，你才可以尋常得起來。
這些年，我跟向前幾乎斷了聯絡，但他的一些事情總是曲裡拐彎地為我所聞。對我衝擊動最大的一件事，是他當官了，而且越當越大，節節攀升，有點官運亨通的意思。我不曉得他在官場的感受如何，是游刃有餘，還是捉襟見肘，是陶醉，還是厭惡，是想淺嘗輒止，還是想大幹一場。這似乎是他的秘密，我不知，也不想知。不過有一點我基本想得到，他的官路一定不是用錢財去買通的，也一定不是靠誠信去拜天拜地求來的。既然不是這樣，那就是命，是運，是生活，是道路，是人生，是不可說。以我之見，當官是最世俗的事情，年輕時是絕不能幹的，干了也是得不償失的，年老了有機會就當，因為人老了本身就是世俗的一部分。以我的愚見評審向前，他的官似乎是當早了一些。但既然這是命運裡的東西，又何謂早遲？命運是沒有早遲的，也沒有好壞，命運就是命運，是每一個白天和黑夜，是時間和空間中的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