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中國，大師特別是文學大師給人以肅然起敬的感覺，例如人們認為魯迅是大師，提到這個名字就像提到自己的精神上的父親，大師是楷模，大師是先行者，大師是英烈，大師是光輝的旗幟，大師是某種終極關懷與絕對理念的象徵；大師是權威（業務的尤其是道德的人文精神的即人類美德的），大師不容損毀、不容褻瀆、不容不敬；大師是天一樣崇高和海一樣遼闊的崇敬與熱愛對象，闡釋和表達對大師的崇敬本身也是偉大崇高和不容苟且的事業。
大師一詞相當於英語的master，但master遠遠沒有中文大師一詞這樣神聖的意義。查一下牛津詞典，在master詞條下的解釋包括：一、僱主。二、熟練技工、能手、獨立經營者。三、男戶主。四、商船船長。五、狗、馬等的男主人。六、男教師。七、碩士。八、少爺。九、院長。十、藝術大師。十一、控制某種事物的人。十二、原版影片、磁帶等。十三、指揮的、高超的、優秀的。十四、自己做主；自己說了算。（見商務印書館和牛津出版社聯合出版的《牛津高級英漢雙解詞典》第四版）
這麼多富有生活氣息的，就是說比較自然、比較平常的解釋，像是給大師這個聖殿一下子打開了許多透氣的窗戶，這會不會使人感到輕鬆一點，呼吸自如一點，使人用到這個詞時臉色好看一點，但是否會降低了大師的規格呢？請英語專家教我。
英語沒有把握，維吾爾語我是熟練的。維語中稱大師為ustaz，其含義大致相同於漢語的師傅。任何能工巧匠都可以稱為ustaz，而任何活計幹得好都可以稱讚曰：「Bagusta！」就是說幹得真熟練、真在行。去掉一個z為的是當副詞用。「文革」時講四個偉大，偉大導師云云，也是用的「偉大的ustaz」。我到新疆開始揚場揚得不太好，後來揚得好了，就被稱為ustaz了。
故而，在新疆，人們也常常把類似大師的ustaz一詞譯作匠人，如果把偉大的導師譯成偉大的匠人，會不會更親切一些呢？大師者匠人也，操維語和懂維語的作家，討論起誰誰是不是文學大師即文學匠人來，大概沒有操漢語者那樣悲憤。
中國長期處於尊卑長幼分明的等級制社會，語詞也帶有分明的等級色彩，不僅大師一詞如此，作家（在多數外語中不過是寫者之意）、總統（在英語中也指大學校長或某些機構的頭一把手）、偉大（在有的外語中也可指甚好或大量）等詞亦是這樣。這樣反過來，語言的等級色彩又強化了現實的等級觀念。
那麼漢語的「大師」「作家」諸詞是不是有助於提高人們對人文精神的敬意呢，事物的意義都不是單一單向的，這也不妨一想。
二
一個很精彩的說法，說中國的驕傲是有了一個魯迅，中國的悲哀是只有一個魯迅。
具體的大師是永遠不會有第二個的，不僅魯迅如此，我們也可以問中國誰是第二個曹雪芹，誰是第二個李白；我們可以問英國人誰是第二個莎士比亞，誰是第二個狄更斯；我們可以問法國人誰是第二個巴爾扎克，誰是第二個普魯斯特；問西班牙人誰是第二個塞萬提斯。在現代印度，誰是泰戈爾第二，我們也不知道。
如果我們崇拜大師，那麼大師的首要條件是獨創性不可重複性，大師都是第一而且都是唯一，沒有第二，有第二的能複製的不是大師。大師的重複產生只能是災難，文學尤其如此。
我也不知道哪個國家的哪個作家具有魯迅式的嚴峻、深邃、凝重的道義權威，托爾斯泰當年也許在道德完成上比較出色，但也頗具爭議。列寧、契訶夫都對托翁的道德自我完成說教不以為然，嘲諷有加。托翁似乎並無後來魯迅式的權威。那些被某些人嚮往膜拜的諾貝爾獎金得主，更沒有誰具有這種權威——所以不僅是中國，就是外國，也沒有第二個魯迅，不論是海明威還是加西亞，不論是帕斯捷爾納克還是帕斯，都缺少魯迅式的偉大人格影響，更不要說得了諾獎後又與納粹合作的挪威作家哈姆遜了。他們是匠人，不是中文意義上的大師。
三
然而有一種理論令我懍然怵然，就是把魯迅與中華民族分裂開來、對立起來，以魯夫子的洞明證實國人的卑劣與沒有希望，以魯迅證明中國現當代其餘作家的不足取，聲稱魯迅是「一個人與全中國戰鬥」等。我有時候愛較勁即抬死槓：「如果一個人與全中國戰鬥，那是為了誰戰鬥呢？為外國？為聯合國但不包括中國？為人類但不包括華人？」當然也可以解釋為愛之深責之切，魯迅深深地瞭解國人的弱點，沉重地鞭撻的目的還是為了國人的自救，魯迅是偉大的愛國主義者。
我直覺地認定魯迅是非常中國的現象、非常中國的人物、非常中國的英雄，中外都無法重複。
四
大師的道義資格與技藝資格之間的關係問題，有時也頗讓國人心焦。我們自古是重視道義資格的，講人生，講價值，最後都要歸結到講道義上，我們的政治常常是道德化的政治，故有王道、霸道的辨析，故有貳臣、忠臣的區別，這種概念至今被某些人樂道。我們的文化也常常是道德化的文化，叫作文以載道。修齊治平的理想的核心是通過個人的修身達到治國平天下的目標。先器識而後文藝，這是古往今來的不易律條。不論是從政從文，要取得參與的資格首先要取得道義資格。這方面從政的人好講一點，有了權、有了政績、有了群眾擁戴，什麼事都好說。從文的人則要跟著風接受各種審查和議論，先跟著風犯錯誤，再跟著風受批評。不但領導要你說清楚，人民尤其是同行更要求你在時過境遷之後說清楚。在我國，很長一段時間提倡的是又紅又專，一九六六年春為又紅又專問題某權威大報就連發許多篇社論，一論再論達到嚇人的許多論之多。現在則叫作德藝雙馨，亦即選拔幹部上的德才兼備，具體內容有不同，但思維模式差不多。
這當然是事出有因的，革命的威嚴與權威是壓倒一切的，新生的革命政權，要求的首先是政治上的忠誠可靠即紅，如果你心懷叵測，技藝上再好也要批倒、批臭，至少是要封殺的。
外國人也有他們的類似又紅又專、德藝雙馨的價值系統，當然只需改動一字，即把紅改成白或其他顏色即可。外國人不那麼單一，至少是作多元狀，鼓勵完了社會主義國家的異議者，再去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左翼、新左翼直至共產黨人眉目傳情、心心相印，有時候也還是有戲看的。
有趣的是我國如今的某些新新論者，也掌握著一個又X（紅以外的顏色）又專或德藝雙馨的標尺，只是把標準顛倒一下，你認為進步的、紅的、有德的，我認為是軟骨，你認為不紅的，疏離的乃至有那麼點反動的，我認為是宗師、是風範。他們分析起具體的知識分子來，其嚴肅性與誅心性，其用語與方法的嚴厲，很像是黨的小組生活會上思想幫助、批評與自我批評。標準雖然倒了個個兒，思想方法、思維模式、語言與表達方式並無不同；風向雖然變了，跟風哄秧子的勁兒並無不同。
五
許多大師在他或她生前並不被廣大公眾接受為大師。立時被廣泛接受的有時可能是大眾情人性質的人物。文學嘛，當時你我都可以說這說那，但很多情況下需要時間的考驗。急於肯定或急於否定大師，都是至少常常是一廂情願。
一面評定著當年當月的最佳作家作品，就是說如此地注重著時效時文，一面爭論著誰是誰不是，證實著或證偽著大師，是不是急了一點？
大師不大師，它的效應是滯後的而不是立時的。對否？
至於以是否獲得某項國際大獎作為是否大師的標準，這未免太通俗、太方便、太速食了，這無非是放棄自己的頭腦功能罷了。
大師與否也是相對的吧。象棋大師、圍棋大師乃至棋聖、漢劇大師、魔術大師、木偶大師、捏面人的大師……我們接受起來都不難，為什麼提到文學大師就那麼嚇人？就那麼自卑？大師是完美無缺的嗎？理論上顯然是不可能的。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比如巴爾扎克，比如傑克.倫敦，比如海明威，他們做人上的缺點是眾所周知的；還有有過與納粹合作記錄的文學專業外的海德格爾與卡拉揚，他們恐怕都算得上大師。如果是我們的酷評（現已被戲稱為醋評）者呢，會不會說契訶夫是軟骨頭，缺乏戰鬥性；說歌德是既得利益集團人物；說巴爾扎克缺乏獻身的熱情，更缺乏行動以及什麼什麼的？當然，這樣說也具參考性。
大師云云，也是可以討論可以變更的，小苗可能成長為大師，大師也可能變得過氣乃至發霉生銹。這方面是大師，換一個行當，他或她連學徒都不夠格。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大師千百萬言，必有狗屎。不能因為是大師便不承認其失誤，也不能因其失誤便不承認是大師。
六
大師產生與歷史境遇、人文環境之間的關係，常常不像人們想得那樣簡單。有些論者力主二十世紀中國無大師，其目的在於批評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與中國環境。不錯，現當代中國文人的境遇是有許多可圈可點、可思可歎之處，歷史經驗特別是「左」害也值得好好記取。不錯，作為從業人之一，我希望作家的創作自由愈大愈好，稿費愈高愈好，住房愈寬愈好，全國的與世界的讀書者愈多愈識貨愈好。然而，研究一下文學史，你得不出作家愈受到歷史的優待愈有成就的結論。曹雪芹得到了多大的創作自由，多大的物質支持？與雪芹相比，我們今天的作家不是幸運得多了嗎？然而我們沒有寫出《紅樓夢》來，我們沒有雪芹那個本事、那個出息。設想一下，如果雪芹生活在今天，有高級職稱，住四星級以上的賓館，又當作協頭面人物又當政協委員、人大代表，動不動得中外大獎，他寫出來的書還是那個味兒嗎？我們難以想像。
與其說是自由與幸福、關懷與支持生產大師，倒不如說悲憤與憂患、冷落與掙扎造就著大師。那麼是不是為了多幾位大師就建議對作家進行迫害呢？不會蠢到這一步的。而且，作家們、文人們的條件太差了，生存權、隱私權、發言權，嗎權也沒有了，活命都成了問題，遑論人文成果。那樣的狀況是難以長期為繼的，是混不下去的。要求合理的條件，要求起碼的標準，這是天經地義的與無法否定的。問題是誰也不能說准大師與境遇間的關係，人為地拔苗助長或修建溫室對於文學人才的成長絕非必要。
七
是體面和敬畏好，還是平常心好呢？是匍匐地、神諭地仰望大師、大獎等好，還是民主地、人間性地平視好？是視大師偉大、高不可攀好，還是視他們為親切的朋友好？既然人人可以為堯舜，人皆是佛，為什麼不可以人人可以為大師呢？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不就是三百六十行，行行有大師嗎？是向大師請教、向大師學習也與大師商榷討論好，還是一想到大師偉大就感到愧死，並要求非大師們愧死好？是以大師的名義嚇人、震人好，還是以大師的名義春風化雨好？是一臉的所向無敵好，還是默默地微笑好？你怎樣選擇呢？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