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喚醒了所有的美夢。寫作激活了所有的情感。寫作調動了所有的記憶。寫作生發了所有的趣味。同樣寫作使自己顯得力不從心，千瘡百孔，無一是處。如果你要寫作，那麼不論你曾經自以為或被認為多麼豐富，仍然會顯得貧乏，不論你自以為或曾經被認為多麼聰明，仍然是太拙笨，不論你自以為或者被認為是多麼富有想像力和創造力，你仍然是太平庸，太容易走在別人的已有的轍印裡，而不論你怎麼樣自認為或者被認定是天生的福將，你仍然發現前景是十分地沒有把握，甚至是帶幾分凶險。
我知道我並非不能夠成功。但是通向成功的路途險惡坎坷。我知道我與眾不同，但是不同之處尚未得到權威的認可。我知道寫作會使我大露頭角，但是我知道我為此要付出不知什麼樣的代價。我知道從此我的一切經歷經驗，喜怒哀樂，陰晴圓缺，偉大渺小，風雨雷電，雞毛蒜皮都有了色彩，有了意義，從此生命的一切都不會糟賤，從此生命的強音奏響了，生命的琴弦震動著王蒙的每一天每一小時每一分鐘，從此王蒙做了唯有王蒙做得出來的事情。我挽留了偉大的時代，我挽留了美好的青春，我挽留了獨一無二的新中國第一代青年人的激越，我挽留了生命的火焰與花飾。但是我為此要放棄，放棄，放棄許多我的最愛的許多實實在在的生活與快樂。而正是我的最愛，我的實實在在的生活與快樂促使我拿起筆來，正是拿起筆來以後我只能面壁凝思，禿筆揮舞，神經兮兮，呆氣十足，疏離我所最鍾愛的生活、實際工作與群體。甚至於，寫作會使我疏離領導，不論多麼開明多麼惜才，沒有哪個幹部科長處長局長書記會歡迎自己的部屬一個又一個沉溺於文學寫作。一個我所敬愛、許多國人所敬愛的領導人，曾經在私下場合說過：那麼多青年都愛文學創作，中國會亡國的！我完全理解他的話，我並非不同意他的話。
週末晚上，與我們同址辦公的區工會組織了露天舞會，《步步高》與《大學生圓舞曲》（蘇聯歌曲）的調子迷人，人們在跳，在體味新生活的開放與快樂，然而我不能去，我必須利用這個機會寫。
一次我可以參加也可以不參加的集會，過去我會選擇參加，把自己這一滴水珠投入到人民的青年的汪洋大海之中，這是我的幸福，也是我的驕傲。但是我無法把寫作的想法過分地與群體分享，我必須悄悄地在一個僻靜的地方從事我的有點像冒險家的嘗試。
我已經是團區委副書記，我有一間獨立的辦公室，我在辦公桌上擺著各式卷宗，中央、團中央、華北局與市委團市委區委的文件，各基層團總支部（那時成立團委的基層還很少）的匯報、總結、計劃與請示，各種報批表格。我的桌子上擺滿了那時候常用的辦公紙頭：一種劣質價廉的片艷紙，以及複寫紙、薄而軟的美濃紙，以及釘書機、釘書釘、曲別針、膠水和紙夾。我拿起片艷紙寫我的偉大的小說，門一響我就用其他卷宗把小說草稿紙蓋上。我覺得我的神色有點不自然，說話有點魂不守舍，希望結束談話，越快越好，我有點不合群，起碼與過去不太一樣，我無法判斷旁人的反映。
只是在動筆以後才知道寫一部書有多麼偉大、艱難、捉襟見肘、黔驢技窮、殫精竭慮、左右為難、進退失據。你要考慮人物，你要考慮人物間的關係。你要考慮事件。你要考慮天氣、場景、背景、道具、聲響、樹木、花草、蟲魚，日光和月光，朝霞和夕照，一年四季，悲歡離合，生老病死，是非功過……你是在創造一個世界，你成了你的世界的上帝。
（後來到了1958年，是敬愛的吳伯蕭老師寫了一篇文章，不點名地批判了「作家上帝」論，因為我的交代材料裡坦白了這個思想。）
而你只有1米68的身高，50多公斤的體重，營養不良發育不良的身軀，19歲的年齡，18級的待遇，高中一年級肄業的學歷，300字報道、800字短文的發表積累……事業總是那麼偉大，文學總是那麼崇高，革命總是那麼無私，感情總是那麼火熱，而從事這一切的你總是那麼涉渺小乃至於卑微！
而且你東想西想，一分鐘一個主意，你徘徊猶豫，時刻站在十字路口。任何一段都有幾十種上百種可能的選擇，每一句話都有幾十種上百種說法，每一個標點符號你也可以想上一次兩次八次十八次。文學的自由使你變成了自由落體，落到了太空之中，什麼都可能，什麼都可以選擇，什麼都有可能成功，什麼也都有可能不靈……這是多麼恐怖，多麼傷神撕肺！
你沒有經驗。你從來不讀指導寫作的書。你很少讀文學月刊與新出的書。比你小兩歲的劉紹棠已經名聲大噪，緊隨其後的叢維熙已經嶄露頭角。你佩服感動得五體投地的邵燕祥已經巍然矗立。「在滿天的繁星中我尋找著你，我凝視著你，你知道嗎？」，「一隻歌吹得小河漲水，一隻歌吹得彩虹出現」，燕祥的《地球對著火星說》與《蘆笛》已經寫入了我的心，寫出了我的夢，我還能做些什麼呢？
我的最最要命的失眠症又光顧了，我經歷的是光明的進擊，但也是一場真正的精神危機，我為寫作的可能的成功前景而躁狂，為寫作可能的以徹底失敗而告終而焦慮，為每陣風雨，每個聲響，每個色彩，每個細節的觸動而過敏，為每個失誤，每個彆扭，每個不勝其難其苦的畏難心理而悲傷。所有我曾經多次分析過批判過的「思想意識」毛病：患得患失，個人英雄主義，夢想一鳴驚人，不踏實，不甘心當螺絲釘，名利思想，自以為是，孤芳自賞，孤家寡人，脫離群眾……都向我撲上來了，我變得脆弱了，病態了。
我寫作的舉動至少有點別彆扭扭，有點影響我的和領導和群眾的關係，影響我的「進步」。1954或1955年，一批我這個級別的幹部都提了一級，然而，沒有我的事。當然。
畢竟我在寫，白紙上寫下了黑字，寫下了記憶和心緒，思想和夢幻，寫下了詩意和柔情，編織著過往的和可能的一個個最珍貴的日子，歲月留痕，友誼長在，時代交響，一份自己的與偉大祖國偉大時代的見證將有可能完成和保持下來，年齡並沒有徒增，干飯並沒有白吃，頭腦並沒有白長，聰明並沒有浪費，勞動能夠開花也能夠結果。
我的寫作初稿越來越接近完成，我漸漸透露出了風聲，我給幾個要好的中學團委書記朗讀我的初稿，我受到了一些讚揚，但也有人向上反映我的某些神經質的表現，我受到了團市委辦公室一位負責同志的一點批評。
但我越來越破釜沉舟。我甚至想，如果我的小說成功，也許我能夠被選派參加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操辦的世界青年聯歡節，去一趟，經過一趟蘇聯，這輩子也不算白活。一九五三年斯大林去世了，我寫過一首詩叫做《斯大林還會回來》。我常常流著淚唱「陽光普照美麗的祖國原野，原野成為光明的地方，我們編了一首美麗的歌曲，來把摯友和領袖歌唱……」這詞也是蘇爾科夫寫的，他擔任蘇聯作協的第一書記，法捷耶夫是主席。
我開始讀一些談寫作的文章了，我記住了蕭殷講的「從生活出發」。我看到曾經擔任夏伯陽的政委的富爾曼諾夫在寫作日記裡說什麼成名的想法使他瘋狂，我也深有同感，同時感到寫作需要非常堅強的神經，它的風險和機會都是太超常了。
是福還是禍？我似乎已經走上了寫作的不歸之路。在契訶夫劇本《海鷗》裡老作家特裡果林談到寫作，說是每個具體的東西都是寫作的源泉，比如一個玻璃瓶子……這個說法如同天啟，如同曙光一閃。而另一個背興的青年作家特裡波列夫，追求女演員敗給了老特裡果林（後來曹禺甚至對我說他的印象特裡果林是一個老流氓），寫作也永遠趕不上那個老傢伙，他使我同情，乃至同病相憐，雖然我並未有情場文壇雙失意的痛苦。
我一遍又一遍地讀《青年近衛軍》，畫出它的結構圖。我想弄清那麼多人物，作者是怎麼樣結構他的宏篇鉅制的。在一個星期天有一次我去南池子中蘇友協去聽新唱片的音樂會，好像是肖斯塔科維奇的一部新的交響樂。我突然發現：這就是結構，這就是組織長篇小說的法門。第一主題，小提琴和雙簧管，第二主題，大提琴和大號，變奏，和聲，不諧和音，突如其來的天外絕響，打擊樂開始發瘋，歡快的小鼓，獨奏，游離和回歸，銜接和中斷，遙相呼應和漸行漸遠，淡出，重振雄風，威嚴與震顫……我知道怎麼寫長篇小說了，烏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