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篇 金庸的媚俗與媚俗的余秋雨

  老俠:學術界、學院派的追風一點兒也不次於大眾文化。
  八十年代如此,九十年代也沒什麼長進。有人說,學術界由八十年代的浮躁轉向九十年代的沉穩和成熟。所謂"思想淡出,學術凸顯"。實際上都是一回事。九十年代的學術界還不如八十年代呢,因為九十年代的學術界像大眾文化一樣沒心肝,有點兒腦子的也是小聰明。大眾文化的特徵之一是炒作,是跟著多變的時尚,今天這首歌紅了,明天那首歌火了;今天的偶像是劉德華明天就是周華健,排行榜每週都在變。學術界呢?它的變化節奏之快也不次於大眾文化,一會兒換一撥理論明星和方法。今天是後現代,德裡達,明天就是東方主義,薩伊德。
  今天是本土化,明天又是規範化;今天是新保守主義,明天又是新左派;今天是效率經濟學,明天是制度經濟學。我覺得兩者之間的變化節奏是平行的,只不過大眾文化的覆蓋面廣,而學術圈子相對小了點罷了。但其流行方式。更新節奏、潮流交替,沒什麼實質的區別。北師大的博士、教授王一川,肯定是受大眾文化中的音樂排行榜的刺激了,搞出個中國現當代文學排座次,多可笑。
  王朔:他把金庸提得很高,讓金庸踢走了茅盾,成了經典。北大的教授嚴家炎也說金庸是經典。我說了幾句金庸就惹惱了他。他在北師大演講專門談及我對金庸的批評,他講著講著就不著四六了,居然由作品講到了人,說金庸多麼愛國,拒絕前港督彭定康什麼的。這也和大眾文化的人身攻擊同一性質。說到最後就要說到他不是評論金庸,而是對金庸進行人身讚美。我談金庸只就他的小說,而嚴家炎捍衛金庸小說為經典,也跟著去捍衛金庸這個人了。他還是專門研究現代文學史的,怎麼弄得跟哥們義氣的小幫派似的。彭定康與武俠小說有什麼關係?拒絕彭定康與能不能寫好小說有什麼關係。一弄就到人品上,他也像大眾文化的傳播似地,由一個話題轉到另一個話題最後走到人身才罷手。
  老俠:的確有許多共同的地方。王一川把金庸弄成經典,一定得意洋洋以為一鳴驚人。金庸的小說怎麼能成為文學經典。至多是武俠中的經典,排個武俠小說的座次還差不多。金庸的書,除了展幾下拳腳之外,那些人物皆是虛假的,他對中國文化也無多深的理解,不過是表面熱鬧罷了。再說了,梁山的草寇們能排座次,流行歌曲能有排行榜,好萊塢電影的票房也能排座次,但學術這東西。真理這東西怎麼能排座次呢?身為學院中的教授,怎麼連起碼的常識都不要了呢?真理不能靠民主投票,也不能靠排行榜,只有權力的大小和票房的多少能排座次。
  王朔:你說金庸,包括余秋雨之類的,都被人認為很有文化,字裡行間透著他們熟讀一些中國的舊書,經呀、佛呀、道呀、屈原呀、嵇康呀、蘇東坡呀……但他們說的不都是那一套嗎?也就是道德呀、正義呀。善惡報應呀,幾千年來就是這一套,這點兒思想。他們以為現在的中國還是這思想,好像這就夠了。如此陳腐,再吊多少本書袋又有什麼意思。像余秋雨這種人,一開始對我這樣對傳統文化不知道或知道一點的,他那種憂國憂民的情懷裡有很大的迷惑力,你會覺得他很正派。很正直,好像做人就應該這樣,起碼他似乎是一本正經地嚴肅地對待一些事情。後來我看了朱大可寫的關於余秋雨的東西,說他寫的是文化口紅、文化避孕套,說他實際上像歌星那樣煽情。其實,傳統文化也能提供好多媚態的東西,只要把這東西吃熟了,只要瞧準了上之所好下之所悅,什麼都可以做成媚態,金庸的壯懷激烈呀,余秋雨的憂患情懷呀……反映到銷售上就是賣點,方方面面都要這個,老百姓也要這個。他們只有自我標榜起來,把一切都上升到民族傷口的高度,才能更被人們所接受。可能中國這些年的媚態百出,就缺余秋雨這類憂患媚態了,所以才迫切地需要他,他也就輕鬆地遊山玩水,憂患地伏案媚俗。
  老俠:還有更噁心的,一般談余秋雨的人從不注意。余的《文化苦旅》中動不動就提到當官的,某某市長、某某局長之類的,而且都是在感慨了一番古人的情懷之後,最後畫龍點睛地提到某某某市長現在的作為,不正是古人的憂患情懷的當代傳人嗎?絕對到位,絕頂聰明。
  王朔:你說學院派與大眾文化有什麼區別?像余秋雨這樣的人過去出現過嗎?
  老俠:我覺得他的媚態上承八十年代的尋根文學"。
  王朔:就余秋雨這麼個文風,這麼寫東西,這麼冒充文化的人,好像還不多見。
  老俠:以前好像沒有過。我一個朋友說,剛聽說余秋雨,還以為他是台灣人呢。
  屁大的小事也弄成民族的傷口。實際是"阿Q"頭上的膿瘡。
  王朔:也許是人家名字起的就煽情,秋雨……有點淒風苦雨的感覺。
  老俠:余秋雨的東西說穿了,就是傳統文化的瓊瑤,他是用瓊瑤的方式解釋傳統文化。那種調點兒小情,淚光閃閃,很有點兒男女主人公忠貞不渝、海警山盟勁兒。前幾天我在家和媳婦一起念了段劉再復的隨筆《問蒼海》。那個語言就跟余秋雨的差不多,大段大段的空洞抒情,讓我想起楊朔、劉白羽、魏巍的散文,還有進入中學語文課本的高爾基的散文詩《海燕》,這種文風對中國的散文寫作影響很大。
  以前的文章中的結尾常有類似"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吧"這種。只不過余秋雨的文字中,多了點兒港台的軟語,比如像"殷殷地企盼著",整個兒是流行歌曲。
  王朔:我覺得全世界的大眾文化都一樣。西方與中國沒什麼本質的區別。大眾文化中有一種世俗的關懷,有一些能夠持久地淺淺地打動人的東西,比如說言情小說中的東西,《廊橋遺夢》看得中年婦女們蠢蠢欲動。比如說刺激的東西,金庸的武俠,好萊塢的恐怖片,港台的功夫片,真正有點兒趣味兒的人,看了這些肯定會煩。但是大眾需要這種撫摸,就像家庭主婦每天需要油鹽醬醋茶,白領階層需要名牌西服領帶皮鞋一樣。
  老俠: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的區別,在中國很難分清楚。
  但在西方,什麼是大眾文化,什麼不是大眾文化,有比較容易看出的界線。不是一部作品影響大、波及面廣就叫大眾文化。
  比如五十年代金斯堡的長詩《嚎叫》,居然發行了50多萬,這在詩歌史上也是天文數字。這詩的流行與二戰後年輕一代的迷惘騷動想宣洩有關。但你很難說金斯堡的詩是大眾文化。他現在已經成為文科大學生的必讀書,成了經典。而在中國,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都向主流靠攏,所以,你分不清學術界的本土化潮流與大眾文化的偽民俗製作之間的區別。其實沒有區別。
  王朔:他們是不約而同的。一進入大眾文化,就大有賣身投靠,身不由己,跟著走的被強xx感。但是,時間一長,最初的恥辱漸漸消失了,光剩下享受了……錢呀。名呀、鮮花美女掌聲呀,眾星拱月的感覺不由你不輕飄飄的。
  老俠:對呀。學術界也如此。當然學術界的說辭比大眾文化更具有表面上的嚴肅性,比如弄來個薩伊德,東方主義、文化霸權。話語權力。話語霸權。新權威主義……這些年還有持續地討論中國文學走向世界什麼的,中國文學為什麼得不了諾貝爾文學獎?好像我們的文學早達到了那個水平,不給我們是西方文化霸權的民族歧視。只有中國人能到這個程度,討論自己的作家為什麼沒獲諾貝爾文學獎。這種炒作比大眾文化更噁心。原來,國內總說中國文化熱什麼的,我也真以為中國人的作品在國外火得一塌糊塗。但我一出國,才發現這只是一廂情願的自摸,是自己虛構了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撞擊,根本就沒有那麼回事。不要說當代作家了,就連魯迅,外國的年輕人,大學裡學文科的學生都不知道魯迅是誰。但在中國,大學文科的學生有幾個不知道海明威的。什麼叫走向世界,只有你的作品超出了漢學的職業圈子,走向了人家的文化市場,像海明威在中國賣得那麼火,才叫走向世界。就幾個漢學家在小圈子裡弄了弄,就把中國的文化人弄得神魂顛倒,以為自己在美國家喻戶曉,不是太可笑了嗎?再說,漢學家讀你研究你是職業,是飯碗,與中國文化在外面的影響沒多大關係。
  退一步講,抗拒西方的霸權,你要有道義上物質上的實力。聯合國憲章是按照自由主義價值觀寫的,世貿組織的規則是按自由市場自由貿易的原則定的,八國集團,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北約,凡是可以左右世界全局性的制度,皆由西方人控制。這不單是什麼軍事霸權、政治霸權。文化霸權。話語霸權,最根本的是制度化霸權,當今世界的全球化制度建構,皆以西方的規則為基準。在文化上,理論研究也好,電影。文學、繪畫也好,制高點都在西方手中。歐洲三大電影獎,奧斯卡獎。格萊梅音樂獎。威尼斯年展、諾貝爾獎,連體育的最高榮譽獎都在西方人手中,什麼歐文斯獎。世界足球先生。歐洲足球先生等。西方的這種制度化的全球霸權是它的實力使然。縱然你有一腔熱血,你是正直的愛國者,沒有實力,空喊號子去跟人家鬥,不就是世紀末的義和團嗎?
  王朔:作為個人,現在的國人什麼都不愛,只愛他自己。
  說到具體的某個人,他不肯為祖國而拔一毛,卻可以利用愛國來滿足一己私利。

《美人贈我蒙汗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