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篇 誰造就了文化恐龍

  王朔:現在有群生猛小生,衝著名人開刀,不光是給余秋雨、王蒙上課,講台都搬到像錢鍾書這類德高望重、眾口一詞的大師門口。
  感覺上,錢鍾書學問很大,挺清高的,拒絕這拒絕那的,似乎不像余秋雨,不像我這麼媚俗。
  老俠:錢鍾書是有學問,也很清高,從媒體的報道看,他是愛誰誰,拒絕中國的媒體炒作,《東方之子》的採訪也吃閉門羹。他更拒絕國外名牌大學的邀請,管你是牛津、哈佛,沒戲。而恰恰是這種拒絕,又變成了另一種炒作,"大隱隱於市"
  這條古訓又有了當代踐行者,越隱越顯,越拒絕越有人格高潔的美名。這種生存策略在中國已有幾千年傳統,有文字記載的歷史有多長,隱士成名的傳統就有多長,我弄不懂這種隱士文化到底是什麼——所有的隱士都極有名,且都是"歲寒之松柏"之類的高潔。
  王朔:我怎麼覺得這像是一種成心。
  老俠:錢鍾書的那種拒絕,我以為是一種人格上的盲點,也就是狂妄到極致,甚至透明的程度。大家莫名其妙地把他捧上了"錢學"的位置,他就當真了,以為自己是中國乃至世界最大的學問家,狂妄到連牛津、哈佛這樣的高等學府都請不動的地步。而我以為,一個學者總要心存敬畏,像牛津、哈佛這樣的地方,出過多少影響人類歷史進程的大學問家。大思想家。大科學家呀。一個學人去這種學術聖殿,就像教徒走進教堂。如果你還是個學者的話。而且他拒絕的理由是人家聽不懂他的學問,他去牛津、哈佛講學是對牛彈琴。中國的文化傳統中,推崇無所不能的人格神,一個人要是聖賢,就什麼都行,進可以平天下,退可以齊家修身,所有的界限都沒有了。作家可以成為繪畫或音樂權威,物理學家可以在經濟決策上說三道四,結果攪得一團糟。
  王朔:這就有點兒過了。
  老俠:錢的這種輕蔑,給我的感覺似乎是這世界上只有他自己能聽懂他的學問,剩下的人皆是附庸風雅的文人或小痞子。我不禁要問,錢鍾書你是誰?你以為你是誰?你有什麼真正的東西可以使你高傲到狂妄到"一覽眾山小"的懸崖上?心中沒有敬畏的學人,決寫不出好東西。這種敬畏是自己賦予自己的。當你提筆時,要時刻感覺到有一雙明察秋毫的眼睛高高在上,命令你必須保持知識上的謙卑與誠實。
  王朔:好像孔子也這麼自負,登泰山而小天下。我聽說錢鍾書真的有學問,會若干種外語,一弄就是五湖四海,學貫中西。
  老俠:錢是有學問,但既沒有思想也沒有方法上的獨創。他的《管錐篇》不過是中國從漢代開始的注經傳統的墓誌銘。
  俗話說:先秦之後沒有"子"。中國學術史、思想史在百家爭鳴之後,就是一部不斷地把智慧消耗到注經中的歷史,四九年後由注孔子轉為注馬克思主義。從注經的角度講,錢鍾書堪稱一絕,為一桌雞毛蒜皮也要找來五湖四海的洋佐料。他聲稱別人聽不懂,他那個《管錐篇》壓根就不想讓你懂,來來回回說些廢話,犄角旮旯地掉書袋子,一弄就一大堆旁徵博引。據說考錢的研究生要會五種外語,我不知道,這是招收研究生還是借此炫耀賣弄語言天賦。錢有方法嗎?沒有。有原創的思想嗎?更沒有。"錢學"的產生很可笑,我想不出那些捧"錢學"飯碗的人研究些什麼。《圍城》嘲諷知識分子,"錢學"是對中國學術的最大嘲諷,在思想發現的層面上,"錢學"的研究界的智商等於零。《圍城》也就是部酸甜的小說,人們卻把它捧上了天。
  王朔:學問的深奧我不大懂。但我讀《圍城》的閱讀經驗與讀余秋雨的東西十分相似。都是先聽說如何如何好,拿來一讀,文字迷人,給人的直覺這人有學問。
  但當你再向深讀,視野開闊了一點兒,就會覺得這人是在玩花活兒,表面迷人的功夫如此深,其實裡面沒什麼。他只是在炫耀他的趣味和學問,他並不想嚴肅地說點什麼。
  老俠:我初讀錢鍾書是《談藝錄》,一翻開真如初涉水的人面對大海,以為自己肯定游不過去,或要花終生經歷才能游到一半,不被淹死就算造化大了。但讀完了,除了東拉西扯和用牛角尖扎人外,不會給你任何啟迪。我又尋遍錢鍾書的文字,發現沒有一篇可以稱之為給人警醒的東西。中國的傳統詩問的那種評注式感悟式的方法,有王國維的《人間詞話》足矣。王國維不僅有學問、有思想也有真性情,他的學問紮實,卻無一絲賣弄;他的靈性躍動,卻無一點淺薄;他的性情撼人,能夠以生命殉一種垂死的文化。這讓我想起魯迅的名言:
  敢於扶叛徒的屍體痛哭的人,方為真脊樑。
  王朔:一些關於錢鍾書的讚美,包括楊絳的回憶,大都講錢鍾書的"文革"厄運,但錢在此前的境遇還是不錯的,比許多人的命運都好,但這兩位德高望重者似乎從不提那一段,感覺上,他們四九年以後盡受苦了,且苦大而仇不深,一副淡泊名利的仙骨。
  老俠:錢的淡泊名利是做給社會看的,同時又是一種生存策略,既對苦難和社會不公正保持沉默,又能把自己塑造成似神的人格。在中國,面對那麼多苦難與無恥,沉默似乎成了一種美德,一種良知。
  而我以為,沉默非但不是美德,反而是一種巧妙的無恥——一種生存策略。無論多大的學問家,一旦太珍惜自己的羽毛,就將喪失良知。
  王朔:想起魯迅的名言,怎麼說來的,好像是,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死亡。特別是對於知識分子來說,沉默即死亡。
  老俠:這些年知識界有股極不公正的思潮,對死去的人照死裡誇,塑造一個個新的人格神,比如有關陳寅格的炒作。
  王朔:好像還有個叫顧准的。
  老俠:顧准與陳寅烙大不一樣。有一次紀念顧准的討論會上,一些中青年學者對顧准並不買賬,說顧的理論早落伍了。
  紀念顧准明擺著不是理論問題,而是極端惡境中的堅守問題。
  顧準是在多麼惡劣的環境下寫出那些東西的。換一些人,知識再多,理論再博大深邃,未必能寫出那些東西。馮友蘭可謂大家,但看看他在四九年以後,特別是"文革"中寫了些什麼,全是垃圾。顧准的那種堅韌與良知,那種知識上的誠實,不僅在當時,就是現在,也是大大小小的學者文人所沒有的。
  這些不屑於顧准的中青年學者,在知識上可謂學貫中西,但在做人上一無所知。
  他們用開放時代的知識去貶低顧准,未免太冷血了。朱學勤就此寫過一篇東西,很沉痛、很激憤。
  王朔:在思想上最活躍的八十年代,也很少有顧准那樣的誠實。
  老俠:陳寅恪的命運就不同了。對陳的讚美幾乎眾口一詞,中青年學者都拿陳寅恪附庸風雅,似乎誰不讚美幾句陳寅恪,誰就是狠心狗肺。我見過一些中青年學者寫文章讚美陳寅恪的詩詞。陳寅恪有學問,也有傲骨,他的歷史研究頗有建樹,可是他的詩詞我實在看不出有多優秀,他的《柳如是別傳》也決沒有說的那麼出色。
  但一些中青年學者,連史帶人帶詩一起誇。就像對待《紅樓夢》,感覺上凡是有點兒名的上層次的文人都寫過《紅樓夢》,劉心武關於《紅樓夢》的文字,恨不得連書中的一口唾沫都要硬看出微言大義,附庸風雅到這種地步,是個東西經這麼一誇也就不是東西了,被糟踏得不成樣子,成了個垃圾桶。中國知識界的附庸風雅、攀附權貴在造就一個個偽君子的同時,也製造著一個個垃圾桶。把人誇得不是人了,而中國又沒有神,你說他成了什麼,垃圾桶。《紅樓夢》並沒有優秀到字字珠璣的地步,曹雪芹就好賣弄他的文采,動不動就開個詩社什麼的,你一首他一首我一首的,沒有幾首能讀的,佔了太多的篇幅。
  王朔:學術界的這種浮誇沒有感情,沒有性情,大家都在附庸風雅玩文字遊戲,弄到最後把人誇得一個個面目可憎。魯迅,四九年後愣被捧成個神,一個大垃圾桶,什麼垃圾都往魯迅身上堆,這麼多年的魯迅研究大都是垃圾。這固然有意識形態上的原因,現在看,附庸風雅也難逃其咎。流毒至今。像我這樣與學問無關的人,對魯迅的反感就是這些垃圾造成的。很多年輕人都有與我類似的感覺。當年魯迅說最惡莫過於"捧殺",他自己身後的命運正應了他當年的咒語。
  老俠:但那些真正的信仰者大都被遺忘被冷遇。林昭。1954年入北大新聞系,1957年成了右派被勞改。她是50多萬的拒不認罪者,l960年因參與所謂"反黨反革命小集團"而入獄,1962年"取保候審",同年12月再度入獄,被判有期徒刑10年。1968年4月29日被槍殺。她曾向北大校方發出質問:
  "當年蔡元培在北大任教時,曾慨然向北洋軍閥政府去保釋五四被捕的學生,你們呢?"她還在臨終前自信地寫道:"揩吧!揩吧!這是血呢!"但她不知道,殉難者的血跡很容易抹去。
  王朔:中國文化人的媚態打小兒就耳濡目染,是根子上的,一代代淵遠流長,不光是向權貴。向大眾拋秋波,文化人之間彼此的互媚更情誼綿綿。波瀾壯闊。
  老俠:你的小說中有這樣的情節,一個學者,或詩人或文化名人,一群陌生的小年輕的,第一次見他,畢恭畢敬地敲開門,進去就是沒頭沒腦沒天沒地的亂誇一通,那老師一下就暈了,找不著北了。你剛才說魯迅毀於他詛咒過的"捧殺",改革開放前,魯迅這個垃圾桶中全是革命硬骨頭。一改革開放,這桶中有點兒值錢的玩意了。易拉罐啦,口香糖啦,沒準還有個把冰箱彩電電腦之類的。穿不上褲子的時代用無私的心靈捧人,小康的時代就用暴發戶的揮霍捧人。
  常從報刊上看到巴金老弟給冰心大姐的信,還有蕭乾,那種相互的撫摸幾近於寶哥哥和林妹妹,但我從未見過這種通信中有樸素的真性情,似乎彼此寫信問候只是為了見諸於媒體,向社會炫耀些什麼。在老一輩中,王元化有些真性情。他講起過早年清華園的生活,那種透明、暢快、自由的呼吸,是他這一生最值得珍惜的時光。他的父母在清華教書,都是基督徒,從不干涉他的生活。還有李慎之老人,是現在還活著的世紀老人中,難得的有良知者,從他的文字中,還能讀出真性情,還有種激情之思……要說冰心和巴金之間的那種惺惜,還有點兒才女與才子之間士大夫的遺韻。到了劉心武、王蒙這一代人,相互之間的誇就是赤裸裸的互媚。
  百花文藝出版社曾出過一本名家論名家的書,一大批當紅文人,你說我好,我說你更好,簡直到了不知羞恥的地步。
  王朔:有些誇也不全是世紀老人們自個兒的責任,很多關於"文化恐龍"們的吹捧文章,都是家屬們在背後指使的。寫傳要經過家屬的同意。這種把關有時比意識形態的審查還要嚴厲和苛刻,還要只准讚美不許批評。
  老俠:這種保護是一種利益關係。很多所謂的名人傳記,嚴格地講已經不是傳了,而是他們的兒女們、家屬們,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授意把他們家的"古董"寫成什麼樣子。
  王朔:祖宗傳下來了就這麼一件值錢的"古董"。還有幾道裂縫,一定要精心呵護,千萬不能砸了。我覺得這些家屬很愚蠢,非要把他們家的"古董"弄成很偉大的人物,不怕累著。不知道他們為什麼這樣想,好像這樣就可以流芳百世。如舒乙,成天就吃他爹(老捨),簡直是個空頭文學家。
  老俠:不光空頭,且很貪婪,搾乾了骨髓還要吃。12月3號的《南方週末》,有一篇關於巴金的文章,也就是寫巴金在醫院中治病。但題目很大很嚇人,叫《一個純潔的靈魂——記病中巴金》。我不知道作者為什麼不直接用"記病中巴金"做題目,非要弄個"純潔的靈魂"安上,似乎這樣就可以挽救病中的老人。有話不好好說,偏說空話。這種誇法是一套程式化的東西,已成為國人的思維定勢,程序一旦啟動,就由不得你了,即使被誇者臉紅心跳,大聲斷喝讓讚美機停止,也不起作用,它一定要完成既定的程序,把輸入的成仙成聖的詞彙全部輸出,否則機器不會停轉。
  王朔:這就叫"照死裡誇"。把死人誇活,借屍還魂。把活人誇死,豐碑永存。
  老俠:不要說"良知"、"高貴"了,做人的最起碼的誠實,對國人來說都是一種非常奢侈的東西,我們揮霍不起。這條底線太不容易堅守了。說謊是許多人的精神癌症。不會說謊就意味著無法生存,說謊安全,說謊一本萬利,空手套白狼。
  學別的東西比登天還難,學說謊學無恥根本不用教,一種娘胎中血液中的無恥。
  大躍進時,某科學家居然要從科學的角度論證高產糧食能達到幾萬斤、十幾萬斤。
  這種知識上的不誠實是最大的無恥。波普爾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一書中論及黑格爾哲學,他說黑格爾的成功是"不誠實的時代"和不負責任的時代"的開始,"起初是知識上的不誠實,後來作為其結果之一,是道德上的不負責任;直至出現一個被一種誇大其詞的魔法和隱語的力量所控制的新時代。"波普爾引證了一些黑格爾哲學中關於自然科學的論述,結論是,黑格爾連起碼的自然科學的常識都不懂,卻能構造出龐大的自然哲學體系。而且黑格爾明明知道他在自然知識上造假,但他仍然要把這一假象上升到辯證法。本體論的高度。這種理性的無恥也是黑格爾在中國頗有市場的原因。
  王朔:知識上的誠實與道義上的負責,是一個作家的界限,界限就在這兒,要是守不住哪怕退一步也就完了。
  老俠:半步也不行。甚至腳根兒稍一動,就可能全線崩潰。中國知識界的關鍵不是理論問題,而是誠實問題。這是底線。道義上的勇氣不夠還可以理解,知識上的誠實一旦喪失,上帝也救不了我們。真正堅守在自己的寫字檯前,讓一雙銳利的眼睛俯視你的筆,這種自律就是良知。遺憾的是,這種人幾近滅絕。多年前,在北大的一個座談會上,有一個研究生提到了馮友蘭,每天早晨拄著枴杖立於未名湖畔,面朝東方,等待日出什麼的。這個學生被馮友蘭肅穆虔敬的背影所感動。其實,這種形式只是一種做出來的姿態,是做給別人看的,他知道這姿態很能迷惑一些人。
  如果他心中真的有所敬畏,哪怕是對日出對大自然的敬畏,他也不會在五十年代去印度時有意迴避他的老同學和老朋友,不會寫出那麼多御用的哲學垃圾,不會進入"文革"時的寫作班子。他自己的哲學中,提出的人生境界已經成聖成神,但在現實中卻沒有任何堅守。
  而中國人對這類學者極為寬容,如同對那些沉默者的寬容一樣。實際上,這種寬容決非真正的寬容,而是一種同病相憐的相互庇護。
  我倒更欣賞宗白華,這位老先生只對藝術有興趣,是北大知名教授中最淡泊名利地位者。他最愛幹的事是去看好的畫展,只要有,他從不會要求學校給派車,自己拎個包,拿著枴杖,擠上公共汽車就去了。他對中國藝術的特徵的感悟是現存的美學家無人能與之相媲美的。李澤厚的《美學歷程》關於中國藝術的議論最精彩的段子,全部來自宗白華,有了宗白華之後,余秋雨還厚臉皮去"文化苦旅"。他肯定沒看過宗白華的東西,或看了不以為然。
  王朔:但學院派對一些骨子裡堅守的人卻非常苛刻,類似一種懦弱者的同盟,真的牆不敢以頭相撞,反而用刀子猛捅紙糊的牆。久而久之,中國知識界的正義感全發洩在綿羊或豬的身上,面對一群螞蟻的大義凜然和面對一隻虎的猥瑣下作,也不知道那麼多知識都到哪去了,字兒一認得多,人就變得小心眼兒。他們一開口,上帝就發笑。
  老俠:上帝不會盲目地發笑,中國知識界的一些人的下作連值得發笑的遊戲都玩不好。中國只有讀書人,但沒有知識分子。經過近百年的啟蒙和開放,仍不及歷史上的司馬遷和莊子。這兩個人是中國讀書人中罕見的清醒者。

《美人贈我蒙汗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