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認為不論是電視還是電影，亦或是小說，都在講故事，作品精彩與否與故事講述的好壞有直接的關係。我還認為，自從有了文藝這種樣式，不論什麼題材的故事都被講述過了，再說什麼都不是新鮮的東西了。為什麼老故事又能常講常新，我覺得最重要的是講故事的視角。現在中央台熱播的電視劇《兄弟連》，我認為就是找到了一個很好的講故事的視角，故事講起來就有了新意。
《兄弟連》講述的故事的發生背景和經歷的年代，無論如何不能算是新鮮的了，但帶給我們的衝擊仍然那麼強烈和新鮮，每組故事的張力讓我們感受到了親情和友情，以及生與死的可貴。看《兄弟連》讓我聯想到前幾年的美國電影《拯救大兵瑞恩》，它與《兄弟連》有異曲同工的地方，故事的立意是真是假已經不重要了，重要性的是影片細節的真實，由這些符合人情人性的細節構築了影片內在的張力，讓人不得不信服情感的真實。影片最後打動我們的仍然是情感。
從《拯救大兵瑞恩》到《兄弟連》，其故事的切口都很小，借用一個真實的背景，講述一個真情故事，背景無疑是一個舞台了，然而在舞台上活躍的又都是一些小人物，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平凡人。一些平凡人在特定的故事氛圍中發生了不平凡的事情，這就是英雄。
每個國家，每個民族都需要英雄，拋開階級、文化，英雄都有相同的地方，那就是他是人而不是神。這樣的英雄很真實，很可愛，離我們的平凡人很近，說不定哪一天，我們平凡人也會有成為英雄的可能，只要給我們機會。
同屬於軍事題材的《兄弟連》，比之我們軍事題材的影視作品，似乎我們一直沒有找到一種講述好故事的方法。究其原因，還是我們的藝術觀念存在問題，這種觀念直接影響了我們看待生活的視角，視角不發生變化很難有新的發現。於是，在我們創作軍事題材時，就會遇到這樣那樣的禁區和困難。《兄弟連》給我們提供了這樣的一種可能，就是小視角、大背景，平凡人的經歷。細節的真實永遠服務於情感的真實。
我們許多寫作者一直抱怨自己沒有經歷過“好”時候，好的題材都被別人寫盡了，其實不然，《兄弟連》應該說是一個二戰時期的老故事，為什麼又講出了新意呢？重要的不是場面多麼好看，更為重要的是講述者的視角所關注的是什麼。一件事物，我們站在不同的立場上去看就有了不同的角度，這種角度就有了我們各自不同的看法。這種看法如果是藝術的，那就是我們的作品。
只要我們從細微處入手，發現我們人類的真實的人情人性，就有了新的藝術。這是電視劇《兄弟連》帶給我們的啟悟。
第三章 好萊塢與快槍手《小說選刊》的影響力，圈裡圈外有目共睹，編選者通過自己對原發刊物小說的評判，劃定選載的尺度，把優秀的小說彙集在一起，集中地呈現給讀者，節省了讀者的時間，保證了讀者在最短的時間內讀到文壇同一時期最優秀的小說。“選刊”的存在，是不容取代的。
從《小說選刊》復刊至今，我也算是它的老作者了，差不多每年都有作品被選載。有幾部作品還是通過《小說選刊》的推介，被影視公司看中，拍成了影視。
其中《快槍手》就是典型的一個例子。那是幾年前的事了，具體是《小說選刊》哪一期選載的，我已經記不清了。“選刊”剛出刊不久，我就接到了國內幾個知名導演的電話，他們說這部小說能改編成不錯的電影。於是，我就分頭和這些導演們接觸，從務虛到務實，和國內一家影視公司談得差不多時，突然接到了從美國好萊塢發來的一封快件。都是英文，看不懂。找人看過了，才知道是好萊塢導演霍林·休斯金的來信。他說讀了這部小說，很想改成電影。做電影，又是好萊塢的導演，這對我來說是極具吸引力的。沒幾日，霍林·休斯金就委託澳大利亞駐中國的一家文化公司找我談改編權轉讓一事。事後，我才知道，也就是這家跨國文化公司首先看中了這部小說，他們用三天時間翻譯了小說，傳真給霍林·休斯金導演。沒想到，霍林·休斯金很快就拍板，決定拍這部東方的復仇故事。
改編權的合同簽署後，按好萊塢的規矩，結構故事的人拉出了大綱，又做了一遍台詞，劇本算是完成了。接著就是男女主角的選定，因為講述的是東方故事，霍林只能在亞洲選擇演員。最後，男、女主角用了韓國當紅偶像派明星金勳久（又譯雪景丘），主演過《殺人犯的秋天》；女主演則是越南演員阿朵（又譯李希聖），在《天與地》中扮演陳沖的女兒。
外景地卻沒有選擇中國，也不在亞洲，而是選擇了瑞士和澳大利亞。也許霍林導演看中了瑞士的雪和澳大利亞的楓葉吧。
過了大約一年多以後，朋友就輾轉給我送來一盤DVD。朋友說，這就是根據我的小說《快槍手》改編的電影，名字改成了《絕命快槍手》。迫不及待地看了，故事還是那個故事，人物和背景卻很陌生，畫面裡果然看到了瑞士的雪和澳大利亞的紅楓。覺得一切都西洋了起來，那種感覺怪怪的。
後來，這部片子在許多國家都放了，包括亞洲的韓國和日本。不知國內何時引進？而映後會是什麼效果，我不得而知。
“選刊”陸續又選了我一些其它的中短篇小說，其中的中篇小說《角兒》被選載後，也被影視公司看到，目前正在籌拍階段。不久，也將會和觀眾見面。
再好的小說也需要廣泛地傳播，只有廣泛地傳播，才有機會被人讀到。以前對“選刊”的這種傳播沒有一個明確的認識，通過“快槍手”的命運，我真正瞭解了“選刊”在讀者中的地位。我現在既是“選刊”的作者，同時又是讀者，箇中滋味，一切都在不言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