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結果和當初的設想是那樣的不同。

　　2

　　當那個深秋的夜晚，吳為坐在零孤村丹陽觀山門的門檻上，順著嵌釘在重甸甸、黑沉沉的塬上，如逗號、句號、頓號、驚歎號、破折號的燈火，九曲十八彎地開始她對塬的閱讀時，胡秉宸正在大別山的一處山坳裡，向滂沱大雨中拋灑出一道在膀胱中瀦留過久的穢水。

　　雖然他的後腰上頂著一桿美國造的卡賓槍，但他還是不失時機地賞鑒了這桿重量很輕，可以連發卻又少見的槍。彼時，部隊裡最好的槍也就是日本造，不論誰繳獲了都得上交首長，可以想見，這桿卡賓槍的主人不同尋常。

　　一九四七年秋季，在大別山的夜色中從膀胱中拋出這一道池物線的胡秉宸，與十年前在零孤村小火車站上吃臊子面相比，已經有了很多改變，僅從他的面相就可以搜尋到不少可供推敲的線索。

　　但胡秉宸到底是胡秉宸，此時此刻還有閒情逸致將他那道拋物線修飾得盡善盡美，力求使其顯現出磅礡之勢。一綹顫顫悠悠、弱不禁風的燈光從胡秉宸背後射來，含含糊糊地照射在雨中那道拋物線上，他認為那道弧線果然不負所望。他的眼波，一次又一次拂過拋出那一道拋物線的管子，一副「醉裡挑燈看劍」的情態，幾乎對著那道管子讚道：「好劍!好劍！」

　　遺憾的是那道著意經營的拋物線在暗夜中漸漸迷失了神智，六神無主，摸不著東南西北，無聲無息地墜落在夜的深處，夜就展著自開天闢地以來誰也沒能猜透、誰也沒能玩透的老臉，壞笑起來。

　　忽去忽至的山風如交響樂中的變調，若即若離地撩撥著兩個在暗夜中較勁的男人。

　　隱約在夜雨後的山巒，更是陰沉地凝視著這兩個企圖在它地界裡一逞英豪的男人。

　　胡秉宸的拋物線終於走向強弩之末，他不大情願地抖了抖自己那柄「好劍」，做了一個收勢垂下。這把「好劍」本該收入國人叫做遮羞布的布兜裡，但此時只能將它垂下，因為胡秉宸已被剝得赤條條絲縷不掛。

　　曾幾何時，胡秉宸還在零狐村小火車站上為吸食麵條的動靜一陣尷尬，如今卻赤條條在另一個男人的瞠目下，從從容容將如此私秘的事情辦得如此堂皇!張口也能瀟灑地來個「操他媽』』或「媽了個x」，早已擺脫文明的羈絆，向直白的表達靠齊。看起來胡秉宸已進入了革命的熔爐。可他端著那柄「好劍」的最後幾抖，連自己也不覺地抖出了深藏的不屑。

　　胡秉宸對那道拋物線的唯美要求，與硬邦邦頂在後腰上的那桿卡賓槍不無關係。

　　戰士趙大錘也早已不必這樣硬硬地頂著胡秉宸，但有一種深潛的、說不清的恨意在作祟。

　　這恨意源於一起事故。

　　戰士趙大錘前不久還在班長的崗位上，最近才削職為兵。就在胡秉宸到來前不久，中央派來了一個情報交通，等待甄別期間由趙大錘看守。趙大錘凡事積極主動，看守之外另加一輪審問，二話不說，先將來人吊起打個半死。

　　老資格的情報交通一路智闖國民黨圍追堵截，關關化險為夷，卻沒想到在自家人的小河溝裡翻了船。他無奈而又惱怒地對趙大錘說：「你這樣對待中央派來的情報人員，將來是要負政治責任的!」趙大錘是個重證據輕口供、從不意氣用事的人，閒閒地問：「有證據嗎?」

　　『當然有。」情報交通拆開衣袖邊線，從折邊裡抽出小紙一條。

　　趙大錘接過一看，不過是張白板，自視甚高的趙大錘憤怒了，「你個雜種操的，敢拿一張白紙唬老子。」三下兩下就把那條小紙撕了。

　　情報交通連聲叫道：「不能撕，不能撕，在火上烤一烤就能看到字啦!」

　　趙大錘參加革命若干年，自覺學問已然了得，而「你這樣對待中央派來的情報人員，將來是要負政治責任的」威脅，也激發了他比試一下的用心，他哂笑著說：「你以為老子不懂?字都是寫出來的，哪裡聽說烤出來的?」

　　什麼叫做「秀才遇見兵，有理說不清」?這就是最具權威的解釋。

　　這個妄想拿著一條小紙矇混過關的傢伙，不是特務又是什麼?班長趙大錘甚至站都沒有站起來，坐在那裡，反手一槍；老資格的情報交通員腦袋就開了花。

　　直到上級機關追問起來，優秀班長趙大錘才不得不削職為兵，那份機密等級為「三根雞毛」的情報，也就這樣無影無蹤了。

　　削職為兵的趙大錘百思不得其解，那些拿著一個指肚大的小條子跑來跑去的人有什麼了不起?怎麼就能吆五喝六?怎麼級別比他還大，讓他敬神似的敬著?

　　從那時起，趙大錘心裡就打了個結。可以想見，如果日後戰士趙大錘不是死於非命而是坐了江山，那麼在日後一波又一波的政治運動中，將如何對待白臉書生。

　　胡秉宸犯了一個大多數城裡人或知識分子常犯的錯誤，低估了趙大錘們的智商，把他們表面的木訥解釋為魯鈍。好比此時，戰土趙大錘就分毫不差地體會到胡秉宸的挑釁。他站在胡秉宸身後，一直斜睨著胡秉宸引以自豪的那柄「好劍」，輕蔑地暗笑著，那也算男人的物件?!這樣一個長不過二寸、縮頭縮腦的「武大郎」，也敢拿到他這個「西門慶」面前來比試?

　　趙大錘沒有讀過紙介《金瓶梅》，但是早從戲曲，特別是地方戲曲中，熟知了男女間的基本操練，掌管哪出戲可以上演、哪出戲不可以上演的行當，還要等上二十多年才會出現。

　　說起來實不足道，趙大錘對胡秉宸的蔑視也好、敵意也好、不屑也好，不完全像理論上分析得那麼深奧。

　　杵在胡秉宸後腰上的那桿槍，也就更加下勁了。不要說彼時大別山上這兩位革命隊伍裡的戰友，相信同一時刻，世界各個角落都有不少准男人在較量這個拋物線的射程。當他們成長為一個男人之後，不分膚色、國籍、民族、職業、學養……更會互相攀比這一物件的孰優孰劣，用這種辦法證明他們偉乎其大的男人品德。

　　尤其國人，還會以此認定今後的前程，諸如指點江山、橫掃一切、征服女人的種種潛能，與它的size，也就是尺碼、型號，息息相關。並且認定，即便從全世界來較量，自己也是那個nunmerone。他們的盲目、自大，在他們對這段管子的自戀上表露無疑。而團長對胡秉宸那點情不自禁的尊敬或逢迎，難免不讓趙大錘對卸去的班長職務回味一番。

　　胡秉宸與趙大錘周圍的知識分子不大相同。怎麼不同，趙大錘也說不清楚，反正他覺得周圍那些知識分子本質上和自己差異不大，而到了胡秉宸這裡，就變成永遠不可能尿到一個壺裡的另類。別看現在「走到一起來了」，可趙大錘的直覺告訴他，不過是暫時的。

　　趙大錘的智商絕對在胡秉宸之上，好比這樣的覺悟，胡秉宸差不多到了此生盡頭才略有了悟。

　　智商極高的趙大錘卻不是標新立異的另類。

　　好比吳為功成名就之後，某次周遊列國與一位財團老闆相遇，他們就人類有沒有一個共同的夢想爭論起來，她覺得「共同」這個標準很難統一確認。

　　財團老闆卻說：「總能有一個大致的認同吧?比如說富有。」

　　她翻著眼睛給老闆來了一句：「什麼叫富有?」只是因為禮貌才沒有說出後面的話——你以為像你那樣有錢就是富有嗎?她克制住自己，換一個說法：「對我來說，一個中等生活就夠了。如果讓我選擇，旅遊寧肯住room或zimmer，(德語，房間之意)，也不願住五星飯店；居家寧願住紐約第五大道的地下室，也不願意住地下室上面的房子。有方便的公共交通何必非要擁有卡迪拉克?只要商店裡有可心的衣飾，何必非得請couturier(專門服裝設計師)?更不必日日三餐都去香榭麗捨否則寧可餓死……」說完這番話，她也立馬從一個讓男人興味盎然的女人，變成一個讓男人惟恐避之不及的怪物。

　　這種轉換她並非沒有感覺，回到家裡回味一下，發現這種情況並非偶然而是一再發生，但就是不明白這種轉換的癥結所在。換了趙大錘就絕對不會像吳為那樣，寧願住紐約第五大道的地下室而放棄地下室上的豪宅。

　　吳為要不是裝傻，就是嬌情。

　　趙大錘像所有正常人一樣想過一個好日子，至於怎樣才能過上好日子，起始並沒有多少奇思妙想，無非就是有很多的錢財，更要有很多的女人。

　　有關好日子的奇思妙想，是日漸豐富起來的。

　　趙大錘一槍在握之後，首先體會到的是敬畏。其實讓人敬畏的不是某個「人」人跟人差不了多少。讓人敬畏的是人手裡的錢，或槍，或權，或能力……自己雖因槍桿子使用不當受了處分，卻不能損害他對槍的頂禮膜拜。槍不但是他的圖騰，也是很多大人物的圖騰。在未來的歲月裡，槍桿子肯定還會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以實求實地說，他那個削職處分也與女人有關。．但女人的事不全是他的責任。那天晚上他向房東借了個大盆洗澡，房東是個四十多歲的寡婦，主動對他說：「我給你搓搓背吧。」

　　搓背之後，還能有什麼別的結果?

　　第二天部隊轉移到另一個村，趙大錘想起搓背的寡婦，有點意猶未盡，晚上便只摸了回去。大門已經頂上，又不好大張旗鼓敲門，只好翻牆進去。院子裡黑咕隆咚，他兩眼一抹黑進了媳婦的屋，只好將錯就錯把媳婦干了；再去找寡婦，又錯進了姑娘的門……歸隊時被領導發現，加上槍桿子使用不當，只好卸去他班長的職務。如果一定要問戰士趙大錘對革命有什麼不理解之處，那就是他始終不能理解，睡女人到底算什麼原則問題?這種事也能算做處分的理由?

　　從寡婦娘往下，媳婦、姑娘，問問那滿門的女人，哪個挨了他的操不歡天喜地?哪個不寶貝他那個所向披靡的物件!

　　3

　　胡秉宸轉過身來，對戰士趙大錘怪模怪樣地笑了一下，這笑容絕對談不上是敬仰。

　　很久以來，胡秉宸都沒有得到如此合適的機會，來展現這樣一個微笑了。然後又瞟了一眼剛才杵在他後腰上，現在則是對準他腦袋的那桿卡賓槍。

　　槍是一桿好槍，持槍人趙大錘更是出色，偉岸挺拔算不得什麼，難得的是顴骨上沒有蒙古人種特有的、極具質感的兩團肉塊。那兩處骨感的削頰，不但為趙大錘添子一份颯爽，也顯出絕斷的傾向。

　　不論胡秉宸還是趙大錘自己，都沒有料到趙大錘近在兩年後的結局。

　　「鍾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江」那一偉大歷史時刻，戰士趙大錘那只渡船被國民黨炮彈炸飛，船上戰友全部犧牲。不會游泳的他卻順手撈到一塊船板，連蹬帶踹游過了長江並隻身搶佔了敵人一個火力點，為後繼部隊搶攻掃清了障礙，當之無愧地成為渡江戰役中的一名戰鬥英雄。

　　如果趙大錘沒有隻身搶佔敵人那個重要火力點，軍事地圖左路上的那個紅箭頭又會怎樣走向?人們無法估量趙大錘為那個紅箭頭的徑直走向做了多大貢獻，但可以說他為那個紅箭頭的徑直走向做出了一定保證。

　　直到戰鬥結束，趙大錘才發現他的屁股被炮彈削去一片肉，兩個虎口豁得翻花，膝蓋磨得白碴碴地露著骨頭。他沒有居功自傲，只是在恢復班長職務時高興了一陣。說來也怪，比之獎給他的那個軍功章，他更歡喜的是班長職務恢復。

　　在日後許多影視片中，無數次重現過解放軍戰士隻身搶佔敵人火力點或端掉敵人碉堡的經典鏡頭。不知人們在欣賞那些影視片並為之感動的同時，會不會知道有個叫做趙大錘的戰士，當年為著中國人民的解放也曾如此英勇戰鬥?

　　趙大錘沒有犧牲在解放南京、上海艱苦卓絕的戰役中，相反，他隨著人民解放軍進駐上海，並有幸得到中共華東局對參加解放上海戰役全體指戰員的那個獎勵每人一斤豬肉。而那些為解放上海、犧牲在上海大門口的七千多名指戰員，就連這一斤豬肉也沒能吃上。

　　進駐上海的趙大錘，平生第一次品味號稱「東方小巴黎」的上海，還有那些千嬌百媚的上海女人。不要對戰土趙大錘說三道四，即便胡秉宸這種水裡煮過三次、火裡燒過三次、血裡洗過三，次，無產階級、資產階級日子兩不耽誤的人，一旦回到上海依然心有所動。

　　當街頭歡迎隊伍裡的一位小姐跑上前來，在趙大錘的槍口掛上一朵大紅花的時候，他雖目不斜視繼續前行，可還是感到了(而不是看到)她極短的旗袍袖下春光乍現的腋毛。旗袍又非常合身，凹凸有致地勾勒出一番鄉下女人不可比擬的曲折，那是來自農村的趙大錘無從想像的風光。

　　旗袍改寫了趙大錘與女人的篇章。更不要說獻花小姐由於興奮和奔跑而來的喘息。對女人的喘息趙大錘相當熟悉，他想起了在農村那如魚得水的日子，還有那些被他弄得顛三倒四，對他只想不恨的女人。到了此時，趙大錘才知道過去對革命的理解有些膚淺。如果沒有革命，即便哪天能與上海相逢，卻永遠進入不了上海的五臟六腑。只有革命，不但使他成為滲透上海每一個臟器的血液，還使他成了那些臟器的主人。

　　趙大錘的豪情壯志，順著那些刺向雲端的高樓攀升。他毫不猶豫、毫不留戀地從自己生命史上抹去了生於斯、長於斯的土地，他是再也不要回農村去了。幾天後的一個雪夜，當女傭阿香看到柵欄門外趙大錘和他那班戰士在紛飛大雪中席地而眠的時候，便力邀他們到廊下避一避。班長趙大錘沒有拒絕，其實也不應該拒絕。有什麼必要在雪地裡淋個整夜甚至兩夜?有什麼必要拒絕阿香的盛情邀請呢?阿香為趙大錘和他那班戰士熬了薑湯。作為班長，趙大錘總得出面到廚房向阿香說幾句感謝話。一切就緒之後，阿香知趣地回到傭人房間，趙大錘因為要為班裡戰士燒水、續水，不得不時時穿過客廳進入廚房。

　　地板上到處拋棄著逃亡主人未及帶走的雜物，一不小心就「當——」地踢上一個金屬器皿，或綿綿地踩上一件衣裙。

　　留守女傭阿香為什麼不收撿一下?也許她就勢解放了自己。『戰士們入睡之後，趙大錘把大家用過的碗盞收進廚房，這時他一腳踢上一個物件；低頭一看，是一隻躺在櫻桃木地板上的錦緞盒，盒裡有棵裹在絲綢中的人參。

　　趙大錘對人參一知半解，也不知道一棵野參的真正標價，只對它延年益壽的作用略有所聞。又想到這是被人丟棄、已然淪落到與垃圾等同的東西，不論什麼東西，一旦作為垃圾扔了出去誰都可以撿起。而一棵能夠延年益壽的人參被當做垃圾丟棄又是多麼可惜，簡直可以說是暴殄天物。在長久顧不上吃喝、飢腸轆轆的情況下，他很自然地撿起那棵人參，放在爐子上煮了煮，就著湯水一併吃下。

　　他沒想要獨吞，當他煮好那棵人參的時候，還朝廊子底下的戰士們看了看，見他們各個睡得很沉就沒有叫醒他們。這一仗打得是太辛苦了。

　　可以看出，趙大錘對這棵人參的態度就像他和女人的關係一樣。從天性上來說，趙大錘是一個浪漫主義者，甚至他獨闖三關搶佔敵人火力點時，都沒有想得那麼隆重、鄭重、嚴重。這種人只合當一個吊兒郎當的藝術家，可是歷史這位導演偏偏派給他這樣一個嚴肅的角色，使他成為這個紀律嚴明隊伍中的一員。趙大錘很快就像是一隻灌飽二氧化碳的氣球。幸虧留守花園洋房的女僕阿香熬了一鍋蘿蔔湯讓他喝下，才將膨脹體內的氣體逐漸放出。這樣一來，本在樓外廊下席地而臥的趙大錘，就睡到了廚房的地板上。

　　當阿香俯身查看他是否已經復原時，她的乳房有意無意地從他胸上擦過。趙大錘的大胸肌觸到了世上最具誘惑力的彈性，同時也嗅到了女人身上的肉香。處分之後趙大錘久已沒有接近女人，於是為下一個機會積蓄了趨於飽和的力量。這種蓄勢待發的狀態像洪汛之期萬馬奔騰的江河，一旦喜逢蟻洞，就會破堤而出，四處橫流。趙大錘伸手就把無依無靠的阿香攬在懷裡……他們在廚房地板上滾翻著、撲騰著，如兩隻對蝦一般臉對臉地鉗制著對方，如阿香從菜籃子拎出放到案板上的活魚，原本僵僵地挺著，猛然就會來個爆發力極強的魚躍。牆角的櫥櫃、爐子、切菜檯子，被他們撞得搖來晃去，似乎比當事人更加興奮異常，嘩嘩啦啦地震響著。這兩個於茫茫人海中四處尋找出路的勞苦人，此時此刻，既不用流血犧牲，也不靠他人解救，更不需要什麼理論，誰也不妨礙地以自助形式開闢了自己的樂園。

　　他們的享樂，與警惕再三、談虎色變的「資產階級腐蝕」毫無關係。

　　阿香既不是資產階級用以腐蝕共產黨人化作美女的蛇，也不是國民黨的潛伏特務。無產者阿香出於對革命的階級感情，將自己貢獻給了革命。如果趙大錘不發生意外；也許日後會與阿香談及婚嫁?也許不會。按照他那時的命運走向，前程該是遠大的，就像軍事地圖上那個又紅又粗的箭頭，說不定將來某一天，帶著一個文化藝術代表團到真正的巴黎訪問也未可知。

　　可是他那個正在暢通無阻的紅箭頭突然拐了彎。幾天之後，趙大錘隨同全班戰士，慘死在接管的一家銀行金庫裡。趙大錘不知為什麼選中金庫那一處地方作為當夜安營紮寨之所，命令全班戰士在金庫宿營。

　　戰士們關閉金庫閘門的時候，並不知道從此再也走不出那個閘門，也不知道在戰場上攻無不克、堅無不摧的他們，最後竟不能將這看似幾斤重的閘門開啟。

　　他們帶著驚奇和滿足，摩挲著金庫光滑、平展的四壁，在經歷了連續作戰的疲勞和多年沒有正常睡眠的生活後，這一處四壁光滑、晶亮如鏡的大「房子」，於他們是太過愜意的享受，於是他們心滿意足地躺下，躺下就沒再起來。

　　直到氧氣一點點耗盡，才知道這個一眼到底、無掖無藏的「房子」，充滿不動聲色的殺機。

　　沒人知道那幾個在淮海戰役中衝鋒陷陣、隨解放大軍勝利進入上海的戰士，在沒有硝煙、絕對安全的金庫裡，如何在光滑的四壁上絕望地抓撓，也無人聽到他們求救的呼聲。那呼聲該是帶著何等華美的恐怖，被銅牆鐵壁成倍地反射回他們的耳鼓?

　　有人說他們是在缺氧情況下漸漸昏迷，並沒有顯出特別的痛苦；又有人說他們的軍裝在窒息中被自己撕扯為條絮，各個膚色黑紫，慘不忍睹……

　　不知責任在誰，反正在放下金庫閘門之前，沒有人對金庫進行最後的清場，也沒有人對當日進出金庫的人員進行必須的清點。

　　佔領了資產階級金融陣地的戰士們，沒有看到貼在牆上的有關警告，即便看到，也未必懂得那警告意味著何等的危險。

　　而懂得這些警告的銀行舊人，都被趕出了錢兩重地。

　　這個風光無限的城市，對它的新主人掀起了蒙在身上的一角苫布，稍稍顯露了內中深不可測的景物。也沒有人告訴這些新主人，需要學習的實在太多。

　　胡秉宸此時已是肅反委員會的一名處長，當他接到這個定性為反革命案件的報告時，並不知道大別山上用一桿槍杵著他後腰的趙大錘就在其中。

　　胡秉宸經歷的荒誕不能算少，包括到太行山送情報一節。可他無論如何想不到，趙大錘一班人馬死得如此荒誕不經，並認定果然是個反革命案件，為此抓了幾個嫌疑人。胡秉宸絕對不是「左」傾機會主義者，只能說由於長期處於地下工作的嚴酷環境，對事對人過於戒備。在不久後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中，經胡秉宸逮捕的嫌疑分子就有二百多人。

　　不過他對待潘漢年一案的態度又說明了什麼?

　　當胡秉宸從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的工作報告中得知，「潘漢年、胡風兩代表，因為已經發現他們有進行反革命活動的證據，常務委員會在第九次會議上和第十六次會議上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張鼎丞檢察長的請求，依照憲法第三十七條的規定，已先後批准將他們逮捕審判」，作為同樣長期從事黨的地下工作，對潘漢年不是全無瞭解的胡秉宸，卻對這一決定既無疑惑也無不安，對在共產黨秘密工作中屢建奇功的這位首腦人物也無同情。

　　所謂奇功，就是在棘手、複雜、危難、緊急程度幾為絕頂情況下力挽狂瀾，化腐朽為神奇，化黑暗為光明，化絕望為可能……即便齊天大聖在如此逼仄的刀山劍嶺之間周旋，怕也難免失誤，何況凡胎肉身?不是說了「要奮鬥就會有犧牲」，失誤算不算犧牲的一種?儘管胡秉宸聽說逮捕潘漢年之前，他所崇敬的陳毅同志曾親赴中南海，直接向毛澤東報告、呈遞了潘漢年對有關疑點的說明，但胡秉宸更相信毛澤東在看了潘漢年的說明後，在說明上留下的御批此人從此不可信用。

　　就在同一天，毛澤東又做出立即逮捕潘漢年的決定。

　　胡秉宸從這一決定之快速、決斷，更判斷出此案背景非同尋常。

　　此後，政治運動如煉獄之火，一茬又一茬燃遍中國大地。無數人的政治生命，甚至他們的肉體，被這煉獄之火無情吞噬，成為一輪又一輪政治運動的陪葬。

　　在一茬又一茬名目繁多的政治運動中，胡秉宸因了過人的機敏、睿智、嚴謹，也許還有幸運，從未傷及皮毛，惟獨「文化大革命」未能倖免。

　　政治嗅覺如此靈敏的胡秉宸，看準了什麼時機，從什麼時候開始，才將縱橫上下幾十年的經歷，作為一個宏闊的題目來溫習?

　　這「溫習」就像一部樂曲的主旋律，在每個樂章中反覆出現。每一次出現，都像《命運交響曲》中那幾聲敲打命運之門的重擊，反覆叩問著一個世紀的疑惑。

　　或許因為他本人就是這疑惑中的一個部分，所以那溫習也就始於疑惑，止於疑惑，終究不得其解，長期處在「剪不斷，理還亂」的狀態。

　　共產黨內不乏英才、奇才，比胡秉宸更為傑出的人物如山如海，而能像他這樣逃過多場政治厄運的卻並不多。從這點來說，也不能說胡秉宸的「溫習」毫無成效。

　　雖然幾十年後潘漢年一案終於得到平反，胡秉宸卻仍然認為自己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抓獲二百多個嫌疑分子是正確的，頗不以為然地說：「……當然潘漢年非常精幹，本事不小，唉，像這樣的冤案不知有多少，僅胡風一案就牽連了上萬人……但無論如何，潘漢年還是右得厲害。鎮反運動中我抓了二百多個嫌疑分子，當然裡面有『反共救國軍』、工潮中的『敵工人員』，並不一定都是特務，但是他們拒不交代有過哪些活動，有些還繼續活動，甚至拒絕交出槍支……結果這二百多人都讓潘漢年放了，上海公安局歸他管嘛。他太相信人、太講感情，敵人給共產黨做點兒事，為自己留個後路的情況是有的，但要正確對待。上海解放初期那些審訊特務的人，差不多都是他留用的特務，他覺得這樣可以審訊到點子上，其實很多情況下這些人是在包庇那些被審訊的特務。這些人可以用，但絕不能放手把全權交給他們，對他們既要使用也要監視。」

　　即便到了二十世紀末，當胡秉宸準備把他多年的「溫習」輯錄成書的時候，也沒有對這個傳奇人物和他一生的遭遇稍作回顧……

　　4

　　比之趙大錘一槍撂倒的資深情報交通，胡秉宸可說是運氣極佳。他在趙大錘那裡遭遇的，不過是一桿杵在後腰上的卡賓槍。

　　處分並沒有打擊挫傷趙大錘對審訊工作的熱情，他認真仔細地搜查了胡秉宸，包括從胡秉宸身上扒下來的衣物。除去一盒香煙、幾塊銀元和一些金圓券之外，什麼也沒有查到。一抹介乎於冷嬉之間的笑意在趙大錘的臉上泛出，他轉過頭來，像畫家欣賞自己一幅不太認真的戲作那樣，端詳著被他剝個一絲不掛的胡秉宸。

　　也不看看你在和誰玩兒!胡秉宸哈哈笑道：「小趙，你檢查完了吧?你這傢伙不中用啊。把我的香煙盒子拿來，讓我告訴你。」趙大錘拿來香煙盒子，胡秉宸慢條斯理地從煙盒裡找出一支香煙，將那支香煙剝開，抖淨煙絲，裡面竟還套著一個細紙卷；再將細紙卷小心翼翼展開，上面是用極細的鉛筆密密麻麻寫著的情報。胡秉宸仰起頭對趙大錘說：「看見了吧，上面的情報共有六十條，寫的是國民黨部隊的駐地和番號。為了和別的煙有所區別，我在這支煙上紮了一個很小的洞。此外，更大、更重要的情況，都在我腦子裡裝著。」

　　趙大錘這才想到，「烤一烤就能烤出字來」的說法，可能有些根據。

　　「還有一樣……你把剛才檢查過的襪子拿過來。」胡秉宸放出一個具有表演性質的微笑，變魔術似的從襪子邊上摸出一個金戒指。那雙襪子趙大錘從上到下捋了幾遍，偏偏就沒摸到這個金戒指。

　　趙大錘覺得被胡秉宸耍了個六夠，他啞然轉過身去，隨之又眼睛一閃……胡秉宸的鞋子還沒有搜查!他更加認真地將那鞋子左看右看，似乎在鞋底上發現了重要線索：「你說你走了兩三天的路，剛才又下了那麼大的雨．怎麼鞋底一點不濕?」

　　「這雙鞋的底於是皮的，所以進屋一會兒就干了。」本可就此完了，但在趙大錘一而再地說不清是戲弄還是尋隙，沒上沒下、沒大沒小、沒尊沒長的激發下，深沉如胡秉宸者也難免輕狂起來，挖苦道：「你難道不知道皮子是不大吸水的嗎?」原本不時杵一杵胡秉宸的槍桿子，此後也就難捨難分、硬硬地杵在了胡秉宸的後腰上。

　　胡秉宸接著又說：「你還得拿張紙來，我得趕緊把腦子裡的情報寫下來。」這時，趙大錘就更覺得胡秉宸是在發號施令了。

　　胡秉宸把存放在腦子裡的情報寫到紙上以後，就肅下臉子對趙大錘說：「這些軍事情報時間性很強，過時就沒意義了，你們得趕緊發送到上級機關去。」

　　按照過去，所有情報只須記在腦子裡就行了，胡秉宸的記憶力是驚人的。一九四三年他獨自乘船送一支手槍到某個縣去。那是一條非常危險的路線，全線都是國民黨特務的地盤，沒有一個自己的關係可以接應，除此又沒有別的路線可走。

　　剛上船就有個農民裝扮、手裡提只鬧鐘的人坐在了他的對面，胡秉宸一眼瞟去就覺得在哪兒見過。到底在哪兒?一時說不清。胡秉宸因為工作需要，出入過各色人等的聚會場所。

　　國民黨要員、名流、金融世家、商賈、騙子、公開或地下的共產黨中堅分子、進步人士……此時全往重慶聚集。不過像對面這個人又能在什麼場合相遇呢……很可能是在茶館。胡秉宸想起來了，是在茶館——茶館是什麼地方?五色雜陳之地。或自得其樂，或買賣生意，或說媒拉縴……茶館是全體市民的起居室，當然也是地下工作收集大路情報的場所和接頭地點。胡秉宸在那裡等著和一個不太重要的關係接頭。他不時挪動一下竹椅，改變一下椅子的方向，以便觀察不同方向的情況。

　　在龍門陣的嘈雜聲中，一聲「開水羼起呃!」突兀地衝進耳膜。他從報紙上抬眼一溜，一位肩上搭著毛巾、腰間繫著圍裙，約摸三十多歲的茶倌，一邊吆喝一邊游蛇似的穿過擦鞋的、按摩的、掏耳朵的以及茶桌茶椅來到他的面前，高提著銅壺往他的茶杯裡續水，可那一線開水卻沒有當當正正射進他的茶杯，還沒等茶水在杯口上微微隆起就趕緊收住。

　　可能是個冒牌的茶倌。胡秉宸身上沒有帶著文件，聯繫人也不知他的來龍去脈，除了單線與他聯繫的上級領導，沒有人知道他的身份，所以並不十分擔心自己的處境。

　　他索性放下手裡的報紙，往竹椅背上一靠，拿起一粒牛肉乾放進嘴裡慢慢嚼著，定定地打量那茶倌。

　　看得出，那茶倌尚無明確目的，不過在那個地界撒大網而已。

　　胡秉宸當機立斷離開了茶館，臨走時，那茶倌還在他身後慇勤喊道：「二天再來坐塞!」

　　他斷定對面的人就是那茶館，相信茶倌也認出了他。這一次他們兩個人都犯在了對方的手裡，可這裡是茶倌的地盤。

　　一下船那茶倌就跟上了他，胡秉宸腳下一滑鑽進了玉米地，彎彎曲曲、拐來拐去，走了一段時間腳下又一滑鑽出了玉米地，快速地將藍外衣翻了一個個兒，再把衣領立起。因為外衣裡子是白的，翻個兒之後遠遠看去就是另一件衣服、另一個人了。走出很遠，回頭一看，那茶倌還在東張西望地找那穿藍外衣的人呢。

　　他從沒懷疑過，冒那麼大危險僅僅為的是運送一支手槍，要是七支八支倒也好說。那支手槍又何以重要如此?在胡秉宸的地下工作生涯中，不知碰到過多少看起來如此不足道，可說不定就得為它掉腦袋的事情。

　　好比上海解放前夕，組織下達了一個十萬火急的任務，打開那份密件一看，原來是印發毛澤東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和《將革命進行到底》。解放在即，有多少急迫的事情等著解決，這也是其中之一嗎?

　　但他不能問一個為什麼，地下工作的紀律就是這樣，不讓你知道的事你就不能知道，哪怕你為這個不知道的事情掉了腦袋，也還是一個不能知道。

　　到了暮年，不知完成多少艱險、包括諸如此類任務的胡秉宸，很少提起自己的豐功偉績，即便吳為問起也是一筆帶過，雙目索然，滿心悵然，「有什麼可說的?當時很要緊的事回頭一看，也就那麼回事。沒有，一樣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

　　可是這一次送往大別山的情報之多、之重要，連胡秉宸這樣的老交通也頗感責任重大，超乎尋常，擔心只用腦子記憶會有差錯。

　　除了細讀強記那些情報之外，睿智如胡秉宸者，不過買了一包銀行牌香煙，取出一支剝開，將捲煙紙攤平，用極細的鉛筆將情報寫在上面，再捲成極緊極緊的紙棍塞進另一支香煙，兩頭用煙絲填平補齊，然後在香煙上紮了一個小眼兒放回煙盒。萬一遇到緊急情況，就把這支香煙點燃吸掉。

　　此外胡秉宸還帶了一個金戒指，縫在棉線襪的邊沿上，還有一些金圓券和幾塊「袁大頭」。

　　不知智者胡秉宸想過沒，有，真遇到所謂「緊急情況」，來不及吸掉這支香煙怎麼辦?用吸煙的辦法把情報銷毀豈非空談?

　　在二十世紀的諸多戰事中，這種極其原始的辦法居然被各路特工屢試不爽。相信各路特工對這等老舊手法也瞭如指掌，可不知為什麼不能彼此破獲，一任對方將情報一一送達。又不知智商高於常人的特工為何不思進取，因循守舊於這套路數幾十年如一日。

　　不談西方一個叫做巴登·鮑威爾的人。那種過於學者化的傾向，一八九O年以昆蟲學家的身份為掩護，在巴爾幹半島上獲取敵方重要情報，並將情報繪製在對蝴蝶的素描上，以蝴蝶脈紋和脈紋上的色塊，表示各種不同武器的配置、數量及位置等等；即便對以農業大國著稱的中國農民的智慧也沒有充分挖掘。比如請哪位老大媽繡雙襪底，那五顏六色的花式和針腳就大有文章可做；或是在衣衫邊緣地帶，用針線隔三差五縫出數目不同的針腳；或內衣上補塊補丁，補丁上做出不同的針法……總之彼時彼地還停留在手工業時代，手工業時代是浪漫的時代，是產生故事的時代，沒有手工業也就沒有人情故事了。如果沒有趙大錘對革命的「惟我獨忠」，沒有他對「烤一烤就能烤出字來」的懷疑，哪裡還有資深交通情報人員被一槍撂倒的滑稽，或胡秉宸被剝得精光的尷尬以及兩次情報的報廢?

　　對胡秉宸來說，大別山之行最主要的困難不是危險，而是沒人知道情報送達的部隊在何方，就連下達這一任務的上級機關也不知道。

　　即便知道，戰爭期間部隊流動得也非常厲害，今天還在這裡，等他到達時或許已經開拔。

　　每逢遇到難題，胡秉宸首先想到的是他那些四通八達的親戚。

　　在他投身革命之後，那些親戚也捎帶著一同為他，也就是為革命，做起了大大小小的貢獻，包括上海那位節外生枝、胡秉宸為之沉迷一時的表姐。

　　為配合這一次任務。泱泱胡家又為他準備了一個在鐵路上工作的親戚，因為工作關係，對各個地域的情況有些瞭解。胡秉宸果然從他那裡得知，共產黨部隊大致活動在安徽、湖北、河南交界之處，「但是沒有固定地區。」親戚強調說。

　　胡秉宸將地圖仔細研究，先從水路進入戰區，下船之後將沿途所需證件全部銷毀，只攜帶假身份證一個，取道當時的立煌縣，直奔霍丘。

　　黨內風雲人物王明的老家就在立煌。過立煌時，輾轉於漫漫險途，不知最後能否順利完成任務的胡秉宸，還有閒想起劉鄧大軍初到這個地區時的情景。那時戰事十分緊迫，鄧小平還特意抽時間探望了王明的母親，並給她老人家留下一些錢。黨內圍繞王明前前後後發生的事以及王明在延安時留給他的印象……這些念頭一如水上漣漪，過而無痕，他還得往前趕路呢。直到二十多年後「大革文化命」的狂瀾突起，鄧小平在其中三落三起，胡秉宸才想起這逝水漣漪。

　　霍丘縣城內有國民黨駐軍，胡秉宸只得從縣城東面的東湖插過，直往南奔。

　　不巧淮河漲了大水，道路全被淹沒，天地間灰茫茫的一片。胡秉宸穿一件長衫，走在水中時隱時現、羊腸般的田埂上，長衫下擺隨風飄動，遠遠看過去，真像飄在水上的一縷孤魂。秋風在一片汪洋上推出一波又一波細浪，看久了，不但讓人眼暈，腳下還會虛軟。

　　眼暈腿虛的胡秉宸，最後不得不進入霍丘縣南國民黨戰區。只有通過這個地區，才能到達解放軍可能出沒的葉家集。胡秉宸心知肚明地鑽進了國民黨的火力網，成為天地間的惟一獵物，硬著頭皮在火力網的籠罩下向南猛走。

　　果然碰上一個老百姓叫做「小炮隊」的國民黨民團，後面只跟著一個穿軍裝的吊兒郎當的軍官，從葉家集方向北來。

　　可能一天沒有什麼收穫，好不容易碰上胡秉宸，馬上把他當解放軍偵察員抓了起來，根據就是胡秉宸身上那件長衫。那時的偵察員差不多都穿長衫，就像胡秉宸用香煙攜帶情報那樣，長衫，也是一個老舊不思改進的道具。

　　兩百多民團將他團團圍住，大呼小叫地問：「幹什麼的?上哪兒去?」胡秉宸掏出假證件，那些人也不認識字，這個拿去裝模作樣看一下，那個拿去裝模作樣看一下，因為他非常鎮定，也就不知拿他怎麼辦。腰上別著一支手槍的軍官看到前面隊伍亂亂糟糟，走上前來喝道：「幹什麼，幹什麼?好好走！」

　　散兵游勇們一聽吆喝，就把證件還給胡秉宸，走了。軍官優哉游哉地從胡秉宸身邊晃蕩過去，根本沒有睬他，他就這樣混了過去。

　　天將黑的時候，胡秉宸看見一個鎮子。從立煌縣出來到現在，他一口水也沒喝過，一口東西也沒吃過。本希望混進鎮子找點果腹的東西，再打聽打聽附近的情況，可是鎮口上有個兩層樓高的碉堡，門口還站著國民黨部隊的崗哨。儘管口乾舌燥、又餓又渴，他也不能進去，那些站崗的士兵一定會盤查他：你看親戚?親戚在哪兒?只好躲開大路拐進莊稼地，忍著飢渴悶著頭，繼續向南走，走，走。天完全黑下了來。黑得東南西北什麼都看不見，黑得天空低垂，胡秉宸似乎就上頂著天、下撐著地。但他並不喜歡這種感覺，低頭思量出路，發現腳下有條深而窄的地溝，只好先趴到這條溝裡，天亮之後再想辦法。

　　深秋的夜晚已有初冬的寒冷，只穿一件長衫的胡秉宸凍得咳個不停，明知身上什麼也沒有，還是全身上下摸索了一遍。終於摸到一條手帕，就把手帕捆在嘴上，咳聲似乎小了一些。

　　真是飢寒交迫啊!

　　連鬼都沒有的曠野裡不知從哪兒來了一隻狗，在胡秉宸頭上又嗅又叫。他不可能起身就逃，那它就會叫得更凶。如同人類某些生理甚至精神疾患的傳染，一旦某隻狗叫起來，附近的狗就都會跟著一起大叫。那樣一來，非讓國民黨發現不可。或許醫生們並不同意精神疾患的傳染之說，但有無數病例可以證明精神疾患令人恐怖的傳染性。

　　胡秉宸只好裝死，那隻狗倒不咬人，只是不停地叫，他和狗就這樣對峙著。不論從哪方面來說，狗都是非常傑出的動物，可胡秉宸碰上的這隻狗是個例外，不但比人還笨，堅持性也比不上人，叫了半個多小時，見他一直沒有反應，以為是具死屍。作為一隻狗，哪怕是一隻不怎麼傑出的狗，怎能向沒有還手之力的死屍下手?只好敗興地跑開了。

　　剛消停一會兒，又聽見有人說話。此時他的眼睛已完全適應了黑暗，扒著溝沿往外一看，有人抬著一口棺材朝他隱蔽的方向走來，而他隱蔽的這條溝橫在一條小路當中，小路又是那些人的必經之途，他們會不會發現他呢?胡秉宸又不能起身就逃，那樣一來他們就會發現他，並且喊叫起來驚動國民黨，他只好聽天由命，一動不動繼續趴著。

　　幸好沒有月亮，剛才怎麼讓他東南西北什麼都看不見，現在也讓這些抬棺材的人東南西北什麼都看不見。他們沒往溝下看就從他身上邁過去了，而他那時居然也一聲不咳了……

　　天亮之後，胡秉宸繞過鎮子繼續前行。傍晚時分迎面撞見一個人，穿件極舊的農民土藍布長衫，兩隻手放在長衫前襟下慌慌張張走了過來，一看就是解放軍的偵察員。來人老遠就向胡秉宸喊道：「老鄉，老鄉，前面崗樓裡有沒有兵?」一口外鄉口音。胡秉宸暗暗好笑，當兵的見人才會叫老鄉，當地老百姓見人只會叫大哥。

　　他回答說：「有咽，一直在站崗。」雖然他們二人一個往北、一個往南地擦肩而過，卻覺得身旁多了一個伴兒。三十多天後，胡秉宸竟然在迎面而來的行軍隊伍中看到了他。他們都認出了對方，彼此笑著打了個招呼。

　　碰見偵察員後，胡秉宸知道自己的部隊不遠了。

　　終於到了葉家集，有東西兩條街，還有兩個當鋪、一個洗澡堂，算是有點規模的縣城。葉家集其實還有不少可以提及的地方、人家，之所以提到當鋪和洗澡堂，是因為這兩處地方曾有不同尋常的事情發生。

　　彼時葉家集處於「拉鋸」狀態下，兩次被解放軍拿下。最為壯觀的不是攻戰城池的戰鬥，而是打了兩家當鋪的「土豪」之後，一把把鈔票被解放軍戰土從樓上飄飄撤下，老百姓在當鋪樓下搶拾鈔票的情景，整個兒一個盛世「太平天國」景觀再現。也就難怪當地老百姓並不十分反感「拉鋸」狀態，如果不「拉鋸」，又何談一而再地打「土豪」?可是「土豪」們也漸慚總結了經驗，即便那把鋸又拉到國民黨一方，也不肯再在葉家集下力投資經營。

　　至於澡堂子，更是一處是非之地。某次打下葉家集的間歇，區委書記帶領區長前來洗澡，國民黨部隊卻突然闖人葉家集；洗澡人全部犧牲在澡堂子裡，滿池洗澡水頃刻之間成了血水。

　　不久以後，當胡秉宸重返葉家集與其他人來此洗澡時，就帶著一個警衛班在澡堂外警戒。

　　據說犧牲的區長喜歡洗澡也喜歡葷段子，有那麼一個段子常常被他提起，而且是親見親歷。說的是有次來此洗澡，突聽隔壁女人巧笑，他就扒著只有半截高的隔牆一看，原來兩個女人把毛巾擰成條狀放在胯下拉鋸，拉高興了就樂……胡秉宸當時有點冒失，又找不到老百姓探聽縣裡情況，也許還因為過分飢餓，便從馬路北的菜園子插進葉家集，上了街。

　　到了街上一看，全是國民黨兵。隊伍朝西，整裝待發，也許時間還早，當官的還沒出來。他特別注意到那些士兵吃得很飽，穿戴整齊。胡秉宸又是一個不能跑!那一來，他們還不知道他是共產黨?只好一慢再慢，沉住氣再沉住氣，如同夾行在刀叢之中，在兩列荷槍實彈的土兵中間向東走去，只要有一個人對哪個細節發生懷疑，馬上就是刀起頭落。幸虧路上都是士兵，而且就要出發，沒人想在出發前給自己添亂。如果軍官出來了，很可能對他這個穿著長衫，一大早就走在街上的人發生懷疑。當胡秉宸終於走出東街以為可以鬆口氣的時候，突然從後面跑來個當兵的。肯定是來追他的，他想，只好在路邊找塊石頭坐下以示從容，否則當兵的一槍就會把他撂那兒。當兵的卻向站在街口的一頭牛奔去，見胡秉宸在路邊沉著地坐著也就沒有理會，站在路上向東張望一會兒，就騎上牛歸隊了。

　　當兵的為什麼向東張望?可能是查看路上的情況，這樣說來，他們要往東走?胡秉宸趕緊起身，躲開公路就走，一直走到中午。

　　頭夜在地溝裡根本不曾入睡，又兩天沒吃沒喝，明明是自己的肚子，此刻卻變成他的仇敵，極其殘酷地折磨著他，並不因為是他身上的一塊血肉而手下留情。

　　從立足之地到地平線之間的留白，敘述著無邊無涯、無頭無緒，他就是大喊一聲，怕是回聲也得不到的。什麼時候才能找到部隊?……他是一步也挪不動了。

　　路旁有個兩人深的大坑，胡秉宸想，幸好這一帶老百姓愛挖坑。抬頭看看，太陽不錯，而他極需恢復體力，於是將一切困難暫拋腦後，跳下坑去倒頭就睡。墜入睡夢之前，他鬆了一口氣，迷迷糊糊地想，幸虧親自來了，否則誰能應付沿途一個接一個的意外?

　　醒來已是下午時分。

　　傍晚碰見一個三十多歲的老鄉，提溜著一個油瓶朝南走。見那老鄉穿得十分破舊，胡秉宸才喊道：「大哥，大哥，跟你商量個事，給你三十塊金圓券，能不能帶我找八路?」

　　老鄉說：「錢我不要，你遠點跟著就是了。」

　　胡秉宸就跟在三十多米之後，在山間小路上穿來穿去。來到一個岔路口，迎面就是山區，老鄉說：「我要回家了。你從這條岔路再往東南走，走到有十幾棵大樹的地方就會看到一個鎮子，那裡就能找到八路。」。很容易就找到那個被大火燒了一半的鎮子，有三個人守在鎮口，一個坐著，一個在給另一個剃頭。他們顯然是部隊派出的警戒，遇有情況這裡一放槍，山裡就知道了。

　　胡秉宸問他們：「這裡有八路嗎?」

　　他們指著往南的山路說：「剛走，往南。」

　　胡秉宸順著山路緊迫。迫著追著突然下起大雨，他不敢懈怠，冒著大雨繼續追，這才看到前面有兩個背槍的人；其中一個正是趙大錘。

　　胡秉宸就「喂——喂——」大喊起來。

　　前面的人立刻回轉身來，拿槍比著他說：「你上來，上來。」

　　兩個背槍人雖然沒有佩戴帽徽和番號，但一聽那嘴山西口音，胡秉宸就知道是自己的部隊，因為劉鄧大軍是六月份從北方南渡黃河過來的，而國民黨駐守在這一帶的大多是廣西來的白崇禧部隊。胡秉宸走過去，在相距十多米的地方站住。趙大錘問：「幹什麼的?」

　　胡秉宸回說：「我有急事，見了你們司令再說。」

　　趙大錘那時還不太明白，即便在革命隊伍內，很多事情也得分著等級傳達、匯報，繼續追問道：「什麼事?」

　　胡秉宸還是說：「見了你們的司令再說。」

　　他們只好押著胡秉宸往回走。不久來到一個百姓家，進屋就看到兩個人在烤火，胡秉宸特別注意到烤火人的愜意，讓飢餓至極、疲勞至極的他感到些許的刺目。戰士趙大錘說：「報告團長，抓到一個身份不明的人。」

　　胡秉宸想，我是你們抓到的嗎?隨即也明白他撞上的至少是個團級單位，便自我介紹說：「上級有情報，讓我送達劉鄧司令部，你們得趕快把我轉送上去。不過得先給我弄點兒吃的，我已經兩天多沒吃飯了。」團長馬上讓警衛員給胡秉宸煮了碗掛面，裡面還臥了兩個雞蛋。

　　吃完麵條，團長吩咐趙大錘帶胡秉宸去休息，趙大錘把他帶到了另一個房間。一進屋趙大錘就翻了臉，用槍桿子指著胡秉宸，說：「脫！」

　　胡秉宸只得脫個精光。

　　趙大錘拿著胡秉宸寫下的情報就要到團長那裡去匯報。胡秉宸又叫住他，說：「小趙，小趙，你得讓我穿上衣服，不能讓我老光著。」

　　他說：「好，穿上。」一會兒趙大錘就回來了，還是拿槍比著他，什麼也不說，只管讓胡秉宸睡覺。

　　胡秉宸累壞了，倒頭就睡。

　　第二天胡秉宸才知道，這個所謂團級建制的部隊根本沒有電台!

　　因為沒有電台，不但情報無法發送，也無法請示、匯報以及甄別胡秉宸的身份，既不敢相信也不敢槍斃他，他只好跟著部隊時東時西地行軍，趙大錘照例端槍在後面押著。

　　已是深秋，晚上沒蓋的，身上沒穿的，吃飯也沒人管，基本上沒有碗和筷子，偶爾在老鄉家找到一個碗，就撅兩根樹枝當筷子。時間一天天過去，胡秉宸無時不焦心地想著，他帶來的那些情報，每時每刻都在喪失著意義。可團裡沒人過問此事，更沒有人考慮情報不能及時送達上級機關的後果。

　　不說他一路帶送情報的艱難，單說地下工作同志歷盡何等艱險，才得到一份如此重要的情報，他雖不詳知也能想出大概，說不定有同志還為此犧牲了性命。

　　他很不願意這樣想又不得不這樣想：這份重要的情報，說不定就得廢在自己人的手裡。

　　這一趟不知由多少人的心智甚至生命鋪墊出來的大別山之行，豈不猶如兒戲!
6

　　大別山之行最終以情報作廢收尾，但胡秉宸再次單槍匹馬、不怕犧牲、出色完成任務的能力，讓上級領導刮目相看，上海解放前夕又被委以重任，前去領導地下武裝。

　　胡秉宸租住了一處融合了姑蘇民宅風格的西式小樓。除洗澡間為水磨石地面，其餘房間皆為硬木地板，連澡盆和馬桶都是美國進口貨。那棟到了二十世紀末被房產商稱作「連體別墅」的小樓，在結構、檔次上很適合胡秉宸銀行高級職員的公開身份，也很符合安全的需要。

　　一般大門不開，只從後門進出。後院是個小天井，天井左手為廁所。

　　一樓只有大客廳一間，壁爐從客廳直通三樓。樓梯拐角下是一個很大的廚房兼餐廳，宴請幾個客人還算氣派。

　　二三樓的樓梯拐角各有亭子間一個，三樓緊挨亭子間的三角地帶，是供傭人使用的小洗手間。

　　三樓房子兩間，大間可通陽台，陽台上有地下工作者經常用來通風報信的盆栽植物，那是與「香煙」、「長衫」一樣經典的道具。如果情況突發、國民黨特工前來抓人，如果時間來得及，那盆植物通常被推下陽台跌得粉碎或不翼而飛，前來聯繫工作的同志也就不會自投羅網，並可及時將情況匯報上級，或設法援救，或組織同志們隱蔽。小間在二樓洗澡間的上方，約六至八米，有窗臨後門的小街。胡秉宸姨父的那棟花園洋房，距他這棟姑蘇民宅風格的小樓不遠，可他再也沒有前去探望。是啊，什麼都會過去，包括他曾經為之欲生欲死的情愛。這算不上是胡秉宸負情負義，生活之濤正是如此無情地淘盡千古風流。

　　只是到了老年，本以為過去的一切卻不期然地顯現，在「過往」冷不丁的襲擊下，胡秉宸竟有些許的悵惘，就讓活動在文化藝術界的吳為替他尋訪表姐綠雲的下落。

　　吳為問：「想不想再見見她?」

　　他卻回答說：「不，不想。」

　　打聽來打聽去，曾經在他生命中留下深刻痕跡的表姐卻不知所終。

　　革命即將勝利，胡秉宸和白帆的關係卻再次亮起紅燈。

　　有時他半倚在二樓洗澡間那只美國造的浴盆裡，盤點著他和白帆間的一筆筆舊賬，推算著白帆在他和另一個男人之間的房事日期，以確定楊白泉到底是誰的兒子。這種盤點和推算絕非妒忌而是不甘——在表姐綠雲那一回合上對白帆五條件投降的不甘；對卓爾不群的自己，居然被白帆這種極無晶位的女人戴上一頂綠帽子的不甘……

　　一切雖已雲消雨散，畢竟舊地重遊，斷夢殘燭，難免思念故人之幽情。盤點起這些舊賬，更會念起為他地下工作提供諸多方便的姨夫和表姐，往往發出一聲歎息，與白帆分手的打算也就再次泛起。上海戰役打響之前，中央卻指示上誨地下武裝不搞起義，胡秉宸的思路與之不謀而合。應該說胡秉宸不是一個「左」傾機會主義者，他認為武裝起義的條件並不成熟，蔣介石是的坐鎮上海，上海市及其外圍共有國民黨兵力幾十萬，而由他指揮的槍支不過幾百，力量如此懸殊的武裝起義難以取勝。然而他卻沒有預計到，這一紙命令將使他這個地下武裝的領導人在一定時間內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幾乎被擱置起來。

　　上海於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解放。

　　那天凌晨，上海市內已經聽到炮聲，地下黨組織派胡秉宸去和解放軍接頭。

　　雖然解放軍已經進入蘇州河南，國民黨軍隊卻還佔據著蘇州河北，從上海大廈居高臨下封鎖著白渡橋。

　　當胡秉宸接受這個任務的時候，沒有人向他交代如何渡過幾十挺機槍封鎖的蘇州河，到了河那邊找誰，有沒有可以幫助他的人……

　　就在這種情況下，胡秉宸隻身渡過蘇州河，並與解放軍接上了頭。

　　「你是怎麼找到解放軍負責人的?」除了吳為，幾十年來從未有人問過胡秉宸；他是如何完成這個任務的。

　　胡秉宸回答說：「那還不容易，哪兒有電話線哪兒就有級別比較高的領導人。我順著電話線走，一找就找到那個團的團長……」這讓吳為更加敬仰不已。

　　只有她那樣的腦袋，才會問出如此幼稚的問題。她怎麼不問問胡秉宸，在與死亡的多年周旋中，他是否感到過艱難，感到過孤獨，感到過孤掌難鳴?是否有過被遺忘的傷感?……

　　而後胡秉宸來到地下市委指定地點，與其他地下工作同志會合，從此地下工作轉到地上，地下黨以及胡秉宸的地下工作歲月，至此成為歷史。

　　胡秉宸也就帶領手下人馬，擔當起保衛新上海的任務。

　　不久之後，應變任務漸漸減少，接收工作走向正規，胡秉宸領導的地下武裝也就完成了歷史任務。他們摘下了臂上的袖標，交出了自己的槍支。

　　其時百廢待興，上級領導不分晝夜地異常繁忙。說起來讓人難以置信，他們像是忘記了這樣一位得力幹部和他手下的核心成員，任他們撂在那裡，不說安排任務，就連一個前進方向也不曾指引。

　　屢建奇功、艱苦卓絕、長期工作地下的胡秉宸及他領導的核心成員，此時卻不知如何插進地上那支排得密密實實、浩浩蕩蕩、滾滾向前的隊伍了。

　　前不久還是「天將降大任於斯」的胡秉宸，滿腔的革命熱情和滿身的革命能力也就不知如何發揮，只好上不著天、下不著地地懸掛在了半空。

　　好在胡秉宸既是頑強的也是機動靈活的，自力更生地把自己和手下人放在了某個崗位上。

　　從胡秉宸的安排就知道，他對「形式」的意義瞭解頗深。好比行頭，從來不是細枝末節。地下時期越隱蔽越好，頂好比老百姓還老百姓；如今轉向地上，就得讓人一眼看出是共產黨，而且是頗有來頭的共產黨。

　　但是被革命擱置一旁的胡秉宸無處去領解放軍軍裝，只好弄來一堆國民黨軍裝，撕下領章、肩章，要大家(包括他自己)各找一套合身的穿上，——儘管那套不倫不類的軍裝使他們看上去很像國民黨俘虜或起義部隊。當胡秉宸將國民黨軍裝這樣改頭換面的時候，真有點虎落平陽的悲涼，他是幹這種事的人嗎?

　　即便穿著那套改頭換面的「軍裝」，胡秉宸仍然顯得英姿勃勃，就像他常說的那樣，「不論處於何等艱難境地，自己不能先垮。只要自己不垮，最後總能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然後就領著這支奇裝異服的隊伍，向一家大飯店奔去。

　　他不知從哪裡聽說，上級領導正在那裡召集接管幹部會議。他們是不是接管幹部?沒人明確。可是他想，不管是不是，反正去定了，如果他們再不記著自己，怕是沒有人會記著了。

　　大飯店在舊日的上海非常著名，曾幾何時，那裡正是胡秉宸與表姐綠雲一夜銷魂之地。唉，想想也不過是幾年前的事。

　　7

　　表姐綠雲，本是胡秉宸最看不起的、二房那位胡秉安的未婚妻。胡秉宸從沒想要挖胡秉安的牆腳，更何況胡秉安對他還有救命之恩。

　　一切都是命運的安排。

　　幾年前，胡秉宸奉上級之命前往上海，動員一位與胡氏家族有著密切關係，又在社會上舉足輕重的人物支持革命，上海之行自然落腳在姨父家裡。

　　約會那天，胡秉宸請表姐綠雲陪同前往。

　　雖然女人常常被社會和男人視為禍水，就連開明如胡秉宸者，與吳為婚後一旦發起威來，也會對吳為發出這樣的千古指責。可是女人往往又是革命活動的最佳掩體，好比很多革命者都會有個假太太，有時還會弄假成真，從革命同志變為革命伴侶。

　　進入那棟花園洋房之前，胡秉宸再次留意了周圍的情況。進入花園洋房之後，除了玄關那裡坐著一個黑頭黑臉的男人，沒有其他異常，但他還是警惕有加。好在約會之前早已來此觀察多次，知道二樓陽台下就是花園後門，後門又通向四通八達的小街。

　　剛坐下不久，突然外面有個女人喊「沖茶廠黑頭黑臉的男人立刻闖丁進來，按著腰上的大板帶，一言不發地看著他們，胡秉宸也噌的一下站了起來。綠雲表姐就像訓練有素的地下工作者，馬上靠在胡秉宸肩上，鶯聲燕語道：「四爹爹哎，我們下個月八號就要訂婚丁，你一定要來參加我的訂婚式哦!」事後回想起來，連胡秉宸都懷疑，畫畫的表姐果真只是個畫家嗎?

　　四爹爹一臉茫然，綠雲的未婚夫明明是胡秉安，轉眼之間怎麼就變成了胡秉宸?不過到底是場面上的人，忙說：「恭喜，恭喜。一定要去的，一定要去的。」又轉過臉去對那黑頭黑臉的人說，「這裡沒你什麼事，下去吧，沒人喚你不要上來。」看上去像是四爹爹的保鏢。

　　回家路上，表姐偏著頭斜睨著胡秉宸說：「說吧，怎麼謝我?」偏偏不是一柄在握、滿眼陰氣，兩片眼皮刀片似的夾著他，從此就得如履薄冰，天天想轍。

　　表姐的話讓他不無眷戀地想起多年棄而不歸的舊時家園，以及胡家女人可人又可意的大家風範。換了白帆，絕對不是這句台詞。胡秉宸立刻知道，對於他的上海之行，不必費盡心機地再想托詞，只須按照表姐這個調子繼續周旋就是。他垂下頭，從表姐敞得很開的西式領口處，瞥見一道縱深走向的凹處。他的思緒隨著那道縱深走向的凹處繼續深入，一時竟沒有應答。表姐綠雲輕推他一下，這才偃旗息鼓停止他的追擊。對著談不上沉魚落雁，一顰一笑間卻風情流溢的表姐，他不禁將假就假地對她耳語道：「此情此意，怎一個謝字了得?」這句話，要說說得妙，也是真妙；要說說得不妙，也是真不妙。兩個人突然就有點尷尬。

　　尷尬只是一瞬間的事。尤其那個時代，就連黨內，指手畫腳他人私生活的也不多見，何況是在一個上上下下、前後左右鞭長莫及的地方。

　　胡秉宸不知不覺就循著老路，找回自小就熟悉卻又久違的關於女人的感覺，重新進入他們那個階層的情愛程序，略為不同的是他陷入了真愛。真是情人眼裡出西施。表姐看上去很像四十年代著名化妝品「蝶霜」的那位形象大使，後來嫁給梁實秋的廣告明星韓青菁女士，說她們是孿生姐妹也有人信。

　　那一次，胡秉宸在上海的停留並不很久，就在那不多的日子裡，他似乎補足了幾年的虧空，重又恢復為至情至性的胡秉宸，卻又不是從前的簡單拷貝，就像一棵經過多次四季輪迴的樹，樹倒還是那棵樹，到底已經不同。應該說，他已經是個更加成熟的情愛消費者。

　　他們常常出人不論當時還是二十世紀末都得歸人時尚消費的咖啡館，尤其到了二十世紀末的中國，不但時尚，甚至隆重得像是洋化洗禮。胡秉宸迴避了位於北四川路和竇樂安路交叉處的「公啡咖啡館」，那裡是地下黨的一個活動點，連後來被稱作文化革命旗手的魯迅先生也常在那裡拋頭露面，很招人眼，於公於私都不方便。他選擇的，大都是文化人和進步人土不常光顧的咖啡館。

　　或在夜幕下緊緊偎依著，漫步在人們至今引以為榮，以為有了它就能和巴黎一脈相通的梧桐樹下；或到霞飛路國泰電影院，觀看首輪好萊塢的煽情電影……

　　誰也想不到，他的最愛是愚園路口百樂門舞廳，明知那是對美國方式因陋就簡的模仿，但一進門廳就身不由已。一路蜿蜒曲折、交錯而去的燈光，並不急於誘人墜人柔靡，暗金色的沉滯背景，無處不在地應允著對斑斕的調和。

　　當胡秉宸擁著表姐綠雲豐腴的肢體，踏著「香檳酒，滿場飛，釵光鬢影晃來回，你徘徊我也徘徊，害得我今晚不得安睡。他們跳我也會，跳得比他們更夠味……」或「夜上海，夜上海，你是個不夜城；華燈起，車聲響，歌舞升乎；酒不醉人人自醉……」的節拍，在底部裝有五彩射燈的玻璃地板上滑來蕩去的時候，猶如兩條多姿多彩、游浮在水晶宮裡的熱帶魚，那才是「酒不醉人人自醉」……但他並沒有忘記革命，也沒有忘記他此行的使命，他只是醉了。沉醉是靈與肉的一種短時、自由自在的輕飆，那一會兒什麼也不必想，什麼也不必承擔，一切暫且遠離……遠離並不等於消失，就像是沉積在杯底的香茗，那杯茶的味道何如，還得由它決定。

　　舞過之後他們沒有回家，而是來到一家大飯店，在號碼412的房間一夜銷魂。胡秉宸一生見識過的女人不少，拋開初到延安一見鍾情的四川美人，不論他的第一任妻子白帆還是第二任妻子吳為，都不能與表姐綠雲同日而語。不同的女人就像不同晶牌的咖啡，差別之微妙除非品嚐無可言喻，絕不可僅以「咖啡」統而言之。好比與白帆，那是性力的拚搏、較量，直到最後在酣暢的高潮中同歸於盡。而吳為在床上的表現則是陰陽怪氣、雲山霧罩、真真假假，讓他不知所云。不論哪一個，只能滿足他的一部分。和表姐綠雲，那是世界上的惟一一把鑰匙對世界上的惟、一把鎖，這把惟一的鑰匙和惟一的鎖，在慾火的冶煉中熔化，而後又凝成一坨鐵錠，再也分不清哪兒是鑰匙哪兒是鎖。

　　離開上海時，看著表姐綠雲越來越遠的曼妙身影，胡秉宸決心結束與白帆那個僅僅是生理層面的組合。

　　即便重又回到時刻面對生死之擇的重慶，胡秉宸也不能忘情和表姐綠雲的那些夜晚，作為一個老謀深算的資深地下工作者，甚至隨身攜帶表姐綠雲一百多幅玉照，返回重慶那個多事之家。直到那時，已經不老不少的革命者胡秉宸，還保留著一塊自留地；仍然把男女之間那點子事與婚姻質量以及浪漫情懷扯在一起。

　　正像本書第一部中所說，吳為總是把男人的職業和他們本人混為一談，把會唱兩句歌、叫做歌唱家的那種人當做音樂，把寫了那麼幾筆、出版了幾本書叫做作家的那種人當做文學，把子過革命、到過革命根據地的那種人當做革命……

　　吳為則既熱愛革命，又熱愛音樂，又熱愛文學。綜觀她這一生所選擇的男人，差不多都和這種愛屋及烏的情結有關。《尚書大傳，大戰篇》有「愛人者，兼其屋上之烏」，於她則是「愛烏者，兼其屋下之人」，或雙相通用。她的熱愛要是再多，怎麼是好?那麼她這一生更是非常、非常地熱鬧而麻煩了。

　　恐怕胡秉宸也有同樣傾向。與綠雲表姐的情愛，是否摻雜著對往昔生活情趣、方式、品位的追念?對文化藝術心存過多的奢望和虛榮?如果表姐綠雲不是略有名氣的浪漫畫家，僅僅是個性感的女人結果會怎樣?

　　吳為和胡秉宸情愛的對象到底是什麼?!

　　表姐綠雲十分傷情地向漸行漸遠的胡秉宸揮著手套，也一清二楚這段插曲已經進入尾聲，當火車消失在遠處的時候，也就同時收拾起她的傷情。

　　「望穿秋水」只能是傳統女人的情愛狀態，比如說葉蓮子。

　　時而颯爽英姿出現在高爾夫球場，時而一身泳裝出水芙蓉，時而高騎馬上策鞭疾馳的時尚女人……很少會「望穿秋水」地等待一個哪怕是血寫的允諾。

　　不是表姐綠雲水性楊花，而是家族歷史早就讓她明白，人世本就是一張瞬息萬變、風雲突起的麻將牌桌，未來更是靠不住、押不得的，也無從押起。表姐綠雲在三十年代就有了「不在乎天長地久，只要暫時擁有」的超前意識，那時就「酷」到現而今小男女們望塵莫及的地步。何況未婚夫胡秉安自緬甸來電，近期就要回到上海，待他歸來即刻籌辦他們的婚禮?

　　但是表姐綠雲的無名指上再也沒有套上結婚戒指，那枚訂婚鑽戒孤獨地閃爍了一段時間，就悄無聲息地飛落首飾盒。

　　是否胡秉安得知了她和胡秉宸的私情?無人能言其詳，只知道胡秉安不辭而別去了香港，此後再也沒有回到上海。

　　表姐綠雲照舊打她的高爾夫球，照舊出水芙蓉，照舊策鞭疾馳，照舊出席上層社會的pany，前呼後擁著眾多的仰慕者。後來又學會開車，駕一輛彼時名車雪佛來，載一路歡聲笑語……

　　多少次幾乎為革命捨棄頭顱的胡秉宸，卻無法捨棄與表姐的情愛。

　　白帆和胡秉宸的同居關係本就沒有法律保障，比起表姐綠雲，白帆的女人手段也非常貧乏，但有個「中統」父親以及國民黨後勤少將姨夫的白帆，畢竟比世家出身的胡秉宸更具政治親和力，或者說是政治上的一種「階級烙印」。

　　她搬出領導進行干預。領導並沒有使出組織處分那個有力的殺手鑭，而是曉以神聖的革命大義，還有地下工作嚴酷的組織紀律。

　　對於革命者胡秉宸，只有亮出這樣的大義才能撲滅他那一腔戀火，才能讓他像殺死自己那樣殺死他和表姐綠雲的情愛。真是血糊拉拉、生拉硬拽地把他對表姐的情愛從心中割捨。不像幾十年後與吳為的情愛，有那麼多個人利害讓胡秉宸難以權衡。

　　吳為後來能夠盡心盡力地為胡秉宸尋找表姐綠雲，完全是為他這種幾近自殺的犧牲所感動。

　　應該說，與表姐綠雲的情愛，才是胡秉宸一生中靈肉結合得最為完美的情愛；又因為沒有完成，使保鮮技術無能為力的愛情保鮮，終於得到了解決。

　　8

　　當胡秉宸和他那一千人馬來到飯店時，偌大飯店竟空空如也。電梯停止運行，連一個服務人員也看不到，像一個壯漢突然倒地死亡，讓他們猝不及防。胡秉宸只好帶著那些人，沿著曲曲折折、光線昏暗的樓梯向上猛跑，當他經過412那間客房時，甚至沒有在那個號碼上留下一瞥。他們跑了一層又一層，找了一間又一間，一直跑到樓頂，也沒有找到那個接管幹部會議的會場。

　　不知胡秉宸記錯了地方還是大會已經開畢，總之，他們像孤兒一樣，不知所從地站在樓頂的大堂裡。

　　不知是胡秉宸耳旁還是他的心裡，突然輕輕響起兩個字：「跟上，跟上!」讓他一個激靈，猛醒過來。

　　自參加革命以來，胡秉宸從來沒有計較過、從來沒有想過、從來沒有打算記住過、從來沒有在意過自己為這個革命做過什麼奉獻過什麼，只知道一門心思付出，而且樁樁任務力求做得盡善盡美，萬無一失。

　　但在這一瞬間，「履歷」卻突現出它的意義。

　　「履歷」是一種記載，記載是為了說明。說明是為了什麼?胡秉宸還不甚清晰，但至少應該證明他是這偉大革命隊伍中的一員，尤其在革命大告成功的時刻。

　　他突然開始想，他為新中國的到來做了什麼。如果連你自己都沒記住自己做了什麼，更不要指望他人為你記住。胡秉宸沒有站在那裡懊喪不已，轉身帶領他的人馬去見更高層的領導。在一棟巨型建築最為寬敞的一個房間裡，他們找到了那位高層領導。雖然門口設有專崗，崗哨卻沒有十分在意這一群奇裝異服的人。

　　大白天的，辦公室裡還亮著電燈，隔壁房間不時響起電話接線員的呼叫聲和打字機的噠噠聲。

　　領導背著手站在巨型寫字檯後，看上去很像蘇聯早期電影裡的革命人物，很「地下」地蒼白著、瘦削著，嘴唇薄而五色，鬍子、頭髮毫不修飾地蓬亂著，說明著已久沒有良好的睡眠和飲食。他表情嚴酷、目光犀利、拒人千里，少語、精明、警覺地打量著他們，在白日裡有些病態的燈光輝映下，如一塊可懼而不可親的堅石。

　　巨型寫字檯上，滿是紙張、鉛筆、報紙、文件、還有一個地球儀和一個插滿長長短短煙蒂的煙灰缸。胡秉宸一干人就站在那張寫字檯前，領導沒有請他們坐下的意思，而是一副分秒必爭、速戰速決的模樣。冷傲的胡秉宸到了這時也只能照單全收。而眼前這間辦公室的氣魄和威懾力，只有多年後，當胡秉宸坐在部長辦公室的巨型寫字檯後才找到感覺。

　　胡秉宸說：「我們是來轉組織關係的。」順便說到委派他來上海工作的上級姓名，報告了他來上海的任務，匯報了任務完成情況，有關日後的工作安排卻一字未提。他十分明白，組織關係就是含金量最高的履歷，組織關係轉到哪裡，工作自然就安排在哪裡。

　　幸虧胡秉宸在解放大軍人城之際；立刻與委派他來上海工作的上級取得了聯繫。革命勝利之初，一切尚未就緒之前，「上級」，就是一張有效的通行證。

　　領導看了看胡秉宸。以胡秉宸的身份和職務來說，到這裡轉組織關係應該說是合乎級別待遇的，也就不再多說什麼。因為食指和中指夾著香煙，就用拇指和無名指從一堆亂紙裡抽出一張紙條，草草寫了幾個字後交給胡秉宸，然後就著一臉鄭重地思考，一臉鄭重地繼續吸煙。

　　出了大樓，胡秉宸展紙一看，與他送到大別山的那條捲煙紙差不多大小，上有胡秉宸等人的名字及行書一行：「均為中共正式黨員，現轉至你處。」

　　憑著這條小紙，胡秉宸以及他手下的幾個人也就有了新的革命崗位。沒人審查，也沒人懷疑。

　　共和國進入經濟建設時期，其中一位在填寫履歷表時請教胡秉宸，這一段歷史怎樣填寫為好。他竟對那位同志說：「就填參謀。」該人從未得到這樣一個職務，可也從未有人置疑過這個頭銜的合法性。

　　多少年後，在胡秉宸與吳為那場驚天動地的戀愛事件中，這位「真假參謀」才在白帆對吳為的自衛反擊戰中成為名副其實的參謀，還為挽救胡秉宸、白帆的婚姻，組織老戰友成立了一個「白胡婚姻保衛團」。直到政府某年重新核算工齡以確定老幹部的離休待遇時，這位「真假參謀」才忽然對胡秉宸聲稱，因對白帆有個私生子的隱情和他們的婚姻危機不甚瞭解，才錯誤地站在白帆一方，今後不但不反對胡秉宸逃離與白帆的婚姻苦海，還要協調「白胡婚姻保衛團」其他同志，勸說白帆同意離婚等等。

　　為此，胡秉宸平生第一次為自己的私事，違心地為「真假參謀」寫下一具證明。胡秉宸苦笑著對吳為說：「……昨天來了十幾位『保衛團』中的一位，因為他有事求我，我簽個字他就變成一九三八年參加革命，我不簽字他就變成一九五O年參加工作，每年差幾百塊錢的離休費哪——不過幾百塊錢而已。」

　　如果不是胡秉宸當機立斷，他和他領導的那些人十多年出生人死、嘔心瀝血的革命歷史，很可能就在那個不知所從的瞬間抹得精光，連他本人也可能湮沒在歷史車輪的塵埃裡。

　　組織關係落實後，胡秉宸等人很快被派去接管某個單位。被接管的單位其實很近，步行不過二十分鐘，但是胡秉宸堅持要上級給他們派一輛吉普車。

　　一九四九年後直到二十世紀末私人汽車重新出現之前，汽車始終是一種政治地位、行政級別的證明。而當時所有被接管單位，都會舉行盛大歡迎式，汽車，尤其是吉普車，在那種場合，不失為展現政治級別、革命威風的絕好道具。

　　等了很久的吉普車終於來到，卻並不是派給胡秉宸的專車，車上還有其他人。那些人胸前佩戴著「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符號，臂上戴著鮮紅的「上海軍管會」袖標，讓身著奇裝異服、沒有這等裝備的胡秉宸，好一陣說不清苦辣酸甜。

　　浸泡在苦辣酸甜中的胡秉宸，不知為什麼突然對一起等了許久吉普車的手下人說：「你們幾個就不要去了。」在瞬息萬變的新形勢下，這句「你們幾個就不要去了」，不知對跟隨他多年的那些人；將發生怎樣的影響。

　　9

　　直到與史嶠重逢，才把胡秉宸從趙大錘的槍桿子下解放出來。

　　早在重慶日寸期，史嶠就看出胡秉宸與胡秉寰的不同，胡秉宸能有今日一番作為，可以說是意料之中。只是看到胡秉宸，史嶠就會有點黯然神傷地想起過往的一切。

　　同樣，與史嶠的相逢也讓胡秉宸發出時光荏苒的感歎。

　　那一年，有人在街上見到出獄後的史嶠，大家為此緊張、躲避過一陣，過了很久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才放下心來。後來又聽說他在重慶略一露面就到香港去了。

　　史嶠到香港後找到黨組織，接受上級機關的審查後，又根據黨組織的意見來到前線繼續革命，實際上是明升暗降。職務對史嶠沒有什麼意義，明明白白的是組織上再也不信任他了。除了長吁一聲繼續埋頭革命，像史嶠這種人還能做什麼?

　　胡秉宸在史嶠領導下工作多年，也很讚賞史嶠的為人，卻並不同情史嶠的結局。

　　身處地下狀態，隨時隨地在生死中穿行，怎麼能講人情?你的人情很可能就是同志犧牲、工作受損的緣由。李琳之所以得知那個重要的地下聯絡點，正是史嶠的錯誤。

　　地下黨人的工作生活極其艱難。當胥德章和常梅結婚時，史嶠提出至少在他的住地為他們舉辦一個簡單的婚禮，大家也可趁此機會聚會一下，卻遭到胡秉宸的強烈反對：「這樣集中起來相當危險，也不符合地下工作的紀律，按規定我們只能單線聯繫。」按照秘密工作的原則，史嶠的住地必須絕對保密，如與下面同志聯繫，只能在約定時間、到指定地點碰頭。事實證明，這一套工作原則在李琳叛變後，確保了他們那個系統的安全。所以胡秉宸總是對吳為說：「我是在十多年嚴格的地下工作中成長起來的，不習慣於事先馬虎放縱，事後懊悔著急。一輩子有過多少千鈞一髮、獨人虎穴的時刻，國民黨卻從來沒有抓住我，原因就是嚴格。」「秘密工作是嚴格的概率論關係，要嚴格按照規律辦事，只在非常必要時才冒險，不做不必要的冒險，這就是為什麼我到現在還活著。有次周恩來找我談工作，我掏口袋時順手掏出一個電碼本，那雖是明碼而不是密碼本，周恩來還是嚴厲地批評了我：『為什麼身上還帶著文件?』到秘密機關接頭是絕不許可攜帶文件的，我從此再也不帶。」

　　「地下工作又是艱苦、平凡、日常、絕對細緻嚴密、萬萬不能失誤的組織工作。這個工作需要的是具有特殊潛質的優秀幹部，不管隱蔽多少年都能堅持下來，不論有什麼苦悶也能待得住，只待有朝一日也許用得著也許用不著的『需要』而窮年累月積累著力量。說不定哪天走在街上，從對面走來一個人與你擦肩而過，突然塞給你一張紙條，任務就來了……」

　　有一次說到這裡，胡秉宸停了一停，他想起那個成了叛徒而又不知所終的李琳，如果李琳不是接錯了頭……

　　可誰又能說她的確接錯了頭?……

　　風雨蒼黃啁，風雨蒼黃，如此不清不楚的細枝末節，除了忘卻還有什麼可說的呢?

　　「……根本不像一般文藝作品表現的那樣只有驚險和傳奇，可能有一些，但不是主要的。我們那條線上沒有出過什麼問題，曾有四個人被捕，除了一個叛變之外其他表現都很好。有個聯絡點上的同志被特務活埋了，卻始終沒有洩露地下黨的機密。」雖然胡秉宸事後花了不少錢，通過關係將那位同志的屍體收回，買了一口不錯的棺材將他安葬，但沒有對吳為詳談其形其狀，這樣殘酷的事說都難以說出口，只好埋葬了吧。

　　史嶠算是聽取了胡秉宸的意見，但也只是將婚禮改到他們那個地下聯絡點，大家還是聚了一次餐。

　　果不其然，這次聚餐為李琳的背叛做了鋪墊。胡秉宸什麼時候回想起來，什麼時候都痛心自己沒有把意見堅持到底。

　　如果不是史嶠堅持為胥德章和常梅舉辦婚禮，胡秉宸根本不可能見到李琳。即便在那個聚會上，胡秉宸的行動也很詭秘，以至事後人們回想起來，都覺得他似乎沒有參加那個婚禮。

　　像李琳那種大而化之的人，更不可能注意胡秉宸是否在場。倒是胡秉宸有點驚訝：地下組織裡還有這樣一個女人!一個讓他禁不住有點欣賞同時也感到極不安定的女人。

　　僅這一面，在暗處觀察的胡秉宸就發現了李琳的不妥。

　　李琳的戀愛有點突如其來。

　　其實在胡秉宸指示常梅與李琳談話之前，常梅對李琳的「異常表現」就有所察覺，比如李琳的恍惚。

　　常梅沒有約李琳到新華書店或公園那一類進步青年常常聚會的地方見面，而是約她去聽川戲。在尖峭的川戲唱腔中，與李琳談柔軟的愛情和堅硬的革命。

　　由此可以看出常梅的縝密，難怪日後她對白帆做的那個手腳，也就無人可以看透。

　　常梅約李琳談話時，李琳和唐敏之不但同居已久，而且已然有了身孕。

　　有關唐敏之的情況和背景，李琳卻是一問三不知。常梅說：「你不瞭解他，怎麼能和他戀愛?而且這樣大的事情也不向組織匯報！」

　　到了這種時候，李琳還振振有詞：「我也不知道你的情況和背景是不是?而且不是組織派我去和他接頭的嗎?再說這難道不是一件非常個人的事?」

　　常梅沒有回答李琳那個准派她去接頭的問題，只說：「既然我們已經投身革命，一切行為就要對黨負責。」「我沒有為黨的工作負責嗎?」

　　「我們這樣的人，是不能隨便和組織外面的人建立這種關係的……周圍不是有很多好同志嗎?」

　　這還用說?能在如此黑暗看不到光明的時期獻身革命的人，肯定都是好同志，李琳想起常梅的婚禮，到場的可能就是全體同志，而那些男人各個都可共事，卻偏偏沒有一個讓她願意托付終身。

　　李琳能與代表組織的常梅大唱反調，實在是時間的錯誤，也是地點的錯誤，哪怕在革命根據地延安，不聽從組織安排婚姻人事的女人電不多見。不論胡秉宸在延安的女朋友還是顧秋水在延安的女朋友，都是由於組織的干預無法與他們締結良緣。

　　不知道還有多少人記得一九四一年六月五日那一天日本對重慶的大空襲?時隔六十多年，即便有些老人記得，留在心裡的恐怕也只是仇恨和恐懼，誰能料想李琳在那一天經歷了什麼?

　　按照組織的交代，李琳應在傍晚某時某分到約定地點與某人接頭。她走著、走著，突然就看見制高點的旗桿上，掛起了三角形的綠燈籠，知道此時空襲的敵機已經起飛，但還不太緊張，只是加快了步伐。

　　不一會兒警報開始拉響，旗桿上三角形的綠燈籠換成一個紅燈籠，到了該進防空洞的時候。李琳途中不是沒有經過防空洞，但首先得完成任務，還是勇往直前，向接頭地點趕。

　　等她到了接頭地點，汽笛同時響徹全城，制高點的旗桿上已是兩個紅燈籠，敵機迫近!可是接頭人還沒有出現。她看了看表，距離接頭時間還有三分鐘，她必需再堅持三分鐘。

　　接頭人按時出現，已是三個大紅燈籠高高掛，汽笛忽起忽落，路上車馬行人突然就了無蹤跡。緊接著，三個大紅燈籠鬼裡鬼氣悄然落下，汽笛也立時啞然無聲，飛機馬達轟鳴。即便如此緊迫，李琳也沒有忘記按照組織事先交代的特徵，將來人從頭到腳一一核對，沒有發現異常。又按照事先約定的暗號接對，剛接好暗號，炸彈就在很近的地方落下，隨後敵機開始俯衝掃射，因接頭地點距市中心十八梯附近那個防空大隧道很近，匆忙之中他們跑進大隧道躲避。想不到幾小時後，大隧道就因炸彈命中，致使一萬多人窒息，轟動全國。

　　但如果人們冷靜一些，就會發現大隧道雖被炸塌卻無大礙，既沒有炸死也沒有炸傷哪一位。

　　可當炸彈就在頭頂開花時，誰還能保持冷靜?人們像網中之魚，拚個魚死網破地奔向隧道出口，並在出口擠成肉團，以致隧道大門無法開啟。許多人死在不斷擁來的人群擠壓踐踏之下，據隨後的新聞報道，死傷共有一萬多人。李琳他們因為最後進入，地處隧道出口，空氣比較充分，又被人群擠在門角之後，那一處「颱風眼」反倒使他們免受擠壓。更還有唐敏之，用後背和雙臂奮力撐擋著洶湧而來的人群，否則像李琳那樣一個袖珍女人，恐怕再也不可能從門角後走出。

　　事後李琳問及唐敏之為什麼在那危情時刻奮力救她，他也說不出道不清緣由。

　　如果那一天沒有日本人的空襲，按照地下黨的工作原則，他們本可以在交接之後各走東西，不再相逢，也不會知道彼此姓甚名誰。

　　日本人的空襲把他們擠在了一起，更有唐敏之的英雄救美，他們只好有了聯繫。

　　唐敏之沒有什麼特別引入之處，不過是那個時代讀書人的樣子：小分頭，白襯衣，西服褲，當然，胳肢窩底下常常夾本書。唐敏之夾的那本書與進步青年常常夾的《土敏土》《母親》《鐵流》什麼的無關，大部分是些可讀可不讀的閒書，不知這是一種更為安全的保護色，還是他胸無大志。

　　也許李琳覺得地下黨的環境太過拘謹，不希望每天二十四小時都處在監督之下，哪怕那是善意的，哪怕那是出於革命的需要。她願意投身革命，卻不打算在革命中失去自己，特別是失去自己的私人空間。像她這樣一個穿著白色連衣裙，騎一輛英國風頭女式自行車，在南方鬱鬱蔥蔥的樹陰下如一隻白蝴蝶般飛來飛去的女子，對革命和個人的位置根本不可能有一個合理的擺放。如果讓她經歷一下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整風或一九四九年以後的政治生活，肯定再不會強調什麼私人空間。

　　他們的愛情模式也沒有什麼特別之處，只是比起白帆和胡秉宸的同居或常梅與胥德章的婚姻，多了那麼一點情調。比方相對小酌一杯，或手牽手到公園花前月下一番，或唱和幾句詩賦，非常地布爾喬亞，——李琳這樣的女人就喜歡小情小調，不喜歡大風大浪。

　　問題的嚴重性以後才得到暴露。常梅有一天突然對李琳說，唐敏之可能不是她該接頭的那個人。李琳想：這到底是誰的錯?更不解的是，即便唐敏之在轟炸中的匆忙回答被她錯當暗號，為什麼接頭暗號以及一切細節都與組織的事先交代無異?還有，是不是應該由她來考慮、負責唐敏之根本不是來接頭的人，而是緊急警報情況下，一個向大隧道尋求避難的行者?常梅切斷了與李琳的單線聯繫，並將情況匯報胡秉宸。胡秉宸立刻做了相應部署，一旦有情況發生，不會造成更大損失。

　　像一切患有愛情病且病人膏盲的女人一樣，直到被捕，李琳才想到唐敏之的可疑，因為除了他們兩個人，沒有一個人知道他們的住所。

　　難道他早就盯上了她，只是在緊急警報時才得到接觸的機會?

　　可誰能肯定是唐敏之把他們的地址告訴了國民黨特工？

　　她想起常梅在川戲館的談話，自己果真錯了，她不太喜歡的常梅卻是對的。你不喜歡一個人不等於她不正確，這就是李琳靠在牢房牆上想到的，可是已經來不及了。

　　直到那時，李琳都相信自己不會當叛徒。

　　然後就是審訊，前兩次審訊李琳都挺了過來，到了第三次，特務們開始踢她的肚子。

　　當那幼小的生命因忍受不住摧殘，在她體內翻騰起來的時候，她聽到了他或她的哭號。

　　李琳受不了了，她可以忍受酷刑，但她徵得那尚未出生的生命。他或她的同意了嗎?她有什麼權利代替他或她做出決定，像她那樣參與某種事業，為某個主義獻身?她沒有。

　　李琳只好交代。到了這個時候，她更覺得唐敏之的可疑。除了他，誰能知道她懷孕的事?

　　可是又有什麼證據說唐敏之是個眼線?

　　10

　　李琳終於成了叛徒。

　　這時黨的秘密工作原則起了作用。幸虧胡秉宸從未與她有過直接聯繫；地下黨也從未交給她重要任務，她也就無從知道重要線索；更不可能知道胡秉宸所建立的地下交通網。

　　不過她參加過胥德章和常梅的婚禮，猜也能猜到舉行婚禮的地方是地下黨的一個聯絡點。

　　那個不起眼兒的小飯館，卻是史嶠領導下的一個極為重要的秘密交通站。在胡秉宸膽大心細的操持下，從未引起國民黨特工的注意。現在，胡秉宸經營多年的這個聯絡點就毀在李琳，實際上是史嶠的手裡。正在此時，聯絡點通知有個交通來了，並且帶來重要情報。

　　即便情況危急，史嶠也不能放過這個重要情報。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領導特徵，那個時代的領導就是身先土卒。結果是不但史嶠被捕，聯絡點上的同志也同時被捕，最後被特務活埋，卻始終沒有洩露地下黨的機密。

　　聯絡點被毀，說明特務目標十分明確，胡秉宸馬上想到是李琳被捕叛變!

　　史嶠怎麼樣?不管胡秉宸平日對史嶠多麼崇尚、信賴，他也不抱任何僥倖的幻想。不要說史嶠，即便死心塌地愛著他的白帆或他的親娘老子被捕，也別想讓他放棄警惕和設防。

　　胡秉宸意識到，整個地下情報交通系統處在嚴重的危急之中，立即通知所有同志並組織緊急撤退。他首先考慮的是電台，迅速將電台工作人員撤至延安。

　　大體安排就緒，只是還有兩件事沒有落實。

　　一個負責電台收發的牧師堅決不肯撤離，一再傻頭傻腦地堅持著：「真正的共產黨員是不會出賣我的。」

　　這位頑固堅持「真正的共產黨員是不會出賣我的」牧師，讓胡秉宸傷透了腦筋。既不能強行撤離又不能放任自流，萬一牧師被捕誰敢擔保他不出問題？！即使不叛變，這樣的傻頭傻腦怎能應付奸險狡詐的審訊?於是只好委派牧師一個無足輕重的任務，讓他遠離重慶，傻頭傻腦的牧師才揣著那個任務高高興興上路了。

　　事後證明，牧師對「真正的共產黨員」估計不錯。

　　李琳叛變，能出賣的只是那個聯絡點。國民黨特工捕獲史嶠，應該說是機會使然，如果沒有那個突如其來的交通帶來重要情報，史嶠是不會被捕的。

　　掌握整個情報交通系統的史嶠，顯然並沒出賣任何機密、任何人。因為自他被捕後，再也沒有同志被捕，地下工作也沒有遭到任何破壞。國民黨特工掌握的線索，只好在他那裡中斷。

　　後來上級機關花錢找門路，終於將史嶠具結保釋。

　　此外就是胥德章前去執行任務尚未返回，胡秉宸擔心胥德章不能及時得到緊急撤退的通知，難免不出意外。眼下情況危急，他決定親自出馬前去攔截。他神速來到另一個地下聯絡點，一個「雞鳴早看天」的小旅店，有點像《沙家濱》裡阿慶嫂的那個茶館，老闆也是寡婦，能力上與開茶館的阿慶嫂不相上下。

　　晚上，胡秉宸剛和幾個住店人在同一隻巨木盆裡洗過腳，就發現氣氛緊張起來，說不出什麼明顯徵候，只覺得老闆娘看他的眼色有些特別。以他多年的經驗來說，「危險」這兩個字絕對是一種物質，一種可以嗅得出氣味的物質，而不是一個蒼白無力的形容詞。

　　還發現有人在旅店門口轉來轉去，甚至有槍托砸地的聲音……

　　胡秉宸反覆回想自己的一舉一動，最後認定自己沒有暴露身份的可能，沿途也肯定沒有人跟蹤，當地更不可能有人發現他，於是他斷定有人認錯了人。這種五色雜陳的地方認錯人的事經常發生，這種情況下最好裝做什麼都不知道，免得把與己無關的事扯上身來。於是他上了那張公用大木床，鑽進…余又硬又厚木板樣的公用棉被，倒頭就睡。不一會兒，兩個年輕漢子就睡在了他的兩側，把他緊緊地夾在了中間。這種「雞鳴早看天」的小店，就是這麼個住法。好幾個人在同一隻巨木盆裡洗腳，在同一張大木，床上睡覺，同蓋一張被……不論世家出身的胡秉宸多麼不習慣這種睡法，他也不能拒絕。

　　兩個漢子有意這裡擠他一下，那裡擠他一下，顯然想摸一摸他身上有沒有槍。

　　第二天早晨起床後，在旅店門口轉來轉去的人和身邊兩個壯漢卻不知去向，好像與晨霧一起消散了。

　　按照原來計劃，胥德章應該在這天早晨到達這個聯絡點，但他投有如期到達。加上昨夜的情況，胡秉宸緊張起來。

　　他決定到縣城探探虛實。迎面撞上一個翻譯官或叫做漢奸的那種人。就像後來在電影上常見的那樣，推一輛自行車，上身一件黑色對襟短襖，裡襯一件白色對襟內衣，下身是打著綁腿的黑色緬襠褲，腰裡別把盒子槍。

　　那人一眼看到胡秉宸這張陌生的臉，馬上將他攔住，盤問有無「良民證」。

　　胡秉宸說：「有。」

　　就在胡秉宸慢慢吞吞往外掏「良民證」的時候，突然看到胥德章沿著縣城那條街，從對面晃晃悠悠走來。

　　原來胥德章返回時途經一座歷史名城，想著任務已經完成不妨憑弔一番，所以沒有按時到達聯絡點，當然也沒想到胡秉宸會前來攔截。

　　胡秉宸反應異常之快地摸著自己的衣襟，高聲說道：「不好了，不好了，我的金磚丟了，那可是我跑生意的本錢!」希望就此引起胥德章的注意，抓緊機會趕快離開。

　　胥德章聽到了胡秉宸的吵鬧，一看形勢，立刻明白胡秉宸為什麼高腔大嗓，但怎麼也想不出胡秉宸到這裡幹什麼，又怎麼被漢奸抓住。面對此情此景，胥德章判斷眼下沒有可行的營救辦法，痛心自己什麼也不能做，只能裝做不相干的樣子繞道而去。

　　胡秉宸回轉身去朝來路張望，…副尋找失物的模樣，又拔腿向來路跑去，將漢奸的注意力引向自己。見胡秉宸要跑，漢奸喊道：「站住，不然我要開槍啦！」

　　原本可能是例行公事的盤查，不一定要採取什麼行動，但胡秉宸這通不知真假的金磚丟失案以及逃跑企圖，讓漢奸非常惱怒，果然沒有發現背後的胥德章，對胡秉宸吼道：「跟我走一趟廠當胡秉宸被關進牢房時，他想的最多的是胥德章是否安全到達聯絡點並離開了此地，相信他的情況胥德章會迅速通知組織……然後開始考慮對策，門卻砰的一聲開了。

　　先進來一夥密偵隊的漢奸特務，劈頭蓋臉給他一頓亂揍，然後就是搜身。他身上那些蔣管區新發行的，一元等於法幣二十元的保值鈔票「關金券」，著實讓漢奸特務們歡喜了一陣。

　　隨後不了個日本軍曹，開始對胡秉宸進行審訊。日本軍曹並不坐在桌子後面，而是一邊審訊一邊繞著他轉，出其不意就掀起胡秉宸的長袍下擺，妄圖從他的立姿上尋出軍人的蛛絲馬跡，幸虧他的兩腿自由散漫地叉著而不像軍人那樣繃得筆直；或驟然掀掉他的禮帽，查看他的額頭有無戴過軍帽的痕跡；或喝令他伸出手來，查看他的手指、手掌，有否使用武器或勞動過的跡象……凡此種種，白臉書生胡秉宸一概全無，始終咬定自己是商人。日本軍曹一禾所獲，便叫人把他押到牢房關了起來。一直隱蔽在後的寡婦此時只好出面。這女人非但談不上俊俏，甚至可以說是非常醜陋，按照二十世紀末的說法還非常骨感，可在那時骨感還，末走進時尚，所以沒有任何女人的武器可以憑仗，居然在封鎖線上開店、跑生意，而且幹得不比男人差，該是何等功夫!說到營救胡秉宸，花錢就是，上上下下打點一番於她該是駕輕就熟。特務漢奸們在日本人面前給胡秉宸來了個形式上的過堂，就「取保釋放，隨傳隨到」了。

　　她親自來接胡秉宸。胡秉宸剛跨過牢門她便就地燒了一堆紙，又讓胡秉宸從火堆上跨過，一直前行不准回頭，說是這樣才不沖犯獄神，不會再坐牢。胡秉宸一一照辦，沒有敷衍，誠心誠意。

　　胥德章還在「雞鳴早看天」等他，他們一同回到重慶，一同隱蔽下來。

　　胥德章從未對胡秉宸說過因憑弔歷史名城，不能按時到達聯絡點惹下的禍。

　　幸虧胡秉宸被營救出來，如果救不出來呢?想想都後怕。越是後怕，他越不敢對胡秉宸說出實情。

　　很長一段時間內，胥德章對這位老同學充滿感激、感動和敬仰，甚至胡秉宸遲遲未能發展他人黨，他也沒有心生芥蒂。死亡、艱難險阻算得了什麼?難的是每分每秒都得提著一口氣的日子。這種日子一過就是十幾年，什麼時候才能鬆口氣?誰也無法回答。

　　那時連胥德章的夢都是黑的。

　　楚霸王只不過遭遇一次「四面楚歌」就拔劍自刎，而他們則是長年累月的「四面楚歌」，長年累月地住在無牆的牢房裡，且沒有一毫屏障可以間隔，一不公心就會賠進他人或自己的生命，或黨的事業!這個份量不好掂量啊。

　　那時候革命前景並不十分看好，也沒有必然成功的保證，為革命作出的任何犧牲都不具有「投資」性質，絕對沒有打下江山、「股份」升值的指望。

　　「黨員」兩個字是高度濃縮、高度凝結的崇高誓言。除了更多的負擔、更危險的工作、更五條件的服從……什麼也不意味。

　　胡秉宸不發展胥德章入黨，只能說他胥德章付出的還不夠，除了繼續奮鬥、努力爭取，沒有什麼可說的。

　　直到一九四九年後，「黨員」這個稱號才漸漸「增容」，它不僅僅是高度濃縮、高度凝結的崇高誓言，更是信任的基石，由信任而任用，由任用而地位，而待遇，而級別……實非他們當初的想像。那麼人不入黨、黨齡長短，也就凸現出特別的意義。胡秉宸為什麼壓了多年不批准胥德章入黨?胥德章有什麼突出的缺陷嗎?

　　按照胡秉宸的說法，一九四二年後中央有個暫停發展黨員的政策。

　　可是這粒不經意掉下、被他們暫時忽略不計的種子，卻在當初無法想像的情況下發了芽。不過也不值得大驚小怪，冰凍幾千年、毫無生命跡象的種子，在適當培育下都能發芽，何況這樣一粒種子?

　　胡秉宸險些為胥德章丟了性命的往事，自然也就隨風而去。

　　胥德章不但沒有心生芥蒂，還一廂情願地以胡秉宸為知己。哪怕當時常梅的興趣在胡秉宸身上，胥德章也沒有嫉恨於心。直到胡秉宸選定白帆，並在同居當天晚上，從他們房間傳出那一聲巨響之後，胥德章才作為胡秉宸的遞補，被常梅接受。

　　胥德章甚至感謝那聲巨響，為他炸開了常梅緊閉的門。

　　而那一聲巨響，卻把常梅的心不是炸開一條日後可以彌補的裂縫，而是炸為再也不能補綴的碎片，就像無法修復的粉碎性骨折。那天晚上，常梅一直在等著一個她也說不清楚的驗證。她不死心地站在院子裡，等待著，辨聽著，可沒想到等來的是這樣一聲巨響。常梅恨恨地想：白帆，你是不是太過分了?你怎麼能把床都折騰塌了?你在向誰顯擺你的得意、你被操的快活?

　　無人可以想像，胡秉宸和白帆將床板折騰塌了的後果；無人能夠知曉，那聲巨響對常梅的傷害。只能從幾十年後，有關白帆的一次政治審查中猜到一些什麼。

　　「審干」運動中，白帆當年的台灣之行無人證明。由於地下工作單線聯繫，派遣白帆前去台灣執行任務的領導人又在解放戰爭中犧牲，這個問題只好「說不清楚」。彼時擔任會計工作的常梅，完全可以從領取差旅費這一線索幫助白帆說清楚。可是已經犧牲的領導人既然不能證明他曾派遣白帆去台灣執行任務，也就不能證明他讓常梅支付過白帆的差旅費，是真正的死無對證。這個問題只好「掛」了起來。因為這個「說不清楚」，出生人死的革命老幹部白帆，直到寓休前才得到一個區區行政十四級的「照顧」。比起這個副局級待遇。白帆更心疼的是她政治上的清白，可是死無對證的她只好繼續「掛」著。

　　不能說常梅的犧牲不大，她為心裡那個一藏幾十年的愛情犧牲了她的良知。她為此哭泣過，痛苦過，猶豫過……特別像她這樣一個不論與誰共事，都會贏得「你辦事我放心」這種評價的人，她那一顆顆眼淚，是無法用正常的戥子來稱量的。

　　她只能這樣振作自己：「掛」起來算不得什麼處分，與叛徒、奸細之類的敵我矛盾毫不沾邊，頂多影響使用、提級。「掛」起來有點像在銀行掛失，一旦存款折子失而復得，本息照付，所不同的是，白帆的存款折子永遠找不到了。

　　白帆更不知道，如果幾十年前的那個晚上她和胡秉宸不那麼折騰，以至把床都折騰塌了，並在砸向地面時發出那聲巨響，也不會落下一個「掛」的結果。

　　愛，是不能忘記的。國民黨特工很快釋放了李琳。

　　人們有理由猜想，國民黨特工這樣快就釋放李琳，最大的可能是希望她再次混入革命隊伍，繼續為他們提供情報。

　　如果這樣設計，未免太愚蠢了，他們也不想想，李琳還能再次混進革命隊伍嗎?但有一點毫無疑問，國民黨特工無時不在監視著釋放後的李琳。地下組織也在尋找機會，準備除掉這個叛徒。在嚴酷的革命時期，為保證革命工作的順利進行以及同志們的生命安全，他們不得不以這樣的形式書寫一份革命教科書，以懲戒那些叛變的人，警戒那些可能叛變的人。在國民黨特工部門和地下組織的雙重監視下，出獄不久的李琳像從地球上蒸發了，不但國民黨特工部門找不到她，連想要滅掉她的地下組織也找不到她了。她為什麼蒸發?是不願再與國民黨遭遇，還是知道地下組織準備除掉她?或是她看透了什麼，或是她覺得再也沒臉見人?……

　　這個自由散漫、奇笨無比的李琳，又怎樣在雙重監視下消失得無影無蹤；她生沒生下那個孩子2如果她還活在世上，又怎樣逃脫一九四九年以後篦虱子一樣的戶口制度和一場又一場政治運動2也許她沒有活到那個時候就因病或因天災而亡?

　　她畢竟為共產黨工作過，接受過應該如何面對敵人酷刑的革命教育，她在餘生會不會不斷反思：如果沒有肚子裡的孩子，她會不會堅挺到底?如她這樣一隻白蝴蝶，未必敢下那個保證。

　　她當然不知道後來有人寫了一本小說叫做《紅巖》，電不知道裡面有個原版原型叫做江竹筠的革命者江姐，那江姐一定如斯大林所說是由特殊材料製造的。像她這樣一個僅僅有著正常生理極限的人，是不可能忍受那種酷刑的。她可能非常感謝肚子裡的孩子，為她的叛變提供了一個比較人道的理由……

　　她何必參加革命?即便在家裡當小姐，也比當叛徒對革命的損害少。

　　在幾十年後的「文化大革命」中，叛徒李琳無處可尋，而那個相信「真正的共產黨員是不會出賣我的」牧師，卻成為那一叛變事件的主角李琳的替身，慘死在革命小將紅衛兵的手中。畢竟牧師過自從事的地下工作與電有苯，也算讓他專業對口，革命小將們耐心地在他身上一圈圈纏滿電線，看起來很像一個人形變電線圈。整個纏繞過程中，牧師一直不停地說：「真正的共產黨是不會迫害無辜的!」不知道在接通電源那一霎，牧師是否意識到自己犯了經驗主義的錯誤。

　　自從李琳被捕後，唐敏之也無蹤無影。

　　或許他擔心李琳出賣?

　　按照當時地下黨單線聯繫的工作原則，他會不會是另一條線上的人物?就連國民黨特工還有「中統」、「軍統」之分，何況比國民黨特工不知高明多少的共產黨?

　　他到底是誰?

　　對於和李琳那段短暫的愛情，他怎麼想?

　　也許當國民黨特工衝上樓的時候，李琳和唐敏之從那腳步聲就聽出非同尋常，知道大難臨頭。他們也許打開窗子，窗下就是低矮的屋脊，認為那是一條逃生之路。當他們決定從那裡出逃時，李琳卻突然將唐敏之推出窗外，隨即鎖閉了窗戶。自由主義者李琳突然決定留下自己作為路障，當她周旋於國民黨特工的時候，唐敏之就可能有充分的時間脫身。

　　要不要責怪唐敏之為什麼不回轉身來與李琳有難同當?任何人在那種情況下都知道不能作無謂的犧牲，或許他也想著，只有他逃脫才有可能營救李琳。

　　也許他們後來互相找到?誰知道李琳將唐敏之推出窗外之時，是否與他約定有朝一日到什麼地點會合?那麼李琳的叛變不僅僅是為了肚子裡的生命，還有對唐敏之的愛情，而後他們逃離了中國?在一九四九年以前，這一點不難做到。

　　至於釋放李琳，究竟是國民黨特工的一個陰謀，還是唐敏之通過什麼手段所做的營救?

　　或許一切都是動盪年代才會發生的錯節?

　　也許唐敏之跳出窗戶逃走的假說根本不能成立……

　　也許……

　　隨著他們的消失，所有的「也許」都成了永久的秘密。

　　11

　　自史嶠離開重慶後，這是他和胡秉宸的第一次重逢。

　　如果軍分區沒有派史嶠到這個團來檢查工作，胡秉宸送來的那份情報還不知會撂到什麼時候。

　　史嶠說：「我們那裡有電台，可以發送你帶來的情報，然後再把你送到大軍區。」

　　於是胡秉宸就跟著史嶠到軍分區去，不再受制於勞力者趙大錘，生活上也舒服多了，不但有了筷子也有了碗，還吃了兩次雞。

　　一同吃飯的還有一位隨同史嶠前來檢查工作的政治委員，山西人，延安時期中央黨校的總務科長，一路上不停地向胡秉宸吹噓他在中央黨校的歲月，學員們如何認真讀革命的書……胡秉宸任他胡吹一氣，懶得向他說明自己就是從延安出來的優秀分子。

　　那盆雞就放在小桌中間，吃完飯警衛員收走碗筷，雞骨頭就無遮無攔地暴露在桌面上，整隻雞的骨頭似乎都集中在前中央黨校總務科長、現政治委員的面前。

　　胡秉宸不客氣地說：「你看，雞全被你一個人吃光了。」

　　面對雞骨戰場，前中央黨校總務科長、現政治委員什麼也不好說。

　　第二隻雞的情況有些不同，前中央黨校總務科長、現政治委員改變了戰術，飯後，桌面上一塊雞骨頭也沒有。待警衛員擦完小飯桌又將小飯桌搬走後才發現，原來雞骨頭都堆在了前中央黨校總務科長、現政治委員的腳下。

　　胡秉宸又說：「看看，地道戰也隱蔽不了。」

　　史嶠就看了胡秉宸一眼，覺得胡秉宸比從前話多了。

　　在路上又轉了一個星期，那份情報前前後後就耽誤了二十多天，胡秉宸說：「什麼情報都過時啦!」

　　史嶠顯然比重慶時期老練許多，只是苦笑一下，什麼都沒有說。

　　轉來轉去，胡秉宸再次跟著史嶠轉到了葉家集。他們到葉家集的澡堂子洗了澡，區委書記和區長犧牲在澡堂子裡的事，就是史嶠告訴他的；至於區長所講的葷段子，則由前中央黨校總務科長、現政委轉述。

　　到達軍分區的前一天，他們必須穿過一條大路，偵察員報告說，國民黨至少有一個師開了過來，而史嶠所帶兵力頂多一個連。

　　幸虧他們還沒通過大路，就在附近的山丘後埋伏下來。國民黨那支隊伍不知怎麼走得那麼慢，直到天黑才走完，他們這才趕快通過大路。

　　過了大路就是一個河谷，越過河谷才能到山裡，雖然天很黑了，參謀還是說，「快走，不能在這裡住下，敵人離得太近，也許後面還有。」

　　可是史嶠說：「你們走吧，我不能走。我要等我的一個偵察員，他是我最好的偵察員。剛才過了一個師的國民黨，而且說不定後面還有，我特別不放心。」

　　看來一個人的脾性是很難改變的，『即便經過常梅和胥德章的婚禮、李琳的叛變和史嶠本人的，被捕。

　　參謀命令一些戰士留下，史嶠不同意。他說：「這裡聽我的，走吧，你們快走吧。」

　　有必要這樣做嗎?!

　　不是胡秉宸殘酷，不講同志情誼、不關心下級，史嶠的任務是掌握大局，怎能這樣事必躬親?!

　　戰爭期間沒有什麼理由多說，再說胡秉宸不過是個外來人，既然史嶠有命令，他也不便再說什麼。

　　只見史嶠將腰上的手槍取下，握在手裡，就勢在河谷伏下身來，再也沒有回過頭。

　　作為一個資深地下工作者，胡秉宸在調頭前行的最後一瞥中，不僅將四周環境一一刻進腦海，還看到史嶠那支手槍玲瓏得像個弱不禁風的女人。這讓胡秉宸生出莫名其妙的聯想。

　　沒想到就此一別，他們還要等上三十年才能再次相逢。

　　胡秉宸一路順利到達軍分區，明知已經沒有意義，還是將情報盡快發迭出去。春節也就隨之來臨，政治部主任還把他找去吃了頓餃子。之後他被送到大軍區。早在胡秉宸出發時軍區就已接到電報，沒想到幾個月後才見到這個送情報的人。至於他從軍分區發送來的情報，也因為時過境遷，沒有什麼意義了。

　　他將一路隋況作了匯報，對幾次驚險隻字未提，只將沒有電台的尷尬和被當做特務全身扒光的情況說了一說，大家哈哈一笑。這就是胡秉宸在大別山區前前後後走了大約半年的結果。

　　不過胡秉宸總算沒有虛此一行，離開大軍區時，他將部隊南下時從陝甘寧帶出的特殊物品攜至上海售出。售後所得，不但為抗日活動解決了部分補給、經費，又為沒有冬衣的部隊籌辦了部分棉布和棉花。

　　12

　　單槍匹馬的史嶠不但沒有犧牲，而且等到了他那個最好的偵察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