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國「當代中國」文化節的演講
女士們、先生們：
真正的寫作，是一種作家的靈魂與情感充分而自由的表達。
在世界範圍內，一切寫作的高度都是作家的靈魂與情感的高度。面對世界，我幾乎是一個「足不出戶」的作家，瞭解他國、他人的寫作，唯一的渠道就是我有限的漢語閱讀。從我有限的閱讀經驗去看，世界上有一種寫作是因靈魂的自由和想像的力量產生的。以20世紀為例，因此而獲得廣泛聲譽的作家有卡夫卡、馬爾克斯、博爾赫斯以及福克納、艾略特、海勒、《在路上》的作者克魯亞克、《嚎叫》的作者艾倫，金斯堡等，還有英國的作家伍爾夫、喬伊斯、奧威爾和詩人狄蘭‧托馬斯，以及法國的「新小說」作家群等。在這20世紀群星燦爛的文學明星的後面，我們能列出一長串世界各國偉大的名字，正是他們的寫作，照亮了我們這個星球上20世紀文學的天空。可是，我們不能忽視的是，我們還有另外一種寫作，他們是因為靈魂的約束和想像力被強烈地擠壓之後無可遏制地爆發而產生的寫作。在這個方面，我所尊敬的作家和作品有俄國的索爾仁尼琴、帕斯捷爾納克，美國的亨利‧米勒的早期創作，由前蘇聯移居美國的納博科夫、英國的勞倫斯和拉美作家巴爾加斯‧略薩等，在這一系列作家的後面，我們同樣也能列出一串偉大的名字。他們之所以能夠寫出膾炙人口的傳世之作，正是因為他們所面臨的時代，給他們的靈魂帶來的約束、壓抑和傷害，正是他們被遏制的想像力要衝破約束的爆發，才使他們在暗夜中的寫作獲得了明媚的光輝。在中國，「文革」的10年正是這樣一個黑暗的時期，只可惜在這個年代以及之後的漫長歲月，中國沒有產生上述偉大的作家和作品。現在，中國實行了30年的改革開放，經濟高速發展，社會意識領域也基本從那個黑暗的年代裡擺脫出來。就寫作而言，中國作家所面臨的寫作環境，既不是靈魂完全自由的廣闊天空，也不是許多西方人想像的如10年「文革」那樣的「暗無天日」。中國作家所面臨的寫作環境不是壓迫，不是鐵籠，而是「約束和想像的軟弱」。這種約束和軟弱，在我寫完在中國還沒有出版的《為人民服務》之後，我深有感觸地體會到了，它來自三個方面：一是「出版的紀律」；二是作家靈魂的自我束縛；三是作家自身完全喪失了靈魂的爆發力和想像力。就這三個方面而言，全世界人所共知，中國今天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制度就其根本而言，對社會的精神意識有其「社會主義特色」的規範要求，有對文學必須是什麼樣的塑造要求。因此，它就有了「出版的紀律」。在中國，今天出版界通行的說法是：「寫作有自由，出版有紀律。」以《為人民服務》為例，我必須誠實地說，沒有人不讓我寫《為人民服務》這樣的作品，但出版社的紀律使得這部作品不可能在中國出版。這一事件和二三十年前的寫作與出版有很大的不同。在那個時候，是完全不讓你寫這樣的作品，更不要說出版這樣的作品，這也包括外國文學作品的翻譯和出版。那時候，即便你在地下偷偷寫了這樣的作品，你也將面臨著生命危險和牢獄之災。而今天，情況不是這樣的，而是你可以自由地寫作，但你的寫作要受出版紀律的約束。我必須誠實地說，《為人民服務》在遭禁之後，我的生活是安定的，我的寫作也還是自由的。但部分地發表了《為人民服務》的《花城》雜誌社的領導和編輯們，卻遭遇了很嚴重的處罰，這讓我感到異常內疚，讓我深感對不起我的這些同人和朋友。實在說，影響我寫作的不單是「出版的紀律」，還有我寫了「壞作品」，給出版和發表這些作品的他人帶來的許多「麻煩」，這使我感到不安和慚愧。也因為這一點，這些會給我以後的寫作帶來很大的影響。
至此，也就出現了我說的第二個問題：作家靈魂的自我約束。這種自我約束，是中國文學在今天的世界範圍內，還沒有產生最偉大的作家和作品的根本原因。必須承認，因為我們一代一代的作家，都在某種或強或弱的約束中寫作，長期如此，10年，20年，30年，50年，包括我在內的中國當代作家，因為長期在寫作上的自我約束，終於就自然而然地、水到渠成地大多喪失了自我，喪失了獨立的個性表達，喪失了獨立的思考和獨立的寫作方式，也形成了無意識的思想上的「自我管理」。這就如一個長期被封閉的人，因習慣於封閉而不願意走出來一樣，如卡夫卡的《飢餓的藝術家》中的藝術家，已經習慣了他的飢餓和那個鐵籠子，他並不願意走出籠子和那種飢餓的狀態。他已經習慣和適應了待在那個籠子裡的生活。中國作家在寫作中靈魂的自我約束，也正如這種境況。「不願和適應」，已經成了一代作家的最大敵人。就我而論，在《為人民服務》之後，是否要徹底地、勇敢地走出某種自我約束的牢籠，成為我很長時間內寫作的矛盾，甚至也直接影響到我今天的創作。實在說，真正約束我寫作的並不是出版的紀律，而是幾十年來，已經形成的自我約束的思想上的「自我管理」，是那種整整一代、兩代的作家，從出生就開始形成的自我約束的習慣和傳統。這種自我的約束，不光是寫作內容和思想上的約束，還有藝術個性上的追求和創新的約束。從某種程度上說，這種藝術上對寫作個性的自我約束，反過來會影響作家對中國現實的思考和想像，更影響作家內心的真實的、自由的書寫和表達。長期如此，就進一步形成第三個影響寫作的要害，即因為經年累月的自我約束，作家徹底地喪失了來自靈魂的爆發力和想像力。
這種自我約束對作家爆發力和想像力的抹殺，不是突如其來的，不是一夜形成的，而是一點一滴、一朝一日、不知不覺中形成的。這種自我約束對作家爆發力和想像力的自我抹殺，在幾十年的中國現實中，在我的前輩、同輩作家中，比比皆是，不勝枚舉，我作為一個寫作者，每每想起這些都感到痛惜和扼腕的無奈，也因此我意識到，來自靈魂的爆發力和想像力，是最能穿透現實和歷史的利刃，是穿越時代列車的發動機。如果喪失了這種爆發力和想像力，作家的寫作就只能停留在現實的表層，停留在藝術的技巧和伎倆等技術層面上。這樣的作家和作品，在中國甚多，在其他國家我想也一定存在。而我自己，也有著這樣的創作經歷和許多這樣的作品。《為人民服務》不是我的創作中最優秀的作品，但它一定是我一生創作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在整個中國文學中，它的不凡之處，就是它來自作家靈魂的爆發力和想像力。是作家穿越現實和歷史獨有的情感表達和描寫，才使作品成為一隻「報信的飛鷹」。我一點都不為我寫出這樣的作品而驕傲，而為我今後的寫作，能否憑借我是一個來自中國最底層的百姓而保持一個寫作者的尊嚴和人格而憂慮。在中國，我是一個長期飽受爭議的作家，從20世紀90年代初的《夏日落》被禁，直到近年的兩部長篇《為人民服務》和《丁莊夢》連續被查，其間創作的長篇《堅硬如水》和《受活》，至今在中國還不斷地被批評家們批評和爭論。但值得慶幸的是，因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因為中國已經不是30年前的中國，說到底，我的寫作還是得到了社會和讀者的許多寬容。所以，直到今天，我仍然在寫作，仍然有我寫作的自由。這個不斷被封、被查、被批判，卻又仍可寫作的經歷，讓我對我的寫作所處的環境，有了更清醒、更堅定的認識，那就是面對我所處的寫作環境和出版紀律，這些確實會給我的寫作帶來這樣那樣的影響。但是，給我帶來更大影響的，不是這些，是我的內心。是我自己能否堅定、努力地去做一個富有尊嚴的寫作者；是我的筆尖，能否富有勇氣、智慧和藝術地去擔起闊大的一塊土地的良知；是我作為一個作家，面對中國的現實和歷史，能否有完全獨立的、個性的承擔和寫作；是我能否有能力去衝破慣有的自我約束和警惕自我的「思想管理」對我後半生的寫作中來自靈魂的想像力和爆發力的自我抹殺。
2008年2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