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加坡文學節的演講
女士們、先生們：
我一直以為新加坡離中國很近，如同我的家鄉中原鄉村的兩戶友好鄰居，彼此和睦，隔牆相望。我在中國咳嗽一聲，新加坡的人走在蔥綠美麗的大街上，一定可以聽到我的聲音；我在中國的某個山坡上招一下手，新加坡的人只要站在大海的邊上，就一定可以看到我招手的胳膊伸展沒有。可是，直到我踏上飛機，我才知道我們彼此竟有那麼遙遠的距離，飛機要在天空飛行6個小時。不用說，我在中國如何大聲地咳嗽和向你們招手，你們都是聽不到也看不到的了一一這是兩國間地理的距離，也是彼此文學的距離。正因為這樣的距離，我們才要走到一起，討論文學，交流寫作，以求彼此文學創作的共同提高。
我一直以為，新加坡有兩種官方語言，即英文和中文，可是，到了現在一開會之前，我才知道，新加坡除了英文、中文，還有馬來語和淡米爾語。一個有3000萬人口的島國，官方語言就有4種，這一下讓我感到了新加坡文化的獨特性和豐富性。說到底，對於文學而言，一切的文化，都需要語言的再現；一切的語言，又都是文學的必然。所以，當我知道我們這個文學節的小說評獎活動，其實是有4種語言在同時進行參賽評比時，我們這個大廳中，不到200人，其實坐有4種語言寫作的不同作家和文學愛好者時，我首先想到的是：是什麼力量把我們大家組織在了一起？是什麼讓我們都對文學情有獨鍾？我們對文學的理解又有哪些差異與共性？換句話說，不同語言背景下的文學共通性到底是什麼？
我想，簡單理解，把我們組織在一起的當然是文學節和文學節組委會的那些辛勤的工作者。但是，從深層意義去說，把我們組織在一起的不是他們，而是文學本身，是文學的美，是文學內在、強大的吸引力；是不同語言、文化背景下那些文學中共同相通的東西，把我們彼此聯結在了一起。
首先，無論何種語言的寫作，作家都有文字語言表達的精神渴望。這是我們大家走到一起的一種語言表達的吸引力。人類的語言千差萬別，但就語言本身去說，世界性的英語，並不比只有少數人可以運用的某個小的語種更高貴。它可以便利，但不可以高貴。正是這樣，我們都有了用自己的母語寫作的追求，都有用母語深切表達自己和本民族文化的理想。用本土語言寫作，我不認為是一個人不懂外語、無法用具有世界性語言延伸個人與民族文化記憶的無奈。恰恰相反，用本民族文字語言寫作的本身，就在證明著在語言與語言之間，沒有貴賤之分，沒有高低之分。英語、法語、德語都被我們稱為大語種，具有一定的世界性。單是西班牙語，就有20多個國家在共同使用。尤其是英語，由於它的特殊地位，幾乎使世界各國的作家，因此都有一個共同的通病和誤區，認為英語出版的成功，才是最大的成功。可是，中國的《紅樓夢》幾乎沒有一種外語能真正地翻譯成功——沒有得到國外哪個國家讀者的真正廣泛的認同，在英語中亦是如此，但又有誰能說《紅樓夢》不是偉大的作品呢？今天我們在這個文學大廳內討論文學，其實正是在證明著馬來語和淡米爾語同英文、中文一樣的尊貴。中文並不可以說在世界上有13億人口在使用就高人一等，一如英文被世界各國通用卻並不證明它比中國的藏文、蒙古文、維吾爾文更為高貴一樣。我們大家共同坐在這兒，共同被文學創作聯結在一起，其實，這首先是在證明著每個作家用的母語寫作的母語的尊貴和偉大、與其他語種相比的平等與尊嚴。為了證明這種平等與尊嚴，文學創作，則是最能加以證明的證據。因而，我說文學不僅是文學，它首先是語言平等尊貴的證明。因為這一點，因為我們在不同語言背景下寫作中自覺不自覺地形成這種共同、共通的對語言尊嚴的認識，它成為我們所有各種語言與作者的共有，是我們今天一同坐在這個大廳的基礎。
第二，不同語言背景下文學對人性共同、共通的見證性。談到文學在世界範圍內的共同點，我們往往會說文學要關心人類共同關注和思考的問題，比如環保、飢餓、戰爭和因全球氣候變暖帶來的人類共同面臨的自然災害等。當然，文學能夠關注這些人類所面臨的共同的困境自然很好，可我不認為這就是不同語言背景下文學最為共同、相通的東西。比如說環境污染，這確實是人類共同的問題，而且幾乎是人人所面臨的問題。然而，這個問題對於不同的人、不同的民族、不同地域生活的人們，其複雜性和深刻性有沒有達到普遍人性內部的感知和體驗？它給人類的人性帶來了哪些變化？至少目前還沒有那麼清晰和明白。文學直接關心環境，真的不如政治家直接去關心環保。《阿凡達》在全世界的影響，就環保而言，其實不如美國總統對環保政策的一次搖頭或點頭。但一個總統成百上千次的對人性的點頭或搖頭、批文和講話，都不如一部成功的文學作品對人性的描寫和見證。說到底，文學最應該關心的是人們心靈中的問題，而不是心靈以外的問題。而心靈問題的生活表現和社會表現，都是以人性的方式呈現或表演的。文學必須要弄清楚，哪些問題是文學的，哪些問題是政治家的、社會學家的、哲學家的和思想家的。不是說文學不可以關心政治、哲學、思想與環境，而是說，文學去關心這些時，最好是透過人性、透過人的心靈去關注和關心。文學之所以偉大和具有不可替代性，正是別的任何學科，都無法如同文學一樣去見證複雜的人性、情感和人的內心世界——心靈。
19世紀的俄羅斯文學和法國文學為什麼那麼偉大？與其說是因為它們有一大批批判現實主義的偉大作家，倒不如說是因為它們有一大批那個時代最複雜的人性的文學見證家。我們說20世紀的美國文學光輝燦爛，其實也是因為那個時候有一大批美國作家以不同於19世紀的文學樣式見證了不同於19世紀的複雜而深刻的人性。福克納、海明威、亨利‧米勒、約瑟夫‧海勒、艾倫‧金斯堡、傑克‧克魯亞克、索爾‧貝婁、托馬斯‧品欽、庫特‧馮尼格、菲茨傑拉德，還有從俄羅斯移居美國用英語寫作的納博科夫等，他們都以自己最特有的方式見證了不同時代和不同環境中最不同的人性。作家以個人獨有的方式去發現和見證不同時代和不同文化背景下完全不同的人性，這是世界上各種語言的文學中最為共同、相通的一點，是各種文學最能讓各種語言的讀者共同理解和接受的一點。
第三，在我們討論不同語言背景下的文學的共同和相通之處時，有個共同的悖論是存在的。就是我們閱讀的經典資源幾乎是一致的，而寫作的樣式是完全不同的。比如，面對文學的經典，無論是新加坡的作家還是中國的作家，無論是歐洲的作家還是美國的作家，再或是拉美的作家，幾乎大家都共同擁有古希臘神話、《一千零一夜》、《堂吉訶德》、莎士比亞、歌德、席勒、但丁和19世紀星光燦爛的俄羅斯作家群，法國的巴爾扎克、雨果、梅裡美、福樓拜、司湯達和莫泊桑等。到了20世紀，文學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但各種各樣的文學經典，雖然不再可以如19世紀的批判現實主義那樣一統天下，如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被所有國家的作者和讀者一致叫好，連與他的寫作風格完全不一樣的馬爾克斯也倍加稱讚——但那些具有經典意義的作家，卻仍然可以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語言中找到自己最忠誠的知音。如阿根廷的博爾赫斯，他比起寫出《百年孤獨》的馬爾克斯和引起20世紀文學巨大變化的卡夫卡來說，應該是「小眾」作家，但在新加坡這裡，他也仍然有為他癡迷的讀者，他們認為世界文學中有了博爾赫斯的寫作，也就有了他認為的文學的純淨和崇高、豐富和獨特。這就說明，我們閱讀經典的資源其實是相當一致的、共同的、相通的。而接下來的問題是，在共有、一致、相通的閱讀背景下，呈現的是作家表達的完全不一樣的個性和獨立性。只有最具個性的表達，才是最有普遍意義的寫作。以20世紀文學為例，一部《變形記》和《城堡》，還可以再加上《審判》，卡夫卡的這三部奇作傑作，成為20世紀許多大作家共有的寫作資源。加繆喜歡卡夫卡，但我們從加繆獨具個性的寫作中，只可以看到加繆，而很少可以找到卡夫卡。博爾赫斯喜歡卡夫卡，但博爾赫斯的寫作風格和卡夫卡的寫作風格南轅北轍。馬爾克斯最初的寫作深受卡夫卡之影響，但最終取得成就的馬爾克斯卻和卡夫卡一樣獨具其藝術個性和文學的世界光輝。納博科夫喜歡卡夫卡，但《洛麗塔》和卡夫卡的任何小說都沒有瓜葛和絲連。我舉這樣一些例子，是說明面對共同的經典閱讀、共同的文學資源，一個成熟作家的努力方向是擺脫它；一個不成熟的作家才會學習它、模仿它。在擁有共同的文學經典資源的背景下，寫作必須是擺脫共有，尋找獨有。博爾赫斯在新加坡有其知音般的讀者和作家，這是因為博爾赫斯的寫作有其最具特色的個性才有了世界意義的普遍性。脫離普遍性，創造獨特性；因其獨特性，方具普遍性。這是被無數作家寫作證明過的一條規律。所以，在我們討論不同語言背景下寫作的共同性、共通性時，恰恰不可忽略的是不同語言背景下的最獨特的個人表達。
站在世界文學的高度，以最具個性的母語方式去見證不同時代和文化環境中人性最大的複雜性和差異性。這是我今天發言的一句總結，如同中國成語中的一個詞彙叫「畫龍點睛」的詮釋。意思是，一個畫家百筆千彩、辛辛苦苦地把一條龍畫成了，但那條龍是活的還是死的，就看最後用筆點畫龍的眼珠的那一點的成敗。現在，在我的演講中，是龍也沒有畫好，點睛更為失敗，白白浪費了大家許多時間。非常抱歉，務請原諒！
2010年11月1日於新加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