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澳大利亞佩斯作家節的三場演講
為了尋找被丟失掉的閻連科
女士們、先生們：
今天我在這兒演講的中心內容就是：「閻連科在哪兒丟失了？閻連科又在哪兒找到了閻連科？」
大家都有這樣的經歷吧——我們回家的時候，手裡明明拿著開門的鑰匙，可我們卻找不到鑰匙在哪兒，因此我們心急如焚，如同無家可歸的孤兒。結果，經過一陣焦急的尋找之後，發現鑰匙就在我們自己的手裡。我們不是無家可歸的孤兒，而是有著溫馨家園的兒女，是我們自己忘記了家園的鑰匙在哪兒，忘記了人生、命運中最為溫暖的去處的房門鑰匙就在我們自己的手裡。換句話說，那丟失的並不是開門的鑰匙，而是我們自己把自己的記憶丟失了。失去了自我記憶，我們走在大街上，我們走在人群裡，我們走在這個繁鬧的世界上或寂靜無聲的山谷裡，因為人多繁華，或因為空寂無人，我們常常會忘記我們在哪兒，我姓什麼叫什麼，職業是什麼，責任是什麼。這時候，我們就把自己丟失了。
世界上最容易把自己丟失的地方是中國，其原因有三：一是中國確實人口太多，13億人口如汪洋大海，一個人在這13億人口中，正如博爾赫斯說的，如一滴水消失在大海中。二是中國的政治、文化、意識形態和社會管理體制（權力機構和執權者），他們更注重單位、集體和群落，對個體的存在和權利關注不夠。在那兒，個體人幾乎是在一個單位和集體中才可以顯現和存在。這就如在汪洋大海中一滴水的必然消失一樣，但一條莽莽河流在流入大海時，卻是可以不被忽視而存在於世的。三是中國人更願意也更習慣於自己把自己丟失掉，讓自己成為人群中的一個點、某個單位和組織中的和別人沒有什麼不同的一員。中國有句老話，叫「槍打出頭鳥」，這是中國的民間俗語，也是中國人千百年來的生存經驗和生存哲學。你要從人群中顯露出來，無論是日常生活，還是革命或者改革，再或是作家的寫作，顯露出來，就是把「自己」暴露在眾目睽睽之下，就是讓你——個人——一個人的獨立存在和與眾不同，從人群、集體和社會中掙脫開來，擺脫出來。那麼，你是找到了你自己，你找到了「個人」、「個體」和「自我」，但是，你的「獨立」很可能會成為眾人、集體、社會和權力的靶子，也必然會被眾人、集體、社會和權力所批評、批判乃至於你因「決不悔改」而把你的「自我」消滅和消除，讓你重新消失在汪洋大海的人群裡。
在中國的歷史中，中國人有太多這樣的經驗和教訓。比如20世紀中國的「反右」運動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給了中國人深刻的教訓和用無數生命與鮮血換來的經驗。就是到了改革開放30年後的今天，「個人」、「自我」和「獨立」，在中國依然被體制和幾乎絕大部分的人們視為「異端」。雖然已經得到了很大的寬容，但生存的空間，絕沒有我們今天演講所在的這個大廳寬敞和明亮，更沒有澳大利亞的土地山水這麼遼闊和美麗。所以說，今天許許多多的中國人，無論是工人、農民、貴族、貧民、富人、窮人，還是當權者、老百姓和無數的知識分子們——尤其是那些知識分子們，都非常明白在集體和社會中的安全性，在「獨立」、「個體」和「自我」中的危險和艱難。在大江大河中隨波逐流、順流而下、看風使舵是中國許多知識分子的生存法則，而逆流而上、迎風搏浪只是那些「不識時務」之人的固執和冥頑。一句話，在社會、集體、群落中消失，是一種活著的方式；而在社會、集體和群落中「獨立」顯現——把你自己從眾多中找出來，卻可能是一種活著的危險。
而我，卻是一個希望自己從人群、集體、社會中「獨立」出來的人。希望自己不是在社會集體中活著，而是希望自己不僅從社會集體中獨立出來，而且希望，那個有著寫作自我的閻連科，不僅不被社會、集體所消失，而且還要在這個社會、集體中活著並有所作為和建樹。用最簡單、最通俗的話說，過去，我曾經是在社會和人群中因消失而活著的人；可現在，多少年來，我希望自己是一個沒有在社會人群中消失而活著的人，是大家可以看到、可以感受、可以觸摸的一個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獨立存在的作家」，是一個有獨立精神的閻連科，是一個在世界上許多國家看來似乎已不值一提的那個「中國人和中國作家」，一個有自我存在價值的閻連科。
過去，我是毛澤東執政時期的中國人民公社的一個青少年；後來，我是中國改革開放之後的一個鄉、一個村的年輕農民；再後來，我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個士兵、軍官和軍隊創作室中的創作員。2005年之後，我離開軍隊，成為北京市作協的專業作家，三年後，又成為中國人民大學以教授的名譽存在的作家。這簡單而又深刻、漫長的經歷，沒有人可以完全知道這幾十年我都經歷了什麼，思考了什麼。你們在這兒，也不需要聽我囉唆那無休止的人生和命運，但我想要說的，就是在你們看來已經不是什麼問題的一個問題，那就是我想找到我自己，要努力做一個「獨立的作家」，有「自我」的人，有「尊嚴」的寫作者，可以以我自己的聲音發音、唱歌的人，以我自己的腔調、曲譜來唱出自己的歌聲的人。因此，我選擇了文學，並且在文學創作中，漸次地明白，只有寫作，才可以讓我自己發出自己的聲音，哪怕它不是百靈鳥的委婉美麗的歡叫，只是一隻野麻雀的聒噪，那也是一隻麻雀在以它自己的聲音向這個世界做著它自己獨有的表達。
對我來說，只有文學可以幫我完成這一切。
只有文學，可以幫我在中國現實社會的人山人海中，建立起一個人、一個作家的坐標，而不至於使我迷失、消失在中國的現實社會的人群和集體裡。一句話，就是用文學在社會集體中尋找那個消失其中的閻連科，用文學讓閻連科獨立、自我地活在你們可以看到並可以找到的中國現實和集體、社會的人群裡。正是為了這些，我開始寫作並將繼續寫下去，寫出了那些不一樣的作品並將會努力地永遠不一樣地與下去。
2011年3月3日
推開另外一扇窗
女士們、先生們：
昨天我講了如何尋找被丟失掉的閻連科——因為害怕丟失在中國現實的汪洋大海中，所以我開始了寫作。但中國可以被稱為作家的人數有上萬人，單每年出版的長篇小說就有兩萬多部。在這上萬個作家中你是哪一個？每年有兩三萬部長篇小說和中短篇小說集問世，你如果有幸在兩年、三年內寫完一部小說，你的小說在這數萬部文學作品中又是哪一本？
我真希望中國乃至全世界，只有一個作家就是我，每隔幾年只出一本書，那就是我的長篇小說或中短篇小說集。可是這種情況可能嗎？這個奢望如同一棵小草希望世界上的森林都消失一樣，一條小溪希望世界上沒有江河大海一樣。不可能。那又該怎麼辦？那就在這作家、作品的大河中，做一個可以拍岸擊壁的最有力量也最具藝術個性的浪花吧。為什麼在19世紀群星燦爛的世界作家群中，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巴爾扎克、雨果等偉大的作家可以讓我們恆久地尊崇和敬重？為什麼每個坐在這裡的人，一張嘴就可以說出20世紀的一大批作家和他們的作品來？比如卡夫卡、福克納、海明威、加繆、博爾赫斯、馬爾克斯等。他們的作品，幾乎每一個寫作者都讀過，無論你喜歡還是不喜歡。究其原因，其實很簡單，那就是這些作家都有一顆博大的心，都對這個世界充滿著敏感、焦慮和沒有邊界的愛。作家要做這個世界的兒女，對世界上所有人的生活、生存都充滿著尊崇和中國文化中的孝敬之道。需用自己最為獨有的藝術個性，不斷地去揭示人類或者你所熟知的人們所處的生存之困境。
當我們談到用自己最獨有的方式去揭示人類或你所熟知的人們所處時代的生存困境時，有一個問題出現在作家面前。那就是：我們在不同的國度、地域寫作時，我們不僅取材於不同的素材，還要在不同的文化環境中寫作。在有的國家，你是想寫什麼就可以寫什麼，想怎麼寫就可以怎麼寫，只要你的寫作在文學藝術範圍內。而在另外一些地域或國度，是國家讓你寫什麼你才可以寫什麼，不讓你寫什麼，你就不可以寫什麼。但今天中國的情況卻既不是前者，也不是後者。我們改革開放了30年，除了經濟上的巨大成就外，還有意識形態的門窗也同時打開了。可這打開的，不是全部的豁然洞口，而是兩扇門只開了一扇門，兩扇窗只打開了一扇窗。聰明的人和聰明的作家，有這一扇打開的門窗，已經可以自由地進出，獲得所需的自由和光明。但還有那些和我一樣愚笨的作家，卻總是希望把所有的門窗都打開，讓所有人們生存生活的地域、現實和歷史的角落，都可以被文學的光束所照耀。因為，我和許多中國作家都知道，那被關上的另外一扇門窗的後邊，有著真正值得作家關注的人類生存的暗礁、困境和窘態，是人類——我們所最熟知的人們生活、生存困境的一個暗黑的島嶼、沙洲和太陽沒有照常升起的幽深的山谷。文學的筆觸沒有深入到這扇門窗之後的暗角，那文學就是只有一隻翅膀的飛鷹，是一隻有半個嘴巴和半隻舌頭、無法真正發聲唱歌的鳥雀。這樣的鳥雀雖然在文學的合唱隊伍中，鳥喙也不斷啟閉，但那有可能只是濫竽充數的合唱，而不是真正發出自我聲音的獨唱藝術家。
偉大的歌唱家必然都是那些最善於獨唱的藝術家，而不是群舞中的一個舞者與合唱中的一員。
今天，有許多的中國作家都非常清晰地認識到了這一點：那就是，你是作家，你就不僅要愛你可以看見的人和生活，更要設法去愛那些你看不見的人和他們的生活、生存之困境。去表達他們的生存困境和內心的靈魂，才是作家的愛、敏感和焦慮。澳大利亞的作家彼得‧凱裡在中國翻譯出版的小說《凱利幫真史》，是一部獨具個性的把作家的筆端深入到澳大利亞歷史之暗角的成功之作。它在世界其他國家受到的歡迎和好評，相信我們今天坐在這兒的人們都有耳聞和熟知。《凱利幫真史》的成功，不僅是彼得‧凱裡用他自己最獨有的表述方式進行獨有的小說書寫，更在於作家發現並以其博大的心靈正視了澳大利亞100多年前那個19世紀下半葉的匪幫之首內德‧凱利及其一家人以及那時貧民生活的困境和反抗。作家用他博大的心靈去喚醒並融化了那塊土地上被人們遺忘的歷史和人物，使遺忘的土地、人群和同樣有著人類善意之心的最下層的人們的靈魂放出了可以照亮任何地域和人群的偉大的光芒。
我無法斷定《凱利幫真史》是偉大到哪個程度的一部書，但我可以斷定它是作家在推開歷史的另外一扇暗門、暗窗的一次成功的寫作。中國今天的現實和歷史是，由於長時間的關門與閉窗，直到今天在打開一扇門時還關著另外一扇門，在推開一扇窗時還在關閉著另外一扇窗。所以，今天中國作家的寫作，用不準確的比喻來說，我們是用一隻眼睛看世界，在雙色圓珠筆裡，我們大都還是只用單色筆芯在書寫。我們清楚地意識到，文學創作的偉大不在於你去斗膽書寫那些權力不讓你寫而你偏要去寫的素材、生活和歷史，不在於你總可以把目光盯著並看到那被關閉的門窗和那門窗之後的暗礁、沙洲與潮濕陰暗的存在，而在於一個作家的心靈不僅可以去溫暖陽光照到的人的冷涼，更應該去溫暖那些不在陽光之下的人的靈魂的寒冷。只有這樣，才可以說那個作家的心靈是偉大的，一如卡夫卡的心靈可以去溫暖一隻甲殼蟲的身軀之寒一樣。如果不是這樣，單單是在技術、技巧、語言、結構等形式上表現個性和藝術，我們就總覺得這個作家缺少一些什麼。正如我們在推崇博爾赫斯的傑出寫作時，最好不要把他和卡夫卡放在一起說。那時候，我們如果說博爾赫斯偉大、傑出，卡夫卡就沒有詞彙可用了。
因為，卡夫卡幫我們推開了人類生存困境關閉的另外一扇門和另外一扇窗，而就我個人對博爾赫斯的偏見——儘管我非常喜歡他的作品，可我不得不說，我並不認為他推開了人類生存困境關閉的什麼門和窗。回到我和許多中國作家的寫作上，最後應該老實交代的，就是我們都希望用自己的努力，推開中國現實那關閉的另外一扇門和窗，讓作家心靈的溫暖，可以散發到那關閉的門窗之後的人們在時代困境中生存的冰寒上。
2011年3月4日
選擇為折斷翅膀的麻雀療傷
女士們、先生們：
我們對文學的嚮往，正如同對天空中一隻鳥雀美麗飛翔的嚮往。下面，我舉這樣一個事例，希望大家可以作出判斷並予以回答：
在你頭頂的藍天白雲之下，自由地飛翔著一隻快樂、健康並有華麗羽毛的小鳥，而在你腳下那光禿禿的、可能是寸草不生的黃土地上，困著一隻醜陋的、折斷了翅膀並連其羽毛都顯得稀少和骯髒的麻雀，它奄奄一息，卻還堅忍地活著。那麼，請問女士們、先生們，你是愛天空中飛翔的麗鳥，還是愛地上醜陋而奄奄一息的麻雀？你是歌唱小鳥飛翔的美麗，還是為地上折斷翅膀的麻雀療傷？當這個問題你必須回答，並必須選擇其一時，我相信大家所有的人，都會說讓天空的小鳥快樂地飛翔去吧，我要首先為地上折斷了翅膀的麻雀療傷。
歌頌天空飛翔的小鳥，那是浪漫詩人的事情。那就讓那些詩人浪漫去吧。為腳下折斷翅膀的小鳥療傷，那是一個值得尊敬的、總是把人之心靈當做他的筆之上帝的作家的事情。那就讓我們為這只折斷了翅膀而奄奄一息的麻雀來療傷吧，為這只瀕臨死亡卻還堅忍地活著的麻雀的生命而開口高歌吧。
今天，無論是中國現實中的人還是現實中的中國文學，都是或者都像是折斷了翅膀而在大地上掙扎活著的麻雀。就現實而言，我們有太多的富人、太多的權貴，太多的人家裡的人民幣和美元、歐元都如商店中的餐巾紙、衛生紙一樣堆積如山，而各種各樣的蓋著無數紅印的那些既是權力的象徵，又可以轉換為鈔票的文件和批文，放在他們的寫字檯上，鎖在他們的保險櫃裡，就像從打印機裡因打印錯誤而退出來的一疊疊的廢紙。他們買一架飛機，就像家裡養了一隻鴿子；買幾輛豪華轎車，就像大街上的工人下班後在馬路上騎著的破舊自行車。他們的妻子、女兒、情人，坐飛機到韓國美容一次，就像我老家村頭的小姑娘到村口路邊採了一朵野菊花。可是，與他們相對應的，中國今天還有無數無數的貧困人口、最底層的農人和小人物。在中國的陝西，他們仍然住著每每下雨都有倒塌危險的窯洞；在中國的甘肅，還有成千上萬的人捨不得倒掉用過的洗臉水，甚至有的家庭還會把那水重新澄清燒開去煮飯，而所謂的「母親水窖」活動搞了20年，卻還沒有解決他們的飲水問題；在中國的南方貴州，直到今天，北京、上海、廣州等無數大城市的兒童讀書，都有專車接送時，那裡的孩子，他們讀書卻要每天徒步跑幾十里的山路，背著乾糧，自己在小學燒飯，身體因為營養不良而不能正常地發育；在我的老家河南，在我們縣和我們的村莊裡，直到今天，人在生病之後，生命結束不是死在醫院的病床上，而是死在自己的家裡，而他們的床頭，擺的不是可以治病的西藥，而是堆著他們的子女上山挖的不可以治病的偏方中草藥。
現實的中國是，當天空飛起一隻漂亮而自由的小鳥時，就有可能有10只、20只乃至上百隻和無數只被折斷翅膀與腿的小鳥必須在地上為了活著而掙扎。當你們看到中國的電視屏幕上，充滿著歌頌和歡樂的笑聲時，你們忘記了在那遼闊的、偏遠的中國鄉村，還有著無數的哭泣和眼淚。面對這些，面對這樣的現實，小鳥在天空歌唱是一種現實，是一種生活的真實，是不能忽略和否定的事實。而在那天空之下的土地上，也有一隻、幾隻、無數的小鳥，在為了活著而掙扎，這也是現實、事實和真實。當浪漫的詩人選擇了歌頌天空的飛翔時，那麼，我——選擇的是後者。我，選擇了站在折斷翅膀的麻雀這一邊。
日本暢銷書作家村上春樹的小說沒有什麼了不得，但他拋棄石頭而站在弱者雞蛋一邊的選擇卻是偉大的。我拋棄美麗的天空和麗鳥，而選擇站在醜陋的麻雀這邊也沒有什麼了不得，但我的這種選擇，在我的寫作中，卻是比村上春樹更加堅定和明確的。我願意和麻雀一塊兒去掙扎，願意用我的筆之血液為折斷翅膀的麻雀療傷。
在現實中，你選擇了站在折斷翅膀的麻雀這一邊，那麼，在文學中你能做些什麼呢？難道歌頌小鳥自由地飛翔就寫不出好詩嗎？不。歌頌小鳥的飛翔照樣有許多經典之作和大詩人。如亞洲的印度詩人泰戈爾、歐洲的愛爾蘭詩人葉芝，還有拉美的智利詩人聶魯達及其那24首歌頌愛情這隻小鳥的經典詩篇，以及現今在世的還十分活躍的日本詩人谷川俊太郎，他最少寫有50首關於小鳥的詩，其中有許多優秀而經典的詩句。但在中國的傳統中，古代有詩人屈原、杜甫等，他們的詩，鮮明地歌唱在地上掙扎的麻雀而非天空飛翔的美麗的小鳥；在近現代，站在飛翔的小鳥那邊的詩人倒是越來越多了。中國傳統畫中到處是飛翔的小鳥，罕有折斷翅膀的麻雀。中國現代文學中，站在折斷翅膀的麻雀這邊的作家不僅有著鮮明的立場，而且有著一批偉大的作品，比如魯迅、沈從文、蕭紅、老捨等。但到了新中國成立之後，一直到今天，我們的文學，幾乎一直都站在飛翔的小鳥的那一邊，在歌頌天空的湛藍、小鳥羽毛的美麗和小鳥飛翔時動人的姿態。而那些更多的掙扎著的折斷了翅膀的麻雀，有著堅忍生命的它們，卻被視而不見、熟視無睹，被健忘的人們把記憶抹去了。毫無疑問，作為一個作家或詩人，可以選擇站在藍天和麗鳥那一邊，也可以不作任何選擇地站在所有的鳥類和天空、大地共有的立場上。可我作為一個小說家，在中國的現實中，一個必須選擇的人，我將堅定地站在醜陋的斷翅的麻雀這一邊，為那斷翅的麻雀去療傷。然而，我作為一個作家站在麻雀這邊時，我並不知道我能不能寫出動人的作品來，但我知道我將背叛天空飛翔的小鳥和那些歌頌飛翔的詩人、作家們。我不知道我的舉止將帶來什麼結果，我只希望我的寫作、我的作品能成為那折斷翅膀後掙扎著的小鳥療傷的、一點一滴的血液和養分，哪怕它們根本不能養好一群折斷翅膀的麻雀的傷痛，只養好一隻也是值得的；哪怕養不好一隻傷痛的小鳥，能讓那只負傷的小鳥多生出一片羽毛也是值得的。
如果有一天，在天空飛翔的群鳥中，有一隻是我為之療傷、養好翅膀的麻雀在飛翔，我將為我的選擇和寫作而驕傲！
2011年3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