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紐約作家節的演講
女士們、先生們：
這次到紐約參加作家節，一下飛機就不斷有美國朋友向我打聽那些在中國發生的最為遺憾而敏感的事件。剛才聽了作家節組委會主席的開幕式致辭，我再一次感到美國人對中國政治的關心，如同中國人對美國鈔票的關心。我知道，我今天在這兒已經避不開政治這個話題了。我逃避了這個話題，所有的美國讀者都會認為我不是一個真正的作家，而是中國的一個有頭有腦的公務員、知道逃避的國家幹部，狡猾如兔。但如果我大談政治，中國的讀者和同行朋友乃至我們的政府，也同樣會認為我不是一個真正的作家，而是一個寫作的政治投機商。在歐洲和美國寫作，大約是不能不談政治的，不談政治你就是不承擔社會責任。但在東方的中國寫作，最好是不要去談論政治，談多了人家會說你這個作家是不夠純粹的。
因為我今天是站在紐約這裡演講的中國作家，我想我沒有理由迴避政治，也不願意迴避這一點。就中國的文學與政治而言，第一，文學要為政治服務。在中國，幾十年來我們推行的文藝政策，就是文學要為政治服務，文學要從屬於政治。政治在社會生活中高於一切，也大於一切。這樣的觀點你們並不陌生，但你們可能不太理解。可我卻是熟悉並且理解的，因為60年來或者近百年來，辛亥革命之後，政治生活一直是中國人最重要的社會生活，是所有社會生活的核心。而這個社會生活，又深入、普及到工廠、田野和城鄉的幾乎所有家庭的婚姻和日常生活。就是今天中國改革開放了三十幾年，經濟建設、經濟生活已經成了中國人的社會生活和日常生活，但在很多時間和場景中，這個經濟建設、經濟生活還是建立在政治建設、政治生活的基礎上。就是說，在今天許許多多的時候，政治都在各種生活中扮演著父親的權威角色。他領導著一切、架構著一切。他才是一座大廈的地基與鋼筋和水泥。那麼，既然這樣，他怎麼可以不領導文學呢？像一個充滿家庭專制的父親，他怎麼會讓他的子女隨意戀愛、隨意追求、隨意超越家規家訓地大喊大叫、大說大笑呢？
如此說，你們大概就可以理解在中國政治與文學的關係了。可是，還必須誠實地說清第二點，在政治的天空下，文學有它的空間和舞台。中國說到底改革開放了三十幾年，政治在文學中的地位變化是：從「文學必須為政治服務」，變成了「要唱響主旋律」——要讓那些為政治服務的文藝作品——當然包括文學作品在內，在整個文藝作品中調子高、聲音大，站在文藝、文學舞台的最中央，是天然的、合法的、正統的男主角、女一號。至於如何讓這類「主旋律」的作品唱得更響、聽眾更多、覆蓋面更大，我們把這個分析、研究留給那些專門研究中國文藝政策的人。而我們在這兒要說的是，從「文學要為政治服務」到「唱響主旋律」的變化，這中間有一個最重要的寫作變化之空間，那就是文藝也可以不為政治服務，也可以在主旋律之外，有另外的旋律和聲音了。在一台大合唱式交響樂中，有主唱也需要配唱和別的聲調樂曲；在華麗的鋼琴旁邊，可以有小提琴、大提琴和銅號、民樂伴奏等。
今天中國文學與政治的場景，就是主旋律的鋼琴旁邊開始有了小提琴、大提琴、銅號，以及中國的民間音樂二胡、嗩吶等。有意義的事情就在這裡。這些本來是伴奏的音樂手，恰恰是最有才華的音樂家，他們伴奏的角色在舞台上喧賓奪主了，因為唱主旋律的歌手和演奏家，對音樂缺少一種生命的體驗和理解，或者他們的出場本來就不是為了音樂和觀眾，而只是為了出場費或者有一天可以晉陞為樂團團長。所以，他們雖然是主角，其舞台光彩卻被配角們的才華和投入完全奪走了。中國的文學正是這樣，那些受到關注、歡迎、寫出優秀作品的作家，恰恰是站在文學舞台配角位置上的作家們。他們深知文學不能為政治服務，文學也不能以反對政治為己任——這中間有個平衡點，在這個點上站穩腳跟，不左不右，或者稍稍左一點或稍稍右一點，寫出的作品就恰恰既屬於文學的，也屬於讀者和批評家們的。既可以不為政治服務，又可以不反對政治；既可以讓讀者滿意，也可以因為沒有諷刺權力、批判政治而讓政治家們放心和滿意；既可以讓中國人說好，也可以讓外國人說好。那麼，既然左右上下都討好，國內國外都稱道，作家還有何樂而不為？請問，如果一個餐館的廚師做出的菜明明所有的顧客都喜歡，他為什麼還要去做那100個人中只有幾個顧客喜歡的稀品炒菜呢？
第三，文學與政治的奇妙，在於文學遠離政治照樣可以寫出好作品。以美國文學而論，我們不得不面對一個讓美國人民驕傲的事實，那就是中國作家和中國讀者對美國作家和作品的熟悉程度，如同美國作家和讀者不那麼熟悉中國作家和作品一樣使人驚訝和感歎。從早期19世紀開始活躍的梭羅、威拉‧凱瑟、愛倫‧坡、馬克‧吐溫、傑克‧倫敦，歐‧亨利，再到後來20世紀的菲茨傑拉德、福克納、海明威以及約瑟夫‧海勒、亨利、米勒和「垮掉的一代」中的克魯亞克與艾倫‧金斯堡，還有今天在世界文壇活躍的保羅‧奧斯特和菲利普‧羅斯等。他們中間有相當關注政治和社會生活的作家，也有不那麼關注政治和社會現實的。以海明威為例，他的《喪鐘為誰而鳴》，對戰爭和政治的參與，如同飢餓者對美食的嚮往。可他的《老人與海》卻是遠離政治又遠離社會現實的，其結果，這兩部作品卻同樣是偉大的，是被人稱道的傳世佳作。還有在中國有無數讀者的塞林格的《麥田守望者》與因為被日本作家村上春樹喜愛而被中國年輕人大加推崇的卡波特的《蒂凡尼的早餐》，它們都遠離政治，又都不乏小說的優秀品質和流傳元素。這樣的例子在美國小說中舉不勝舉，在世界文學中群星如燦，它們共同證明了一條文學規律，即：文學就是文學，政治就是政治。文學不僅可以逃離、遠離政治，而且可能因為逃離和遠離政治才更具有文學意義，才可能使作家和作品走向流傳和經典。
第四，文學可以永遠、徹底地逃離、遠離政治嗎？在中國當代文學中，有一個非常有趣而悖論的現象，那就是從政府的權力部門，到今天各方面的作家和讀者，都對中國作家魯迅倍加推崇。魯迅在中國就是俄羅斯的托爾斯泰、法國的巴爾扎克、英國的莎士比亞、德國的歌德、意大利的但丁、西班牙的塞萬提斯。是美國的什麼人，我還說不太清楚，但他毫無疑問是中國現當代文學之神靈。然而，我們一邊把魯迅敬為文學之神，一邊又並不大力主張作家們都去繼承魯迅對社會現實和政治入木三分、鞭辟入裡的批判精神。政府和文壇，都擔心如果每個作家都是魯迅，那麼這個社會將會變成一盤散沙，各自為政，失去秩序。可是，如果一個國家眾多的作家都不繼承這種偉大的對社會現實、政治生活持介入和批判精神的文學傳統，那麼，文學是不是又出現了另外的問題？100年來，中國的歷史，其實就是一部錯綜複雜的政治革命史，可整個作家如果都遠離政治和革命，那是不是又有了另外的偏頗和問題？更何況，政治生活在中國並不簡單是那些政治家的事，而是每個老百姓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作為一個中國作家，你可以逃避、遠離政治而寫作，但不應該一生都逃避和遠離。可以有無數作家逃避和遠離，但不應該所有的作家都在逃避和遠離。應該有那麼幾位敢於介入，並敢於對中國的政治、權力、社會現實充滿批判、嘲諷的作家和幾部那樣充滿藝術張力的作品。
第五，當我們說到文學可以參與政治和社會生活，並以尖銳的批判獲得小說的藝術力量時，有一個錯誤的觀點被糾正過來了：那就是在政治家那裡，我們可以理解他的政治高於一切，文學為政治服務的觀點、政策以及相應的落實措施、行政手段。但在文學家面前，在一個成熟的作家那裡，卻必須是藝術高於一切，政治為文學服務。我們在寫作中可以遠離政治與現實，但在你決定或不得不介入，無論如何不能遠離時，那就必須要考慮文學對政治的統領和超越。一句話，如果文學不能遠離政治，如何讓文學超越，而不是逃避和遠離中國的現實與政治，則是一個作家的藝術修養、創造力和他的寫作的秘籍與法寶。說到這秘籍和法寶到底是什麼，無論是我，還是別國的作家同行們，恐怕都不會把這獨家秘籍輕易傳授給別人，那是作家的隱私和寫作之秘密。
謝謝大家，我把什麼都講了，僅把這一點傳家之寶留給我自己，希望你們可以諒解並原諒。
2011年4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