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悉尼大學孔子學院的演講
女士們、先生們：
到孔子學院——雖然仍然在國外，但還是有一種賓至如歸的回家之感。感謝大家的到來，感謝你們讓我感到我的到來好像很受歡迎似的，感謝同學們的捧場。
我講「平靜的生活與不平靜的寫作」，是基於我是第一次到澳大利亞來，大家對我的生活和寫作都非常關心，如同親人們關心一個失蹤的人或被警察帶走的人的突然出現和冷不丁地回家。那麼，今天我就講講我「平靜的生活和不平靜的寫作」。
平靜的生活
誠實地說，我個人的生活比你們在座的每一個人都要平靜和幸福。到了我這個年齡，有了太多的經歷和坎坷，所以我已經把平靜和幸福等同起來了。我以為，對我來說，最大的幸福就是在現實生活紛攘中的平靜，無波無瀾，起床時能按時喝上妻子為我煮的一包奶——哪怕那奶中有三聚氰胺我都會毫不猶豫；晚上睡覺前，能看到兒子在我眼前晃一下，或接到他的一個電話說，他可能晚回家一會兒——這麼說，我好像是剛從監獄出來，曾經妻離子散一樣。但情況不是這樣。而是因為我是一個地道的來自中國北方貧窮鄉村的農民，因為自小的貧窮與飢餓，讓我一生都在意世俗的生活。為了給一個作家世俗生活的滿足找到借口和理由，我還經常以巴爾扎克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為例子，說這兩個人都曾經把寫作的目的確定為掙稿費，前者是為了有很多的稿費可以去貴婦人的圈子裡混，後者掙稿費是為了還賭債。而且，這兩個人懷著極其世俗之目的，卻都寫出了偉大的作品，成了偉大的作家。當然，我懷著世俗的目的，卻是寫不出偉大作品的。我曾說，我最初寫作的目的是為了逃離土地而進城。而今這個目的已經實現了，很早就把家從河南搬到了北京。北京的房價那麼貴，我還靠稿費買了比較大的房子，我還有什麼不滿足的呢？
對於權力，我年輕時曾經渴望過，也曾經為了入黨、提干給領導送過禮。為了當官，有段時間我每天都加班給領導去寫講話稿。在自己寫的論文上不僅署上領導的名字，還把領導的名字署在前邊。到最後就乾脆只署領導的名字而不署自己的名字了——這也是為了當官而送禮，是一種更為隱蔽的送上的名譽、榮譽之禮。但現在，我不想這些了，也決然不會再做這些了。而是變得對權力有了一種恐懼感，恨不得逃到某個沒有權力對人的管理的地方去。離權力越遠越好，就像小偷離警察越遠越好一樣。
對於金錢，我是真的覺得多了要比少了好；可現在，我不會去渴望，不會去為之努力、奮鬥了。我現在在北京的中國人民大學任教，工資偏高，已經可以維持我的一家人在北京的正常開支。我的小說如果正常出版，也有相對穩定的讀者群，有比一般作家偏高的版稅收入。我的河南農村老家的那些有血緣關係的親人們，他們在那兒，不是日子過得最好的，但在那個村莊裡也是不錯的。我也有能力定期幫助他們，給他們一定的補貼。我父親下世很早。我母親經常對我說：「你父親太沒福了，他活著時想吃一個雞蛋都困難，現在他把福氣都留給我了。」我母親已經將近80歲，她說得最多的一句話是：「人家都說我是村裡過得最好的老婆婆，到村頭大街上想買什麼就可以買什麼。」如此，我確實過得很好，家裡人也過得可以因為知足而常樂了。我不會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樣去賭場，賭到最後必須靠寫稿還賭債。中國也沒有法國式的貴族，也沒有19世紀巴黎社會中巴爾扎克要混的貴婦人圈。如此，我要那麼多錢幹什麼？錢再多我還是愛吃河南的家鄉面，而對山珍海味沒有大興趣。
對於名聲，如毛澤東所說：「實事求是。」我年輕時朝思暮想，渴望取得功名。可現在，我可以看得很淡了。中國有個國家文學獎，叫魯迅文學獎，第一屆評獎時，我的《黃金洞》參加評選，那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我三十幾歲，名利心很重，確實給兩個評委打過電話，請他們投上我一票，儘管那是一部確實不錯的中篇小說。到第二屆評獎時，我的《年月日》參加，我和誰都沒打過電話，沒說過一句請他們投票的話。這不是說我這時的名利心就淡了多少，而是盲目地覺得，以《年月日》的藝術性和獨創性而論，那樣的小說沒有被評上，會成為評委們的笑話，所以我沒有打電話。後來事實證明，它就差一點沒被評上。到第三屆魯迅文學獎評獎時，我的短篇小說《黑豬毛‧白豬毛》參加評獎，希望很大，最後落選。後來有知情人士告訴我說，評獎到了最後時刻，有個評委說：「閻連科連個電話都沒打，人家根本不在乎這個獎，我們為什麼要追在人家屁股後面把獎送給人家呢？」也就讓這篇小說在獲獎和不獲獎的評委們的猶豫中被拿下來了。下來就下來吧。我那時早已過了四十而不惑的年齡，知道把獎給別人確實比給我更有實際意義。中國還有個大獎叫茅盾文學獎。聽說當年我的長篇《日光流年》是很有希望的，但我連評獎的經過問都不去問。《受活》在那屆評「茅獎」時，出版社是上報了的，但據說初評的第一輪，不是說要討論把哪些作品評上去，而是說先把哪些作品拿下來，不讓它入選。於是《受活》就第一個被拿下來了。對於這些，我都覺得很正常，無所謂。我是真的把名利看得很淡了。這不是覺悟，而是年齡使然。我已經年過半百，只應該在意文學而不應再在意名利了。你每出版一本書，第一版都可以印10萬冊左右，這不是已經很有名了嗎？你還想怎麼樣？
所以，現實生活中，我不再想權力、金錢、榮譽了。或者說，至少不再像年輕的時候那麼在意權力、金錢、名譽。現在，我只想有相對健康的身體，過一種平靜的生活：早上7點鐘起床，8點鐘坐下來寫作，兩個小時後寫2000多字，到此打住，離開書房看看NBA人比賽，下午進行必要的應酬和聊天與談話，晚上9點鐘左右就上床，看一會兒書就睡覺。
北京的生活是相當煩亂的。我的原則是把每天上午交給我自己，把所有的應酬、煩亂安排到下午去。把白天的一半時間給自己，一半時間給別人。把晚上的多半時間給睡眠，少半或更少的但一定、必須要有的時間給閱讀。如此說，我不是過得非常平靜幸福嗎？請在座的每一位放心，我現在是一個過上平靜生活而無太多慾望、雜念的很幸福的人。
我個人以為我比你們都幸福。
不平靜的寫作
一談到不平靜的寫作，所有人都會想到我有三四本書被禁。《夏日落》、《為人民服務》和《丁莊夢》，還有剛才一進門就有人問我的去年完成的長篇小說《四書》，在中國已經「旅行」了十五六家出版機構，均未有出版之可能。《受活》和《堅硬如水》，又都是備受爭議的小說。如此，我就變成了一個在許多地方一提起我，大家都要說的「中國最受爭議的作家」——尤其在海外，這樣的介紹，好像是給了我巨大的榮譽與褒獎。無論我的作品被禁還是被爭議，在這裡我想說的是，大家不要把禁書當成榮譽和信任。必須要明白，禁書並不一定就是好作品。禁書和被爭論不能和優秀作品畫等號。前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是禁書，但那部偉大作品中有偉大的靈魂和良知。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被禁，那是蕩氣迴腸的關於人的靈魂被魔鬼煎熬的傑作。還有美國作家米勒的《北迴歸線》、艾倫‧金斯堡的《嚎叫》和俄裔美籍作家納博科夫的《洛麗塔》、英國作家勞倫斯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拉美作家略薩的《城市與狗》、博爾赫斯被禁的短篇小說集、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的《雪》，等等，這些被禁的作品，確實堪稱偉大和傑作，是世界文學中的瑰寶。但被禁在中國就不一樣了。中國的常規情況是，幾乎每年都會有一些出版物被禁止出版，或出版後禁止發行或再版。以小說而論，這不等於說你的小說被禁、被爭論就是好作品，不等於說你的小說就對人、靈魂、現實有巨大的關注、愛和悲憫。從藝術上具有獨立的個性與探索精神這個角度去說，以中國古典小說《金瓶梅》為例，它確實是世代都被爭論的一部偉大小說，到今天，在中國還不能公開出版，可從文學角度去說，其中許多關於性的描寫，也確確實實有多餘之感。以我自己來說，在被禁掉的小說中，《夏日落》在中國的軍事文學中有一定意義和價值，但放到整個中國文學中去看，那也就是一部還不錯的傳統現實主義作品而已，達到那個藝術水準的中國小說不知有多少。《為人民服務》影響巨大，可那是我不太滿意的作品，其故事和《堅硬如水》的相似性讓人不可忍受，如果你們有機會看到《堅硬如水》，你們就會明白這兩部小說孰高孰低。這幾本書，相比之下，《丁莊夢》和《四書》要好一些。從藝術探索及和中國現實的結合上說，在這些書中，最不理想的是《為人民服務》，我最滿意的是《四書》。
關於不平靜的寫作，有機會我們可以細談那些被禁之作的「不平靜的風波」。這裡，關於不平靜，我要說的第二點，是什麼決定了我寫作的不平靜——是現實，是中國的現實生活。中國今天的現實——我總是反覆去說——每一個作家也都會認同，那就是現實生活的複雜性、荒誕性、深刻性遠遠超出我們作家虛構出的文學故事的荒誕、複雜和深刻。換句話說，生活比文學更豐富，生活比文學更文學，生活比虛構更虛構。現實中所發生的事情，比小說故事更為引人和揪心。你們在澳大利亞道聽途說的、在網上看到的，哪一件事情不驚心動魄、離奇古怪，而又實實在在呢？
中國沒有平靜的現實。到今天，全國的煤窯還在不斷塌方死人、瓦斯爆炸，死10個、20個人都算不上大新聞。毒奶粉、蘇丹紅雞蛋、地溝油、假發票，人們談論、評價的語速沒有事情的頻繁發生快，最後變得這些事情如果不發生倒是有些不可思議了。拆遷中的暴力和無法可依、隨意強拆，聽多了就像吃米飯時嚼到了一粒沙，沒有什麼值得驚訝和大驚小怪的。這樣不平靜的現實，它如何讓一個關注現實的作家寫出平靜如水的作品呢？沈從文的《邊城》「平靜」而美麗，可那樣的作品魯迅寫不來。因為魯迅全部的血流和脈跳，都和那時中國的現實是同步同台的。所以，一個作家不關注今天中國的現實，也可能寫出非常有韻味，而且也備受歡迎的平靜而美麗的作品來，如沈從文和汪曾祺那樣的小說。汪曾祺可能大家不熟悉，但他的《受戒》、《大淖紀事》是我說的那種「平靜寫作」的代表作。而我，確實喜歡那樣的作品，可又寫不來，也不會特意去寫那類的作品，原因就是我的出身、我的經歷、我的世界觀和文學觀，使我不能不關注當下的中國現實。我寫作的重要資源——我家鄉的那塊土地，也確實不是一塊平靜的土地。說到底，小說在某一方面是經驗的產物。經驗往往決定小說的品相。一如中國景德鎮的土壤決定景德鎮的瓷器；中國茅台鎮的水源決定茅台酒的醇香；澳大利亞的鐵礦石，決定中國煉鋼廠煉出來的鋼鐵的好壞。我關注今天中國的現實，就只能寫出那些不平靜的小說，就只能有不平靜的寫作現實和文學生活，並非閻連科的有意而為之和追求「頂風作案」所產生的奇異與動盪。
關於不平靜寫作的緣故之三——我剛才說茅台酒的漿香主要是因為茅台鎮的水，但不能忽視茅台酒獨有的配方和釀製。用這樣的水而不用它的配方和釀製之方法，到我的家鄉生產肯定做出來的酒不是茅台酒，可能就是杜康酒，或是既非茅台也非杜康的另外一種酒。用景德鎮的泥土到河南去燒製，那就既不是景德鎮的瓷，也不是河南的鈞瓷、汝瓷和唐三彩，而是非驢非馬的另外一種瓷。用你們澳洲的鐵礦石煉出的鋼鐵，日本人就能做出精細美觀的轎車來，而中國人覺得這鋼鐵修橋、蓋樓、搭那粗糙而不美觀的建築腳手架倒是很得體。這就說明，同樣的材料，在不同人的手裡，經過不同的工藝，其結果不僅完全不同，可能還會是南轅北轍和大相逕庭的。
小說的相貌和藝術之血脈，不僅靠素材來決定，還要靠小說家的藝術個性來決定。為什麼說個性就是作家的生命力和創造力？那就是因為，同一故事交給兩個作家會產生出幾乎完全不同的兩部小說來。一件小事，給了托爾斯泰可能就是一部鴻篇巨製；一件驚天大事，到了博爾赫斯那兒，可能就是一篇小小說。為什麼會這樣？作家的藝術氣質、藝術個性和文學觀決定了這一切。我是一個在小說中感受不到故事和人物有某種內心疼痛我就不會去寫也無法去寫的小說家。疼痛感——常常會是我寫作的發動機。疼痛到無法忍受了，我就開始寫作。寫作是我解除疼痛的過程和醫療。巨大的疼痛是我小說的靈魂和血脈。當然，還有表現疼痛的方法、技術、經驗和求新的追求。就是說，我希望用我的而不是別人的語言、敘述、結構和形式去表現那些我深感疼痛的故事和人物，去展現人在現實中的窘態、困境、荒謬和無奈。「用我自己的方法，去釀製小說中不一樣的烈性酒」，這就是我寫作的秘訣，這個秘訣和中國不平靜的現實一道，大體創造出了我的不可能平靜的寫作。
平靜生活和不平靜寫作的未來
無論是追求一種不平靜的寫作，還是不得不進行一種不平靜的寫作，這種不平靜的寫作，都讓你離不開對人和現實那種近乎偏執的關注。這種寫作要消耗掉大量的激情、冒險的精神和憤怒的爆發與克制，要求你對小說藝術有更高的理解和造詣。文學造詣是這種寫作不流於表面、簡單和被事件敘述、故事跌宕所左右的保證。《古拉格群島》是偉大的，但我們不能不說它在藝術是相對簡單的。當然，也有人會說恰恰因為簡單才有力、才真實，會說在奧斯維辛集中營寫詩是卑陋的。但我作為今天的一個讀者不能不承認，我們單單要把一部書當做藝術作品欣賞時，《日瓦戈醫生》則更為完整和具有藝術的審美感。我們不太會說《交叉心經的花園》是偉大的作品，但它獨具魅力的藝術個性卻不是《城市與狗》可以替代的。有人說《麥田守望者》不過是一部三流作品，但它其中的小說韻味卻和《北迴歸線》、《第二十二條軍規》、《嚎叫》與《在路上》等那些備受爭議的小說確實完全不一樣。從寫作本身去說，作家應該使自己的寫作更具獨創性，具備更加獨特的藝術個性和張力，只有如此，它才更為值得關注和經得住時間的淘洗，而不是文學大浪之浪花、潮汐中的咆哮，之後就風平浪靜，煙消而雲散。
這種「不平靜的寫作」從本質上去說，它仰仗作家的膽略、正義、良知和責任，但更仰仗的是作家對文學的那種宗教情懷，仰仗的是作家不同凡俗的文學造詣和創造力。一句話，它仰仗作家那來自靈魂的巨大的愛和無可比擬的強大的內心的藝術力量。當這種來自內心的力量減弱或耗盡時，這種寫作就勢必從巔峰開始下滑，勢必從自己的山峰朝著自己的山谷走下去。20世紀美國作家卡波特以其《蒂凡尼的早餐》飲譽文壇，而真正為他贏得世人尊敬並使其抬頭仰望之的是1966年問世的《冷血》。許多人把《冷血》視為曠世傑作、美國當代文學的分水嶺、最不平靜的作品。但這之後，卡波特就沉寂下來，完全失去創作活力，沉溺於放縱奢靡，最後因用藥過度而猝死於朋友家裡。這樣的結局，表面上看是卡波特的放縱，其實是他內心的強大坍塌在了文學的祭壇上，來自靈魂的力量不再與他一路同行了。與此相比，納博科夫是偉大的，他沒有因為《洛麗塔》不能在美國首先出版而氣餒，也沒有因為在英國作為黃色小說出版，只是因為格雷厄姆，格林的喜愛才進入正統文學的行列，而後回到美國出版才暴得大名而自得。納博科夫永遠有自己的文學觀，有一顆強大的文學心臟和內心之力量，所以他才不會像卡波特那樣從高峰一下跌入山谷裡。
內心強大的藝術力量，是不平靜寫作的加油站和發動機，失去了內心的藝術力量，就失去了這種寫作的原動力和文學心臟跳動的起搏器。然而，一個人、一個作家卻是最終要停止心跳的，最終要失去內心力量的——激情、憤怒和膽略，公義、良知和責任，以及駕馭這些、表現這些的藝術造詣和藝術感覺，對人、生活的愛和悲憫心，都會被社會體制和一天天增多的白髮所取代。那麼，就趁歲月還沒有把你的靈魂和內力最後吞沒，趁有力量時去做那些可以做出並可能做好的事，去寫那些必須寫也有可能寫好的小說吧。等到內心的力量因為歲月和別的原因使你失去或不能發揮創造時，那就徹底地放下筆來，過一種真正的、平靜的生活而旁觀這世界，直到停止呼吸和與你的親人們不得不說再見！
2011年3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