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意大利米蘭文化中心的演講
女士們、先生們：
當我決定將今天的演講題目定為「從卡爾維諾在中國的冷遇說起」時，其實是給大家帶來了一個不僅遲到，而且讓大家感到遺憾的壞消息：那就是在歐洲的意大利被大家崇敬的偉大作家卡爾維諾在中國受到了不似冬天也似深秋那樣的寒涼的待遇。無論是讀者，還是作家、批評家，對於卡爾維諾的作品的冷淡，在今天看來，都有些超出想像。但直到今天，我們似乎才可以把這個緣由理順出來，從而探討一些東方作家和西方作家、東方讀者和西方讀者的差別來。
卡爾維諾被介紹到中國是在20世紀的80年代中期，與他同時走進中國作家和中國讀者視野的還有拉美的作家馬爾克斯、博爾赫斯和巴爾加斯‧略薩以及改變了20世紀文學走向的德語作家卡夫卡等。這一時期，因為中國剛從10年噩夢的「文化大革命」中醒來，文化的沙漠上急需要水分和綠色的植被，從而形成了中國當代文學的黃金時期。這一時期，幾乎世界上任何一個有成就的作家的作品走進中國，都會在中國作家和讀者中掀起閱讀、討論的波瀾。就連法國女作家杜拉斯在中國都有相當一批崇拜者和模仿者，連奧地利作家茨威格這樣一位在德語世界的影響和地位遠不如卡爾維諾在意大利的影響和地位的作家，在中國都有一批推崇者。而就對文學藝術的探索性貢獻而言，無論是德語作家茨威格，還是法國作家杜拉斯，我個人認為，都不可和卡爾維諾同日而語。但是，他們在當時的中國文學界所形成的熱烈溫度卻要比卡爾維諾高出許多來。比起他們，確實可以說，卡爾維諾在那時的中國是遭到冷遇的。而比起拉美作家和美國的一大批作家來，卡爾維諾遇到的就不僅是寒涼，而且是多少有些冷得發顫了——當然，我說他冷，卻還是要比今天的中國作家，尤其是今天的我來到意大利有些溫暖和更受歡迎的。至少卡爾維諾在中國台灣是很受熱烈歡迎的。台灣的作家是相當推崇卡爾維諾的。比如才女朱天文就稱卡爾維諾的作品是她寫作中取之不盡的銀行，她前幾年的小說《巫言》和卡爾維諾的寫作，有著有趣而微妙的各種聯繫。但在中國大陸，卻幾乎沒有像朱天文那樣喜愛卡爾維諾的直率、坦誠、成熟的作家。
為什麼會這樣？為什麼別的作家的小說在中國可以發行十幾萬、幾十萬冊乃至上百萬冊時，卡爾維諾的小說只是上萬冊？2001年，中國譯林出版社出版了《卡爾維諾文集》，在有著13億人口的中國僅僅發行了5000套，直到今天，10年之後，還沒有加印。一個作家在本國受到歡迎但在另一個國家受到讀者冷遇是相當正常的。這其中文化的差別、翻譯的優劣、推廣的方法等，都有可能使一個偉大的作家在出國之後受到意外的冷遇。但在20世紀的80年代和90年代，幾乎所有國外作家都可以在中國走紅時，偉大的卡爾維諾卻受到了冷淡的不禮之遇，這就很值得討論和研究。我個人以為，卡爾維諾在那時候受到相對冷遇的原因有以下幾點：
一、小說的內容和異地生活的相關性。拉美小說在中國大受歡迎，原因諸多，但其中之一，就是中國作家看到了那些小說中所表現的現實和生活場景與中國的現實、生活的相似性。這些相似性讓中國作家和讀者都有了共鳴。而卡爾維諾的小說中的場景、人物和情節，比起拉美小說來，還是讓中國作家和讀者感到遙遠，陌生得似乎與自己無關一樣。比如他的「祖先三部曲」和經典作品《如果在冬夜，一個旅人》，其中的「童話」和「荒誕」，都讓中國讀者覺得新鮮但有些隔膜、異怪並有些突兀。
二、故事的奇異與狂歡性的感受。20世紀的80年代和90年代，中國人是從幾十年的封閉、壓抑中突然被解放出來的，對故事中的狂歡、炸裂、叛逆和宣洩的情節有著天然的渴望。美國小說中的「黑色幽默」、「垮掉的一代」那些作家的作品中的情節恰恰充滿了反叛、嘲諷、尋歡作樂、不負責任和對神聖的批判，這樣的作品不受中國當時的讀者的歡迎，那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喜愛這些和討論這些，是當時中國文化的時髦。而卡爾維諾的小說中不能說沒有這些元素，但畢竟少一些、淡一些，更為克制一些。他在寫作中實踐他的「零時間」時，其實也在實踐著作品中人物和作家的「零情感」。
三、語言和形式探索中的聲勢大船與文學海洋中的孤獨小舟的關係。20世紀的90年代，是中國當代文學最為熱衷於小說語言與形式探索的一個高潮期。那時候中國文學中的「新探索」小說寫作潮流中，湧現了一批優秀作家。這些作家至今還活躍在中國文壇的前沿，他們的寫作仍然在影響著許多人。就語言與形式而言，他們那時主要的寫作與閱讀的資源是馬爾克斯、博爾赫斯、卡夫卡和福克納以及美國小說「垮掉的一代」、「黑色幽默」和法國「新小說」等。拉美小說走進中國是大家乘著「文學爆炸」這條文學大船一擁而入的。如果沒有拉美文學這隻大船的承載，博爾赫斯就不會有今天讓中國作家和讀者喜愛的熱度。海明威和福克納是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而那時——甚至到今天，中國讀者都對諾獎獲得者有著一種盲目的崇拜心理，所以，他們受到高度關注是順理成章的。而美國別的作家和作品，也都在美國強大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的烘托中，顯出了文學的強勢，加之那些作家和作品，如海勒的《第二十二條軍規》、米勒的《北迴歸線》、納博科夫的《洛麗塔》和金斯堡的《嚎叫》、克魯亞克的《在路上》等，確實個性鮮明，追求明確，他們在同一文化背景下，成群地湧入了中國。這其中還有「意識流」的代表作家們和法國「新小說」流派的作家們，他們成群結隊，一擁而入。這時的意大利作家卡爾維諾在走進中國時，相比之下，就顯得勢單力薄、孤軍奮戰了，儘管他在小說形式的探索和實踐上，要比以上作家走得更遠，也更為豐富。可畢竟，在當時的情況下，他既不能像美國作家那樣，無意識地借助一個大國的文化強勢之艦，也不能如拉美小說和法國作家那樣借助在世界上業已形成的流派、旗幟、主義的號角與召喚力。具有鮮明的藝術個性和小說形式的卡爾維諾在中國當時文學的狂歡中，被別國他家集體高呼的聲音所淹沒就不足為奇了，遭到相對的冷遇也就不無道理了。
卡爾維諾在中國文學黃金時期的熱潮中受到冷遇的原因，我們還可以說出很多來，但從以上的因素，我們可以多少理出中國作家、讀者、批評家和出版者大致的一些特點來。當然，錯過了那時走入大批中國作家和讀者視野的黃金期，不是說卡爾維諾在中國沒有他應有的地位了，就今天來說，還是有很多中國作家與文學愛好者喜歡卡爾維諾和他的小說。我也相信，卡爾維諾以後在中國會有他更長遠的讀者和影響力，但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到中國讀者和作家對文學的關注與意大利作家和讀者的差異性：
一、中國文化環境中的讀者和作家，關心小說的內容更甚於關心小說的形式。當作家在說小說的形式和內容同等重要時，讀者卻是始終把內容放在第一位，把形式放在第二位的。1979年卡爾維諾的《如果在冬夜，一個旅人》問世，因為他在小說藝術形式上的新試驗、新開拓，在意大利所取得的轟動效應——一時間報紙、電台、學校和各種刊物共同討論，甚至在高校臨時修改課程而來參與討論這部小說——這種情況，在過去和現在的中國，都不太可能發生。中國可以發生因為小說的內容而引起的各種議論和熱潮，但不會首先是因為小說的形式、語言而引發轟動和討論的熱議。
二、中國更注重把生活和小說相對應。生活中有什麼經驗，小說中就應該有什麼反映，這是中國讀者的文學觀，也是中國偉大的作家曹雪芹和魯迅留給我們的文學傳統。這也就注定了在形式上走得過遠的作家在中國必然是孤獨的。
三、基於以上的文化環境和傳統，中國作家、讀者、批評家與可以影響、管理作家寫作和思想的權力機構，都更推崇大眾可以接受的普遍認同的傳統現實主義，而不是作家的藝術探索精神與其他更具作家個性的寫作和主義。
四、中國文化的中心哲學是「中庸」，而不是個性。文學的意義在於個性，而不是中庸。這是今天中國作家在整個中國文化和文學上的矛盾，而不是某個人和某種文學主義與中國文化的不合。而從這些方面去說，卡爾維諾不僅過去在中國受到了冷遇，而在文學的未來，我想也難以形成一個文學的新的熱潮。但我們必須承認，卡爾維諾不會因為他在中國受到了文學冷遇就降低他在世界文學中的意義和地位。我們必須承認，卡爾維諾的寫作是偉大的，意大利的文學是偉大的。
因為時間的原因，我們今天的聊天就先到這兒。
謝謝大家！
2011年1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