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朋友對我說，《雌性的草地》有點昆德拉（Mi－LanKundera）的影子；也有人說它像瑪格麗特·杜拉（MarculiteDuras)；我來到美國後，一位懂中文的美國文學青年說，這部小說讓他想起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我不知道。也不知與這些成功的老輩們有相似的嫌疑是好事還是壞事，人們是貶我還是褒我。還有朋友告訴我：你這本書太不買讀者的賬，一點也不讓讀者感到親切，一副冷面孔——開始講故事啦，你聽懂也罷，聽不懂活該，或者你越聽得糊塗我越得意，這樣一個作家，讀者也不來買你的賬。記得我的朋友陳沖讀完《雌性的草地》後對我說：「很性感！」我說：「啊？！」她說：「那股激情啊！」我一向很在意陳沖的意見，她是個酷愛讀書的人，讀過許多好書，尤其當代西方文學，似乎是讀書餘暇中去做做電影明星。「真的，你寫得很性感！」我仍瞠目，問她性感當什麼講，她說她也講不清：「有的書是寫性的，但毫不性感；你這本書卻非常性感。」她說。
我是認真寫「性」的，從「雌性」的立場去反映「性」這個現象。我認為能寫好性的作家是最懂愛情、人性，最坦誠，最哲思的。比如昆德拉、瑪格麗特·杜拉、D?H?勞倫斯，包括托馬斯?曼（死於威尼斯）。仔細想想，性愛難道不是宇宙間一切關係的根本？性當中包括理想、美學、哲學、政治、一切。
當然，寫性並不是我寫這部小說的原始動機，最初讓我產生寫它的衝動是在一九七四年，我十六歲的時候，那時我隨軍隊的歌舞團到了川、藏、陝、甘交界的一片大草地去演出，聽說了一個「女子牧馬班」的事跡。第二年，我和另外兩個年長的搞舞蹈創作的同事找到了這個牧馬班，想創作一個有關女孩子牧養軍馬的舞劇。這些女孩子們都是成都的知識青年，最大的也才二十歲。這塊草地的自然環境是嚴酷的，每年只有三天的無霜期，不是暴日就是暴風，女孩子們的臉全部結了層傷疤似的硬痂。她們和幾百匹軍馬為伴，抵抗草原上各種各樣的危險：狼群、豺狗、土著的遊牧男人。她們帳篷的門是一塊棉被，夜間為防止野獸或男性的潛越，她們在棉被後面放一垛黑荊棘。她們的生活方式非常奇特（小說中我如實描寫了她們的炊事、浴洗、廁所等），讓一個如我這樣的女兵也覺得無法適應，或根本活不下去。她們和天、地、畜、獸之間的關係都十分奇特，去想像一下：把一夥最美麗最柔弱的東西——年輕女孩放在地老天荒、與人煙隔絕的地方，她們與周圍一切的關係怎麼可能不戲劇性呢？在我們住進她們營帳的第二周，來了個男人。這就是書中的指導員叔叔。叔叔是個藏人，或是羌人。叔叔是他的名和姓，不是輩分。叔叔看見我們幾個女軍人就顯出一種奇怪的敵意，我琢磨他是嫉妒我們，因為我們在這群女孩和外部世界之間牽了一絲聯繫，否則她們都得仰仗他去和社會、人間取得溝通。他每隔兩周或三周到女孩們的帳篷走一趟，送些一月前的報紙、家信和食品。他長相極英武，氣質雄渾，有顆雄獅般的大頭。他穿一身五十年代的軍服，又髒又破，騎馬飛快，打槍賊准。不知是出於好客還是示威，他當我們面擊斃了遠處草叢裡跑的一隻野兔，又當我們的面剝了兔皮，整套動作像脫襪子一樣輕鬆麻利。那是只哺乳的母兔，當皮剝到胸腹部時，兩排乳汁如微型高壓水龍頭一樣噴射出來。這使女孩子們生活基調又添加一層殘酷、恐怖的色彩。
多年後，我們聽說那個指導員叔叔把牧馬班裡的每個女孩都誘姦了。這是對女孩們的青春蒙動殘酷、恐怖，卻又是惟一合理的解決。
「女子牧馬班」的事跡在一九七六年成為全國知識青年的優秀典型，報紙上大幅地登出她們飽經風霜的年輕老臉，記者們管她們叫「紅色種子」、「理想之花」。當時我感到她們的存在不很真實，像是一個放在「理想」這個培養皿裡的活細胞；似乎人們並不拿她們的生命當回事，她們所受的肉體、情感之苦都不在話下，只要完成一個試驗。
這個試驗以失敗告終。「性」毀掉了這個一度榮耀的集體。失敗告訴我們：人性、雌性、性愛都是不容被否定的。
明顯的，這部小說的手法是表現，而不是再現，是形而上，而不是形而下的。從結構上，我做了很大膽的探索：在故事正敘中，我將情緒的特別敘述肢解下來，再用電影的特寫鏡頭，把這段情緒若干倍放大、誇張，使不斷向前發展的故事總給你一些驚心動魄的停頓，這些停頓使你的眼睛和感覺受到比故事本身強烈許多的刺激。比如，在故事正敘中，我寫到某人物一個異常眼神，表示他看見了什麼異常事物，但我並不停下故事的主體敘述來對他的所見所感做焦點敘述，我似乎有意忽略掉主體敘述中重要的一筆。而在下一個新的章節中，我把被忽略的這段酣暢淋漓地描寫出來，做一個獨立的段落。這類段落多屬於情緒描寫，與情節並無大多干涉。這樣，故事的宏觀敘述中便出現了一個個被濃墨重彩地展示的微觀，每個微觀表現都是一個窺口，讀者由此可窺進故事深部，或者故事的剖切面。
當然，我不敢背叛寫人物命運的小說傳統。我寫的還是一群女孩，尤其是主人翁小點兒，次主人翁沈紅霞、柯丹、叔叔的命運。故事是從小點兒這個有****、偷竊、兇殺行為的少女混入女子牧馬班開始的。主要以小點兒的觀察角度來表現這個女修士般的集體。這個集體從人性的層面看是荒誕的，從神性的層面卻是莊嚴的。小點兒終於在這荒誕的莊嚴中滌去了自己生命中的污漬，以死達到了淨化，而同樣是這份荒誕的莊嚴扼殺了全部女孩，把她們年輕的肉體與靈魂作為犧牲，捧上了理想的祭壇。因此這份莊嚴而荒誕的理想便最終被認清為罪惡。
小點兒是一個美麗、淫邪的女性，同時又是個最完整的人性，她改邪歸正的過程恰恰是她漸漸與她那可愛的人性，那迷人的缺陷相脫離的過程。她聖潔了，而她卻不再人性。這條命運線詮釋了書中許多生命的命運——要成為一匹優秀軍馬，就得去掉馬性；要成為一條傑出的狗，就得滅除狗性；要做一個忠實的女修士，就得扼殺女性。一切生命的「性」都是理想準則的對立面。「性」被消滅，生命才得以純粹。這似乎是一個殘酷而圓滿的邏輯，起碼在那個年代。
寫此書，我似乎為了伸張「性」。似乎該以血滴淚滴將一個巨大的性寫在天宙上。
以此書，我也企圖在人的性愛與動物的性愛中找到一點共同，那就是，性愛是毀滅，更是永生。
假如說以後的一切都是這個披軍雨衣的女子引起的，你可別信。正像有人說，草地日漸貧乏歸咎母牲口，它們繁衍生養沒個夠，活活把草地給吃窮了，你可別信。到處有人講這女子的壞話，你可別信。正像她說她自己剛滿十六歲，是個處女，這話你千萬別信。你要信了，就等於相信這枚雪白的頭蓋骨確實空空蕩蕩，裡面並沒有滿滿地盛著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