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美國的第五年才認真想到要過一回春節。那四年的春節總被忙碌或無心境省略了。只知道唐人街菜蔬店早早關門的這天是除夕，整天的打烊，當然就是年初一了，沒有穿新衣、新鞋的大群孩子把炒花生和炒米糖之類拿到街上來吃；沒有頭插紅絨花的少女；沒有絹綢或紙紮的燈籠；也沒有往女孩子身上扔炮仗的男孩子。節日就是某些中國人開的銀行贈送的日曆上的紅字碼，提醒你這個漂洋過海帶到這裡的古老新歲。你得特別留心，不然很輕易就錯過了它。
我從來沒瞭解過那些關著門的菜蔬店裡面是怎樣過年的。錯過了四個春節，似乎情感與思念漸變得強壯亦或麻木了。有時會打個電話向父母拜年，卻意識到一洋之隔錯過的更多，那邊已是年初二，或初三了。我也對感恩節、聖誕節、新年熱情不高，但那些節日似乎太主流，因此太有淹沒性，不容分說就把我納入其中了。
這裡大部分中國孩子對聖誕節的期盼遠遠勝過春節。那樣的熱切期盼使他們在感恩節之後立刻就進入了聖誕，而春節就成了他們節日情緒的收尾，有一點煙消雲散的惆悵。他們意識到長輩們那與生俱來的勤勞在這個節日中甦醒，它啟開的是望而生畏的三百六十個艱辛日子。偶爾也有孩子們披掛起來耍龍舞獅，鑼鼓七七八八，龍和獅都顯得有幾分羞怯和扭捏。
我的朋友們問我：「春節你打算怎樣過？」我回答：「沒有打算。」我倒沒有多去想：節日還需要個「打算」才能過？他們都打算去中國駐芝加哥的領事館舉辦的除夕聯歡晚會，有晚宴和歌舞表演，還有畫展和抽獎。十五塊一張門票能幫你打算出這麼多節目，我可不能再錯過它。
十多天前，我買了兩張票，邀請我的房東太太依琳一同去參加這個聯歡會。依琳六十多歲，是個不斷在中國人身上看到美德和優點的美國人。她常叫我替她多找些中國房客來，她說：「你們從來不拖欠房租，也不會把Party開到早上三點。」依琳遠比我興奮，這是她第一次過中國人的節日。她洗了頭髮，盤個溜圓的髻在頭頂，這髮式讓左鄰右舍的孩子們叫她「甜圈餅奶奶」。
雪不大，並帶著喜意，落在高速公路成千上萬疾馳的車上。我忽然感到了一點童年過年時的感覺，那種盼望年夜飯的感覺，那種手掌摸在嶄新的衣服上涼絲絲的感覺。依琳倒是穿了新衣，一條暗紅印花長裙，她告訴我那是聖誕節從女兒那裡得到的禮物。我的情緒漸漸趕上了她的，一遇堵車我就問她：「我們不會遲到吧？」
到了門口依琳拽住我，說：「怎麼沒有對聯？」我說大概要到新年的早上才會有對聯貼出來。
其實春聯在這裡也是被省略的東西之一。這兒的中國人家門戶上極少有貼對聯的。唐人街的後代們對中國文字和語言也都缺乏熱切感，往往會說幾句而不會讀寫。春節在這裡，成了個沒有語言的節日。再沒有那種圖景：某人停在某個門前，為一副春聯的新穎別緻搖頭晃腦地感動一番。不時在門上看見的，還是聖誕節剩下的松枝飾環，都枯了，卻還佔據著春聯的地盤。這讓我想到一些消失了文字的古老遊牧民族，他們靠一系列節日中圍篝火而坐的老人們把自己民族上千年的文化和歷史吟唱給下一代。那些沒了牙的嘴咬著快要磨損的歌詞，把他們曾有的疆土、河流交待給後生們。後生們不明不白地承接過來，傳送下去，不是通過越來越渾沌不清的歌詞，而是通過那節日氣氛的濡染。把自己想成一個漂流而來的古老遊牧民族，倒挺浪漫。這古老民族是靠氣味、飯食、一切直觀感覺而單單不靠文字使自己的文化傳宗接代。
熱烘烘的人語在樓梯上，孩子們尖聲喊著英語在人們腿縫裡亂竄，像深水層的魚。不少女士穿著貂皮大衣，使她們需要大一些的活動半徑。廳卻很小，人們只能毛貼毛地站著寒暄，可惜了那些個款式和成色。依琳對那麼多貂皮大衣驚訝不已，問我是不是中國人過春節規定要穿貂皮大衣？我說不是。她仍是不解，說：「我從來沒見中國人在大街上穿貂皮大衣！」我說那是因為在街上沒有人和她們結伴穿，穿會孤立；而在這兒，不穿大概會感到孤立。她說：「可我印象裡，中國人總是喜歡最便宜的東西，比如『九角九』商店，我看到最多的就是中國人。」我說我們中國人買九角九半打的襪子與買九千九的貂皮大衣是毫不矛盾的呀，我們的節儉是為了豪華。
我們打聽著畫展的方位，都說不清楚。最終看見角落裡支起一塊大案板，上面鋪著一些未裝裱的中國畫。那些裱了的，有的掛在牆上，有的掛在直立的衣帽架上。畫面因深刻的折皺而顯得古舊並來歷曲折，似乎五分鐘之前還緊緊擠壓在行李卷中。賣畫的是個滿口山東腔的漢子，紅紫臉膛，眼神愣中帶羞。他在人群中顯然看不見一張熟面孔，就索性把目光和每個人都錯過去，使焦距渙散一些，人們對他的疏忽也成了他對人們的不理會。上前一問，他憨厚地笑著說自己剛從國內來，幾百張字畫果真被他捲裹成行李，隨身扛來了。他解釋說因為地盤小，也沒有是夠的時間裝配畫框，只能湊合了。依琳當下買了兩幅扇面，他高興起來，不顧禁止吸煙的警示和那麼多貂皮大衣，一支接一支抽起煙來。他叼著煙頭，給煙熏得一隻眼睜一隻眼閉，把案上疊摞起的畫一張張掀起，請依琳看。依琳少見多怪的「噢噢」聲引得三四個人圍過來，一個穿貂皮大衣的二十來歲的女孩，非常淡遠地看著一張張畫，看到一個上千元的價簽，她就圓起眼晴向她男朋友（或丈夫）使個眼色。賣畫的漢子漸漸折騰出一頭汗來，他將嫌緊的黑色毛衣順肚子捲上去，卷在胸脯上，裡面是件米黃高領衫，乍看像裸出的肌膚。他不那麼羞了，大口抽煙，大聲講著黃永玉的運墨特點。人們聽著他，看著他，像看著碼頭上一個耍大刀的，看看就離去了。
這時人家急著要進入內廳去吃晚飯和看歌舞，忽然發生一陣恐慌：賣出去的餐票比餐位要多很多，很多人有票卻不一定有飯吃。把門的人直是抱歉，說餐桌已坐滿，請暫時沒位置的人先忍一忍，等第一批人吃完。不少父母和孩子被拆開了，裡面外面地呼叫。我和依琳推讓一會兒，我堅持她先進去吃，因為她十天前就攢出個好胃口，當天省去了午飯，就為了要好好吃一頓中國年夜飯。
二十分鐘後我也被放進去，被安置在離依琳三張桌的位置上。她回頭對我做了個鬼臉。我發現桌上有一盤麵包，一碟黃油，每人面前擺著三道菜的刀叉和一碗生菜色拉。舞台上一條紅布條幅，上面一行漢字一行英文，大意是慶祝春節之類。除此之外，就是一個個中國宮燈，再沒其他字了。吃熱菜時歌舞開始了。舞台上出現十多個穿旗袍的美國姑娘，金髮紅髮盤成中國式髮髻，每人執一把中國折扇，跳起中國秧歌來。她們個子都很高大豐滿，做某些靈敏詼諧的小動作時，顯得吃力無比卻十分別緻。緞面旗袍衩開得很高，圓滾滾的長腿一直露到根梢。她們一招一式都顯出對自己肉體的坦然和磊落，那種中國女性的閃爍、曖昧或含蓄在她們身上蕩然無有。儘管她們的步法、招式都對，但你越看越糊塗，不知她們在跳什麼，不倫不類，倒頗有看頭。原來一族的舞蹈並不只是一些動作，而是那民族心理特徵的外化。那些招式和扭動應該同廳外畫攤上的畫相和諧，岩石或樹枝桿從來不像這些洋姑娘的肢體和軀幹，毫無阻力地伸展，毫無限制地自由。該是帶些掙扎的，曲扭而充滿疙疙瘩瘩的力量。
這個長達十多分鐘的開場舞蹈使我意識到這個大年夜和我曾經在國內度過的大不相同了。年夜飯也不是曾經的年夜飯，依琳的好奇心受到了一定挫折。甜食是檸檬派，所有人都心滿意是地吃著，絲毫沒感到缺了什麼。沒人感到什麼挺重要的東西被取代了。我們對中國傳統的捍衛早已不那麼認真了。
一位據說是十分著名的中國歌星上了台，穿著粉紅曳地的紗裙，一層一層又一層，嬌小個人兒，似乎被一堆輕柔縹緲的粉紅肥皂泡浮載著。她穿著十八世紀的西方盛裝，唱的是二十世紀的流行歌曲。因為掌聲不讓她謝幕，她唱第八支歌時便成了黃梅戲。依琳不求甚解地跟著喝彩，不斷用餐紙拭著額上的汗。這時我已步到廳外，實在招架不住廳內的溫度。不知那些貂皮大衣什麼感受。
廳外只剩了那個賣畫的山東漢子，毛衣還是被捲起來的。他告訴我他是山東濰坊人，從小學畫。他說：「濰坊那地方靠畫畫咋掙錢？」他十年前和一些嚮往現代化的人們投奔了當時最現代化的城市深圳。他十分自豪地講到中國賣畫的行情，不像這裡，沒幾個人真識貨，磨一晚上嘴皮子，才賣了兩幅扇面。我問他想不想家——大年三十的，他不置可否地嘿嘿笑笑。他說「國內也就是這些（他指廳內），吃著喝著，看看電視，電視上也就是跳跳舞，唱唱流行歌兒。」過一會兒他想起什麼，說：「也不是想家，就是想咱山東的餃子！」
依琳這時也出來了。表情很快樂卻有點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的樣子，顯然對大歌星或整個節目的內容都不太懂得。我們就同孤零零的賣畫漢子告辭了，來到非常冷清的大街上。依琳把我拽進一家爵士吧，說怎麼也要把這個中國人的重大夜晚替我好好過完。她替我和她自己都要了「BloodyMary」，跟我碰杯說：「HappyNewYear！」吧檯上的人扭頭來看我們，心想這兩人準是醉了，跑這兒來過哪國的「NewYear」？
我們喝酒，聽爵士，守歲。挺逗的，這樣一個大年三十。什麼都不對，但一切都地道。我想起賣畫人講「咱山東的餃子」，可以想像，那餃子的地道。那地道原可以使我有一個機會去懷舊和自新，去沉醉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