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與小魚

那還是這個世界上沒有我的時候。大概已有些哥哥的影子了。那些修長的手指,那個略駝的背,還有目空一切的默想的一雙眼,後來都是哥哥的了。哥哥的一切都來自這個人。那時只有十八歲的我的母親總是悄悄注視著這個人。據說這個人的生活中一向有許許多多的忽略,連母親的歌喉、美貌,都險些被他忽略掉。母親那時包攬了歌劇團中所有的主角兒,說是她風頭足極了,一匹黑緞子樣的長髮,被她編成這樣、那樣,什麼佩飾都不用,卻冠冕似的華麗。有一些黃舊的相片,上面十八歲的母親,一襲背帶工裝褲,一件白麻衫,眼睛驕傲天真,卻是有了一個人。
    後來這個人是我的父親。聽來是這樣,一天她忽然對他說:「你有許多抄不完的稿子?」
    他那時是歌劇團的副團長,也在樂隊拉幾弓小提琴,或者去畫兩筆舞台布景。有時來了外國人,他還湊合做做翻譯。但人人都知道他是個寫書的小說家。他看著這個挺唐突的女子,臉紅了,才想起這個女子是劇團的名角兒。
    在抄的工整的書稿中,夾了一張小紙簽:「我要嫁給你!」
    她就真嫁給了他。我還是個小小姑娘時,發現媽媽愛父親愛得像個小姑娘,膽怯,又有點拙劣。她把兩歲的我抱著,用一個舞台化的姿勢,在房裡踱步。手勢完全是戲劇中的,拍著我,蕩氣迴腸地唱著舒伯特的《搖籃曲》,唱得我睡意頓時雲消霧散。我偷覷她已進入情緒的臉,眼神不在我身上。那時我還不明白她實際上是在唱給父親聽。她無時無刻地不從父親那裡邀來注重、認同。
    她拿起小提琴弓開始拉「哆、唻、咪」。還將左手拇指扣進調色板,右手拈一支筆,穿一件斑點了色彩的大褂,在一張空白帆布前走近走遠。要麼,她大聲朗讀普希金,把泡在閱讀中的父親驚得全身一緊,抬頭去找這個聲音,然後在厭煩和壓制厭煩的矛盾中,對她一笑。
    她拿這一笑去維持下面的幾天,幾年,亦或半輩子的生活。維持那些沒有錢,也沒有尊嚴的日子——都知道那段日子叫「文革」。父親的薪水沒了,叫「凍結」。我們常吃一種黑黑的菜,只因為多放些豬油和糖,便叫它「梅菜燒肉」。媽媽早已不上舞台,身段粗壯得飛快,坐在一張小竹凳上,「吱呀」著它,一晚上在桌子上剖小魚。小魚在父親有薪水的時候是我家貓吃的。她警告我們:所有的魚都沒有我和哥哥的份,都要托人送給在鄉下「勞動改造」、一年沒音信的父親。
    幾百條小魚被串起來,被鹽輕醃過,吊在屋簷下晾。最終小魚乾縮得成一片枯柳葉,媽媽在鍋裡放一點兒油,倒油之後,她舌頭飛快在瓶口繞一圈,抹布一樣。不知她這種寒磣動作什麼時候已做得如此自如。總是我和哥哥被哄得早早上床,她來煎這些小魚。煎魚的腥氣脹在房子裡,我和哥哥被折磨得沒覺了,起身站在廚房門口。
    「小孩子大起來有的吃呢!」她發現我們,難為情地紅了臉,像個小姑娘偷遞信物時被人捉了個准。「爸爸現在好瘦,好瘦。」她像在徵得我們原諒一樣,喃喃地說,帶信回來的人只說父親黑瘦了一些,她心裡的父親便形同枯骨了。
    她一條小魚也沒請哥哥和我吃。我們明白那種酥、脆,連骨頭都可口。然而我們只有嗅嗅、看看,嚥回一泡又一泡的口水。
    父親回來後,只提過一回那些小魚。說,真想不到這種東西會好吃。後來他沒再提過小魚的事。看得出,媽媽很想再聽他講起它們。她誘導他講種種事,誘他講到吃,父親卻沒再講出一個關於小魚的字。幾年中,成百上千條小魚使他存活下來,使他仍然倜儻地存活下來,媽媽圍繞著父親,以她略帶老態的粗壯身段在父親面前竭盡活潑。這時,己長大的哥哥和我有些為這個還是小姑娘的母親發窘。她似乎沒有注意到自己的變化,也沒意識到父親的變化。
    又有這個那個出版社邀他寫作了。他又開始穿他的風衣、獵裝、皮夾克,在某個大飯店佔據一個房間。他也有了個像媽媽一樣愛他的女人,只是比媽媽當年還美麗。
    一天,哥哥收到爸爸一封信,從北京寄來的。他對我說:「是寫給我們倆的。完了,他要和媽媽離婚了。」
    信便是這個目的。讓我和哥哥說服媽媽,放棄他,成全他「真正的愛情」。他說,他一天也沒有真正愛過媽媽。這點我們早看出來了。他只是在熬,熬到我們大起來,他好有寫這封信的這天。我們也看得出他在我們身上的犧牲,知道再無權請求他熬下去。而這個嘔心瀝血愛了大半輩子的媽媽呢?
    許多天才商量好,由我向媽媽出示父親的信。她讀完它,一點聲音也沒有地靠在沙發上。好像她辛辛苦苦愛他這麼久,終於能歇口氣了。
    哥哥這時走了進來,這屋的沉默讓他害怕。
    她看看我們兄妹,畏懼地縮一下身子,她看出我們這些天的蓄謀;我們絕不會幫著她死氣白賴地將父親拖回來,並決定以犧牲她來把父親留給他愛的女人,她知道她是徹底孤立了。
    「他怎麼會吃好飯——住在那種大飯店裡?」她說。在幾小時內,這是她唯一的話。
    這一夜,我們又聽到了那只竹凳的「吱呀」聲,聽上去它要散架了。第二天一早,幾串被剖淨的小魚墜在了屋簷下,初陽中,它們是純銀色。
    父親從此沒回家。一天媽媽對我說:「我的探親假到了。」
    我問她去探誰。我知道父親盡一切努力在躲她,不可能讓她一年僅有的七天探親假花在他身上。
    「去探你爸爸呀。」她瞪我一眼,像說「這還用問?!我知道他不會好好吃飯!」
    又是一屋子煎小魚的氣味。我們都成年了,也都不再缺吃的,這氣味一下子變得不那麼好聞。哥哥半夜跑到我房間:「叫她別弄了!」他說,「現在誰還吃那玩意兒?」
    我們卻都忍不下心對她這麼說。我並且陪她上了「探親」的路,提著那足有二十斤的烘小魚。只是朦朧聽說父親在杭州一個飯店寫作。我們在一家廉價旅館下榻,媽媽說就暫時湊和,等找到父親……我心裡作痛:難道父親會請你去住他那個大飯店嗎?
    四月,杭州雨特稠。頭兩天我們給憋在小旅館裡。等到通過各種狠聲惡氣的接線生找到父親的那個飯店,他已離開了杭州,相信他不是存心的。誰也不知他的下一站,絕對無法追蹤下去。我對媽說:冒雨游一遍西湖,就乘火車回家。
    媽媽卻說她一定要住滿七天。看著我困惑並有些氣惱的臉,媽懼怕似的閃開眼睛,小姑娘認錯般地嘟噥:「鄰居、朋友都以為我見到你爸了,和他在一起待了七天……」她想造一個幻象,首先是讓自己,其次讓所有鄰居、朋友相信:丈夫還是她的,起碼目前是的;她和他度了這個一年一度僅有的七天探親假,像所有分居兩地的正常夫妻一樣。她不願讓自己和別人認識到:她半途折回,或者,是被冷遇逐回的。
    她如願地在雨中的小旅館住滿了七天。除了到隔壁一家電影院一遍又一遍去看同一個電影,就是在對門的小館吃一碗又一碗同樣的餛飩,然後堅持過完了她臆想中的與父親相聚的七天。
    等上了火車,我發現行李中少了那個裝小魚的竹簍。我沒有提醒媽媽。它該是個最痛的提醒。亦或許,她有意將它遺失在哪個角落。
    父親再婚後很幸福。媽媽見到我就問:「會做菜吧?」我當然明白她指誰,我說:「做得很好。爸爸也戒煙了……」她趕緊垂下頭就走開。無論說爸爸的新夫人好或不好,她都不敢再聽。
    臨回北京,我見她又把那竹凳搬到廚房。竹凳也上了歲數,透著靈肉般的柔韌光色。還是一堆小魚兒,我不阻止她,懶倚在晾台上欣賞她工匠般的操作。她將一條小魚鋪平在案上,拇指的指甲一推,去了鱗,再以一把小刀一剜,去了內臟。她已架起老花眼鏡來做這樁事了。竹凳叫疼一樣「吱呀」,她說:再有場「文革」就好了。你爸又被罰到鄉下,低人九等,就沒有女人要他了,只有我要他。她不敢抬頭看我,怕我看見她眼裡還是那片無救的天真;還是小姑娘那張因非分之想而緋紅的臉。
    我將一簍子烘熟的小魚捎到爸爸那裡。正是高朋滿座的時候,桌上是繼母的國宴手藝。我對爸爸使了個眼色,將他熟識的竹簍擱在了一邊。他瞪了它一會兒,似乎也愁苦了一會兒,又去和一桌朋友嘻天哈地。
    父親肯定不會再吃這種貓食了。我眼裡儘是母親雕花般的剖魚動作。我本該將那簍小魚送給哪戶有貓的,只告訴媽媽是按她的做法做的:小魚水裡泡過,剁些青蔥,摻和豆瓣辣醬溫和地炒。
    這天父親醉倒,當七八個客人的面,突然叫了幾聲母親的名字。客人都問被叫的這個名字是誰,我自然吞聲。繼母善良美麗的眼裡,全是理解,全是理解…

《波西米亞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