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I監視下的婚姻


    做媒的是我幼年時期的一位女友。半夜,她打來長途電話,語氣熱烈地介紹道:「他是外交官!中文講得跟我一樣好!……認識一下有什麼關係?成就成,不成就拿他練練英文嘛!」
    此女友是我幼兒園裡的小夥伴,從第一次婚姻中走出來的我即便對全人類都沒了信賴,對這女友,我還是有一句聽一句的。當然,對於一個年輕的美國外交官我也難按捺油然而生的好奇。
    下午六時三十分左右,我在女友的公寓準備晚餐。聽到叩門聲,我迎出去,一個大個子美國青年站在門口,脖子上的細鏈吊著一塊牌子,上面寫「美國國務院/勞倫斯·沃克」。我們握手的一瞬,誰也不曾料到這塊進入美國國務院的牌照將會是那麼一種下落。更沒想到,這個隨意的相會在我和勞倫斯的生命中埋下了那麼戲劇性的一筆。
    二
    勞倫斯的確操一口標準國語。一問,原來他在美國駐中國瀋陽的領事館任了兩年的領事。他的隨和、健談立即沖淡了這類會晤的窘迫。我掛好他的外衣後對他說「抱歉,我還得接著做晚飯,你先在客廳坐一會兒!」
    他笑嘻嘻地說:「我可以在廚房裡陪你聊天!」
    他於是一條胳膊肘斜撐在廚房餐櫃上,跟我東拉西扯起來,三句話必有兩句會逗我大笑。幽默至此的人,我還是頭回遇見。
    三
    不久,勞倫斯和我真成了好朋友。他常領我去參觀各種博物館,從藝術到科技,從天文到歷史。一天,我跟他走過國務院大樓附近的一條街,他神色有些不對勁,那種天生的嬉鬧逗趣,忽然全不見了,眼睛裡有的只是警覺。他對我說:「你最好裝著不認識我。」「為什麼?」我納悶地問。
    「我不想讓熟人碰見。」他有些尷尬地說。
    「為什麼?!」我自認為自己還不至於使一個並肩走路的男人尷尬。
    他支吾。
    等我們在一個飯館落了座,我仍是耿耿於懷,半打趣地問他:「怎麼啦,跟一個中國姑娘走一道有傷體面?」他忙解釋,絕對不是因為我。他微擰眉頭,身子湊我近些,說:「你知道,美國外交官是不允許跟共產黨國家的人結婚的。」
    我頭一個反應是:「他在胡扯,要不就是在逗我。
    「有那麼嚴重?」我問。
    「我希望沒那麼嚴重。不過在我們關係沒確定之前,我還是應該保護自己,也保護你。不然他們會來麻煩你的。」
    我想,保護他自己該是最真實的顧慮,美國人嘛,保護自己,是頂正當、頂正義的一件事。我還是認為他在故弄玄虛,在他們美國人太過溫飽平和的生活裡製造刺激。
    我笑了,對他說:「你是CIA(中央情報局)的吧?」
    「不是。是也不會告訴你。」他睜著誠實的藍眼睛。
    「那你肯定是!」我靠回椅背,感覺臉上的笑容已狡黠起來。
    「真不是!」他又急又委屈。「是的話,我絕不會答應去見你!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外交官!美國在50年代初制定了外交官紀律,跟任何一個共產黨國家的公民建立密切關係,都要馬上向安全部門匯報。」
    我又對著他瞅一會兒,才認定他不是在開玩笑。
    「那就不要和我建立密切關係。」我說,帶一點挖苦。
    「我想辭職。」他說。
    我吃一驚:「值得嗎?」
    「我寧願犧牲我的職業。」他說到此沉默了,似乎在品味這場犧牲的意味。對於精通八國語言的三十二歲的勞倫斯,做外交官應該是種最合理的選擇,甚至是僅有的選擇。辭去外交官的職業,無疑是一種不得已的放棄。
    「就沒有其他通融方法了嗎?」我問,焦慮起來。
    他笑笑:「我辭職,比他們把我踢出來好。」
    幾天中,我腦子裡一直盤旋著這個問題:難道我與他的結合必須以他失業做代價嗎?難道他在我和他的事業之間必須做一場哈姆雷特式的「是活還是不活」的抉擇嗎?好在我們並不在一個城市,距離可容我將這事冷靜地思量。我倆都想安安穩穩相處一個階段,一方面加深相互間的瞭解;另一方面,他必須暗中聯繫工作,一旦外交部向他發難,他不至於加入失業大軍。
    四
    一年後的一個下午,我如常來到學校,一進教室,幾個同學眼神異樣地瞅著我。我是系裡唯一的東方人,所以我習慣被「瞅」。然而這回卻不同。課間,一個年紀小的男同學跑到我身邊來:「你幹了什麼了?」
    我反問:「我幹了什麼了?」
    「上課前有個FBI(聯邦調查局)的傢伙來找系主任和幾個同學談話,調查你的情況!我估計他是反間諜部門的……」
    那麼就是說,我正被懷疑為間諜?我吃驚得說不出話來。
    「FBI怎麼會知道我?」
    「聽說是因為你的男朋友,是他把你的資料提供給他們的!」
    回到公寓,我馬上給勞倫斯打長途。的確是他「供」出了我。在個久前的一次外交官安全測試中,他在表格中填了我的名字和我的背景材料。在他對我倆關係的闡述中,他老實巴交寫上了「趨向婚姻」。
    「你沒必要現在就講實話呀!你不是在爭取被派往羅馬嗎?」我急問。
    「我們宣誓過:對國家要百分之百的誠實!」他答。
    電話中他還告訴我,剛填完「安全測試」表格,他便收到去羅馬的委任書。我早瞭解到他對羅馬和意大利的嚮往。他還告訴我,他的意大利語已通過了考試。我的心似乎放鬆下來,也許美國在冷戰時期建立的規章已名存實亡,我和勞倫斯的關係或許不會給他的事業帶來太大的害處。我告訴他:只要能幫他保住外交官這個不錯的飯碗,我不介意FBI的打攪。
    「FBI?」他吃驚道,「他們找你幹嗎?」
    「他們不是根據你提供的資料調查我嗎?」
    「不可能!我填的安全測試表格是國務院安全部發的,FBI絕沒有可能拿到它!」他疑惑道,「你是不是聽錯了,把別的安全部門當成了FBI?即便是FBI,也不會這麼快——我剛剛在表格上填了你的名字,他們已經找到你學校裡去了……」
    我說但願我搞錯了,還希望這是那男同學跟我開玩笑。
    五
    然而,就在當晚,我接到一個陌生人的電話,是個十分和氣的男聲:「……別緊張,我是FBI的調查員。」他說,「請你明天上午到我辦公室來一趟,好嗎?」
    我答應了,心「突突」直跳。這個約會辭令已很不美國化了;男人約見女人,首先該問女人何時最方便,由女人決定時間,而這位調查員卻指定時間、地點。掛上電話不久,鈴又響,拿起聽筒,竟然還是那位調查員!這次他一字不提我和勞倫斯,天南海北跟我聊起來。他的中文帶濃重的山東口音,我只得捧著電話認真應付他,心裡明白他的「閒話」不閒。
    第二天上午,我準時來到了FBI的辦公地點,卻不見任何人在會客室等我。十分鐘過去,從側門走出一個二十七八歲的男子,以標準的中文對我說,約見我的那位調查員生了病,只得由他代替來與我談話。我跟他走進一間很小的房間,裡面的陳設一看便知是審問者與被審問者的席位,四壁無窗,氣氛單調得怵人。審問者倒是客客氣氣,不斷提問,我回答時他就一一往紙上寫。不一會兒我發現他的提問兜了個圈子回來了,我原本流暢地對答,變得越來越吞吐。我發現他在摧毀我的邏輯,而邏輯是我的防衛。我看著他帶有白種人冷漠的禮貌的臉,突然弄不清自己是好人還是壞人。
    幾天後,兩個朋友給我打電話,說他們都受到了FBI的盤查,中心內容是核實我的證詞。
    我開始抗議,拒絕跟這幫調查員再談一個字。馬上,勞倫斯那邊感到了壓力。他打電話給我,口氣很急:「為了調查能盡快結束,請你忍一忍,配合一下!」
    「我是個中國人,你們美國要做得太過分,我可以馬上離開這個國家!我以為美國是個最自由的國度……」我又悲又憤,啞了口。
    「請你忍一忍,好嗎?等我們結了婚……」
    我厲聲打斷他:「我寧可不結婚!」
    勞倫斯在那邊頓時沉默了。他意識到我生活中的寧靜的確是被這婚約毀掉的;我的確因為他而失去了躋身於無名之眾的安全和自由。我不敢肯定我的每個電話、每次外出是否處於某種監視之下。最大的諷刺在於:我是在美國懂得了「人權」這字眼,而懂得之後,又必須對這個神聖的權力一再割讓。亦或許,他們的人權是有種族條件的,對一個我這樣的外國人,他們以為只要有一層虛偽的禮貌就可以全無顧忌地踐踏過來。
    勞倫斯在電話上流露出懇求的語氣:「你一定要忍耐,就算為了我,好嗎?」
    我答應了。我已意識到在這裡做外國人是次等人種;次等人的人權,自然份量質量都不足。
    轉而,他興奮地告訴我,他已收到了美國駐意大利使館的歡迎函。我想,也許我的忍耐會給我倆帶來美好結局,那麼就忍吧!
    六
    半個月過去,那個帶山東口音的調查員再次露頭。他請我去他的辦公室會談,卻再次遲到半小時。此調查員先生四十歲左右,個不高,有無必要都張開嘴哈哈大笑,有種亂真的山東式豪爽。當你看到他一雙油滑的灰眼睛時,你知道他的心根本不會笑。
    「請坐請坐,我們已經是朋友了!」他哈哈道。
    我不置可否。
    「怎麼樣啊?你和勞倫斯什麼時候結婚?」
    「還沒計劃。」我笑笑。
    他裝著看不見我臉上的疲憊和掙扎著壓下去的反感。
    又是一間不見天日的小屋。他開始問我父母的出生年月日,以及我自己在哪年哪月哪日做了哪件事。我仔細地一一答對,一個數字上的誤差就會被認為成謊言。謊言不可能被精確地重複。
    「這些問題,上次那位調查員已經問過四遍了!」我終於苦笑著說。
    「是嗎?不過我是頭一次問你,不是嗎?你的每件事對我都是聞所未聞!」他搖頭晃腦地用著成語。
    我突然意識到,上次他根本不是因病失約。他成心讓那個年輕調查員先盤問我,目的是找出我兩次答對中不相符的地方,那將是他們揭開我「真相」的索引。問答還算順暢。我有什麼好瞞呢——出身於文學家族的我十二歲成為軍隊歌舞團的舞蹈演員,二十歲成為小說家,祖祖輩輩沒出現過政治人物的家族繁衍到我,政治觀念已退化到了零。
    「Isyourfatheramemberofcommunistparty?」(「你的父親是共產黨員嗎?」)
    他突然改成英語問。我明白他的用心:他想製造出無數個「冷不防」。我在母語上的設防,極可能在第二語言中失守。一瞬間猶豫,我說:「是的。」
    問答又順暢起來,如此持續了半小時,他無緣無故再次山東味十足地哈哈大笑起來,說我的合作十分理想。我心鬆弛下來。他一面收拾桌上的案卷,一面不經意地對我說:「有件小小的事還得勞駕你協作。」
    「什麼事?」
    「假如我們要你做一次測謊試驗,你是否會答應?」
    這太意外了,我企圖看透他似的睜大眼。
    「絕不會費你太長時間,」他開導我,「這樣可以大大加速調查進程。」
    一時間我想到勞倫斯的話:「請一定再忍耐一下,就算為了我!」
    我點點頭。
    晚上我在電話上冷靜地告訴勞倫斯,我接受了做測謊試驗的要求。他那邊炸了:「你怎麼可以接受這種無理要求?!這簡直是人身侮辱!只有對犯罪嫌疑才能提這樣的要求!」
    「那我怎麼辦?!你以為我情願?」我氣惱並充滿委屈。
    「我要起訴他們!這已經成了迫害!……」他衝動地喊起來,「這不僅侮辱你,也是對我的侮辱!你不該答應!」
    我搶白道:「我也不應該接受你的求婚,不應該來這個貌似自由的鬼國家!」我一吐為快地說。
    我掛斷電話,獨自坐在沒開燈的房間裡,一種寄居異國的孤獨感頭一次那樣真實可觸地浮現出來。原來,我並沒有著陸,這個國家不允許我著陸。
    勞倫斯第二天突然飛抵芝加哥,他很不放心我的情緒。我告訴他,我不願為這場婚姻給他和我的生活造成那麼多麻煩;我不想任何人推測我懷有某種意圖來靠近一個美國外交官;如此推測是對我尊嚴的侵犯,是對我人格的貶低。
    「你別再跟我來往了。」我說。
    「事情不像你想的那麼嚴重,也許這只是例行的調查。」他安慰我,心裡卻十分沒底。
    勞倫斯回去後,打電話告訴我,他赴意大利的行期已定,他已向上級遞了通知:在赴任前和我結婚。
    「現在沒事了——也許這場調查的結果是令他們滿意的,否則他們早就該取消我去羅馬的調令了……」他說,帶著僥倖者的喜氣,「他們再不會要你去做測謊試驗了!」
    我也感到了釋然,情緒好轉。電話剛撂下,門鈴響,從窺視孔看出去,我又傻了:來者竟是那個矮個調查員。
    「很巧,我散步時發現你幾乎是我的鄰居!」他笑哈哈說道。
    第一個直覺便是:「幾天來他監視了我和勞倫斯的行動。
    我讓他進門,讓他以「瀏覽」為名偵察了我房內的一切。
    「最近你忙什麼哪?」我問道。
    「很忙。」他答非所問。
    「是不是你們必須創造一些事來讓自己忙?」
    他看我一眼,大概在琢磨我的出言不遜是出於壞的英文還是壞的教養。
    「對了,我上次忘了告訴你日期,」他說,「你不是已經答應了嗎——就是那個測謊試驗?我想請你去填一張表,簽個名,表示自願做這個試驗。」
    幾天後,我卻又接到一個電話,那人自我介紹道:「我是國務院安全部的,我可以和你談一次嗎?」
    交談開始前,我告訴這位友善得多的先生,FBI已無數次向我提問過。
    「FBI?」他大吃一驚,「這事與他們有什麼相干,這屬於內部的安全問題……」
    「活見鬼,他們有什麼權力干涉外交官的安全審查?!」他瞪圓眼睛,向我張開兩個巴掌。
    我拿不準他們是不是在跟我唱紅臉、白臉。我不能完全相信他的話,儘管他比FBI少一些警察氣。對話完畢,我問:「下次談話在什麼時間?」
    他驚訝地笑一下:「下次?我想我們這次談得很成功,不需要下次了,不是嗎?」
    我長吁一口氣。他送我出門時又說:「你看上去很焦急,千萬別。你們一定會結婚的,一定會一塊兒去羅馬的,我預先祝賀你們!」
    星期四我上完了課,如約來到FBI總部,坐在接待室那張熟悉的沙發上等待。矮個調查員滿面春風地迎出來,手裡拿著一張表格,嘴裡打著慣常的言不由衷的哈哈。
    我剛要伸手接表格,他卻突然一縮手,說:「我希望這裡面不帶任何強迫。」
    我無表情地咧咧嘴,意在表現一種「死豬不怕開水燙」的大無畏。
    「我希望這完全是出於自願。」他更強調地說。
    我說我明白。表格被鄭重地遞到我手中。我拿出筆,用力瞅他一眼。往這張表上簽名的是什麼人?騙子?小偷?殺人犯?沒有比讓一個說盡實話的人做測謊試驗更屈辱的事了。
    我還是像一切騙子、小偷、殺人犯一樣順從地簽了名。
    回到家天已黑,答話機上信號燈閃爍,我打開它。上面竟是勞倫斯氣急敗壞的聲音:「……今天下午一點半,我得到國務院通知:我已不再有資格進出國務院大樓!我去羅馬的委任令也被撤銷!」我不相信自己的聽覺,馬上打電話過去。勞倫斯正憤怒得冒煙:「他媽的!安全部剛剛來人讓我馬上交回國務院大樓的出入證……」
    「你交了嗎?」我問。
    「我堅持要他們拿收據來,我才交……」他口氣越來越急,我怎麼勸他也安靜不下來。從他不太成句的話裡,我完全能想像他最後那個激烈卻徒勞的行動。
    我突然意識到,在我往測謊試驗的表格上簽字時,勞倫斯的命運其實已被決定了;就是說在向我強調這個測謊純屬我自願的時候,已知道了外交部對勞倫斯的處置。為什麼還不放過我呢?
    我們在電話的兩端沮喪著,沉默著。二十世紀末了,我和勞倫斯的結合還必須經歷如此一幕,似乎古典,似乎荒誕。
    「還沒完呢——我還得去做那個測謊試驗。」我說。
    「讓他們去見鬼!」勞倫斯說。
    「可我今天已經簽了名,同意做了……」
    我想這大概是勞倫斯有生以來最憤怒的一次。
    一九九二年秋天,勞倫斯和我在舊金山結了婚。他得益於自己的語言天賦,很輕易便會找到工作。日子是寧靜的、明朗的,似我仍會冒出這麼個念頭:我身後真的不再有眼睛,電話上不再有耳朵了嗎?會不會哪一天突然跑來一個人,又客套又威逼地邀請我去做測謊試驗?……
    誰知道。

《波西米亞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