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 鄉

一九九三年六月,我帶著我爸媽的洋女婿回國省親。對於我結的這個「洋婚」,我父母始終沒有明言的贊同與反對。他們的內心獨白大概是:「難道這是真的?」
    爸媽離異後,各居南北二京。事先已想妥,這個家庭政治平衡可不能玩砸了:南、北兩京城我跟洋女婿得各住八日;一處多住了,怕是會有厚此薄彼之嫌。我是無所謂:我整個這個人是父母美德與惡習的集大成,我根本沒意願對二老擇出親疏。只是洋女婿有意見,他認為北京大而物博,自然該大住;南京呢,小住為佳。我說:「你要想當好中國人家的女婿,第一步就是聽我的,我是說在中國境內。」
    在上海吃了幾天黃鱔,擠了幾趟淮海路,乘火車北上。一路看,「正是江南好風景」。車倒舒適,有空調,有昂貴的無錫排骨和可口可樂。到南京太陽將才落進長江,剩的就是熱。那個熱像往身上裹一層熱的膠膜,想往下揭它,又知揭不掉。
    媽媽顯然才去了髮廊,頭髮剛剛出籠。跟我握手時,眼睛不斷去看洋女婿,潛台詞是:這回噩夢成真了。
    「住處給你們安排好了——住曉明丈人家。」我媽說。
    曉明是我繼父的兒子,當下隨父母攜老婆南遷,在深圳開公司,說是苗頭不錯,一時回不來南京。
    洋女婿馬上道謝,但表示他寧願住旅館。
    我用英文溫和地請他閉嘴。「媽,恐怕不方便。」我說。
    媽說:「哎喲,我提前三天就把房子清掃乾淨了!」
    顧慮到媽媽那三天汗流浹背的清掃,我們答應去住。省一筆旅館費也樂得。媽說那房子的客廳裝有一個窗式空調,哪裡還及不上旅館?算不上三星,二星一定夠格啦。淋浴也有,就是水勢小,跟人拿嘴吐的一樣,媽又說。
    雇了一輛機動三輪車,連人帶貨就往那住處去了。一路上的南京人都朝這個坐三輪的洋人行瞠目禮,怕他偌大個人把車坐翻掉。有人還「歐歐」吼一嗓子,沒有好意也沒有惡意。我心想,我們不成了個遊行動物園?
    到了那弄堂口時,一輛巨大的卡車正堵在那兒,我們的三輪車進不去。等了一會兒,見大卡車上有人上上下下地搬箱子。
    司機說:「有得搬哩!」
    過了十分鐘司機又說:「還不曉得要等到什麼時候!」又過十分鐘,司機不高興了,叫我們結賬下車,自己拖著上百磅重的兩個行李進弄堂。媽跟他吵,說這條弄堂有半里路長,司機說,已經等掉了他半小時的生意了。
    我們拖著箱子走進弄堂時,家家都在吃晚飯。天熱,家家都把小桌子小椅子擺在門外面。飯菜都很簡單,人們邊吃邊看我們,同時大聲說:「咦,外國人!」
    箱子的轱轆滾在麻坑的路面上吵死人,真是很不識時務。更多的人夾在窄弄堂兩邊,對著我先生說:「咦,老外,老外!」
    這個老外倒不靦腆,自己也說:「老外,老外。」
    聽到老外講中國話,人們都快活了,弄堂裡又添一成熱鬧。我媽說:「這裡沒來過外國人。」
    樓房沒電梯也沒電燈,人們此時都跟到了樓梯口,看我們如何把兩個大行李往上搬。都覺得老外搬東西的笨拙模樣太好玩,於是就看他搬,絕不上來搭把手。從一樓把行李搬到五樓,我們三人都流汗流成了濕人。
    房是很大,有四間屋,有空調的客廳沒有人睡的地方,媽建議我們將大床墊抬到客廳,擱在地上睡。
    「天熱,沒那麼多講究;什麼客廳臥室?哪樣舒服哪樣來!」媽媽說。說完她就告辭了,好讓我們早些歇息。
    一小時之後,我終於忍不住對我先生說:「這空調一點冷氣也沒有。」
    他將手伸上去,試一會兒那裡面出來的風,說:「仔細感覺,還是有一點點冷。」他這人一向能在壞事中找出好來。
    「可它太響啊!」我說。
    「我來看看,能不能讓它輕聲點。」他開始擺弄它的這個鍵那個鈕。他這方面從來不靈,它更響了。
    我大聲說:「你別給人家弄壞了!」
    他馬上住手。我們倆就那麼汗流浹背地偏著腦袋瞪著這個又熱又鬧的東西,等著它把我們冷卻下來。實在不行了,我終於說「還是打開門窗吧,我快沒氣了。」
    後來發現開窗也不對,好幾扇窗沒有紗窗,滿屋子都是蚊子叫。再關上窗拍蚊子,直拍到半夜十二點。總算累得死過去,倒在了那張大床墊子上安生了。
    起初我以為我做起噩夢了,夢到警車嗚嗚地叫,還夾著警察的打門聲:「開門開門!公安局的!……」
    我「哇」一聲大叫,我先生給我叫醒,一副「不知身是客」的表情。這才發覺不是夢,果真有人在打門,打得好凶:「開門!開門!公安局的!」
    我倆相視一眼,瞬間都在想我們這半輩子都幹了什麼讓警察半夜為我們操勞。我忽然想起我這是在自己祖國,不及時請警察們進來是不對的,是會有後果的。
    我趕緊奔向大門,還抱著千分之一的希望向門外問:「請問是哪位?」
    「警察!」
    「請問找誰?」我聲音很乖,還帶點微笑。
    「找誰?」警察說,「查戶口!」
    我想我們是有戶口的,有美國的一大把戶籍證件,我怕什麼?我就把門打開了。門口的三個男人沒一個像警察的,都穿著短褲,腳上是涼鞋,沒襪子。再看看,連涼鞋也不趿,其中兩人穿的是拖鞋,露著風塵僕僕的腳丫子。三個人雖然衣冠不整,卻是個個正顏鐵面。
    「誰是這房子的主人?」三人中稍老些的問我。
    「主人不在……」
    沒等我說完那人就問:「那你是誰?」
    這時我先生已出現在客廳,一臉的糊塗。我用英文簡單解釋了我倆的處境,然後仍用英文對他說:「不要講中文。由我來和他們對話。」
    三個不速之客眼睛飛快地掃掃我,又掃掃這位手無寸鐵的大個頭老外,一種「果不出所料」的淺笑出現在他們嘴角。
    「把你們的證件拿出來!」老成的那位喝斥我,眼皮耷拉著,似乎不屑把我往他視野裡裝。其他兩位也表現出相同的鄙夷。
    「原來鄰居們還真看準了……」一個年輕警察說,「現在這種女的真不少!」說著他抖抖腿,趿著拖鞋搜視整個房去了。
    他們把我當成了個掙老外錢的暗娼了。或許左鄰右舍就這麼報的警。
    我走進客廳,在地鋪上坐下來。我對我自己的從容十分滿意。這時我先生已明白了一切,憤怒地瞪著三人,將我倆的身份證件「啪」地往他們面前一拍。
    我使勁壓住被恥辱引出的噁心。
    「你和他,」那年長警察以下巴指一下我的老外夫婿,像是指一件傢俱,「是什麼關係?」
    我及時制止了我先生的回答。正因為他通中文,我才恐怕他發言。任何一個人在情緒激動時都最好不用非母語講話,肯定講不好。我怕他萬一講出不知深淺的什麼詞兒,惹惱了這三位,我們今夜很可能被捉去坐班房。最終當然會無罪開釋,但在這樣的熱暑中,跟其他犯人擠一塊兒,沒窗子,沒澡洗,加上蚊子臭蟲……到末了開釋你,你罪也受完了。
    「夫妻關係。」我回答。
    三個人相視一眼。
    「有結婚證嗎?」
    此刻我先生正在包裡激烈地翻騰。他是對的,上路前將英文的結婚證譯成了中文,又拿去中國領事館作了公證。當時我還笑他迂道,中國現在充滿自由和人權,跟我離開時大不相同了。但我制止了他:「先別動,先聽我的。」當然我是講的英文。
    「你們都看過我們的證件了?」我說,「知道我們是誰了?」
    三個人威嚴地沉默著。
    「那麼,請把你們的證件拿出來,因為我還不知道你們是誰。」
    他們沒料到,一陣無聲的慌亂。
    「按說你們夜闖民宅,頭一個就該亮出你們的牌牌。任何受過正規訓練的警察都會在搜查別人之前亮出身份,是吧?」
    其中一位問同夥:「你們哪個帶了?我忘了帶。」
    唯有那個年長者掏出了一個小紅本,打開,裡而寫了他的名字,他是男是女,他幾歲。那是某某派出所的工作證。
    這時我先生將我們的結婚證書在他鼻子下面展開,手指使勁點了點上面加利福尼亞州長的簽字,又點點那枚金印,最後,以最強調的手勢,指住中國領事館公證的大紅圓章。他胸脯漲滿了氣,顯眼地急速起伏。我知道他話己滿到了喉嚨眼,只要我應允,最粗的話就會啐出。
    全檢查完了,沒有絲毫破綻。年長的警察將證書還給我,我先生卻正照著他工作證上的姓名一筆一畫地往一張紙上抄。年長警察抖了抖嘴角,髒腳丫子在拖鞋裡抽搐幾下,對沒拿住我把柄、將我當暗娼捉走這事很想不通。我不是暗娼,他也無法按治嫖客的法子狠狠罰出一筆錢來。他挺失望,臉都有點瞌睡了。
    我想這回他們該讓我們接著把覺睡完了。沒料到年長警察說:「你們不能住在這裡。」
    「我們有房子主人的邀請。」我說。
    「房子的主人也沒權邀請一個外國人住到家裡,你知道你們現在在誰的房子裡嗎?」
    我想:什麼?!
    他說「國家的!」他瞌睡沒了,滿臉國威。他又大起來了,高起來了。
    「那好,我們明天一早就搬走!」我說。
    「不行!你們必須立刻搬走!」
    我提高一個調門:「現在你讓我們往哪兒搬?深更半夜,連出租汽車都找不著!」
    他細聲慢語地答道:「那是你們的事。」
    我問:「附近有旅館嗎?」
    他說:「我不知道。」他當然不會不知道,「我告訴你,你必須馬上離開此地。你們必須住到指定的外國人允許居留的旅館,外國人不能想住哪裡就住哪裡。」
    我想我千萬得管好我的兩隻手,免得一不留神它們扯開大巴掌照那臉上摑過去。還好我先生遵守諾言,氣得眼珠子更藍了,卻始終不吱一聲。
    我說「現在十二點半了,我明天一早——六點就搬,不行嗎?」
    他說:「你們必須現在搬,否則我們不能保證你們的安全。」
    我先生再也挺不住,大吼一聲:「保證我們的安全,就是讓我們睡在馬路上嗎?!」
    三位都嚇一大跳。他那一口遠比他們標準的中國話大出他們所料。
    我只得給各家旅館打電話,看看誰肯在這個時辰收容我們。終於找到了玄武賓館。
    我對仍杵在面前的三位長官說:「請你們出去,我們得換衣服和收拾東西。」
    年長的警察說:「要快些,你們不離開,我們也不會離開的。」他根本意識不到我剛才的話裡有要他難為情的意思。
    我們拖著行李從弄堂走出時,各個黑洞洞的門窗裡都有人頭人臉。我頓時想,他們對於別人的風化問題非常在乎。
    到了玄武賓館,我們仍無落足之地。因為我們沒有護照,我們的護照叫一位朋友拿了去,代我們買去北京的機票了。給朋友打電話,他說他買不來機票,買票的是朋友的朋友。
    「沒有護照,我不能給你們開房間。」櫃檯小姐說。雖然也不善,但比之一張半老警察臉還是受看得多。
    「我們已經很累了。」我說。
    「我們已經很累、很累了。」我先生說。
    我先生的話顯然被理會了。小姐指指大廳一頭:「你們可以在那邊的沙發上休息。」她表情說:我已經再慷慨沒有了。
    我們看看沒戲,只得拖著行李挨到牆邊沙發上,休息。
    早晨四點,朋友取回了護照,我們才被賜了間房。我先生卻整個地沒了覺,從冰箱裡取出一瓶又一瓶啤酒,邊喝邊給南京市長寫信。
    我們回到美國,跟朋友們嘻哈地講這事,都當笑話聽了去。
    我們現在還記著那位為首的警察的名字,不知他現在可還忙著為國家除害,夜闖民宅,捉姦捕盜。但願他那正義感是真的。
    我漸漸不再講這事,因為我漸漸發現它的不好笑。無奈的是國還是自己的,因為家在那裡頭,不回去不成。我常對許多不懂中國的人說:中國在一天天好起來,你們該去看看。我這樣說時,企圖笑得真切並且驕傲。

《波西米亞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