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三年六月，我帶著我爸媽的洋女婿回國省親。對於我結的這個「洋婚」，我父母始終沒有明言的贊同與反對。他們的內心獨白大概是：「難道這是真的？」
爸媽離異後，各居南北二京。事先已想妥，這個家庭政治平衡可不能玩砸了：南、北兩京城我跟洋女婿得各住八日；一處多住了，怕是會有厚此薄彼之嫌。我是無所謂：我整個這個人是父母美德與惡習的集大成，我根本沒意願對二老擇出親疏。只是洋女婿有意見，他認為北京大而物博，自然該大住；南京呢，小住為佳。我說：「你要想當好中國人家的女婿，第一步就是聽我的，我是說在中國境內。」
在上海吃了幾天黃鱔，擠了幾趟淮海路，乘火車北上。一路看，「正是江南好風景」。車倒舒適，有空調，有昂貴的無錫排骨和可口可樂。到南京太陽將才落進長江，剩的就是熱。那個熱像往身上裹一層熱的膠膜，想往下揭它，又知揭不掉。
媽媽顯然才去了髮廊，頭髮剛剛出籠。跟我握手時，眼睛不斷去看洋女婿，潛台詞是：這回噩夢成真了。
「住處給你們安排好了——住曉明丈人家。」我媽說。
曉明是我繼父的兒子，當下隨父母攜老婆南遷，在深圳開公司，說是苗頭不錯，一時回不來南京。
洋女婿馬上道謝，但表示他寧願住旅館。
我用英文溫和地請他閉嘴。「媽，恐怕不方便。」我說。
媽說：「哎喲，我提前三天就把房子清掃乾淨了！」
顧慮到媽媽那三天汗流浹背的清掃，我們答應去住。省一筆旅館費也樂得。媽說那房子的客廳裝有一個窗式空調，哪裡還及不上旅館？算不上三星，二星一定夠格啦。淋浴也有，就是水勢小，跟人拿嘴吐的一樣，媽又說。
雇了一輛機動三輪車，連人帶貨就往那住處去了。一路上的南京人都朝這個坐三輪的洋人行瞠目禮，怕他偌大個人把車坐翻掉。有人還「歐歐」吼一嗓子，沒有好意也沒有惡意。我心想，我們不成了個遊行動物園？
到了那弄堂口時，一輛巨大的卡車正堵在那兒，我們的三輪車進不去。等了一會兒，見大卡車上有人上上下下地搬箱子。
司機說：「有得搬哩！」
過了十分鐘司機又說：「還不曉得要等到什麼時候！」又過十分鐘，司機不高興了，叫我們結賬下車，自己拖著上百磅重的兩個行李進弄堂。媽跟他吵，說這條弄堂有半里路長，司機說，已經等掉了他半小時的生意了。
我們拖著箱子走進弄堂時，家家都在吃晚飯。天熱，家家都把小桌子小椅子擺在門外面。飯菜都很簡單，人們邊吃邊看我們，同時大聲說：「咦，外國人！」
箱子的轱轆滾在麻坑的路面上吵死人，真是很不識時務。更多的人夾在窄弄堂兩邊，對著我先生說：「咦，老外，老外！」
這個老外倒不靦腆，自己也說：「老外，老外。」
聽到老外講中國話，人們都快活了，弄堂裡又添一成熱鬧。我媽說：「這裡沒來過外國人。」
樓房沒電梯也沒電燈，人們此時都跟到了樓梯口，看我們如何把兩個大行李往上搬。都覺得老外搬東西的笨拙模樣太好玩，於是就看他搬，絕不上來搭把手。從一樓把行李搬到五樓，我們三人都流汗流成了濕人。
房是很大，有四間屋，有空調的客廳沒有人睡的地方，媽建議我們將大床墊抬到客廳，擱在地上睡。
「天熱，沒那麼多講究；什麼客廳臥室？哪樣舒服哪樣來！」媽媽說。說完她就告辭了，好讓我們早些歇息。
一小時之後，我終於忍不住對我先生說：「這空調一點冷氣也沒有。」
他將手伸上去，試一會兒那裡面出來的風，說：「仔細感覺，還是有一點點冷。」他這人一向能在壞事中找出好來。
「可它太響啊！」我說。
「我來看看，能不能讓它輕聲點。」他開始擺弄它的這個鍵那個鈕。他這方面從來不靈，它更響了。
我大聲說：「你別給人家弄壞了！」
他馬上住手。我們倆就那麼汗流浹背地偏著腦袋瞪著這個又熱又鬧的東西，等著它把我們冷卻下來。實在不行了，我終於說「還是打開門窗吧，我快沒氣了。」
後來發現開窗也不對，好幾扇窗沒有紗窗，滿屋子都是蚊子叫。再關上窗拍蚊子，直拍到半夜十二點。總算累得死過去，倒在了那張大床墊子上安生了。
起初我以為我做起噩夢了，夢到警車嗚嗚地叫，還夾著警察的打門聲：「開門開門！公安局的！……」
我「哇」一聲大叫，我先生給我叫醒，一副「不知身是客」的表情。這才發覺不是夢，果真有人在打門，打得好凶：「開門！開門！公安局的！」
我倆相視一眼，瞬間都在想我們這半輩子都幹了什麼讓警察半夜為我們操勞。我忽然想起我這是在自己祖國，不及時請警察們進來是不對的，是會有後果的。
我趕緊奔向大門，還抱著千分之一的希望向門外問：「請問是哪位？」
「警察！」
「請問找誰？」我聲音很乖，還帶點微笑。
「找誰？」警察說，「查戶口！」
我想我們是有戶口的，有美國的一大把戶籍證件，我怕什麼？我就把門打開了。門口的三個男人沒一個像警察的，都穿著短褲，腳上是涼鞋，沒襪子。再看看，連涼鞋也不趿，其中兩人穿的是拖鞋，露著風塵僕僕的腳丫子。三個人雖然衣冠不整，卻是個個正顏鐵面。
「誰是這房子的主人？」三人中稍老些的問我。
「主人不在……」
沒等我說完那人就問：「那你是誰？」
這時我先生已出現在客廳，一臉的糊塗。我用英文簡單解釋了我倆的處境，然後仍用英文對他說：「不要講中文。由我來和他們對話。」
三個不速之客眼睛飛快地掃掃我，又掃掃這位手無寸鐵的大個頭老外，一種「果不出所料」的淺笑出現在他們嘴角。
「把你們的證件拿出來！」老成的那位喝斥我，眼皮耷拉著，似乎不屑把我往他視野裡裝。其他兩位也表現出相同的鄙夷。
「原來鄰居們還真看準了……」一個年輕警察說，「現在這種女的真不少！」說著他抖抖腿，趿著拖鞋搜視整個房去了。
他們把我當成了個掙老外錢的暗娼了。或許左鄰右舍就這麼報的警。
我走進客廳，在地鋪上坐下來。我對我自己的從容十分滿意。這時我先生已明白了一切，憤怒地瞪著三人，將我倆的身份證件「啪」地往他們面前一拍。
我使勁壓住被恥辱引出的噁心。
「你和他，」那年長警察以下巴指一下我的老外夫婿，像是指一件傢俱，「是什麼關係？」
我及時制止了我先生的回答。正因為他通中文，我才恐怕他發言。任何一個人在情緒激動時都最好不用非母語講話，肯定講不好。我怕他萬一講出不知深淺的什麼詞兒，惹惱了這三位，我們今夜很可能被捉去坐班房。最終當然會無罪開釋，但在這樣的熱暑中，跟其他犯人擠一塊兒，沒窗子，沒澡洗，加上蚊子臭蟲……到末了開釋你，你罪也受完了。
「夫妻關係。」我回答。
三個人相視一眼。
「有結婚證嗎？」
此刻我先生正在包裡激烈地翻騰。他是對的，上路前將英文的結婚證譯成了中文，又拿去中國領事館作了公證。當時我還笑他迂道，中國現在充滿自由和人權，跟我離開時大不相同了。但我制止了他：「先別動，先聽我的。」當然我是講的英文。
「你們都看過我們的證件了？」我說，「知道我們是誰了？」
三個人威嚴地沉默著。
「那麼，請把你們的證件拿出來，因為我還不知道你們是誰。」
他們沒料到，一陣無聲的慌亂。
「按說你們夜闖民宅，頭一個就該亮出你們的牌牌。任何受過正規訓練的警察都會在搜查別人之前亮出身份，是吧？」
其中一位問同夥：「你們哪個帶了？我忘了帶。」
唯有那個年長者掏出了一個小紅本，打開，裡而寫了他的名字，他是男是女，他幾歲。那是某某派出所的工作證。
這時我先生將我們的結婚證書在他鼻子下面展開，手指使勁點了點上面加利福尼亞州長的簽字，又點點那枚金印，最後，以最強調的手勢，指住中國領事館公證的大紅圓章。他胸脯漲滿了氣，顯眼地急速起伏。我知道他話己滿到了喉嚨眼，只要我應允，最粗的話就會啐出。
全檢查完了，沒有絲毫破綻。年長的警察將證書還給我，我先生卻正照著他工作證上的姓名一筆一畫地往一張紙上抄。年長警察抖了抖嘴角，髒腳丫子在拖鞋裡抽搐幾下，對沒拿住我把柄、將我當暗娼捉走這事很想不通。我不是暗娼，他也無法按治嫖客的法子狠狠罰出一筆錢來。他挺失望，臉都有點瞌睡了。
我想這回他們該讓我們接著把覺睡完了。沒料到年長警察說：「你們不能住在這裡。」
「我們有房子主人的邀請。」我說。
「房子的主人也沒權邀請一個外國人住到家裡，你知道你們現在在誰的房子裡嗎？」
我想：什麼？！
他說「國家的！」他瞌睡沒了，滿臉國威。他又大起來了，高起來了。
「那好，我們明天一早就搬走！」我說。
「不行！你們必須立刻搬走！」
我提高一個調門：「現在你讓我們往哪兒搬？深更半夜，連出租汽車都找不著！」
他細聲慢語地答道：「那是你們的事。」
我問：「附近有旅館嗎？」
他說：「我不知道。」他當然不會不知道，「我告訴你，你必須馬上離開此地。你們必須住到指定的外國人允許居留的旅館，外國人不能想住哪裡就住哪裡。」
我想我千萬得管好我的兩隻手，免得一不留神它們扯開大巴掌照那臉上摑過去。還好我先生遵守諾言，氣得眼珠子更藍了，卻始終不吱一聲。
我說「現在十二點半了，我明天一早——六點就搬，不行嗎？」
他說：「你們必須現在搬，否則我們不能保證你們的安全。」
我先生再也挺不住，大吼一聲：「保證我們的安全，就是讓我們睡在馬路上嗎？！」
三位都嚇一大跳。他那一口遠比他們標準的中國話大出他們所料。
我只得給各家旅館打電話，看看誰肯在這個時辰收容我們。終於找到了玄武賓館。
我對仍杵在面前的三位長官說：「請你們出去，我們得換衣服和收拾東西。」
年長的警察說：「要快些，你們不離開，我們也不會離開的。」他根本意識不到我剛才的話裡有要他難為情的意思。
我們拖著行李從弄堂走出時，各個黑洞洞的門窗裡都有人頭人臉。我頓時想，他們對於別人的風化問題非常在乎。
到了玄武賓館，我們仍無落足之地。因為我們沒有護照，我們的護照叫一位朋友拿了去，代我們買去北京的機票了。給朋友打電話，他說他買不來機票，買票的是朋友的朋友。
「沒有護照，我不能給你們開房間。」櫃檯小姐說。雖然也不善，但比之一張半老警察臉還是受看得多。
「我們已經很累了。」我說。
「我們已經很累、很累了。」我先生說。
我先生的話顯然被理會了。小姐指指大廳一頭：「你們可以在那邊的沙發上休息。」她表情說：我已經再慷慨沒有了。
我們看看沒戲，只得拖著行李挨到牆邊沙發上，休息。
早晨四點，朋友取回了護照，我們才被賜了間房。我先生卻整個地沒了覺，從冰箱裡取出一瓶又一瓶啤酒，邊喝邊給南京市長寫信。
我們回到美國，跟朋友們嘻哈地講這事，都當笑話聽了去。
我們現在還記著那位為首的警察的名字，不知他現在可還忙著為國家除害，夜闖民宅，捉姦捕盜。但願他那正義感是真的。
我漸漸不再講這事，因為我漸漸發現它的不好笑。無奈的是國還是自己的，因為家在那裡頭，不回去不成。我常對許多不懂中國的人說：中國在一天天好起來，你們該去看看。我這樣說時，企圖笑得真切並且驕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