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電視連續劇《海那邊》之後

那是我最彷徨的時候——留美國還是回中國,再婚還是堅持單打;繼續當作家還是棄暗投明揀個實際的事做做;美國是個號稱機遇最多,機遇又對人人平等的國家,投什麼機為好;若接著當作家,寫什麼,用什麼語言寫,要不要投人所好地寫,投何人所好等。在那麼個情形下,我回到芝加哥,帶著在半個美國流浪的閱歷以及被流浪惡化的渺茫感,開始參加安琪和陳沖發起的《海那邊》的創作。
    芝加哥是我個人歷史上的重要城市。我的許多個「第一」,都是在那裡經歷的。第一次被人從身後掐脖子,隨之被溫柔禮貌的強盜搶走了錢包;第一次沿街找工作;第一次在餐館打工;第一次跑街串巷拾人家扔掉的傢俱;第一次和美國女同學同租房子,結果住出了階級友愛和民族仇恨;第一次作為一個碩士生坐在一群美國人中,學習文學創作;第一次用英文在電腦上寫作……對了,還有第一次叫喊英文夢話,把自己叫醒了。在災難和恐懼中滋長出來的愛是極有力量的,這就是芝加哥比美國任何一座城市——包括我居住最長時間的舊金山都顯得親愛。
    也是在芝加哥,我接觸了美國的一個特殊階級,它主要是由貧困的藝術家組成的。他們有極強的獨立思考,有自己的一套價值觀念,非常叛逆,我是跟著他們走進舊貨店買衣服的。一對畫家夫婦告訴我,他們結婚十幾年,從來都是在舊貨店為對方買禮物,自然為省錢,但更重要的是因為舊貨往往獨一無二,不帶有大批量生產的新貨的集體性和重複性。因此,他們的裝飾總帶一定的戲劇性,似乎是出自哪本小說,或哪幅油畫的人物。
    也是跟著我的這些朋友,我對塗鴉藝術、搖滾樂變得寬容了。以致到後來,當我每參加小說或詩歌朗誦時,看見鋪天蓋地的塗鴉,那麼猙獰險惡,我感到的只是一種親切的符號——我的小說不可能體現的一種情感和人格的表達符號。
    還記得有次我說起我的失眠,他們說:「你試過大麻嗎?」他們說到此時完全是一副坦誠和無辜的表情,這表情使你絕對不在它和犯罪之間作任何聯想。當然,我沒有去試大麻以及縱酒、縱慾。我是個中國人,我即便視叛逆為褒義詞,也是在道德和法律的規範之內。有些東西作為我這樣一個中國學生是試不起的;經濟上不堪,地位上更不堪。作為非美國公民,一走火就有被遞解出境的危險。
    說到經濟上的窘迫,芝加哥時期又佔一個第一。我真是從來沒那麼窮過,每從銀行取一回錢,都不敢看被剩下的數字,那個數字總是比我最壞的估計還少。因此,為避免嚇著自己,我一拿到取款收據就揉了它,扔進垃圾箱。糊塗著過,還有些傻快樂,反正別問自己喜歡吃什麼:超級市場什麼減價最厲害,我就狂熱地吃什麼。一次花菜減三個禮拜的價,我覺得自己吃它吃出了「紅米南瓜」的井岡山精神來了。是從我自己的經歷,也從朋友的傳聞中,我搜集了一些有關「吃」的細節,也將它們寫到《海那邊》的人物中去了。比如劇中的老王如何吃雞蛋,就是我在餐館打工時,一位中國學生親口告訴我的。
    那種窮困,真是看得見、摸得著、聞得見的。從我打工的餐館到學校有十個街口要過,一路全是各種各樣的商店:衣服、鞋、首飾,哪裡都是幾乎捂到你臉上的廣告和減價招牌。而窮困時的我一向是目不斜視地穿過這十條街口,起碼起碼,我不必為自己無力成全一個殷切的售貨員而難過。美國的售貨員一般都極有涵養,你怎麼讓他白費口舌白費勞力,他都不失溫和,他那笑容,也是世界上最堅韌的東西。也就是這樣的笑,把我這類窮學生唬到店門之外的。
    那時我除了在一個叫「救世軍」的教會商店買衣服以外,也去跳蚤市場。那裡能買到新的但便宜的衣服。在這兩個地方一般十元錢可買兩件衣服,運氣好可以高達四件。還能在那裡買到傢俱,但我沒買過。我的傢俱一半是從其他學生那兒繼承的,一半是撿的。撿傢俱很好玩,晚上開車在小街上轉,路過各家放垃圾桶的地方留點神,常常看到垃圾桶蓋子上橫著一隻床墊什麼的。我的床就是這麼撿回來的,完好一件東西,躺上去,除了夜深人靜偶然想到它上面躺過誰,是否活的,那念頭讓我的髮根陡然發硬以外,別無弊處。
    所有與我窮出差不多水平的朋友,都有許多撿傢俱的經驗,也有許多此類故事。一個朋友視力很壞,車都很少開,而每回都是他發現舊傢俱。朦朧中,別人只看見一個什麼大對像在垃圾桶附近,他卻立刻判斷出那是一張餐桌,或一張寫字檯。這種時候往往有種探險或探寶的刺激。這些細節、人物,在我動筆寫《海那邊》時,便自然地出現在筆下,使我感到自己沒白受一場苦,一場窮,一段艱辛生活。
    有一度我苦不下去了,把怨都發向了芝加哥,我離開了它。半年的旅行,我寫出的作品都是以芝加哥為背景的,這也體現了一點,就是人通常記住和寫下使他痛苦的事,而不是使他快樂的。所以,當我得知安琪與陳沖以及芝加哥電視台的子繁、遲晶在醞釀一部以芝加哥為背景的電視連續劇時,我馬上提出參加寫作。
    從安琪手中接過劇情提綱後,我便動筆了。那時我住在洛杉磯我姑母家,有免費住房和免費三餐,加上我在台灣得的文學獎消除了我的經濟恐慌,我頭一次找回在國內做專業作家時的從容。
    兩星期後我便完成了二十五集中的七集,寄給陳沖和安琪後,她們決定由我來執筆完成全劇。安琪當時正在寫她的英文小說,已和出版商簽了合同,陳沖在忙於拍片,所以她們的時間無法得到保障。她們分別將已寫成的一集半劇本以特快專遞寄給我,由我開始了從頭至尾的整體創作。
    洛杉磯也是個中國留學生雲集的城市,我表姐夫開的羊毛衫工廠裡就有幾百中國女學生。我便常常與她們閒聊,吃驚地發現她們中有更曲折和古怪的故事。《海那邊》中,一個癱瘓的籃球明星,專門找矮個子中國學生供他當枴杖拄著走路,便是從她們那兒得來的故事。也有許多奇妙的心理體驗,比如她們說最難堪的是進門脫鞋:中國學生的襪子往往是髒的和破的,而進富有的台灣人家做工,總要脫鞋,因此她們對脫鞋那一剎那的心理感受,是十分微妙的。
    還有許許多多的細節,例如,有的女學生虛榮,卻又捨不得買晚禮服去參加晚會,她們就從商店裡買件價值一兩百的衣裙,當晚裝扮過,第二天再把它退掉,只要設法保留那個標價紙簽就可以。美國的商店是允許退貨的,售貨員絕不問你的退貨理由,甚至她還會對你說一聲:「抱歉,我們這裡沒有讓你喜歡的東西!」還例如,有個中國男學生特別有集體觀念,只要他見到便宜貨:三角一打的雞蛋,一元一件的T恤,等等,他都會一股腦兒買十多份,再分給他的朋友,他這個好習慣弄得他自己一直很窮。
    直接的和間接的生活體驗,都成了我寫作《海那邊》的礦藏,也使這部作品具有一定的紀實性。我也採用了同樣的生活素材創作我的小說,它們使我在兩年中獲了五個文學獎,這使我想到,人在最失意時,竟是被生活暗暗回報著的。
    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也同時在準備去台灣記者招待會上的講話稿,有些內容與這篇文章是相同的。這是我第一次在台灣出書,也是第一次將電影版權賣給台灣的電影公司。我終於以寫作為生了,但再沒有在國內做專業作家時的優越感。寫作只不過是種種飯碗中的一隻;寫作也只是一種生活。甚至也不太明確:是我寫生活,還是生活寫我。
    很遺憾《海那邊》沒能按計劃投入拍攝;也很遺憾我受中央電視台和芝加哥電視台之托所寫的另一部連續劇《自新大陸》取代了《海那邊》投入了拍攝。《自新大陸》也是以芝加哥為背景的中國留學生故事,是根據我在台灣、香港發表和得獎的小說改編。
    顧名思義——《自新大陸》,這片大陸被當時的哥倫布稱為新大陸,比之我們的熱土,中國大陸,它自然也是新的,是冷土。將開拓這塊新大陸的經歷展示給同胞,是一個作家的責任,也是她吐盡胸中淤積的一個機會。無論《海那邊》也好,《自新大陸》也好,終究都是海外遊子向國內親人發的一個誠摯邀請——邀請他們走進我們在新大陸的生活,參觀一番,評說一番。
    在此也感激《電影·電視文學》的全體編輯,給了我們的《海那邊》一個問世的機會。

《波西米亞樓》